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诗派”不该漏了贺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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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
脑中一直有一悬念：贺敬之是否“七月诗派”的诗人？
曾读《白色花》诗集，在二十位“七月诗派”诗人中，未见胡风、艾青、田间、贺敬之等诗人入选，心中挺纳
闷。编者之一绿原先生在序中写道：“还有一些成就更大的诗人，虽然出于非艺术的原因，不便也不必被邀请到这本诗集里来，他们当年的作品却更能代表这个流派早期的风貌。胡风先生作为《七月》编者，对于这个流派的形成和壮大起过了不容抹煞的诱导作用。”《白色花》的另一编者牛汉先生亦曾谈到：“艾青、田间在《七月》发表了他们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品，他们的诗集列入《七月诗丛》出版，这是判断他们是不是‘七月诗派’的一个重要根据”。这样说来，他们三人属“七月诗派”已无异义。那么，贺敬之呢？我们当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以文本史料为依据，从文学史的角度，还其“七月诗派”诗人应有的地位。至于《白色花》二十位诗人合集的出版意义，诚如绿原所说：“他们却是‘同案人’，带有平反的性质。”否则读者会误以为他们即是“七月诗派”的全部诗人了，以致以讹传讹。
我曾在旧书市场以一摞五十年代的旧刊，从书友手中换得《并没有冬天》。这是贺敬之早期的一部重要诗集，列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第二辑，这一辑共六种，其它还有牛汉的《彩色的生活》，绿原的《集合》，化铁的《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冀汸的《有翅膀的》，孙钿的《望远镜》。这辑《七月诗丛》的版式与第一辑不同，是小小的六十四开本右翻式的，解放前已排版打好纸型，却没有出版方敢承印。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9月，才在上海由泥土社出版。当我第一次捧读贺敬之的《并没有冬天》，那种惊喜与激动是难以言表的。诗集共收入作者从1940年5月至1942年1月创作的27首诗歌，分上下两集，上集“跃进”计14首诗，下集“乡音”计13首诗。诗集以《跃进》组诗打头，写作此诗时，诗人才15岁。他与三位同学从四川出发，经过四十余天的长途跋涉，历经艰难险阻而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跃进》的落款时间写：“一九四O年，五，西北路上”。途中写就的这组诗，他在途中寄给同学，通过同学转给了《七月》。第二年6月，以艾漠为笔名的这组诗，由胡风刊发在《七月》第六集第四期上。到7月份，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推出第一辑第一种《我是初来的》，这部由胡风选编的诗集，亦选入贺敬之《跃进》组诗及另一首刊于《七月》第六集第三期的诗《自己的催眠》。
贺敬之投奔延安，一心想报考鲁迅艺术学院。时任鲁艺文学系主任的何其芳看了他的诗后，认为这些写作农村题材的诗，真切感人，是“五四”以来不多见的。他还向周扬作了推荐。胡风当初读到贺敬之的这些诗，就对这位少年清新不俗的诗风颇为喜欢。两人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才取得直接联系。后来胡风在给贺敬之的信中说：“你反映农村的诗，别人很少能写得这样，这使我想起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
贺敬之是农民的儿子。他于1924年11月出生于山东枣庄台儿庄贺家窑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的诗真实地写出了农村生活与农民形象，或者说，是觉醒的农民，即像他这样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在述说自己的悲惨命运，和属于他那个阶层的劳苦大众的阶级感情。他曾与丁毅合作的歌剧《白毛女》家喻户晓，是解放区第一部反映农民命运的剧本。无论是早期的诗歌还是戏剧，他走的都是为农民立命，为农民讴歌的创作之路。
