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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评估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面临一些错综复杂的难点。当下文学观念的多元化，使“重估”既无法确定，也无法统一一个有效的标准。从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讲，这当然是再自然，或者说再正确不过的了。在这种意义上讲，讨论者的冲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真实。在所谓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我个人认为有三个历史阶段相对而言成就比较高，一个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另一个是八十年代初的反思文学，第三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实验小说”。但怎么看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却因文学观念不同而结论完全相反。 比如说，我之所以比较高的评价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是从社会思潮的意义上，它为那个时代注入一种高昂的民族自由解放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精神，这批作品偷偷地伴我度过了“文革”那个精神荒芜与苦闷的年代，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当下文学所匮乏的。再说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学，那确实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我们关注着每一个重要的作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一部什么样的，让我们为之震撼的作品。在那几年里，可以说，整个时代都属于文学。如果说“五四”文学曾经创造了引领过社会向着光明前行的神话的话；那么，事隔半个多世纪后，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反思文学则复制了那个伟大的神话，它直接推动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时隔不久，这一神话便被它的制造者自行解构，之后出现的“实验小说”则将其彻底颠覆。这一文学过程本身便不证自明了文学观念与价值标准的差异与冲突。再者，判断视角的差异与错位所带来的冲突就更加难以弥合。当我们在无际的蔚蓝色的海洋上筑起我们的血肉长城，而且还要再在时间上将明清以及更加遥远的历史从我们的文学中屏蔽，于是，莫言、阎连科、贾平凹、陈忠实、马原、苏童、余华、王安忆在我们眼前才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代文学才似乎有了一点存在的意味。问题是，书店里到处堆放着两千年筛选出来的中国文学经典，而且，我们虽然始终不太认可，但又不能不承认的“全球化”现实把中国当下的作家逼入了死角。大量的二十世纪优秀的外国作家的作品令我们目不暇接、目瞪口呆，我们对莫言、阎连科、贾平凹、陈忠实、马原、苏童、余华、王安忆“崇敬”就如同那蔚蓝色的海洋上的血肉长城一样，瞬间便被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所吞噬，即便还有些许的碎片漂浮于海面，但已经面目全非。 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里，中国文学不可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那么，中国当代作家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什么新鲜独特的生存经验和精神思想呢？更不要说文学性层面的形式与技巧了吧？作为作家，我们甚至连描写人物的能力都已经丧失，我们连精心描写人物对话的耐心都没有，甚至可以说已经不会写对话了。我们有什么理由或者脸面指责诺贝尔文学奖不发给中国作家？我们有什么理由或者底气不虚心接受外国学者的批评？再回头看看我们的理论批评界，半个多世纪以来究竟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什么理论与方法？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这几十年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还能留下多少印迹呢？因为我所读到的所谓理论与批评都是西方的，没有，哪怕是一点点中国的理论与方法。接着，我听到一位在中国研究学习了多年的韩国女学者几乎相同的声音：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全是西方的，我真不知道我干嘛要到中国来学习西方的理论批评。陈晓明近来对这种现象也甚表忧虑：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评价中国文学的时候，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 除上述之外，还有一点也不容忽略，就是我们对当代文学的“重估”已经远离了当代文学发生的时代与场域，我们已经不再能感受那时的文学情感与体温。历史何以给后人以冷漠无情的感觉？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治史者远离了历史现场，感受不到了那一时刻的情感与体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喜爱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我们当然，也是必须要回到当下，回到文学现场。近一个时期，对当下文学及作家的批评已经让我不忍心再在他们受伤的伤口上撒盐了。我觉得，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作家身上明显地有失公允。当整个社会都世俗化、商品化、娱乐化的时候，怎么可能让也食人间烟火的作家超然世外独善其身呢？许多作家为利益所裹挟是事实，但也还是有一些为文学而生而死的作家想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问题是这个时代的病毒已经侵蚀到人的精神与情感深处，多数的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思想的能力，世俗化、娱乐化，甚至商业化似乎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