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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似乎没有什么比娱乐更为理所当然,也似乎没有什么比娱乐更为富有亲和力和渗透力的了。电子媒介出现之后,娱乐成了电子文化的实质,大众文化的狂欢与其说是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抬头,不如说是娱乐主义的风行。文学艺术创作娱乐化了,学术娱乐化了,批评也娱乐化了。这让人想起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对美国娱乐文化的嘲讽一样,今天,“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文学创作娱乐化之后,我们看到了文学作品充斥着的是日常生活的叙事,充斥着的是小体验、小情感、小感觉、小逗乐,文学内在的幽默和智慧也被油滑的调侃所替代,宏大叙事被解构成一堆堆支离破碎的个人小故事、小遭遇,苦难意识和悲剧色彩在作家笔下也成了一种故意渲染而骗取读者廉价眼泪的小情节、小戏剧。而艺术娱乐化之后呢?绘画和戏剧等似乎都变成了行为艺术,在浮浅和空泛的多元化表现之下,优美深沉的力量荡然无存,充斥着的是混乱的色彩和无端的噱头。于是,我们感叹文学艺术精神的失落,我们怀念上个世纪80年代那段众人都为美和思想而激动的岁月,我们期待又一个英雄时代的到来,期待文学艺术能再一次传达主流的声音,唤醒被喧哗的市声吵闹得麻木的神经。学术娱乐化之后,学科的规范和学术的规范成了一纸空文,对经典的任意改编和对经典的调侃与恶搞,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行为”,学者不再是在图书馆和书房里潜心耕耘、沉思默想的思想家,而摇身一变为“电视文化名人”,大学三尺讲台已经容不下学者的欲望,“百家讲坛”成了学者们趋之若鹜的舞台,“学术超男”和“文化奶奶”今天成了很多人艳羡的对象。今天大学里的许多所谓的学者,最感兴趣的不是在课堂上认真地传道、授业、解惑。他们像过去农村里的生产队长一样,带着二三十名硕士生、博士生,但他们不知道这些硕士生、博士生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说,他应该为这些学生做些什么;他们向往着出席各种学术会议,争坐一把交椅;他们频繁地参与各种学术事件,为各种学术交锋演变成新闻事件而竭尽全力,甚至不择手段;而且今天大学、研究所和社科院的学者热心的不是学术创新,致力的不是学术的传承,他们深知娱乐文化时代是“眼球经济”时代,吸引眼球比吸引心灵更加能够获得广泛认同,于是他们所孜孜不倦追求的是媒介的名声和出名之后所拥有的巨大的商业利益,也就是说,学术娱乐化之后的今天,大学和研究机构熏陶的不是学术大师,而是制造学术明星,甚至是学术小丑。而学术明星们深谙布埃迪厄的社会文化理论,他们清楚地知道明星效应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拥有了宝贵的“文化资本”,而且他们的“文化资本”可以随时转化为“商业资本”。 批评娱乐化之后呢?首先,批评的格局无疑发生了重大变化,学理性的批评,严肃的科学的批评已经退场,而代之以酷评、艳评和娱评,即学院批评不再是一种批评的中心力量,而媒介批评则中心化了。过去那些学院里的批评家们如今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一部分当然是出于无奈的心理,他们无法抵抗愈来愈娱乐化的批评形势,只好成为学院里的缩头乌龟,从此在批评界销声匿迹。这类人中有的声称是从“批评转向学术”,似乎批评不是学术,而且学术比批评更为高档,其实是批评家丧失了批评的勇气,在真理面前失去了追求的信心,于是有意将批评“矮化”以求得心理上的自慰。还有一部分则是主动放弃批评的姿态和批评的话语,而是改变策略从事其他的所谓学术营生,比如,一些批评家改做泛文化研究,一些批评家则转行到文学史研究,还有一些批评家转而从事所谓跨学科研究。当然,也有一部分学院里的批评家则不甘寂寞,也勇于乘势而上,他们抓住机遇,迅速而果断地改变自己严肃的批评立场,投身于媒介娱乐化批评之列,且恨不得立刻分享到一份娱乐批评的美羹,如一些积极参与“80后”炒作的批评家和一些喜爱批名家、抖名家小料的批评家,还有一些热衷于给作家排队和积极参与各种小说、散文和诗歌排行榜,他们妥帖地与书商合谋在图书市场上共享利益。从表象与声势来看,今天批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仔细审视、辨别与倾听,就不难发现与其说是批评进入到了“黄金时代”,不如说批评进入了无序时代,各种声音可谓鱼龙混杂,因为任何一种真诚的表达都可能被嘲讽为“矫情”。但有一点是清晰的,泛滥成灾的是相对主义、犬儒主义和拜金主义。其次,批评的道德伦理已经岌岌可危。在批评娱乐化之后,批评已经没有了美学标准,更没有伦理底线,要说有标准和底线,那也是商业利益至上的标准和底线。无论是媒体批评,还是学院的批评,还是那些来自普通读者的批评,甚至是那些职业的批评,都在试图抢夺话语权,都在极力地谋求媒体形象和新闻效应,话语的伦理已经被市场利益所击败,文学理论批评不再是一群有道德教养的人的行为,而变成了一场“语言秀”,因为今天真正的文化英雄好像不再是那些孤独的思想者,而是与市民合群的表演者。的确,翻开各种所谓的大众文化媒介和理论批评刊物,批评和“超级女声”一样,变成了“想唱就唱”,“想秀就秀”,变成了“我是超女,我怕谁”。更不用说在一些学者和批评家的个人博客里,批评的言说和吐口水一样容易而且比硫酸更具有杀伤力。 当然,批评娱乐化之后,也许会有新的声音,也许会有另外的收获,但批评娱乐化之后,至少在当下,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身份暧昧,而且失去了其应有的学术可信度和美的召唤力。文学艺术需要良性的生态环境,娱乐是文学艺术生成与发展的一个维度,但不是惟一选择,而良性的文学生态环境意味着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阅读推广等各个环节都应该是和谐推进的,而且批评在提升文学创作和引导阅读推广方面更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诊出批评娱乐化之后的种种病症并以严肃的批评姿态、科学的方法和合理的范式来强化批评工作,是当下文学批评建设任务的重中之重。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