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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汤炳正先生的《〈屈原列传〉理惑》虽有众多好评，仍不免漏洞百出。汤氏删改《屈传》后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怀王之时屈原只是‘疏’”；“《离骚》之作当在屈原被疏之时。”前者与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等人“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一致意见不合。后者与《离骚》之内容相悖。可见汤氏删改《屈传》，不是恢复原貌，而是离原貌更远了。 关键词 屈原，《屈原列传》，疏，放流，《离骚》 今本《屈原列传》是研究屈原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学界对《屈传》的理解一直存有很大分歧。 孙作云先生说：「《史记·屈原列传》是由三篇文章组成的：第一篇自开头以至“王之不明，岂足福哉”止，是讲《离骚》撰写经过及其内容大意的文章，我在下文中将证明：此即淮南王刘安所作的《离骚经章句序》——与班固、王逸之《离骚经章句序》同；其次是《渔父篇》(不知何人所作，非屈原作；旧说以为屈原作，误)——用这篇妙文代表屈原被放逐以后的生活，主要的是发挥屈原刚强不屈的思想；其三是屈原的绝命词《怀沙》，用《怀沙》来表现屈原宁死不屈的精神，并以此结束屈原一生的行事。在这三篇文章之间，司马迁仅仅添了十几句连缀的话，用以联系上下不同之三文。如在讲《离骚》大段之文及《渔父篇》中间，添上以下几句话：“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夹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以下便引《渔父篇》正文。在《渔父篇》之后、《怀沙》之前，添上一句：“乃作《怀沙》之赋。”在《怀沙》赋后，又添上一句：“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1 孙作云《读〈史记·屈原列传〉》《史学月刊》1959年第9期P23-27（P12）] 此论不但缺乏依据，而且与司马迁写《史记》的严谨作风不符。《屈原列传》不大可能只是把他人的“三篇文章”生吞活剥地拼凑而成。故孙先生此论未被屈学界重视。 随后汤炳正先生在1962年发表的《〈屈原列传〉新探》[2]中提出了“刘安《离骚传》窜入”论。汤先生之文在屈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既有不少学者采信引用，也有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下面就汤先生之文，提些粗浅的商榷意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今本《屈原列传》的一些问题 （一）、武帝“爱秘”《离骚传》问题。 汤炳正先生说：「史迁当时并未见过刘安的《离骚传》，今本《屈原列传》中所引刘语，乃后人所窜入者。」[2（P4）]说：淮南王所著《离骚传》“未布于世，推其原因，盖不外其始武帝‘爱秘’之”[2《〈屈原列传〉新探》《文史》创刊号 中华书局 1962 10（P6）] 熊任望先生认为:「所谓武帝“爱秘”《离骚传》，是高诱《淮南子叙》中的错误说法。《汉书·淮南王传》写得明明白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武帝爱秘的是《内篇》，而不是《离骚传》。……《离骚传》是对《离骚》的注释，“爱”是可能的，“秘”则毫无必要。多方搜集材料为刘安立传的司马迁，对刘安所领导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不能毫无所闻、所见——纵使未覩其书，也当耳受其事。如有所闻见，而在传中一字未及，必有其他原因。这种情况，在《史记》列传中并非仅见。」[3熊任望《〈屈原列传〉析疑》《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P17）] 更何况「司马迁作《史记》，开始于太初元年(元前104年)，距离刘安作《离骚传》（武帝建元二年）已有三十五年。故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当然可以见到《离骚传》。」[4廖化津《〈屈原列传〉解惑——续说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P23）] （二）、“传内评论与传末赞语”矛盾的问题 汤炳正先生认为，最为突出的矛盾是:传中评论肯定屈原“死而不容自疏”和“睠顾楚国”的行谊，而在赞语中却同意贾谊对屈原不“游诸侯”所提出的批评;也就是说，既赞扬他不离开楚国，又怪他不离开楚国。这样对立的观点，不能出自同一作者。[2（P17-20）] 熊任望先生认为: 「“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可在“不容”后断句，即 “自疏灌淖污泥之中”，意为自远于污浊的社会，这里并不涉及屈原是否离楚的问题。」