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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哀郢》是屈原在襄王四年仲春、遭弃逐而东迁鄂渚江北（今日之黄冈附近），九年之后的作品。《哀郢》是思乡曲更是鸣冤状。其“过夏首而西浮”是说：过“夏首”以后，长江向西南回转，船随水路弯曲，向西南而下。“上洞庭而下江”，是写船停靠“洞庭”之地，随后再“下江”继续航行。 关键词 《哀郢》、“东迁”、洞庭、鄂渚 一、有关《哀郢》的猜想《哀郢》是屈原生活片断的记录和心灵情绪的展现。破解《哀郢》的流放的路线，对了解屈原生平、诠释屈原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史料记载贫乏的情况下，精心研读屈原作品，从《楚辞》本文找寻内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哀郢》东迁的路线1、“遵江夏以流亡”《汉书·地理志》载：“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行五百里”。[1] 《楚辞补注》：“冬竭夏流，故纳厥称”[2.P133] 屈原东迁的路线，历来有“顺着长江”和“顺着夏水”（东下至夏口再由“夏口转而西溯湖湘之南也”）两种意见。看来“顺着夏水”的说法，既与《哀郢》文意不合，又与夏水的实际不符。 第一、不可能在“出国门”、“发郢都”时，就进入夏水。因为夏水是从夏首，由长江分出来的支流，从郢都到“夏首”还有几十里路程，所以从郢都乘船，当是从内河先入长江。 第二、不可能既顺着长江，又顺着夏水。要“沿着这两条水东行”是不可操作的。若是先“顺着长江”，过夏首后，再“顺着夏水”，则与“过夏首而西浮兮”不符。因为过夏首以后夏水向东南流，长江向西南回转，只有顺着长江才会“西浮”。若是“顺着夏水”，应当“东浮”（见附图1）。 第三、夏水“冬竭夏流”，屈原流亡，始于仲春枯水期，此时夏水尚不能通行。 第四、“或曰屈子何以不由荆江，出荆江口，过洞庭，至岳州府，岂不甚便，而为此道远也?曰:‘荆江险而难行，故人多由汉江也’”[3胡文英《屈骚指掌》卷三]（P125） 胡文英之：“荆江险而难行”并无文献依据。长江险而难行处当数三峡，而战国时代过三峡并非畏途，何况荆江。如《楚策一》：“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燕策二》：“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更不用说从“夏口转而西溯湖湘之南”逆流而上，也不比“出荆江口，过洞庭”好走。例如《涉江》中从鄂渚到沅水就是走的陆路。 再有沅江“中游，滩陡礁多浪险，怪石巉岩雄峙江面，过去船家视为畏途。”[王经国主编《中国江河》中国科技出版社2000年P120]这正与《涉江》中沅水难行的描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符合。这些都表明屈原之时的船家决不会把“荆江之险”看在眼里。 “遵江夏以流亡”，与《悲回風》的“浮江淮而入海兮”类似，是以“江夏、江淮”代“长江”。所以把“遵江夏以流亡”理解为“顺着长江踏上流亡之路”可能更符合实际。诗文后面的“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其“江与夏”则代表“归郢之路”。归郢之路不只是距离遥远，而且没有王命则归路“不可涉”，不知何时是归期。 “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发郢都……”。屈原用反复吟唱，来表达离开郢都时沉重的心情。同时说明“流亡”始于郢都。 2、“甲之鼂吾以行……楫齐扬而容兮，哀见君而不再得” 楚俗，春季甲为凶日，行事不吉。《九店楚简》曰：“凡春三月，甲乙丙丁，不吉” [4](P49)。屈原书“甲之日”东迁，突出不吉之日流亡。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突出大吉之日诞生，形成鲜明对照。 “……楫齐扬而容兮”，说明屈原在被迫离郢時“徘徊而不忍去”的心情。“哀見君而不再得”则是担心以后不能回郢都再见楚君了，其时屈原对楚君还有不能割舍的君臣之情。 3、“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学者们对“西浮”的解释，既多又乱。 郭在贻先生说：“西浮’之西字，是楚辞训诂中一大难题”。 实际上“西浮”之意非常简明，就是清人林云铭（《楚辞灯》）和蒋骥所说：“西浮。舟行之曲处。路有西向者。”[5《山带阁注楚辞》]（P119）——过“夏首”以后，夏水向东南流，长江向西南回转（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6]第一册P45-46“战国?楚越”图[附图1]。现代的卫星照片中仍可看到，九曲回肠的荆江，其中有多处向西南回转，有的西流水道长达五、六十里以上）。船行到此自然“从流”向西南回转。 这种“路程的小迂曲”本不必入诗，但是此处江流向西南回转后，“顾龙门而不见”了，诗人为了表达恋恋不舍郢都之情，才把它写出来。它类似于后人的“山回路转不见君”。 还有学者认为“夏首”即汉口附近“夏水入长江处”之“夏口”。但从诗文“顾龙门而不见”看，“夏首”离郢都很近，远在汉口附近的“夏口”则不可能去“顾龙门”。“夏首”是夏水之首，“夏口”是夏水之尾，两者不应混淆。 古籍中的“浮”多指顺流而下。如7《战国策。燕二》：“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7]其“浮”与“下”均为顺流而下之意。若是把“西浮”解释为逆流西行，则与“浮”之意不合。 王逸说“而西浮”是“从西浮而东行”[2《楚辞补注》](P133)，如此“添字解经”太过牵强。若按此类推，《哀郢》中的“而东迁”、“而西思”将如何解释？ 至于说“‘过夏首而西浮’，即‘过夏首而迁流’。”[8吴孟复《〈哀郢〉“西浮”解》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78年 01期(P96) ]此解与诗意并不融通，如何能“涣然冰释”？ 4、“顺风波以从流……”诗人的船“顺风、从流”东南而下。行至今湖北公安到湖南华容一带，战国时代这里江面宽广，有的地段江湖连成一片。屈原的优美诗句：“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生动地反映了水面宽阔的景象。同时说明屈原对东迁漂泊之旅不知所归之心情。 5、“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胡文英说“上洞庭而下江，……先下汉江，然后溯流上洞庭，倒言之者以谐声也”。[3《屈骚指掌》]（P127）。以胡文英为代表的 先东下汉，后西溯江上洞庭 绕道远行之论前文已有辨驳。此句的“上洞庭而下江”，当指船停靠“洞庭之地”上岸办事，随后再“下長江”继续航行。 先秦时期的“洞庭”，既可指洞庭湖，又可指洞庭之野、洞庭山，洞庭郡。屈原时代的古洞庭湖很小，是不是与长江相通，也难以肯定。 《庄子?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9《庄子》]0 《戰國策?楚一》14.17：楚“南有洞庭、蒼梧”[7]（P743） 《戰國策?秦一》3.5：“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四三]”[3]（P144）“[四三]高诱注曰：‘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7]（P156） 《戰國策?魏一》23.7：“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7]（P000） 《山海经?海内东经》有：“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一曰東南西澤。”[4 P332]郭璞注曰：“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10《山海经校注》]（P334）说明直到晋代，湘水下游有名的“洞庭”还是一处“地穴”。可见其时的洞庭湖渺小、无闻。 刘向《九叹》云：“徐徘徊于山阿兮，飘风来之汹汹。