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不是长江”质疑
内容提要 通过对《楚策一》、《燕策二》的剖析 可确认：从秦西蜀地之汶，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里之“江”，理当是长江。石泉先生把它们指认为“蛮河”、“汉水”的理由难以成立。石泉先生把专门论述“长江”的《水经·江水》中的“大江”，指认为今“蛮河”、“汉水”，更是有违作品之原意。
关键词 江 长江 蛮河 汉水
石泉先生在《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文中，对一些“古文献中的‘江’”作了“严密的逻辑推理”，多数论断言之有理令人信服。但是，古文献中的“江”不是指长江，只是枝节问题，大量确指长江的“江”才是主流。正如石先生所说：“对待古文献中的‘江’，应作具体分析和鉴别，以免造成空间上的错觉”才是第一要务。可惜，石泉先生在另外一些论著中，把“‘江’不是长江”扩大化，把一些古文献中的“长江”，指认为“蛮河”、“汉水”，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
一、《楚策一、燕策二》的“江”
（一）、“所需时日相差颇大”如何解释？
石泉先生说：「《战国策·楚策一》所记由汶山乘大船至郢‘循江而下’，需十日始达楚边境(而且是以每日300余古里的速度)，这同上引《燕策二》所记，自汶浮轻舟而下，五日至郢都，彼此所需时日，相差颇大，又将如何解释？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二者所说的‘江’，不是同一条江，否则，无论是认为同指长江，或认为同指令蛮河，都将发生矛盾，都讲不通。」 [1《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468页）。
请看《国策》原文。
《楚策一》：“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2《战国策集注汇考》]（P753）。
《燕策二》，“秦……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2]（P1573）
《楚策一》中设想秦国：一路通过长江水路进攻郢都；一路从陆路出武关进攻楚国的“北地”……。《燕策二》则设想秦国：一路通过长江进攻楚国的郢都；另一路通过汉水进攻楚国的五渚……。
《楚一》、《燕二》中，“通过长江水路进攻郢都”的描述：“时代相同”，“事件类似”，“同是“蜀”地，同起于“汶”，同“下江”，同“至郢”的“江”，理当同为长江。石氏把《楚策—》所记之“江”指认为汉水；把《燕策二》所记之“江”指认为“今蛮河”。——难以令人信服。
那么“彼此所需时日，相差颇大，又将如何解释？”试分析之：
《楚策一》之“方船”，《说文》曰：“舫并舟也”。两条大船连为一体近方形，可增强抗风浪能力。此处之“方船”载重约10-14吨，“日行三百余里”。
《燕策二》之“轻舟”。比“方船”小，快捷。载重约3-4吨，乘二、三十名士兵。“乘夏季大水而下江”，故可日行五、六百里以上。（李白的“轻舟”则更快：“千里江陵一日还”。）
《楚一》《燕二》之路径虽然相同，但是，一个是“方船”，船大载重量大，不是夏天丰水期，所以，“日行三百余里”（“至郢三千余里”约需十天）。一个是“轻舟”，又是“乘夏水而下江”，故三千余里只需行五天。二者同指长江，并没有什么“矛盾”和“讲不通”。
（二）、《楚策一》的“江”应指汉水吗？
石泉先生说：「《楚策—》之“江”，应指汉水(古亦称“江”)汉水上游也正是古巴蜀地。……」[1]（第469页）。
上文已经证明《楚一》、《燕二》中，“通过长江水路进攻郢都”的描述具有同一性。
《楚一》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这一路线既曰“秦西有巴、蜀”，又“至郢三千余里”，从方位和距离看 理当是长江。
与《楚策一》类似的记载，还有《張儀列傳》：“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 索隱枋船。枋音方，謂並兩船也。亦音舫。〕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 集解徐廣曰：「巴郡魚復縣有扞水關。」 索隱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按：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在硤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 皆可证明文中之“江”为长江。
此外，《燕策二》中，还有一条进攻楚国的路线：“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这才是“通过汉水进攻楚国的路线”。它与《楚策一》中沿“江”攻“郢”的路线完全不同。这也可作为《楚策—》不是通过汉水进攻楚国的旁证。石泉先生把《楚策—》中“秦西巴、蜀”之“江”，指认为汉水，毫无说服力。
（三）、《燕策二》的“江”当指蛮河吗？