；「此外，“自疏”不是“远逝”，没有“至死不肯离楚”之意」（P18）；「屈传中史迁对屈原“睠顾楚国”，只作了客观叙述，并未加评论——没有赞扬，也没有批评。如果说这一段有什么言外之意的话，那就是一方面肯定屈原对楚国对怀王的眷注，一方面对屈原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不知忠臣之分”的昏王身上，表示惋惜。由此跨进一步，就可以达到赞语中的“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其间似无不可踰越的鸿沟。」[3《〈屈原列传〉析疑》（P18-19）] 再说，这种评述上的差异并不罕见。例如班固的《离骚序》对屈原的批评很多，而其《离骚赞序》却一句批评之语都没有。两者虽有明显差异，但不能说它们“出自不同作者”。 再如，汤炳正先生一贯的观点是，“屈原作《招魂》招怀王死魂”：「屈子遭谗而怀王不察(考)屈子之盛德，故结果怀王赴秦被拘，“离殃而愁苦”，终死于秦。据此，则《招魂》实为屈原招怀王之魂而作。怀王已死于秦，故希其魂得归也。当时怀王死于秦，国人“如丧亲戚”，屈原岂能无动于中?招魂之作，殆在此时。」[5《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P416） 可是汤氏又有言论，批评“招死人之魂的附会之谈”：「《招魂》首段还有“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等语，亦即王逸叙所谓“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廷其寿命”。这又跟大关县巫师招魂之术系施之于“精神昏迷”病的事实相符合。他们不是招死人之魂，而是招病人之魂。清陈本礼《屈辞精义》把“些”字解释为“挽歌声”，显然是误为招死人之魂的附会之谈。」[2《屈赋新探》（P376）] 恐怕不能说汤氏著作中“这样对立的观点”是“后人窜入”所造成的吧！ （三）、“屈平既嫉之”，接“令尹子兰闻之大怒”问题。 汤先生与大多数认为今本《屈传》有错乱的人一样，认为在“屈平既嫉之”下，应接“令尹子兰闻之大怒”。 熊任望先生从“既”字入手，说明仍以保留今本原貌为好。他说「“既嫉之”句与下文连续，大意是:屈原既嫉子兰，又作《离骚》(其中有影射子兰之处)，子兰闻之大怒。“闻之”的“之”，当兼指屈原嫉之和作《骚》两事。若在“屈平既嫉之”之下，径接“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既”字很难找到恰当的解释。改反难通，不如不改。」[3《〈屈原列传〉析疑》（P13）] 郑文先生指出：「这“屈平既嫉之”汤先生认为是下接“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果如所说，不免“文意扦格”。因为“屈原既嫉之”是承上文“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而来，它本身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句子。它必须联贯下文“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才成为一个神完气足的句子。」[6（P16）]。「把这里的“兰（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和“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联系起来，正可见屈原这篇《离骚》怎样刺痛了这位“无实而容长”的家伙!因此，我认为“令尹子兰闻之”的“之”字，既指的“屈原既嫉之”这回事，也指的“其存君与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一篇”。这“一篇”就是《离骚》。」[6郑文〖读《〈屈原列传〉新探》兼论《离骚》创作的时间〗（P19）] （四）、 “后人窜入的两段文字” 问题。 汤炳正先生认为，“今本《屈原列传》中所窜入的也就是《离骚传》的总叙部分。”；“离骚者，犹离忧也”到“争光可也”，以及“虽放流”到“岂足福哉”两段，全是后人窜入的刘安《离骚传》中的文字，应该剔除。[2（P8-9）] （聂石樵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见《屈原论稿·〈屈原列传〉辨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2月]。但是在《聂石樵自选集》“关于屈原三题”中又说“司马迁把刘安的意见采纳入为屈原所写的传记之中，说明司马迁是同意这种观点的。”[7《聂石樵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年1月]） 《太史公自序》：“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8《史记》]。史迁作《屈原列传》，与《离骚》密切相关。若把两段评议《离骚》的543个字“剔除”，岂不成了“断尾巴蜻蜓”？可见汤氏删改《屈原列传》，不但缺乏依据，而且与太史公自序相悖。 熊任望先生说:「司马迁为屈原立传，极便借题发挥，抒泄愤懑。