驰余车兮玄石，步余马兮洞庭”。《楚辞补注》曰：“谓洞庭之山。”[2《楚辞补注》]（P284） 总体上看，从“方仲春而东迁”，“过夏首而西浮”，“顺风波以从流”，“将运舟而下浮兮”到“今逍遥而来东”。一路都是沿江下浮；没有逆水上行的描述；没有向西、向南的意图；没有远离长江的迹象。 6、流放的终点在“夏浦-鄂渚”一带。《哀郢》流放的终点虽然众说纷纭，但是， 从《哀郢》的“东迁、来东”看，流放的终点当在郢都以东。 根据“背夏浦而西思兮”，说明它离夏浦（今武汉境）不远。 从“登大坟以远望兮”看，当在江边广平之地。 按照“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看，句中的“焉”字表示疑问。字面上的意思是：面对“陵阳”不知何处去？若南渡浩淼大江不知那里是何方？反映了屈原到达流放地之后，丧魂落魄不知道怎么办的心态。实际上并没有南渡大江，而是在浩淼大江之北。 再从《涉江》“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看，诗人“济江”就可到“鄂渚”。所以，《哀郢》的终点当在“夏浦-鄂渚”一带。正如林庚先生所说“屈原被放逐在鄂渚对岸（即后来的黄州），前后九年。”[11. 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P12)相符合。可见《哀郢》流放的终点不是“江南”。 （二）、几处诗文的解释1、“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皇天”明指上天，暗喻楚王，“不纯命”——失去常道。 有的人把文中的“百姓”和“民”解释为“老百姓”和“人民”。这不符合屈原时代的实际。古代只有貴族才有姓氏，当时的“百姓”泛指贵族，12《国语?楚语下》云：“百姓、千品、万官、亿丑、兆民经入[田+亥]数以奉之，……”[12]。可见诗中的“百姓”并非今日之“老百姓”，而是屈原自指。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迁”，就是《屈原列传》：“顷襄王怒而迁之”之“迁”，也就是诗文“信非吾罪而弃逐兮”的“弃逐”。遭“弃逐东迁”的只是屈原个人，故“民”也是屈原自称，如王逸所说：“徙我东行，遂与室家相失也。”并不是指人民大众。 《史记》中除了“顷襄王怒而迁之”外，还有〈郑世家〉：“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13《史记》P357]这两处的“迁”均作“放逐”解。 2、“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这是屈原对楚国命运发出的“预忧之辞”，而不是对“郢都沦陷”的悲叹。 张汝舟先生说：「认为“两东门芜”了，当然郢都是沦陷了。我看那两句实是修辞学上的譬喻法。一定要细玩这个“可”字、以及“曾”字、“孰”字。这是诗人描画楚国君臣上下，自恃大国，不知道“国步维艰”，认为“楚国这么大，怎会亡国呢？”“夏屋为丘，曾不了解，怎么那样结实的两东门会崩坍呢？”上下聩聩如此，怎能不“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呢？如果郢都已经沦陷了，“乱曰”里的“流观”“冀一反”“反故乡”“首丘”“日夜不忘”不都成了梦话吗？」[14张汝舟〈再谈屈原的生卒〉《文史哲》1957（05）]（P11） “两东门之可芜”也不是“两个东门”，而是“东门再度荒芜”。林庚先生说：“为什么单说东门呢？难道秦兵是从东边来的吗？……显然不是指秦楚之役。按《左传》吴伐楚之役，吴师自东越汉水西进……首先遭到战火破坏的乃是东门。……所以说‘哪可以再度(两度)发生象吴师入郢(东门之芜)那样的事情呢!’”[11. 林庚《诗人屈原]（P54） 3、“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杨义先生说：“这里还是用女性喻楚君，但这个女性的身价已经大跌，再不是可资日夜思念的‘美人’，而是一个轻佻的、慕虚荣的、听信谗言而不知利害深浅的女子。对外承欢讨好而媚态百出啊，实际上内质软弱而难以支持。”[15杨义]（P432） 屈原身为楚臣，不会对楚王如此无礼。从《哀郢》的“哀见君而不再得”看，那时的屈原对楚王还有君臣之情。不可能把“楚君”喻为“是一个轻佻的、慕虚荣的、听信谗言而不知利害深浅的女子”。联系上下文看，此句应指奸佞小人。 4、“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杨义先生把此句译为：“确信了并非我有罪过而受弃逐啊，何曾有一日一夜忘记这回乡的念头？”[15]（P433）15 赵逵夫先生的译文是：“确实不是我的罪过而被弃逐，哪里有一天一夜忘记这烦忧！”[16 赵逵夫](P824)。 两者的分歧在于对末尾“之”字的理解。若把此“之”字理解为“照应上面‘冀壹反之何时’”，就从杨先生之译。若把此“之”字理解为代“非吾罪而弃逐”，就如赵先生所译。 依笔者愚见，诗中：“曼余自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表达了欲反故乡郢都的强烈愿望；“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则表达了蒙受冤屈后，强烈的愤激之情。“冀壹反之何时”已经将“这回乡的念头”表达清楚了，不需要在后面重复。末尾“何日夜而忘之”的“之”字，理所当然是代替“本句”的“非吾罪而弃逐”，而不是去照应上面“冀壹反之何时”。否则，就会在一句之内，出现两个意境不连贯的内容——“确信了并非我有罪过而受弃逐啊，何曾有一日一夜忘记这回乡的念头？”——这“受弃逐”与“回乡的念头”无法融会贯通。 （三）、《哀郢》之主旨和写作背景1、《哀郢》不是“郢都沦陷”后的作品、不是屈原最后的作品。或曰：“《哀郢》是屈子流放江南晚期，惊闻郢都为秦军攻陷，书以遥祭郢都的诗篇。”、“这全然是一幅陷城流民图”[15杨义](P424)——此论依据不足。 假若“郢都沦陷”，“东迁陈城”。那将是楚襄王君臣们举家“东迁”，而不是老百姓的流亡。国都沦陷，权贵们匆忙逃跑，既不会“民离散而相失”，又不会“哀见君而不再得”。也没有“州土之平乐”的景象。正如林庚先生所说：“把‘哀郢’解释为破郢，这是一个更为无根无据的猜想。”[11. 林庚](P53) 或曰：郢都被秦军攻破，顷襄王迁于陈城之际，屈原随民众一起迁徙流亡。——此论同样站不住脚。 首先，楚襄王初屈原已被“顷襄王怒而迁之”，后来又流放到沅湘溆浦。有什么依据说郢都沦陷前屈原还在郢都呢？这不是与人们所说的屈原后期流放在江南矛盾吗？ 第二，从“发郢都而去闾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来看，屈原离开郢都时，楚君仍在郢都；屈原在这次东迁之前似乎尚有任职，可以经常见到楚襄王。同时还显示，屈原对楚君还有幻想，还有不能割舍的君臣之情。 第三，从“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来看，屈原流亡之地还处在“平乐”状态，并没有“郢都沦陷”楚国君臣东逃“保于陈城”的迹象。 王逸说得对:“此章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谗馅，思见君而不再得”[2《楚辞补注》](P137)。可见《哀郢》所记不是“郢都沦陷”的逃难，而是顷襄王初年屈原遭迫害的“东迁”。 假若郢都将被秦兵攻占，楚国君臣必定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而不会在国难当头之际，将一贯主张抗秦的屈原“弃逐出郢都”。 假若“郢都沦陷”“屈原和難民一起離開郢都”，其家室也应该一起流亡，不该“离散而相失”。 假若“郢都沦陷”，实际的“流亡”者是谁呢？——只能是“弃郢东迁的顷襄王君臣”。底层的人民是不可能出现在“難民”之中的。他们没有船、没有车马没有条件逃亡。他们没有钱财，逃出去也要饿死。从文献记载来看，战国之时的战争，并没有战败方“人民”大量逃亡之事。 只有“非罪而遭弃逐”的屈原，才会“与家室离散而相失”；在被“顷襄王怒而东迁”的情况下，才会“哀见君而不再得”；才有“楫齐扬以容与”“徘徊而不忍去”的迟缓，而没有国都沦陷逃亡时的慌张。 正因为屈原被“弃逐东迁”，所以在《哀郢》总撮词旨的“乱”中，才强调“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而无任何郢都陷落的暗示。 