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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日“文艺百家”刊登的白烨《“三分天下”：当代文坛的结构性变化》一文，引起了文坛和批评界的关注。江冰特撰写“‘三分天下’文学格局的网路时代背景”，对白烨的观点做了新的补充和阐述。 白烨先生关于当今文坛“三分天下”的描述令我怦然心动，一个指头捅破了窗纸，打开天窗说了亮话。明白而不失深刻，准确而不失锋芒。沿着白烨先生的思路，我想谈谈“三分天下”文学格局背后所隐含的网路时代背景。也就是互联网在中国十五年的发展，真正的促成了网络引领生活，网络改变中国的时代背景。“三分天下”离不开这个背景。 先说两个例子。我2004年开始进入80后文学研究，最初写文章时曾经引用过一个故事：一位女博士觉得在她的周围好男人都成家了，于是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网恋，三个月终于找到了一个她心目中最优秀的男人，他无事不晓对答如流，且与她情投意合。网恋最后结果是要见面的，她决定在全城最好的咖啡厅约见这位白马王子。结果，准时出现的却是一位初二小男生。他说，姐姐，对于你的任何问题，我都可以在三秒内用google找出答案。那个女博士哭笑不得，无可奈何之下让他点了最好的咖啡。喝完咖啡以后，小男生拜拜走人。女博士感慨地说：他身处网络之时学富五车，他离开网络之时却是一张白纸。当时我写作的引用动机是为了说明80后一旦离开网络，他们并没有拥有什么，网络仅仅是他们获得知识的工具。但是当课题进入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其实80后在网络获得信息的同时，也获得了观察了解这个世界多重视角。更为重要的是获得一种自由共享的精神，包括对权威的消解，包括一种后现代态度，包括一种对生活这样那样多方位的选择。 第二个例子是我研究的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现象的发现。1980年代中期，在音乐学院学作曲的学生刘索拉，写了一篇小说《你别无选择》，颇有影响，随后徐星发表了《无主题变奏》，上海作家陈村又写了《一个与七个》，相近创作倾向的还有陈建功的《卷毛》、刘西鸿的《你不能改变我》、刘毅然的《摇滚青年》。我当时认为一个文学流派的雏形出现了，并将其命名为“骚动与选择的一代”。这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青春写作，可以说是一个亚文化的现象。但是，这种青春写作现象两年后就消失了。我在一本文学史里写过一章，试图记录这一短暂的文学现象，审稿时被出版社删除了，他们认为这个不值得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值得进入我们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因为它还不能构成一种现象。到了2004年，进入“80后”文学之后，我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网络流行词的流行时间基本上只有两个月，很少超过三个月，但是“80后”这个词流行的时间非常长，为什么会这样呢？从2004年2月，北京少女作家春树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是我们主流社会第一次很庄重地看到“80后”这个词，但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媒体对“80后”基本上都是以批判为主，最早的消息是80后叛逆成风，他们发育比较早，所以犯罪的比较多，“80后”的心理比较有问题。但2007年后主流媒体的态度变化很快，从包容接受到赞扬，过程时间不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后来我意识到“网络”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从亚文化这个角度来说，从前的青年亚文化表现也在承受批判，年轻人戴蛤蟆镜、穿着喇叭裤、听流行音乐也是主流社会质疑批判的，这些东西往往难以形成气候，为时不久，无疾而终，为什么呢？ 也许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的研究的三个关键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一个是抵抗，第二个是风格，第三个是收编。抵抗，所有的亚文化对主流社会都有一种抵抗，我要把牛仔裤搞破就是一种抵抗，抵抗整洁庄重的传统；第二是风格，我要形成我独特的风格，这就是我亚文化的标志；第三是收编，商品社会和意识形态对青年亚文化的收编。富有意味的是，今天这个收编的过程比从前缩短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网络，从前亚文化的支持者人群比较少，而到了今天这个网络的时代，出现了“网络的一代”，按照我们对网络的概念就是1985-1994年出生的一代人，因为，1984年之前的对网络的接触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数字化环境。“网络的一代”成长于网络，网络是他们名副其实的“第二生存空间”。于是，这一代人全部拥有相近的价值观念，相近的认知方式，相近的知识结构。当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孩子，我们年轻的同事们都普遍拥有这种观念的时候，启发是普遍的，力量是普遍的，影响也是普遍的。你无法回避，主流社会不得不接受它，所以这个收编的过程被大大缩短了！在文学的“三分天下”格局中，实际上“80后”“90后”在三分之二的格局中占了重要的位置，他们既是创作者，又是消费者。进而言之，亚文化的气氛形成的不仅仅是依赖一小群人，而是依赖网络改变的整整一代人。历次中国互联网报告飞速增长网民数量以及网民的年轻化，即是有力的例证。 我的结论是，网络不仅改变了文学传播环境，而且改变了一代人对文学的价值确认，更为深层的变化还在于网络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性格，改变着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改变如同水银泄地无处不在，也正是网络所提供的这种“普遍性”，为新的文学格局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背景。就此而论，白烨的“三分天下”不是预言，更非“虚构的危机”，而是一种真实描述的开始。因为，在我看来，文学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许并非危言耸听。 原载：《文汇报》2009-11-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