如以为两大段议论都是后人窜入，原文在叙事中没有发任何议论，对别的史家说可以，对有机会即发议论，曾借《伯夷列传》大兴慨叹的司马迁来说，很难理解。……“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既然如此，对《离骚》他不能没有评论。」；「以为屈传中其余议论也都是刘安的话，证据似嫌不足。班固所引的几句，语气平和。屈传中的议论，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语气十分愤激的话，如“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王之不明，岂足福哉:”等等。这些牢骚，理应发自史迁。刘安密谋反叛，不可能在直接呈献给武帝的《离骚传》中借题发挥，指桑骂槐，那样有引起怀疑的危险。」（P16）「班固《离骚赞序》和王逸《离骚经序》，合乎总叙的要求；而今本，《屈原列传》中的评论，其中有非总叙所该有的内容，只能属于史迁，而不能归于刘安。」（P17）「班序和王序对怀王的过错，不加任何评论。可是，屈传，除有班、王序的两点内容外，还有抨击怀王的大段文宇，为班、王序中所无。这一大段抨击怀王的文字，无论从性质，还是从数量说，都是刘安《离骚传》的总叙中所不可能有的。」[3《〈屈原列传〉析疑》（P17）] 赵沛霖先生认为：《屈原列传》中“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致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这是司马迁“对屈原精神做了全面的评价。”[9赵沛霖《封建时代屈原爱国精神研究的历史走向》《殷都学刊》1994年第1期] 而不是刘安的话。 汤先生的删改，犹如在为患病的机体动手术时，把好些正常器官切除了，这样的手术当然不理想。 （五）、从刘安对屈《骚》评价的本意 看《屈原列传》中的争议 淮南王刘安之都邑——寿春，是楚国最后的国都。楚亡后楚之宗族遗老、屈氏后代、巫师文士仍一度云集于此，虽然《汉书·高帝纪下》:“九年冬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然而它仍然是楚文化以及屈原作品与传闻保存较为集中之处。这对爱好文学的刘安“治骚”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刘安的《离骚传》等作品，为司马迁写《屈传》提供了重要史料。 但是，刘安这样的谋反逆臣不大可能与忠君爱国的屈原产生思想共鸣。那么刘安《离骚传》对屈原的赞美之词：“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与日月争光”其本意是什么呢？想必是刘安把屈原看作“真人”……。浮游、蝉蜕、轻视生死、与日月争光正是《淮南鸿烈》所描绘的“真人”、“至人”的特征。司马迁、王逸等人借用刘安的赞词，赞颂屈原的高洁、修美，并非使用刘安的本意。 孙克强先生认为：从字面看，刘安对屈《骚》的评价的确很高，但通过对刘安思想的剖析再来看，就可发现刘安歪曲了屈原。刘安密谋反叛，对武帝阳奉阴违。表面上极尽歌功颂德以讨好武帝。他受诏作《离骚传》，一半是奉诏，一半是迎合武帝好儒术、爱屈骚的心理。把《离骚》拉上“温柔敦厚”的轨道，掩盖屈原对国君的批评指责，他的评价很难是对屈原作品的真实理解。(P71) 知道了刘安与司马迁思想上的差异后，再来看“从‘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是不是“刘安《离骚传》中之语”，就可以辨析清楚了。(P73) 刘安认为屈原是超尘绝俗，“浮游”、“蝉蜕”，轻视生死，无欲无念的“真人”。而太史公为屈原立传突出的是“发愤而抒情”所以的:“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与《史记》的主旨完全一致，应是司马迁自己的话，而不是刘安《离骚传》之语。 [参见10孙克强《刘安评屈骚辨——兼对〈史记〉刘安语的认识》《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01（P69-73）] 徐克文先生也认为：司马迁写《屈原列传》他对屈原的思想感情，生平志趣，政治遭遇，发生了强烈的共鸣，虽然写的是屈原，而在思想感情上又仿佛在写自己。司马迁对屈原作品所反映的深细隐曲的蕴义微旨，体会得比一般人深刻真切。《屈原列传》将叙事、议论、抒情交织在一起，用跳跃的手法进行表彰歌颂 记叙 议论。这种夹叙夹议兼抒情的龙门笔法，正是他写传记的表现手法之一，《伯夷列传》等也是这样写的。（《伯夷列传》论述这千古第一“义人”的《采薇歌》，就是“盖自怨生也”。）《屈原列传》对《离骚》的评议，可谓深湛精确，婉雅凄枪，真气动人。尤其“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一语，揭示出屈子作《离骚》的思想底蕴，在当时来说，确属石破天惊之谈。《屈原列传》中纵然有些字句采用了淮南之词，而主要观点，基本倾向，则是司马迁的。细读这两段文字，不论对屈原的“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的忠贞恳挚的思想感情的揭示，或是对屈原的对人生事物，对真理正义之所以抱有那样执着态度的认识，从而给出的祟高评价，都不是淮南王之辈所能有的。 [参见11徐克文《司马迁与屈原——读〈屈原列传〉》《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P74-78）] （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与“列传”有异的问题 汤炳正先生引《报任少卿书》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有与此大同小异的一段话。但如果以《史记》列传考之，则此段不仅跟屈原的事迹不相合，而且吕不韦之著《吕览》，乃在迁蜀之前，不在迁蜀之后；韩非之著《说难》，《孤愤》。乃在囚秦之前，不在囚秦之后。然而决不能因此而说史迁对他们的事迹，也有两种不问的说法。因为先秦两汉对此并无异说。盖史迁因情之所激，奋笔直书，致与传记体的列传有所出入。因此，“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语，乃史迁以概括之笔抒其情，并非以叙述之笔传其事。」[2（P14-15）] 此论缺少说服力。 1、“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并非史迁一人所言，汤氏否定它，就是否定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等汉人的一致意见。 2、《报任少卿书》及《太史公自序》中的“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是与“文王”、“仲尼”、“左丘”“孙子”并列者，而这几位都与其“列传事迹”相合。 3、文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并没有说“著《吕览》，乃在迁蜀之后”。“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也没有说著作的时间。汤先生对引文中多数“与其列传事迹相合”之例弃之不顾；把贾谊、刘安、刘向、王逸等汉人一致的意见置之度外；只对其中没有明确著作时间的“不韦”、“韩非”引申发挥，以逞其否定“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之目的。这样的推理、辩驳，是不是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 4、至于汤先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跟屈原的事迹不相合”，不但与两汉学者之论背离，而且与《屈赋》所记不符。 小结 尽管今本《屈原列传》中对怀王“放”屈原，与《离骚》作时记述有矛盾，但是“汤氏删改《屈传》后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怀王之时屈原只是‘疏’”；“《离骚》之作当在屈原被疏之时。”前者与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等人“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一致意见不合。后者与《离骚》之内容相悖。可见汤氏删改《屈传》，不是恢复原貌，而是离原貌更远了。详见下文。 怀王有没有流放屈原？ 汤炳正先生在删改《屈原列传》后得出：“认为怀王时屈原只是‘疏’的，有史迁、班固等，认为怀王时已被‘放’的，有刘向、刘安等。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传说。”[2（P12、38）] 汤先生选择了“怀王之时屈原只是‘疏’”。但是，这一结论的基础并不牢固，致使汤先生把屈原的“汉北之行”，放到“写《哀郢》之后的顷襄王十年”，并作出了屈原“从陵阳去汉北”，“观察边疆动态”等一系列令人难以以置信的臆断。[详见将发表的敝文 《〈九章〉时地管见》商榷] 其实，《屈原列传》既曰：“怀王怒而疏屈平”；又曰：“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那么，屈原在怀王之世完全可能先“疏”后“放”。不必把“疏”与“放流”对立起来。 （一）、“屈原放逐，著《离骚》”的文献依据 《屈原列传》：『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8《史记》（P628）] 不管这是司马迁的话、或刘安《离骚传》中的话、还是司马迁采信刘安后的论述，都明确地表示怀王之时屈原曾被“放流”。而且《太史公自序》再次记有：“屈原放逐，著《离骚》”[8《史记》（P945）]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可以互证。 贾谊《吊屈原赋》：“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 刘向《新序?节士》：“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12刘向《新序》] 洪兴祖：“刘向《新序》云：‘……当顷襄王之三年，怀王卒于秦。顷襄听谗，复放屈原。’”[13洪兴祖《楚辞补注》](P135) 既然“顷襄复放屈原”，那么必有“怀王初放屈原”。