石泉先生说：「《燕策二》所记“轻舟浮于汶”，当指古沮水(今蛮河)上游。东晋时，留于此设汶阳郡及汶阳县，名称当有渊源，近世犹有“汶阳洞”在今南漳县西l00里、蛮河上游，长坪镇附近，并有“古汶阳郡以此得名”的记载。长坪以下近世仍通小船，这与“轻舟浮于坟”亦可相证。古沮水(今蛮河)又称“江”，已见前考。由这个“汶阳”附近的汶水，趁夏季涨水之时，顺流而下此“江”，以五日的水程(行军)到达今宜域南境的楚郢都(楚皇城遗址)也是讲得通的。」[1]（第468页）
再请看《燕策二》：“秦……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2]（P1573）（《史记·苏秦列传》有相同的记载。）
前文已叙，《燕策二》中设想：秦国一路通过长江进攻楚国的郢都；另一路通过汉水进攻楚国的五渚……。其中，“通过长江的一路”其描述与《楚策一》具有同一性。 “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楚策一》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故“蜀地之汶”当在长江上游，而不是在秦东的“蛮河上游”。轻舟乘夏季丰水期下江，五日而至郢。日行六百余里，也合乎情理。
“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乘夏季水丰，从汉中乘船下汉江行“四日”（约两千里水路）至“五渚”。则“五渚”当在汉水下游，离郢都很远了。
从这两路的“行程”看。汉中之甲，从巴下汉，行四日可至五渚（约两千里）。“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既是“轻舟”，又要“五日”，肯定行程比前者要长（约三千余里）。可见此处之“江”，不可能是短小的“蛮河”，当指长江。既然是长江，那么“郢”就该在长江边。——与石泉先生的“郢”在“蛮河下游今宜城东南”，对不上口。
若按石泉先生之论，从巴下汉至近郢（宜城）的“五渚”，其路程应该远大于从蛮河上游而至“郢（宜城）”的路程。同一论述中的顺水行舟，路程远的只要“四日”，路程近的、又是“轻舟”反而要“五日”，这是讲不通的。
再从秦兵进攻楚国的两个目的地 “郢”和“五渚”看。
《燕策二》把“郢”和“五渚”并列。可见“五渚”当是楚国的重镇之一（或许就是鄂君之封地“鄂渚”？）。假若如石泉先生所说，“五渚”是“近郢都”的、“汉水中游河道中的一些沙洲群”。那么，秦人分兵去攻五渚有什么意义呢？
《秦策一》張儀說秦王曰：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四三]。荊王亡奔走，東伏于陳。（P144） [四三]：高誘注曰: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P156）[2]（P156-160）
看来，“五渚（即五都）”当从高诱之注，解释为“楚邑”才比较合理。
假如按石泉先生之论：“‘轻舟浮于汶’，当指古沮水(今蛮河)上游。”请问，秦国为何 要调集大量士兵翻山越嶺到秦东“今南漳县西l00里、蛮河上游”的山区；还要弄来许多运兵船，再从这个小河沟里往楚国大规模发兵？有这种可能和必要吗？
二、《水经·江水》中的“江”
《水经》和《水经注》是古代传留至今最有价值的地理著作之一，其论说有一定的权威性。《水经·江水》、《水经注·江水篇》是专门论述“长江”的章节。其中的“江”，当然是“长江的专称”，书中的“江”也必须保持概念上的同一性。这是大前提。
《水经?江水》：“江水又东，径西陵峡。……江水又东，会沮口。又南，过江陵县南。……江水东，得马牧口。江水又东，径江陵县故城南。江水又东，径郢城南。江水又东，得豫章口。又东，至华容县西，夏水出焉。又东南，当华容县南，涌水出焉。江水又东，涌水注之。……又东南，油水从西南来注之。”[4]《水经》云：“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又东过华容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4]《水经注》卷32夏水篇与《经》文大致相合。
这些引文所说的《水经》中的“江”理当是“长江”。江陵县、华容县当在长江北岸。
石泉先生说：『如果按照我们过去的研究成果，定楚郢都及齐梁以前江陵城在汉水中游西岸今宜城县南境的蛮河（古沮水，亦称‘江’）下游〔14〕，则由江陵城东南之江津分流入沔的古夏水，其首受之‘江’（亦即《释例》所云涌水所受之‘江’）只能是古沮水，今蛮河，而涌水自夏水‘南’[按：当作‘东’，详下]通之‘江’，则应指今汉水。”』[3 石泉 鲁西奇《古夏水源流新证》]
石泉先生说：『今本《水经注》卷34《江水篇》记古枝江附近的地理景观云:“……其地夷敞，北据大江。江汜枝分，东入大江.县治洲上.故以枝江为称。……县左右有.槃布江口口中.其百里洲最为大也。”五渚有可能就是这些沙洲中的一部分。五渚当近郢都.渚宫之得名.或源于此。《左传》文公十年:“[子西]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此处之“江”当指今蛮河.则渚宫应在“江”入汉处.即今蛮河入汉水处。与我们所考古枝江位置亦能相合。』[5] (P54脚注)
石先生把所引《江水篇》中的“大江”指认为“蛮河”。请问，小小的“蛮河”水道中，能容纳“百里洲”在内的数十洲吗？“蛮河入汉处”会有可建“渚宫”这样的“大渚”吗？
