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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参与了那个时代思想的构成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塑造的话，那么今天的文学批评已经越来越远离了时代思想的中心，日益苍白，甚至演化成了一些无聊的自娱自乐的游戏。分析这些问题，恐怕还要从80年代的文学批评状况入手。可以说，今天的文学批评的困境早在80年代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众所周知，80年代的文学批评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范式转换，这次转换发轫的契机是对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批评范式的反省，因为“斗争论”、“工具论”等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论观念大张旗鼓地勃兴，文学批评的本体自足性日益消解。 针对当时的社会语境，80年代的批评家建构起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谱系，它构筑了“专制”与人、人性的二元对立关系，它所营造的新意识形态背后，蕴涵着一种对人的多样性、可能性及丰富情感的诉求，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重写文学史”等口号的掩护下，批评家的个性与困惑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从而获得了一种“内心”意义上的书写自由。而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这种批评范式，批评家们成功地整合了一系列有关现代性的“经验”，一些重要的思想概念，比如自我、个人、人性、性、无意识、自由、爱，等等，都经由新的批评范式，被组织进当时的文学史写作与教学中。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概念正是当时流行于思想界的“人道主义”话语的派生物，它们在叙述文学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境遇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现代价值的选择可能。应该承认，在80年代，经由新的批评范式而进行的文学批评探索，比如对“真实性”的重新界定、对“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对“人文精神”的重新张扬等等，都极大程度地动摇了“正统”的批评范式的地位，并且为尔后的批评实践打开了一个相当开阔的空间。 进入90年代以后，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层出不穷。80年代的文学批评范式赖以存在的某些具体的历史语境（如庸俗社会学、政治功利性）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遗憾的是，在社会剧烈变迁的时候，在中国社会与人的精神状况出现诸多非常复杂和尖锐的问题的时候，在社会各个阶层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很多批评家并没有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去，而是自囿于80年代所建构起来的那套知识体系，已经无心或者无力对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尖锐性和深刻性提供任何具有意义的阐释。他们回避真实生活、主动退回书斋的做法，不仅使他们丧失了持续解决难题的能力，也使他们退出了社会价值生产的中心领域。80年代曾经进步的观念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新的保守和教条。 这种新的保守和教条在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对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刻意强调。90年代伊始，就有批评家大力呼吁：以80年代确立的那套概念为基础，建立以“文学本身”为本位的学科规范。有人甚至还正式提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经典化问题，建议将当代文学批评变成某种断代文学研究，划定自己的“边界”，在学科类型上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看齐。可以说，在整个90年代，学科的自律性诉求逐渐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主流声音，专业化和知识化也成为相当一部分批评家获得自我认同的依据。由于这种学科的自律性诉求符合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要求的学科化的知识建构模式，所以很快就获得了它的合法性。批评界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默认的共识：只有在自己的“边界”以内进行的批评工作，才是正当的，如果超出了自己的“边界”，脱离了自己的“专业”，所获得的成果则不具有合法性。学科的“边界”圈定以后，批评家又纷纷开始在其中认领自己的“领地”，有的人按照体裁来认领，比如“小说批评”、“诗歌批评”、“散文批评”、“影视批评”；有的人按照年代来认领，比如“十七年文学批评”、“新时期文学批评”、“新世纪文学批评”；此外，还有人按照作家、地域、流派来认领，不一而足。这种在大边界中再划定小边界的做法，虽然在推动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科规范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它同时也将批评家的“专业视野”进一步内在化，从而使批评家失去了自己全面把握社会整体的能力，失去了对社会发言的知识前提。最终造成的局面是，十几年下来，批评界虽然出现了一大批形式上很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著作”，但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敏锐却大大地下降了。曾经站在思想前沿的文学批评在内部产生了自己的“惰性”，甚至演变成为影响时代思想推进的一种反面的力量。 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家面对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文化语境，即商业主义、消费主义以及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语境。这时，很多批评家的动力已经不是来源于文学与政治上的紧张，而是来源于文学与商业、欲望、金钱的紧张。其实，这种紧张并不完全是坏事，如果调试得当，这种紧张甚至是可以促成新的范式转型的。但遗憾的是，很多批评家并没有选择迎难而上进入紧张的内部，而是对这种紧张采取了简单的回避态度。在这种回避中，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护身符、一个依托、一个孤岛，以使这种回避获得一种合法性，获得一种道德与精神的支持，这个护身符和依托最终就选中了80年代的那些流行观念。也就是说，80年代的那些观念在这时已经成为部分批评家回避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的阵地，他们通过对商业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疏离姿态来维持个人的精英话语地位。正是这种疏离姿态最终导致他们的批评跳出了真实的社会结构，失去了针对性，躲进了象牙塔之中。 当下的文学批评将如何冲破观念的藩篱？一种新的批评范式是否是可能的？这或许是摆在每一位批评家面前的巨大难题。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打破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科界限及“本位”意识，放大当代文学批评，重新确立文学批评与当代生活的关系。这种放大首先是时间上的放大。20世纪是一个整体，当代文学批评不应只局限于“当下”，应该与现代文学保持一种自觉的衔接意识。其次是批评对象的放大。当代文学批评不应只局限于文学文本，同时也应该关注与文学文本有关的各种文化文本和社会文本，致力于对当代社会生活进行有力的回应。通过对当代生活的介入，建立我们的问题意识，重新塑造批评主体，在80年代创造的经验基础上，找到文学批评与变动的现实生活之间的连接方式，使当代生活成为向文学批评输送充沛活力的源泉，也使文学批评成为对当代社会和思想富于洞察力的回应。 其次，要重建文学批评与中国经验的联系。如果说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过多地注重对“人性”、“美”等问题的抽象谈论，那么今天的文学批评则成了后殖民、现代性、后现代性、技术理性、性别、权力话语等西方流行话语的注脚，中国的文化身份及本土经验一直处于被悬置的状态。忽略在中国本土上生长出来的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所形成的中国经验，是导致当下文学批评形成发展惰性及伪命题在学界四处横行的根本原因。今天的文学批评应该把中国的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等各种本土文学实践纳入到对现代性的总体反思之中，摒弃对西方流行理论和学术运作模式的机械模仿，从中国当代文学内部寻找标准和方法，建立中国文学批评自己的范式。 再次，应该开放我们的批评视野，丰富我们的批评手段。事物只有在联系中才能呈现自身，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和其它学科的联系，文学批评这个学科是无法存在的。只有拓宽我们的批评视野，广泛汲取其它各学科的优长，才能提出新的问题，打开新的缺口，进入文本所可能呈现的不同世界。比如，如果我们征用文化政治学的资源，我们就会注意对形式的意识形态、对书写的政治进行认真的分析。而这些分析既是深入考察文本的需要，也是重新建立文学批评与社会生活互动关系的重要途经。此外，批评手段的机械单一也是制约当下文学批评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丰富我们的批评手段，运用新的批评方法，有助于我们进入问题的不同层面，从而形成对文本更为复杂的把握，而这种把握复杂性的能力正是变动中的社会对每一个批评家的客观要求。 总之，现在已到了抛弃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时候了，这种二元对立包括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实，诸如此类。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使用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资源，并把它纳入到自己的批评视野中去，真正建立起批评与历史、现实的有效关系，从而确立一种整体性的批评观念。 原载：《文艺报·周四版》2009/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