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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报刊上看到对我们的文艺批评现状的批评，好像不太满意。这样的判断准确吗?如果这些批评的对象是发表了同类文字的主流媒体的批评，那么我完全同意。但是，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批评能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文艺批评呢?我以为不能。 事实上，不少更为重要的批评并没有发表在主流媒体上。它们或者是“评委”、审片者和高端人士会议室里的口头评语，那往往是最具权威性的批评；或者是流传于弄堂茶室、棋牌桌上、录像厅里的赞誉和嘲讽、牢骚和怪话——那似乎是无足轻重的草民闲话。和大多数无关痛痒的媒体批评相比，权威批评可以决定一些文艺作品的终极命运，而草根批评则可以反映广大老百姓的真实心理。可惜的是，这两类批评都极少在主流媒体上露面。高端人士和权威专家的关键性批评往往是保密的，人们只能看到这类批评的结果——某些作品的通过、得奖或落选，至于那结果背后的推理、争论，“外人”完全不得而知。草根批评倒是人人都可以听到的——只要你愿意“下去”听的话，但这样听来的信息传播范围太小，因为主流媒体极少反映这些“下里巴人”批评家的声音。 应该说还有一种来自民间的批评，已经形成了不小的力量，而且时不时会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那就是网络批评。前些年胡戈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了陈凯歌的大片《无极》之后，无意中爆得大名，网民对胡戈和陈凯歌的种种评论很快溢出了网络世界，进入了主流媒体。记得我就曾接到好几个记者的采访电话，问我对此事的看法。这是一个不错的例子，但这样的例子总的来说还是相当少。 比起弄堂茶室、棋牌室、录像厅里的草根批评，网络上的批评毕竟需要比较高的教育水准，怎么能让草根批评也接通主流媒体? 这种接通需要特殊的渠道。最近在上海看到了一条非常特别的渠道——一种新出现的名为“海派清口”的单人脱口秀，把草民百姓对社会百态、对文化艺术的近乎原生态的评论呈现在座无虚席的剧场里。周立波是第一个得到主流媒体承认的草根艺人兼批评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美国求学任教的时候，对那儿流行的纵论时政文艺的单人喜剧脱口秀(standup comedy)就很感兴趣，常想不知哪天也能在中国看到这种样式。但由于国情不同，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此，周立波“海派清口”骤然走红，让我又惊又喜。其实，周氏脱口秀的流行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偶然是因为他独特的个人经历——当年他离开滑稽剧团，结果却歪打正着，让他得以在体制外独立地探索这种只需一人说话的舞台表演兼批评方式；他饱经坎坷的阅历又为这种形式所必需的丰富内涵提供了无尽的素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周立波这种经历的人才能演单人喜剧脱口秀。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即便没有周立波，也迟早会冒出张立波、李立波的，所以说他的出现又是必然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政治、文化的开放一直在稳步向前推进，近年来网络的迅速发展加快促成了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几十年来在严肃的政治环境中动辄得咎的喜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以前只能在民间流行但不得登堂入室的喜剧语言艺术终于开始被主流文化接受了。通过周立波的这种特别的艺术形式，草根文艺批评和社会批评终于得以接通了主流媒体。这一来，前些年也曾经在民间演出场所火爆过一阵，但一直没有得到主流媒体承认的蔡嘎亮等草根艺人兼批评家应该也有了“晋级”的希望。 用艺术形式来接通草根批评和主流媒体，这是艺术家的成功；然而，对于民间批评来说，是不是应该找到更加直接的渠道来“晋入”主流媒体呢?这个目标靠民间批评者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希望主流媒体和专业批评家更多地深入下去，倾听老百姓的声音——不仅是那些只要打开电脑就能看到的网民的意见，更重要的是那些必须深入下去才能听到的普通百姓的声音，包括他们对电视节目的看法，对通俗文学的看法，对各种民间娱乐的看法。他们的口头评论也是文艺批评，而且往往会比媒体上的某些文章更为中肯，更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 此外，那些通常小圈子里的权威批评和争论是不是也可以走出封闭的大门，用署名方式尽量不加修饰地发表在媒体上，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有道理呢?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演出的《假如我是真的》有不同意见，有关部门不但召开研讨会，还把意见全文公开发表出来。三十多年后，这种坦诚、开明、开放的批评作风仍然值得提倡。 一个社会要想有健康的文艺批评，就不能仅仅局限在现在这种相对单一的主流媒体批评上，只有当媒体还能全面反映出其它形态的三种批评——权威批评、网络批评、草根批评的时候，我们的文艺批评才会真正有希望。 原载：《文汇报》2009-10-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