可见《哀郢》所记不是“郢都沦陷”时的逃难，而是顷襄王初年的“怒迁”屈原。 再从作品流传的可能性上看。在“郢都沦陷”后的几年中，楚、秦反复争夺“江南”之地。——前278年“郢都沦陷”。前277年秦之蜀守张若伐楚，拔巫郡，取江南。前276年楚江南人民反秦。顷襄王收东地兵，得10余万，复西取秦所占江旁15邑为郡（江南郡？）以距秦。——在此兵荒马乱，秦兵入侵之际，原先流放在“江南”的屈原，假如他还活着，还有作品的话，那也难以留存至今。 有学者认为《哀郢》是屈原自沉前，最后的作品之一。这也缺乏说服力。 《哀郢》中的屈原，一是有“欲反郢都的强烈愿望”；二是有“强烈的委屈愤激之情”。这都与自沉前绝望的心情大不相同。一个要自杀的人会发出“冀壹反之何时？”，“何日夜而忘之！”的呼号吗？ 2、《哀郢》是思乡曲、是鸣冤状。 《哀郢》者“哀故都之日远”也。诗文中有大量的“思乡、欲归”之辞，周建忠先生说：“《哀郢》是一首恋阙思乡之作。”这表达了很多学者的共识。但是，“思乡”只是诗文的一个层面。 《哀郢》开始四行：“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抒写诗人遭弃逐“东迁”而呼天以泄其怨愤。而诗文最后一句：“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则是对全文的总结，其要害是鸣冤叫屈。正如林庚先生所说：这里说明了屈原不能回去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无罪而被“弃逐”。[11. 林庚](P53)若能伸冤平反，什么思乡欲归，“美超远而逾迈”……，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3、屈原遭弃逐“东迁”的时间。1）、屈原在顷襄王三、四年间“东迁”。 屈诗中提及“流放”的有《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哀郢》：“遵江夏以流亡”；“方仲春而东迁”；“信非吾罪而弃逐”。 《哀郢》是屈诗中提及被“迁、逐、流亡”最明确的一例。它可以与《史记》互证。 《屈原列传》曰：怀王“竟死於秦而归葬。……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13《史记》]（P627-628）《太史公自序》则有：“怀王客死，兰咎屈原”。[13《史记》]（P949） 从当时的民情看，楚人把“怀王死於秦”归咎于子兰，势必倾向于屈原。子兰对民众的愤怒无可奈何，就把怒气发泄到屈原身上。可见屈原放逐当在“怀王客死”以后。考虑到《哀郢》中屈原是“仲春”开始流亡，故有可能在“怀王客死”的次年，即顷襄王四年(前295年)被逐出郢都。 “顷襄王三年‘怀王客死于秦’之后 屈原被逐放”，前贤与今人均有论断。例如， 班固《离骚赞序》曰：“怀王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2《楚辞补注》](P51) 王逸《离骚经章句》解题曰：“怀王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2《楚辞补注》](P2) 班固、王逸已隐含 怀王客死，襄王复迁屈原之意。洪兴祖则明言“顷襄王三年，复放屈原。” 洪兴祖(1090～1155年)：“当顷襄王之三年，怀王卒于秦。顷襄听谗，复放屈原。”[2《楚辞补注》](P135) 张汝舟先生说：“照前次拙文（按：指《光明日报》1951年10月13日‘学术’栏发表的《谈屈原的生卒》）推断‘屈原是顷襄王三年（前296年）放逐的，在江南过了十年上下的流亡生活才投汨罗江的’”[14张汝舟〈再谈屈原的生卒〉《文史哲》1957年5期](P11)。 陆侃如先生1956年也说过：“大约在前295年（顷襄王四年）左右，屈原第二次被放逐出去。”[17陆侃如《楚辞选》前言第六页]。 山西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1961年12月举行的一次《哀郢》写作年代问题讨论会，其《纪要》云：“屈原于顷襄王三年被放，《哀郢》写于此后的九年，即顷襄王十二年左右。”[《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8日叶晨晖文] 潘啸龙先生1980年发表的《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说：“屈原在其一生中，遭受过两次放逐。一次是在怀王三十年谏怀王赴武关之会以后，放逐地点在汉北，时间三年多；紧接着在顷襄三、四年间，又被远迁江南”。[18潘啸龙《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P94） 陈蔚松也曾在1982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鄂君启舟节与屈原〈哀郢〉研究》中说：“屈原迁于江南当在顷襄王三年怀王归葬于楚之后。又，《哀郢》言‘方仲春而东迁’，则屈原离郢时当顷襄四年，《哀郢》即作于九年之后(约当顷襄十二、三年)”。[19](P25) 2）、“顷襄王元年放逐”论，缺少依据。 蒋骥曰：顷襄王元年“屈子迁于江南陵阳，当在是年仲春。”[5《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l958](P27) 王德华教授在《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书中，承袭蒋骥之说曰：“司马迁只说‘顷襄王怒而迁之’，未明言何时。以情理论，屈原被顷襄放逐当在顷襄元年。……若怀王回国，劝其去秦者如子兰之流，势必受到追究，而襄王其位也将受到成胁。故子兰之馋、襄王之逐当在襄王元年”[20](P453) 书中还认为：“屈原约于襄王三年作《怀沙》自沉汩罗。”[20](P458) 屈原“放逐当在顷襄元年”和“襄王三年自沉汩罗”之论，既无内外依据，又与《史记》记载抵牾。难以成立。 二、答潘啸龙先生的批评鄙人2005年在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网》发表了《从〈哀郢〉〈涉江〉看屈原的流放》一文[21]，潘啸龙先生在2007-9-2“北大中文论坛”上，对此进行了批评辩驳[22]，鄙人深表感谢。但是潘先生的论点尚有可商榷之处，下面就相关问题请教于潘先生。 （一）、《哀郢》的“东迁之地”与“南郢沅湘”是同一个地方吗？潘啸龙先生说：“屈原迁于湘江汨罗一带在郢都东南，故称‘东迁’。”[23 《诗经楚辞鉴赏辞典》]（P1061） 潘先生又说：『屈原放逐江南，究竞被安置到了何处?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复杂，从汉人司马迁到为《楚辞》作“章句”的王逸，均曾作过明确的交代。他们都以沅湘之间为屈原放逐江南的“窜伏”之域。』[24 《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中州学刊》1988年第3期P97]。 “沅湘”虽在郢都东南，“然其势南多东少”，故屈原作品中和历来的治骚者均称沅湘为“南”，像潘氏这样把“沅湘之地”说成“东”者罕见。把《哀郢》的“东迁之地”与“江南沅湘”直接等同起来，似乎也不够缜密，缺乏依据。 由于屈原后期确实被放于“南楚沅湘”，而且自沉在汨罗江。故前人说“屈原放于南楚沅湘”自然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概略的说法并没有涵盖全部。屈原曾经被“流放汉北、流放郢东”，虽然很多治骚者没有提及后者，但是不等于它们不存在，更不能以“屈原曾放于南楚沅湘”为由，而否定它们。即便“屈原放于南楚沅湘”是已经取得共识的问题，但是，只要有根据，也是可以质疑和讨论的。因为“流放郢东”，在屈原作品中有内证，在刘向《九叹》、王逸《章句》中有旁证。请看： 1）、屈原的“东迁”与“南征”。 《哀郢》曰：“方仲春而东迁”，“今逍遥而来东”，“背夏浦而西思兮” 《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屈原在《哀郢》中一再强调“东迁”、“来东”和“背夏浦而西思兮”，这是夏浦在郢都以东的确证。相反《哀郢》中并没有放于“江南沅湘”的任何线索。屈原作品中的“济沅湘南征”与“今逍遥而来东”，两者不是一地，是显而易见的。 2）、王逸的“徙我东行”与“南郢沅湘”。 