两王之“放”其义应当相同。 王逸曰:‘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 [13《楚辞补注》（P2）] 这些汉人的说法是一致的。 汤炳正先生在删改《屈原列传》的基础上得出的：史迁“认为怀王时屈原只是‘疏’”之论，并无确切的文献依据，似有“以己意代史迁之意”的嫌疑。 （二）、屈赋中有关“疏”，“流、放、迁、逐”的记述： 《惜往日》“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 “君含怒而待臣”，当是怀王十五年“王怒而疏屈平”的写照。 《惜诵》则是“王怒而疏屈平”时的作品。 《惜往日》“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 似乎是怀王后期，“远迁”屈原于汉北的表述。 即《卜居》的“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 《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13 P139]。这与《惜诵》的“欲高飞而远集兮”，都是以鸟喻己。可见流放之地在汉北。 《惜往日》“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何贞臣之无罪兮，被离谤而见尤！” 当指顷襄王三、四年间，屈原遭“顷襄王怒而迁之”事。可与《哀郢》：“遵江夏以流亡”；“方仲春而东迁”；“信非吾罪而弃逐”，“哀见君而不再得”呼应。[见鄙文14《〈哀郢〉的猜想 兼答客难》] 《哀郢》记屈原被放于郢东，一待九年，与《卜居》的“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显然不是一回事。 《惜往日》“惭光景之诚信兮，身幽隐而备之。” 或许可与《涉江》“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呼应。 东方朔《七谏·自悲》有：“隐三年而无决兮，岁忽忽其若颓。”或许指屈原在溆浦“幽隐”之地待了三年（顷襄王十三～十五年？）。 随后楚王准许他迁往生活条件较好的长沙（汨罗）。 《怀沙》即有离溆浦往长沙之记述：“伤怀永哀兮，汩沮南土。……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 《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则是屈原在投水前仍然是“被放之身”，于汨罗一带活动的记事。 （三）、《卜居》的“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是怀王“放”屈原的表述。 《楚世家》：“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於黄棘。秦复与楚上庸。”[8 P340] 很可能，怀王为了讨好秦王，在黄棘会盟时答应 把秦王所忌讳的、一直反对与秦结盟的屈原流逐出郢都。此说（即“为秦逐屈原，复楚上庸”）虽然根据不充分，但是，按屈原年谱排下来，在黄棘会盟后屈原流放汉北，其可能性比较大。 屈原《悲回风》中有：“借光景以往来兮，施黄棘之枉策。”洪兴祖《补注》曰：“初，怀王二十五年，入与秦昭王盟于黄棘，其后为秦所欺，卒客死于秦。今顷襄信任奸回，将至亡国，是复施行黄棘之枉策也。”[13 P161] 可见“黄棘会盟”对楚国和屈原都有较大的影响。 《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是说屈原被放三年期满，可以自主行动，可以回郢都与家人团聚。《七谏·谬谏》：“念三年之积思兮，愿壹见而陈辞。”[13 P256]可能是说同一件事。 但是，他没有任职、“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所以“往见太卜郑詹尹”咨询。其“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说明屈原已经是自由之身，面对着人生道路的两种选择。 “太卜”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是劝他自行决定。 此篇或为虚构之文，但是它反映了诗人面对今后的人生道路“不知所从”的心态。也不排除屈原从汉北回郢都的途中，经鄢郢旧都祖庙所在之地，或许去拜访过留守的“太卜”，促成了他写作了此文。 总体上看，屈原可能在怀王二十五～二十八年流放汉北。[详见敝文15《屈原流放汉北考》] （四）、《哀郢》可与《史记》“顷襄王怒而迁之”、“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对应。 《哀郢》的“遵江夏以流亡”；“方仲春而东迁”；“信非吾罪而弃逐”。当与《屈原列传》：“（怀王）竟死於秦而归葬。……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以及《太史公自序》：“怀王客死，兰咎屈原。”相关。[详见敝文 14《〈哀郢〉的猜想 兼答客难》] （五）、“放流”不宜作“疏”解。 《屈原列传》：“屈平既嫉之，虽放流……”之“放流”，与《卜居》的“屈原既放”，《渔父》“屈原既放”，《哀郢》“遵江夏以流亡、方仲春而东迁、信非吾罪而弃逐”，《惜往日》“远迁臣而弗思”，其“放、流、迁、逐”含义类同，故“放流”不宜作“疏”解。 