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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5日《上海书评》，载有陈尚君教授的《李白〈静夜思〉不存在中日传本的差异》，其中说到“国内有人更举出1984年新疆师范大学薛天纬教授对此的研究，以捍卫中国学者的荣誉”。读到这句话，令我忍俊不禁，才知道自己不经意间充当了一个光荣角色！我在这里不妨把自己许多年前写过一篇关于这首诗的小文章的情况做一番交代，也好让关心这件事的朋友知道我在“《静夜思》研究史”上到底做过什么事。 大约是1980年，我当时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一次与其他同学在导师安旗教授家闲聊李白，老诗人戈壁舟也在座（安旗与戈壁舟于延安时期结成伉俪），忽然插话说：“李白的《静夜思》，四句二十个字，明白如话，为什么古往今来、男女老幼都喜欢它，这首小诗的魅力到底何在？”当时没人回答，但戈老的话我却默记在心，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琢磨了两三年，终于形成一篇小文章《漫说〈静夜思〉》，发表在1984年第四期的《文史知识》上。文章开头大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先对《静夜思》的不同文本进行了考察，指出：在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中，第一句均作“床前看月光”，第三句均作“举头望山月”。元代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明代高棅《唐诗品汇》，也是如此。这应该是诗的本来面目。到了清代，情况遂起了变化。在《全唐诗》及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中，虽然保留了诗的原貌，但在各种选本如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沈德潜《唐诗别裁》、乾隆御定《唐宋诗醇》中，第一句变成了“床前明月光”，第三句仍旧。而蘅塘退士孙洙编《唐诗三百首》，则连第三句也改成了“举头望明月”。其后的各种李诗选本及唐诗选本，字句大都从《唐诗三百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篇小文属于“文艺学”研究性质，所以，上述“文献学”考察只是顺带而为，仅就手头现成资料进行了翻检比较。换句话说，小文所进行的文献学考察是不彻底的，而且当时也没有把这件事做彻底的打算。 尚君教授指出，“在这一课题上做得最彻底的是日本关西大学的森濑寿三教授。”我与森濑寿三教授曾有一段交往。1990年11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南京举行盛大的学术年会，与会的外国学者很多。森濑寿三教授在会上报告了关于《静夜思》研究的论文，这当即引起我极大兴趣。我在会下与森濑寿三先生进行了个别交流，他把两篇文章《李白〈静夜思〉をめぐって》和《李白〈静夜思〉をめぐって（承前）》送给我，我也复印了小文《漫说〈静夜思〉》送他。森濑寿三先生的文章考出：李白《静夜思》第一句和第三句中的“明月”，最早出现在明代李于鳞（攀龙）的《唐诗选》中。文章中还有尚君教授所说的“各本异文统计表，密密麻麻两大张，足见治学的严肃”。 然而，国内读者今天却很难见识李攀龙的《唐诗选》。这个唐诗选本在日本和我国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在日本，如森濑寿三文章所说：“李攀龙《唐诗选》这本书，在日本历代翻刻刊行到今日人们还爱读不已。”李长声著《日边瞻日本》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内有《红到墙外的〈唐诗选〉》一节，介绍了这个选本至今在东邻走红的情况。而在国内，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的话，至今似乎尚未见到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过此书的单行本。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的孙琴安先生曾竭尽全力在全国范围访书并撰成《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其中介绍李攀龙《唐诗选》，他所见到的居然是森濑寿三文章所提及的江户时代日本人服部南郭翻刻的本子。今天，寻找李攀龙《唐诗选》最“便捷”的途径是查阅1997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李攀龙《唐诗选》自清代以来经历了一个衰变的过程：成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尚说此书“至今盛行乡塾间”，然而编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唐诗三百首》却后来居上、并与时俱进地不断扩大读者市场。经过两百余年的自然筛选，《唐诗三百首》至今风行天下，而《唐诗选》却基本不为人知了。此中缘由，倒是值得我们作一番探究。 原载：《东方早报》2009-6-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