王逸注《哀郢》说：“言怀王不明，信用谗言而放逐己，正以仲春阴阳会时，徙我东行，遂与室家相失也。”[2《楚辞补注》]（P132）。王逸这里只是把顷襄王之事，错定为怀王 (王逸多处将襄王误为怀王)。其“徙我东行”等解释还是可取的。王逸注《九歌》则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哀郢》的“徙我东行”，与“南郢沅湘”并没有人证明它们是同一个地方。 3）、刘向的“去郢东迁”与“南郢沅湘”。 刘向《九叹?离世》有：“去郢东迁余谁慕兮，……顾瞻郢路终不返兮。”[2《楚辞补注》]（P288）这“去郢东迁”就是《哀郢》的“去故乡而就远兮”，“方仲春而东迁”。 《九叹·思古》中“回湘沅而远迁.……还余车於南郢兮”[2]（P307）许可与《涉江》篇之场景对应。 《九叹·远游》的“见南郢之流风兮，殒余躬於沅湘。”[2]（P311）当与〈渔父〉“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相合。《九叹》中的“去郢东迁”与“南郢沅湘” 两者很难说是同一个地方。（按:《九叹》是文学作品，其叙事并不都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地分析理解其意，而不要被它颠倒错乱的叙事所迷惑。） 其实，潘先生也说过：刘向“还指明了屈原被迁的方向是‘去郢东迁’，即屈原在《哀郢》中所述的东去江南陵阳的方向。”[18《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03期 P91。]后来，潘先生把《哀郢》中的“东迁”之地，与历来所称的“南楚沅湘”，合二为一，似乎与《哀郢》的文意不符。 如果潘先生的“东迁湘江汨罗论”不能成立，那么，以此为前提的：“‘涉江’，非指渡大江而南，实乃涉湘江北下”；“驰驱于洞庭湖北的山皋、方林间”；“鄂渚……是洞庭湖一带的小渚”；“‘江水会’东北即有‘二夏浦’”等一系列结论，就全部失去了基础……。 （二）、屈原“济江湘之前呆在‘南夷’”吗？ 潘先生曰：『屈原于诗中明确表述，他是因为南夷之地无人知己而深感悲哀，于是“济江湘”而去。那么，在其济江湘之前是在“南夷”而非在“陵阳”也明矣!』[24《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P98]；『屈原在这个“南夷”之地一呆就是漫长的九年(《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24.P100]。 若是按潘先生 屈原“在其济江湘之前是在‘南夷’”之地的逻辑类推，那么诗人在“南夷之地”之前，当在“登昆仑兮食玉英”，而不是在“‘南夷’之地一呆就是漫长的九年”。——如此解诗，是不是有些机械？ 而且，潘先生所说的“这个‘南夷’之地”指“湘江汨罗一带”，好像也缺乏依据：第一，《哀郢》中没有任何呆在“南夷”的踪迹，潘先生也没有提供《涉江》中的“南夷”与《哀郢》相关的依据。第二，若屈原“是因为南夷之地无人知己而深感悲哀，于是‘济江湘’而去”了更南、更僻远的溆浦，岂不是南辕北辙吗？第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的“南夷”似乎是指“人”，而不是指“地”。例如，王逸注说：“屈原怨毒楚俗嫉害忠贞，乃曰哀哉南夷之人，无知我贤也。”[2.P129]；姜亮夫先生说：“哀南夷句正是入溆浦前的想象之词，故此南夷指溆浦以西的民族言”。[25《姜亮夫全集七》]（P362）“南夷，武陵西南蛮夷，今辰沅苗种也。”[26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新一版](P71)。 （三）、谁妄断了郢都的水道情况？笔者认为：“把‘遵江夏以流亡’，理解为屈原‘顺着长江踏上流亡之路’可能更符合实际”。潘先生说“这是不了解当时郢都到长江‘夏首’的水道情况，而所作的妄断”。[22“北大中文论坛”] 潘啸龙先生的“正断”见《诗经楚辞鉴赏辞典?〈哀郢〉》：『“遵江夏以流亡。② 将顺着夏水颠簸、流荡。” [23 《诗经楚辞鉴赏辞典》] (P1058)；“过夏首而西浮兮，③ 过了夏首，我沿江西浮，”[23](P1059)；“②江夏：即夏水，正与‘江湘’即指湘水一样。③西浮：诗人由夏水经夏首入江，本应顺流东下。因依恋不舍，想再看一眼龙门，故反而向西浮。后面才‘运舟’（回船）向东。前人不明诗人心理，故于‘西浮’感到费解，多所圆通，均误。”』[23](P1061)。 潘先生说：『谭其骧《鄂君启金节铭文释地》说：“据《沔水经》，江陵城东有路白、中、昏官三湖，南通大江，北注杨水；其南通大江处当在江津口。出路白湖，溯杨水而西北，即抵纪南城”(即郢都)。可知屈原被迁江南，自郢都出发，循杨水东南而入路白三湖，向江津口而去，所谓“江夏”即指夏水。……屈原自江陵出发，遵江夏经夏首入江』[24《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P98-99) 谭其骧先生之文曰：『上江，庚木关，庚郢 郢，故址今名纪南城，在江陵县西北约三十里。木关，郭云“以地望推之，或即今之沙市”，近情；也有可能就是今之江陵。沙市殆相当于《水经?江水注》的江津口。据《沔水注》，江陵城东有路白、中、昏官三湖，南通大江，北注杨水；其南通大江处当即在江津口，出路白湖溯杨水而西北，即抵纪南城。江陵据《江水注》系“楚船宫地，春秋之渚宫矣”。“船宫”可能就是“木关”。《左传》文公十年楚子西“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可见其地逼临江浒，是郢都的门户。今江陵城距江岸约有五六里，那是由于后世江势南迁之故。据《江水注》，江陵城隍“吐纳江流”；又据《沔水注》，渎水出纪南城西南赤坂岗，东北流入城，又东北出城，西南注于龙陂，陂在江陵城西灵溪东江堤内。可见古代江陵城下的大江，也有水道可上通纪南城。此路溯江而上，径由木关折入内河，达于王都。』[27《长水集下·鄂君启金节铭文释地》](P202-203) 根据谭先生的论述，“上江，庚木关，庚郢”。“此路溯江而上，径由木关折入内河，达于王都”。那么，与鄂君启同时代的原屈，乘船离开郢都，就应当由内河入长江“径由木关”顺流而下。而由郢都入长江的“内河”，并非夏水。谭氏之文毫无“‘江夏’即指夏水”之意；更没有“遵江夏经夏首入江”的可能。 周建忠先生也认为:“木关”为出入郢都水路之关卡，《哀郢》之“出国门”，实际是“出木关”。[28周建忠《屈原“流放江南”考》《文学遗产》2007.04] (P116) 王逸《楚辞章句》曰：“夏首，夏水口也”。《水经》曰：“夏水出江流于江陵县东南。又东，至华容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 夏水是在夏首从长江分出来的支流。“夏首”在郢都东南，两地相距几十里路，从郢都乘船，由内河入长江顺流而下，还要航行一段路才能到“夏首”。请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6]P45-46《战国 楚越》，从郢都往东南依次为今江陵，今沙市，再“夏首”。过夏首后，夏水出长江向东南流，长江则向西南回转（即“西浮”）。诗人在发郢都时，不可能先入夏水，再“由夏水经夏首入江”。潘氏之论，既与《章句》、《水经》等文献不符。也与所引用的谭其骧先生之文不符。 郭德维先生说：『《哀郢》诗中提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屈原放逐既是走的水路，他回顾的龙门自然是指纪南城的东水门．并且只有东水门才可通长湖、通长江，过夏首。』[29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118页] 从以上的引证可见，不存在发郢都时“由夏水经夏首入江”的可能。而且夏水“冬竭夏流”，屈原仲春流亡时夏水尚不能通行。是谁妄断了“郢都的水道情况”，读者自能分辨。 （四）、《水经注》之“洞庭湖”，可推至“战国时代”么？潘啸龙先生说：“洞庭湖在战国时代并没有直接与长江相连的‘湖口’或‘通道’，据《水经注》，澧水、沅水、资水、湘水当时均‘合’洞庭湖，并通过继续北流的湘水与大江交会，其名曰‘江水会’。也就是说，洞庭与长江相通，是经由湘水实现的。[30《屈赋研究三辨》](P7)潘先生欲考证战国时代的洞庭湖，仅仅依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欲把《水经注》之论上推至“战国时代”，似乎缺少历史地理上的可靠证据。 