石泉先生不顾《水经》的整体论述，把“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扩大到专论长江的《江水篇》，说《江水篇》篇中的某“大江”，当指今“蛮河”；某“江”应指“汉水”。这难道不有违作品之原意吗？
不管《水经》和《水经注》有多少差错，《江水篇》中所记载的中华第一大河，是长江还是真实的、无可置疑的。《江水篇》中的“江”、“大江”只能指“长江”。把这个大方向搞错了，就无从进行“具体分析和鉴别”，更不可能有“严密的逻辑推理”。石氏抛开这个大前提，片面地引用后人的某些文字细节，推导得出“大江”，当指今“蛮河”。其结论难以成立。
石泉先生说，“先秦典籍中的湘、资、沅、澧诸水不能在长江以南。”在石泉先生笔下，楚国境内十几公里的涌水，二、三十公里的夏水，一百来公里的蛮河，还有长江以北的所谓“古‘湘、资、沅、澧’”这些小河都是古籍中描述的对象，可是几千公里的长江，楚国境内几百公里的今之“汉水”，今之“沮、漳、湘、沅、澧……”等大河，古人却很少、或没有记載。这类怪事，怎能让人理解呢？
三、秦汉古江陵城的位置
石泉先生说：『考察古夏水地望及其源流，关键在于先要弄清古江陵城、华容县的位置及其他相关古地名之所在。』[3](P52)。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简略考察一下秦汉古江陵城的位置。
《貨殖列傳》：“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汉书·地理志》:“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绕，亦一都会也。”
1975年纪南城凤凰山168号出土汉墓木牍，1990年，纪南城东高台18号汉墓出土木牍，都证明汉江陵在长江之滨。
2002年夏，“里耶秦簡”J1（16）52簡牍面世，其上记有南郡“鄢”到洞庭郡“迁陵”县所经站点及里程： 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卌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6]“鄢”，秦縣名。“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它可能就是石泉先生所说的“今宜城南境之楚皇城遗址”。
睡虎地秦簡《语书》記載，秦王政七年，喜任“鄢令史”，可见秦承袭了楚“鄢”之名。从鄢到销184里，销到江陵240里。可见“秦江陵”不可能在“今宜城之楚皇城”，而是在长江边的“今江陵（荆州）”境。
按黄盛璋、李学勤等学者对现存的 战国“江陵行邑大夫玺”（或“江陵行官夫人玺”）的考证，也明证战国时期既已有作为地名的江陵的存在。
《史记》、《汉书》、出土文物都有“秦、汉江陵城”在长江边的确证。
再来看 桑钦的《水经?江水》之记：“江水又东，会沮口。又南，过江陵县南。……江水东，得马牧口。江水又东，径江陵县故城南。江水又东，径郢城南。”其江水为长江，江陵在长江北岸，均正确无误。
晋 陈寿的《三国志·王基传》：“基对曰：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也说明其时江陵在沮、漳二水之滨。
而石氏对《江水篇》的所作的“订正、删补”，多数属于偏离原著的窜改。这些文献和出土文物完全可以否定石泉先生的臆断：『根据我们前此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秦汉至齐梁时的古江陵城都是在汉水中游西岸今宜城县南境。具体地说，楚郢都、秦汉江陵当即今宜城县南境的“楚皇城遗址”。』[3](P52)
石泉先生，把自己引用并采信的《史记》《国策》和《水经·江水篇》中，行程数千里的“大江”，说成是短小的“蛮河”；认为蛮河水道中可以容纳“百里洲”在内的数十个洲群；秦国可以从蛮河上游山区的小河沟里，用船往楚国大量发兵……。一个以严谨自诩的学者，竟然如此脱离实际，做出许多有违常识的解读和推论，着实令人深思。……
注释：
[1]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昌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10
[2]諸祖耿（1899～1989）撰《戰國策集注匯考》[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3]石泉/鲁西奇《古夏水源流新证》《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昌1995 06 P47-55。
[4]汉 桑钦撰《水经》
[5]石泉、鲁西奇《古湘、资、沅、澧源流新探（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02）：P51-71。
[6]马怡《里耶秦简选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
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13
原载：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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