贺敬之早期的诗作，明显受到艾青、田间的影响。他读过艾青的诗并专门登门请教。在投奔“延安的路上，我确是怀揣着并默诵着田间的诗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位们》，几十年里，他的诗从来就是我所关心和学习的重要对象”。这是贺敬之为《田间诗文集》所写前言中的话。贺敬之与“七月诗派”诗人天蓝过从甚密。另一诗人阿垅曾写《〈白毛女〉片论》，给予高度评价。同样是“七月诗派”诗人徐放在主编《现实诗丛》时，曾推出贺敬之第一部诗集《笑》。“七月诗派”诗人杜谷、鲁煤、罗飞等都认为“把贺敬之作为‘七月诗派’看待，他也是比较优秀的一个”。贺敬之与“七月诗派”有着较多联系，并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在他《跃进》组诗中，如“猎人跃进在深处-猎枪是贪婪的火蛇-吐着爆炸的火舌（《夜》）；如“马群-粗重的呼吸-豆料和烟草的气息-膨胀在夜的胸膛”（《马车》）。这样的诗风，是典型的“七月诗派”。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但基调同属一个流派。甚至贺敬之在50年代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放声歌唱》，与胡风同期《时间开始了》的诗风甚为接近。这主观抒情的写作技巧，正是“七月诗派”诗人一贯坚持的核心理念。“七月诗派”的另一诗人鲁煤，当年读了这些诗后，竭力怂恿作者整理出来，交胡风编入《七月诗丛》。在《并没有冬天》中，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初的这些诗作，努力把新诗的美学价值与严酷的社会现实、苦难人生相结合。这些诗的风格，就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七月诗派”创作风格。“七月诗派”的诗人大多是年轻的共产党员，他们将祖国的命运融入到个人艺术化的歌唱之中，是一个能代表人民意志的革命诗歌流派。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贺敬之是“七月诗派”中的一位重要而出色的诗人。
然而，1955年一场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也把贺敬之卷入漩涡。他被审查了近一年时间，被追查与胡风集团的交往细节。他的作品，尤其是《并没有冬天》中的那些描写乡村的诗歌，受到无情批判，说“是与胡风思想有着某种契合的一致性”。
其时，“七月诗派”的诗人们，正遭受空前灾难，不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批诗人一齐被迫搁笔了”。高压政策下的贺敬之，却显示倔强性格的一面。作为一个革命诗人，一个为人民而写作的诗人，他要用创作来再一次证明作为诗人的崇高职责。他说：“我是因胡风的关系受批判背着处分写出《放声歌唱》的。”之后，他相继写出诗歌名篇《回延安》《雷锋之歌》等，开创了马雅可夫斯基“梯梯式”政治抒情诗在中国的新篇章，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
诗论家周良沛先生说，贺敬之“诗的形式，是接近‘七月诗派’那种在三十年代由艾青等开拓成为朴素、自然、明朗，接近人民的苦难和斗争的磨练的歌声”。由此看，“七月诗派”中漏了贺敬之是不完整的，如果因为政治等因素不能归于“七月诗派”，那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周良沛在他选编的《七月诗选》一书中，亦选入了贺敬之的《跃进》组诗，并得到作者的认可。其实，不管诗人本人认可与否，以及诗评家如何评说，都无关宏旨。贺敬之算不算“七月诗派”，应由历史事实说话。不提他与“七月诗派”的关联，似乎“七月诗派”压根儿就没有贺敬之的存在，都不能体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在北京三里河贺敬之的寓所，我们有过一次愉快、轻松的访谈。我将《并没有冬天》呈他题签留念，并直言不讳地表示，很喜欢其中的一些诗。年逾八六高龄的贺老笑笑说：“是啊，也有研究者提出，假如沿着那时的路子写下去，可能会更好些。其实，无论是早期诗歌还是建国后的创作，我都没有后悔过，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是的，历史无法假设。正如每一个年代的作者都有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一样。就我手头的这册贺敬之的旧著《并没有冬天》来说，当我得到它时，心头一阵惊悚，原本很整洁美观、富有诗意的封面，却被红墨水打上了一个“×”，又写上“封存”两字，盖因这是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那就立此存照，留下一点那个年代特殊的历史痕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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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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