潘先生辩驳说：『先生的批评似是而非：1、《水经注》虽作于北魏，《水经》却远在北魏以前。我所引的恰正是《水经》之文：（湘水）“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沅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分见《水经注》卷三十七、三十八）。』[22“北大中文论坛”29楼] 潘先生的辩驳，先“转移目标”，把笔者指出的“《水经注》中的四水‘合洞庭湖’与战国时代不合”，变换为：“我所引的恰正是《水经》之文……”。其实，不论潘先生是否引用了“《水经》之文”，都改变不了其采信《水经注》的事实。 再看潘先生所引的“《水经》之文”，恰好证明了潘氏依据《水经注》推断的：“澧水、沅水、资水、湘水当时均‘合’洞庭湖”之论难以成立。因为潘先生所引的“《水经》之文”，不但没有提及“洞庭湖”，而且说“湘、澧、沅”均直接“入于江”，而不是“均‘合’洞庭湖”。 周宏伟先生“关于湘资沅澧诸水交汇分流入江的文献材料”说： 『战国楚怀王六年(前323年)所制《鄂君启节》铭文： 自鄂往：逾沽(湖)，……上江，内(入)湘，……内(入)资、沅、澧、(油)[澹]。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湘水……北至(酃)[下隽]入江；资水……东北至益阳入沅；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澧水……东至下隽入沅。 东汉桑钦《水经》：湘水……又北过下隽县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资水……又东北过益阳县北，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沅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 上引文中，“鄂”指今湖北鄂城，“下隽”县治在今湖北通城县西，“益阳”县治在今湖南益阳市东80里。可见，三种文献关于湘、资、沅、澧四水下游河道走向情况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31周宏伟《洞庭湖变迁的历史过程再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2] 谭其骧先生《长水集下?鄂君启金节铭文释地》“推论四”曰： 『水程西南路在“上江”与“入湘”、“入资、沅、澧、油”之间，没有提到洞庭湖，此点颇堪注意。《汉书?地理志》湘水、沅水作“入江”，澧水、资水作“入沅”，《说文》湘水、沅水二水亦作“入江”，皆不及洞庭湖，与此同。《水经》湘、澧、沅三水皆作“入江”，只有资水作 “东与沅水合于湖中”。……顾栋高在其《春秋大事表》中，曾根据“遍考《诗》、《书》、《春秋》三传与《职方》、《尔雅》之文，无有及洞庭两字者”，和“如屈原所云‘洞庭波兮木叶下’，亦是微波浅濑，可供爱玩，无今日浩渺之观” 这两点，作出过春秋战国时“洞庭亦尚微渺”的推断，……他的看法确是很有见地的，值得我们作深入一步的研究。』[27长水集.P210] 张修桂先生说：『总之，先秦汉晋时代，洞庭地区属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景观，虽有局部性小湖泊存在，但大范围的浩渺水面却尚未形成。困此，一千多年来广为流传的所谓先秦汉晋时代，方圆九百里的云梦泽包括江南洞庭地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32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P103] 《尔雅》的“十薮”；《吕氏春秋》、《淮南子》的“九薮”、楚怀王时“鄂君启节”、《汉书?地理志》、三国之《水经》，都未提到“洞庭湖”，这是秦汉以前“洞庭湖”很小，尚不被人们注意的佐证。 《武昌县志》有云：“昔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浮洞庭，榜人拥节而歌。”这似乎可以证明，昔鄂君时期“洞庭”可与长江相通。只不过《武昌县志》此记，源于《说苑 善说》“襄成君始封之日”，而《说苑》原文中并无“浮洞庭”之记。可见《武昌县志》的“浮洞庭”之记，难以为据。 （五）、“逆水西浮”和“运舟掉头”等问题1、逆水“西浮”？潘啸龙先生说：『“过夏首而西浮”，说的就是进入长江向西而浮。这不是与诗人的“东迁”相反了么？确实如此。其原因正在于诗人顾念郢都、不愿即就远离，还想在近处回望一眼。郢都在夏首西北，故有此“西浮”之举，下文的‘顾龙门而不见’句，即点明了诗人‘西浮’的心意”』[33《屈赋研究三辨》P6]。 “过夏首”时，离开郢都已经几十里路了，这时要掉转船头逆流西行，只是“想在近处回望一眼”？此举罕见，不知道潘先生有无“如此行事”之例证？再说，屈原被“顷襄王怒而迁之”，是处于遭“弃逐”的“流亡”者。他能不能“遂其心意”，指挥所乘之船掉转船头逆行，以便“溯洄以望楚都”一眼？所以，此论的说服力不佳。 潘先生接着说：“考‘浮’之古义，既有顺流行船之义，亦有‘顺风波’泛舟之义。‘西浮’虽为逆流，却与当时的风向（春天的东南风）相顺，于‘浮’义并不违背。由此解说下文的‘将运舟而下浮’，叙诗人的回船东下，也正相贯通。”[33《屈赋研究三辨》P6] 潘先生之“逆流西浮”不知用帆否？靠“顺风波”而逆流泛舟，必需有帆。无帆，风再大也不可能“逆流西浮”。而《哀郢》之记是：“楫齐扬以容与兮”，未见用帆。若使用桨楫逆流行船“于‘浮’义并不违背”？那么“浮”之古义是不是太广了？ 再说仲春的江夏也不一定能如潘先生所愿，刮着“春天的东南风”，至少《哀郢》诗中的“顺风波以从流兮”船从流向东南行，所顺的风并不是“东南风”。 潘先生辩驳说：『可见，屈原时代没有帆船，也可以逆水行船。请问：为什么当我说明“过夏首而西浮”，虽为逆水却有顺风（可以吹动水面）的时候，你却断言“风再大也不可能‘逆流西浮’”了呢？难道“逆沅水”行船“有五百里水路”都可以，“过夏首”顺风而且只不过“西浮”那么一小段水路，以回望郢都“龙门”一下，却就不可能了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22] 这里，潘先生先变换前提，把讨论“考‘浮’之古义，……亦有‘顺风波’泛舟之义”，换为“逆水行船”；再把笔者的“靠顺风泛舟，必需有帆。无帆，风再大也不可能‘逆流西浮’”，剪裁为『你却断言“风再大也不可能‘逆流西浮’”』。再责问鄙人『这是什么逻辑？』——在学术讨论中使用偷梁换柱、断章取义的诡辩术，来责问别人。难道这就是“潘先生的逻辑”？ 2、运舟“掉头”？潘先生说：“‘将运舟而下浮’是承上‘过夏首而西浮’的逆水而言，现在转头顺江下浮”；“既然诗人过夏首后已经顺流而下，为什么这里还要说‘运舟下浮’？只有他原先是逆水西浮，现在才需要运舟（掉转船头）顺流而下。”[22] “‘将运舟而下浮兮’……明为掉转船头东下而浮之意”。[33《屈赋研究三辨》P6] 潘先生说过：“‘本文’是一切‘阐释’的前提，‘原义’存在于‘本文’之中”。又说：要“从作品的总体结构及‘上下文’的联系上考察，其‘原义’”[33《屈赋研究三辨》P4]。 下面就来看看《哀郢》之文： “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凌阳侯之汜滥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2.《楚辞补注》P133-134] 请问：“过夏首而西浮”后面的，“顺风波以从流”怎么解释？ 过了夏首几十里向西南的曲流以后，江水总体是向东南而下。假如前面是潘先生所说的“逆水西浮”，那么，后面的“顺风波以从流”该如何解释？“西浮”和“从流”之间岂不是缺失了“掉转船头”之文吗？如果“顺风波以从流”后面的“将运舟而下浮”，既要“掉转船头”又要“顺流下浮”的话，那么屈原之船岂不是进入了“时空错乱”状态？可见潘氏之解与“本文”之“原义”不符。 实际上《哀郢》中的“过夏首而西浮”、“顺风波以从流”、“将运舟而下浮”都是从流而下。潘先生把中间的“顺风波以从流兮”剪掉，再把前后嫁接起来讲解为：“先是逆水西浮，现在才需要运舟（掉转船头）顺流而下。”这岂不是有“定向剪裁、移花接木”，误导读者之嫌吗？可见，“从作品的总体结构及上下文的联系上考察”，潘先生的 先“逆水西浮”，再“运舟掉头”之说，难以成立。 （六）、“上洞庭而下江”的问题潘先生说：『洞庭湖在战国时代并没有直接与长江相连的“湖口”或“通道”，……而是必须先“南溯”湘水下洞庭。……我还是以为，沈祖绵《屈原赋辨证》关于“舟向前曰上，船尾居后曰下，此行舟者习惯语”的解说较为妥贴。“上洞庭而下江”，实指诗人之船头转向去洞庭方向，而船尾则对着大江。』[33《屈赋研究三辨》P7] 沈祖绵先生说：“以形势方向言之，洞庭在南，当云下，大江在北，当云上。上句将运舟而下浮兮，明言洞庭在南，此言上下者系指舟。《释名?释舟》：舟，循也，循水而行也。是以舟向前曰上，船尾居后曰下。此行舟者习惯语。”[34沈祖绵《屈原赋证辨下卷》P91] 潘先生在引用沈祖绵先生之论时（写错了书名），改变了沈先生“船从长江入洞庭”的前提。——潘先生的观点是“‘南溯’湘水下洞庭”。 假如船从湘水入洞庭的话，“船头转向去洞庭方向”了，船尾只能“对着湘水”，怎么还会“对着大江”呢？潘氏的“‘南溯’湘水下洞庭”之论，既与诗文“上洞庭而下江”不合，又与潘氏肯定的“船头转向去洞庭方向，而船尾则对着大江。”牴牾。如此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怎能让别人信服呢？” 潘先生辩解说：“上面解释‘上’‘下’之意，用的是前辈沈祖绵先生之说。你不赞同沈祖绵之说，是可以的。但你有证据证明其错么？”[22] 潘先生既“修正”了沈祖绵“船从长江入洞庭”之说，又回避自己的过失，把错误推到沈前辈身上，这似乎有失风度吧？——“做学问不怕错，只怕不肯认错，更进而以诬掩错。” （七）、“乘鄂渚”与“济乎江湘”潘啸龙先生曰：『《涉江》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之句，说明“乘鄂渚”是在“济乎江湘”之后。如果“鄂渚”在离“湖北黄冈附近”不远的“鄂州市境内”，则诗人渡过了“江、湘（这当然是指湘水）”以后，难道又回头去“乘”数百里外武昌以东的“鄂渚”去了？然后才又回到洞庭湖畔“步余马”、“邸余车”？如此辛苦往返，究竟为了什么？』[22？24] 潘先生的“‘乘鄂渚’是在‘济乎江湘’之后”，自可成一家之言。只是，此篇既称《涉江》，“渡江”理当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故汪瑗《楚辞集解》说：“以‘涉江’名之，盖谓将涉江而远去耳”。“旦余济乎江、湘”之“江”，是诗篇正文中唯一的“江”字，若把“江湘”解为“湘水”后，就成了没有“涉江”的《涉江》篇。可见，潘先生此解与诗文不符，与古文通常的释例不合，也与东方朔《七谏·哀命》“念私门之正匠兮，遥涉江而远去。”相背。故而潘先生的“‘江湘’即指湘水”[23《诗经楚辞鉴赏辞典》].P1061]之论，并不为屈学界认可。 “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是诗的语言，“要用诗的眼光去阅读，用诗的心灵和情感去感悟，用诗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诗人虽然简略地把“渡江、渡湘”合在一起说，但是，长江和湘江，地点不同，实际上不可能同时渡两条江。 再有，也不能单从诗文的排列顺序机械地把“渡江、渡湘”都排在“乘鄂渚”之前。例如，《哀郢》有：“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晁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不能因为“遵江、夏以流亡”排列在先，就说它发生在“发郢都而去闾”之前。这就与《涉江》的“渡湘”，不一定发生在“乘鄂渚”之前类似。 诗人在“涉江”至“鄂渚”以后，还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可以做很多的事。例如，可“乘鄂渚而反顾”；然后，乘车“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走到湘水东岸以后再渡湘。 （八）、《涉江》中的 “鄂渚”在洞庭湖吗？潘啸龙先生说：『其实，此句中的鄂渚，不是指的武昌，而是洞庭湖一带的小渚。这样的小渚，在武昌黄鹤楼所临的江中，可称为“鄂渚”，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在洞庭湖一带也有“鄂渚”，前人知之就甚少了。这里试举一例以证实之:汪辟疆所辑《唐人小说》中，有一篇沈亚之所作《湘中怨解》。文中叙述垂拱年中，太学进士郑生，度洛阳桥，遇一汜人，与居数年。后郑生游长安，汜人与之泣别，并透露“我湘中蛟宫之娣也，谪而从君。今岁满，无以久留君所，欲以为诀耳”。后十余年，郑生之兄为岳州刺史。于上巳日，“与家徒登岳阳楼，望鄂诸，张宴”。郑生于“乐酣”愁吟:“情无垠兮荡洋洋，怀佳期兮属三湘”。忽然发现湖中“有画舻浮漾而来……其中一人起舞，含烽凄怨，形类汜人”。这当然只是一则神话，对其所描述情节本无须考其真假有无。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此文中提到了“鄂渚”这个地名，而且是在岳阳楼上可以“望见”的“鄂渚”。可见，它决不是在武昌。武昌距岳阳不啻数百里.岳阳楼再高，恐伯也难以“望”见。山此可以断定，在洞庭湖一带，民间亦有名为‘鄂渚”的小洲。所以当年屈原之济江湘，并未远涉武昌，而是登上了洞庭湖畔(或洞庭湖中)的“鄂渚”』[24. P100-101] 沈亚之《湘中怨解》神话，可“无须考其真假有无”。难道神话中的“鄂渚”与《涉江》所記的“鄂渚”有无关联，也无须考证？即使唐代洞庭湖有“鄂渚”，沈亚之与屈原相隔千余年，“其间朝代更替，社会习俗、语言文字、地理名物等的变化何其之大”，以此来证明它就是《涉江》所記的“鄂渚”，“该证据也不具备说服力”。更不用说沈亚之编造的神话本来就难以为据。 再请看潘先生引证的杜甫《过南岳入洞庭湖》[35《全唐诗》]： 洪波忽争道，岸转异江湖。鄂渚分云树，衡山引舳舻。 翠牙穿裛桨，碧节上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无。 壤童犁雨雪，渔屋架泥涂。欹侧风帆满，微冥水驿孤。 悠悠回赤壁，浩浩略苍梧。帝子留遗恨，曹公屈壮图。 圣朝光御极，残孽驻艰虞。才淑随厮养，名贤隐锻炉。 邵平元入汉，张翰后归吴。莫怪啼痕数，危樯逐夜乌。 杜诗“鄂渚分云树，衡山引舳舻。”、“悠悠回赤壁，浩浩略苍梧。……”可以前后呼应。“鄂渚、赤壁”，应“曹公屈壮图”；“衡山、苍梧”，应“帝子留遗恨”。杜诗中的衡山、赤壁、苍梧、都不在洞庭湖，何以见得“鄂渚”就在洞庭湖呢？据不完全统计《全唐诗》涉及“鄂渚”者约35篇，“鄂渚”往往与鹦鹉洲、黄鹤楼同时出现。说明其时公认“鄂渚”在武昌（江夏）。因此，“杜诗”中的“鄂渚”，是否在洞庭湖，尚难以确定。 与杜诗“鄂渚”近似的描写，有张缵（499—549年）〈南征赋〉：“径遵途乎鄂渚，迹孙氏之霸基；陈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锐师。”[36.《梁书?张缵传》]（P346）。张缵之“鄂渚”指“孙氏”抗“曹公”之基地，显然不在洞庭湖，而是在今鄂州。洪兴祖也说：“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鄂州，武昌县地名是也。隋以鄂诸为名。[2 P129] 从这里引用诗词作证来看，潘先生似乎很重视诗人们的记叙。可是他在《〈招魂〉研究商榷》中，却对王勃、吴融、吴幵等人的“屈原作《招魂》”之记断然否定，说：“那是诗人们的误记”。两相对比，潘先生对客观资料的采信，好像有随主观意愿而定之嫌。 潘啸龙先生还说：“所谓‘涉江’，非指渡大江而南，实乃涉湘江北下、复又溯沅入溆也。”[37潘啸龙《〈涉江〉新解》，《求索》1983年第2期](P93)。 按潘先生的观点，屈原“济湘”后，登上了“洞庭湖的鄂渚”，洞庭湖又与沅水相“合”，那么当“楚王逼逐屈原去更加僻远荒凉”的溆浦，要“乘舲船溯沅水上溆浦”时，为何不从洞庭湖直接“溯沅”南上溆浦？反而要“涉湘江北下”，“舍舟而乘车马，驰驱于洞庭湖北的山皋、方林间”，“复又溯沅入溆”呢？[37](P93) 再说，诗文中既没有“涉湘北下”，也没有提及洞庭湖，潘先生的“驰驱于洞庭湖北” 是依据什么添加的呢？ （九）、《哀郢》中的“夏浦”是“二夏浦”吗？潘啸龙先生说：“由于‘江水会’东北即有‘二夏浦’，故下文的‘背夏浦而西思’句，也有了着落。完全不必将‘夏浦’指为今‘汉口’”。 [33《屈赋研究三辨》P7] 从《哀郢》的“东迁、来东”和“背夏浦而西思兮”看，夏浦当在“郢东某地”，与江水会以东的“二夏浦”似乎联系不上。 《水经注》卷三十五曰：“江水右会湘水，所谓江水会者也。江水又东，左得二夏浦（守敬按：二夏浦非浦名，谓夏浦有二也。），俗谓之西江口。又东径忌置山南，山东即隐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东接微落山，亦曰晖落矶。”[38] 《水经注》的这个“二夏浦”在“江水会”“又东”的江北。假如《哀郢》中屈原的流放之地 如潘先生所说，“诗人之船由‘江水会’南溯湘水转向洞庭”再到“沅湘之间、汨罗一带”的话。那么《哀郢》中的“背夏浦而西思”就不好解释了。身处“南楚沅湘”的屈原，为何要写位于江水会之东、“南楚沅湘”东北、既没有路过、又默默无闻的“二夏浦”而“西思”呢？再者，《水经注》“卷三十五”中的“夏浦”有十一处。潘先生根据什么认定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这个“二夏浦”，就是战国时代屈原《哀郢》中的“夏浦”呢？ 这里 潘先生对“夏浦”的认定似乎只是一种想当然，而非严谨的学术证明。 “引征文献资料，必须对资料的时代属性和文献价值进行考量，并作客观正确的解读”才能从中推出可信的结论。 潘先生关于屈原《哀郢》流放路线的一系列考证，是建立在屈原“迁于湘江汨罗一带”这个假设前提之上的，但是，这一前提本身就缺乏可信依据，而且其后的每一步推论几乎都有漏洞，其论证并没有“既注重原典的研读，又注重相关背景之考察。”所以这些结论大多没有说服力。 （十）、潘氏的其它批评。 笔者07 08 31日通过电子邮件欲与潘先生沟通，潘先生在07 09 01日回信中表示谅解：“你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而对楚辞有如此浓厚的兴趣，真令我高兴！所以，尽管你的文章对我颇有‘尖刻’之辞，我公开发表的论文，还是与你所称赞的熊任望先生讨论，而连你的名字都未涉及--我并不想与你有所论争。至于网上那位lst，版主标明为‘高级会员’，我以为是位专家，才稍稍回敬了几句。” 可是第二天下午，潘啸龙先生就在“北大中文论坛”[22]（29楼）挑起论争，劈头就说：“对屈原再放江南的年代、《哀郢》的写作时间，实际上均采用了我的考证意见（可惜你却未在文中注明，仿佛都是你自己的意见，不知何故？）。影射敝人抄袭了他的观点。 前文已经阐明，“屈原于顷襄王三、四年被逐放”等观点由来已久。潘氏在1980年发表的《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中，“顷襄三、四年间，屈原又被远迁”论，比洪兴祖晚了八百多年，比张汝舟、陆侃如等人晚了二十来年。既非首创，又无重大突破，却要求敝人提及此观点时标注他的牌号。似乎想把前贤的成果归功于他一个人。 而且在潘先生所发表的与“《哀郢》的写作时间”相关的多篇论著中，“均未提及”前贤们有关“屈原迁於顷襄三、四年”的论述。是不是也可以说，潘氏“采用了洪兴祖、张汝舟、陆侃如等前贤的考证意见，却未在文中注明”呢？。 再说，敝人2005年在《中国文学网》上发表的《从〈哀郢〉〈涉江〉看屈原的流放》[21]关于“东迁”的考证和结论，不但与潘氏有别，而且所列举的证据之一，《太史公自序》：“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在潘氏相关的论著中都没有引用过。怎么能说“均采用了”潘氏的“考证意见”呢？ 敝人的《从〈哀郢〉〈涉江〉看屈原的流放》一文在网上很容易找到（见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4000 等），是否抄袭了潘氏的观点，读者自能判别。 作为著名的专家如此不顾事实，公然诬陷敝人抄袭他的观点，未免太“小儿科”了吧！ 潘先生还批评说：“总之，熊先生的文章洋洋洒洒，但真正经过认真考察的内容却不多。自己很少提供证据，却总认为人家‘难以成立’、‘南辕北辙’、‘站不住脚’。要跟这样的人讨论问题恐怕很难。”[22]（29楼） 潘先生所提出的“认真考察，提供证据”，的确是学术研究中应该重视的问题。但愿大家“对己对人”使用“同一标准”，不断提高其学术水平。 注释:[1]汉 斑固撰 唐 颜师古注《汉书》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校订 [2]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3月 [3]胡文英《屈骚指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P125） [4]《九店楚简》 “凡春三月，甲乙丙丁，不吉” (P49)。 [5]《山带阁注楚辞》[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0月新一版。 [6]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6]第一册P45-46“战国?楚越”图[附图1] [7]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8]吴孟复《〈哀郢〉“西浮”解》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78年 01期(P96) ] [9]《庄子》 [10]《山海经校注》郭璞注，袁珂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 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2]《国语》 [13]《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14]张汝舟.〈再谈屈原的生卒〉《文史哲》总57，1957（5）：P11-19。 [15]杨义《楚辞诗学?《哀郢》的双重时空维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0 [16]赵逵夫《九章?哀郢》《先秦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 [17]陆侃如、高 亨、黄孝纾《楚辞选》[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4月。. [18]潘啸龙《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03期P94 [19]陈蔚松《鄂君启舟节与屈原〈哀郢〉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P25) [20]王德华《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9月 [21]中国文学网 学术争鸣版块。《从〈哀郢〉〈涉江〉看屈原的流放》2005-10-6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4000 [22]北大中文论坛 中国古代文学 文赋版块 《就“宋玉〈招魂〉论”与潘啸龙先生商榷》 [29楼] 潘啸龙先生对鄙人的批评辩驳。2007-9-2。 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142568&extra=page%3D1&page=2 [23]潘啸龙《哀郢》周啸天主编《诗经楚辞鉴赏辞典》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3月：1058-1065。 [24]潘啸龙《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中州学刊》1988年第3期P97-101 [25]《姜亮夫全集七》[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0:P362. [26]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新一版 (P71) [27]谭其骧《长水集下?鄂君启金节铭文释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P202-203 [28]周建忠《屈原“流放江南”考》《文学遗产》2007.04] (P116) [29]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2月 118页 [30]潘啸龙《屈赋研究三辨》[J]长沙《云梦学刊》社科版1996 01 P1-8 [31]周宏伟《洞庭湖变迁的历史过程再探讨》[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2.（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6632） [32]張修桂.洞庭湖演變的歷史過程[A].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委會.歷史地理(創刊號)[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P 99-116. [33]沈祖绵《屈原赋证辨下卷》中华书局.1960年8（P91） [34]杜甫《过南岳入洞庭湖》： [35]唐姚思廉撰《梁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1月 [36]潘啸龙《〈涉江〉新解》，《求索》1983年第2期（P91-93） [37]《水经注》卷三十五 附录： 潘啸龙先生在“北大中文论坛”对鄙人的批评见[中国古代文学 文赋版块 《就“宋玉〈招魂〉论”与潘啸龙先生商榷》 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142568&extra=page%3D1&page=2 [29楼] 2007-9-2] 熊先生在2005年在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网》上发表与我商讨的论文《从〈哀郢〉〈涉江〉看屈原的流放》一文（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4000），今读到，因《中国文学网》没有提供回复的地方，就借此回复一下： 《答熊先生》 熊先生的大作对我的研究意见多有称引。其中对屈原再放江南的年代、《哀郢》的写作时间，实际上均采用了我的考证意见（可惜你却未在文中注明，仿佛都是你自己的意见，不知何故？）。我表示衷心感谢！熊先生也对我的意见有所辩驳，我发现其中颇多不妥，今答复如下： 1、熊先生曰：“《哀郢》东迁的终点，在鄂渚江北的陵阳（？），今湖北黄冈附近”。“‘鄂’并非今之武昌”“——在武昌以东一百多里，今鄂州市境内”。 请问：《涉江》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之句，说明“乘鄂渚”是在“济乎江湘”之后。如果“鄂渚”在离“湖北黄冈附近”不远的“鄂州市境内”，则诗人渡过了“江、湘（这当然是指湘水）”以后，难道又回头去“乘”数百里外武昌以东的“鄂渚”去了？然后才又回到洞庭湖畔“步余马”、“邸余车” ？如此辛苦往返，究竟为了什么？熊先生此文最重要的推测，即“鄂渚”在“鄂州市境内”、“陵阳”在“今湖北黄冈附近”之说，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到此与屈原作品所记上述事实的矛盾，颇令我惊讶。 2、熊先生曰：“‘遵江夏……’；‘出国门……’；‘发郢都……’。三句都是写‘离开郢都’。”“从郢都乘船只能顺着长江‘出国门’”。“把‘遵江夏以流亡’，理解为‘顺着长江离开郢都踏上流亡之路’，可能更符合实际”。 按：从《哀郢》看，诗人是发郢都、出国门（指郢都之门），而后遵“江夏”之水而入长江的。诗人描述自己“发郢都而去闾”时，虽“楫齐扬”然犹“容与”不去，望着都城的“长楸”而“太息”。可见，诗人在离开郢都、进入长江前就已乘“船”。熊先生认为“从郢都乘船只能顺着长江‘出国门’”，这是不了解当时郢都到长江“夏首”的水道情况，而所作的妄断（可参阅拙作《屈原与楚文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40页所引谭其骧《鄂君启金节铭文释地》“据《沔水经》，江陵城东有路白、中、昏官三湖，南通大江，北注杨水；其南通大江处在江津口。出路白湖，溯杨水而西北，即抵纪南城”）。故熊先生将“遵江夏”理解为“顺着长江离开郢都”，并不准确。 3、熊先生曰：潘先生所“考”之“浮”，不符合战国时代行船之实际。靠顺风泛舟，必需有帆。无帆，风再大也不可能“逆流西浮”。屈原之时，距离始用帆船之时，相差很远。潘先生最好核查一下，看看中国的帆船始于何时？《哀郢》中行船是：“楫齐扬以容与兮”。 按：战国时代确实未见有帆船的记载（我也没有说过屈原是乘帆船而行的话），但不能因此得出战国时代只有顺水行船，而不能逆水行船。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涉江》的“乘舟令船余上沅兮”，连熊先生你也承认这是“逆沅水”而行船。可见，屈原时代没有帆船，也可以逆水行船。请问：为什么当我说明“过夏首而西浮”，虽为逆水却有顺风（可以吹动水面）的时候，你却断言“风再大也不可能‘逆流西浮’”了呢？难道“逆沅水”行船“有五百里水路”都可以，“过夏首”顺风而且只不过“西浮”那么一小段水路，以回望郢都“龙门”一下，却就不可能了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 4、熊先生曰：“过‘夏首’以后，长江有一段向西南回转，舟船随水路弯曲向西南而下，故曰‘西浮’”。“过了距郢都五、六十里路的夏首，船随水路向西南飘浮，回顾龙门而不可再见” 按：郢都在夏首西北，屈原顺江东迁前要回望一下西北方向的龙门，不是逆西来的江水而上，却按熊先生所说，顺流向西南而下去回望，这符合诗人的心理吗？而且它又与下文的“将运舟而下浮”矛盾：既然诗人过夏首后已经顺流而下，为什么这里还要说“运舟下浮”？只有他原先是逆水西浮，现在才需要运舟（掉转船头）顺流而下。 5、熊先生曰：潘先生的“入洞庭”论，也难以成立。 第一、潘先生欲考证战国时代洞庭湖的思路很对。可惜，只“止”于北魏郦道元就再不上溯。而《水经注》中的洞庭湖与战国时代不合。战国时代的洞庭湖很小，与湘、资、沅、澧未必贯通。 第二、“南溯湘水转向洞庭”，与“将运舟而下浮兮”文意相悖。 第三、“南溯湘水转向洞庭”以后，如何“下江”呢？ 什么“舟向前曰上，船尾居后曰下，此行舟者习惯语”云云。这是战国时代的“行舟者习惯语”吗？诗人会采用行舟者的习惯语吗？总之，“诗人之船头转向去洞庭方向，而船尾则对着大江”[3]。来解释“下江”，缺乏说服力。 第四、潘先生强调，要“从作品的总体结构及‘上下文’的联系上考察”[3]，这非常正确。可是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潘先生却不用。例如，诗文曰：“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从上下文联系，总体上看，应当是“下浮”、“来东”。而潘先生却断定为：“由‘江水会’上溯洞庭而去”。这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按：熊先生的批评似是而非：1、《水经注》虽作于北魏，《水经》却远在北魏以前。我所引的恰正是《水经》之文：（湘水）“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沅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分见《水经注》卷三十七、三十八）。2、“将运舟而下浮”是承上“过夏首而西浮”的逆水而言，现在转头顺江下浮（见前第4条的反驳）；“上洞庭而下江”，则是指来到临近洞庭湖的江段，船头溯湘水而上洞庭，船尾则对着大江。有什么“文意相悖”之处？3、上面解释“上”“下”之意，用的是前辈沈祖绵先生之说。你不赞同沈祖绵之说，是可以的。但你有证据证明其错么？4、“今逍遥而来东”，是与原先诗人身在郢都（即诗中所称“终古之所居”）的方位而言，洞庭在郢都东南，当然可以称“来东”。难道熊先生以为洞庭在郢都之西？否则又何来“南辕北辙”之讥？ 总之，熊先生的文章洋洋洒洒，但真正经过认真考察的内容却不多。自己很少提供证据，却总认为人家“难以成立”、“南辕北辙”、“站不住脚”。要跟这样的人讨论问题恐怕很难。我之所以还来回答几句，实在是希望给读者提供一个对应的看法和证据，以便读者判断其间的曲直或是非。以后若还有异议，我则不拟回答了。 2007 9 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