《史记》中这类例子也很多。 如《五帝本紀》：“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秦始皇本纪》：“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 《楚世家》：“观从……令楚众曰：‘国有王矣。先归，复爵邑田室。后者迁之。’” 《郑世家》：“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8. P357]） 这里的“流”、“放”、“迁”、“殛”其义相同。 小结 “怀王初放屈原”，“顷襄复放屈原”不但在《史记》和“刘向《新序》有记载，而且在屈赋中可找到内证。总体上看，屈原可能在怀王二十五～二十八年流放汉北。 《离骚》的作时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8《史记》（P632）] 可证明《屈原列传》及西汉早中期人们论及的《离骚》属单篇，并非后人的“统称屈赋为《离骚》”之《骚》。 《屈原列传》中关于《离骚》的作时存在矛盾的记述。它既于“王怒而疏屈平’之后记叙写作《离骚》；又在顷襄继立之后写到屈原“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云云，再次论及赋《骚》。再者《太史公自序》也有“屈原放逐，著《离骚》”。因此后人对《离骚》作于何时，一直存有分歧。 但是，“《离骚》之作，不应在‘王怒而疏屈平’时。因为这与《离骚》的内容不合。”则是多数学者的共识。 汤炳正先生在删改《屈传》后，把屈原赋《骚》，定于“怀王疏原之时”。如此删改，不但与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等人“屈原放逐，著《离骚》”的记载矛盾，而且与《离骚》的内容不符。 试分析之。 （一）、“‘《离骚》作于怀王疏原之时’论”解析。 汤炳正先生说：「屈原赋《骚》，不是在襄王放原之后，而是在怀王疏原之时。两汉以来古说，本无歧异。刘向的《新序》、班固的《离骚赞序》、王逸的《离骚经章句序》等书，都是一致的。」[2（P11）、（P37）] 1、汤先生此说有违史实 前文 在“怀王放流屈原的文献依据”中已列举了“两汉以来古说”，其主流描述是：“屈原放逐，著《离骚》”。 汤先生“两汉以来古说，本无歧异”的表述，隐匿了“屈原放逐，著《离骚》”，与“怀王疏原时作《离骚》”的分歧。把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等人的“屈原放逐，著《离骚》”，“偷换”为“怀王疏原之时作《离骚》”。如此论说 有误导读者之嫌。 2、怀王疏屈原时不足三十岁，与《离骚》“老冉冉将至”不合。 汤炳正先生说：「据史实考之，《离骚》之作，当在怀王十六年以后，亦即屈原遭谗被疏之时，时屈原正三十多岁，古人所谓“三十曰壮”之年。」[2（P12）] 这样表述有意无意地混淆模糊了两件事。 第一，汤氏可以认为“《离骚》之作，当在怀王十六年以后”，但是不能说“亦即屈原遭谗被疏之时”。因为《屈原列传》明白记载，“王怒而疏屈平”是在怀王十六年“张仪诈楚”之前，而不是“怀王十六年以后”。两者时间不合，不该混淆。 汤氏在1962年 10月《〈屈原列传〉新探》（《文史》创刊号）的说法：“据史实考之，《离骚》当写于怀王十二年屈原被疏之后到十七年起用之前，亦即屈原二十七岁到三十二岁之间，所谓‘三十曰壮’之年。”[2（P38）]并没有这个毛病。 后来汤先生考证：屈原“生于公元前342年”[2（P40）]，则怀王十六年（前313年）屈原刚刚三十虚岁。汤先生为了让屈原跨入三十岁这个档次，把它定“在怀王十六年以后”很有意思。可惜他“亦即屈原遭谗被疏之时”的表述与史实不符。 据敝人考证：“王怒而疏屈平”在怀王十五年。（既不是汤氏1962年所说的怀王十二年，也不是1984年所说的怀王十六年以后。）[见敝文16《〈惜往日〉透露的屈原经历》] 即便按汤先生：屈原“生于公元前342年”计算，怀王十五年屈原被疏时也只有二十九虚岁。 若是按照浦江清的屈原生于“元前339年”计算，怀王十五年（前314年）屈原被疏时，只有二十六虚岁。 当然，若是说屈原在被“疏”几年后，三十多岁时再作《离骚》，也能说得过去。这就涉及下面一个问题。 第二，汤先生的:“《离骚》之作，……时屈原正三十多岁，古人所谓‘三十曰壮’之年。” 这是试图证明 作《离骚》时屈原三十多岁，正合古人之“三十曰壮”。 汤先生为了说明问题，还列举了游国恩先生的三个例证和汤先生自己所找的《离骚》中的三个例子： 游国恩先生《楚辞慨论》举的三例：[2（P11）]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汤炳正先生举的三例：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2（P12）] 郑文先生“不同意汤先生对他自己所举的三个句子的解释。”认为：“汤先生解释这三个句子是屈原自谓的语气、是不正确的。”[6（P16）] 而且这三例中，有两个并非指“屈原之年岁”，可见这是汤氏之误读。 若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看这些引文，《离骚》当作于“老将至”的“壮年后期”。 古人“所谓‘三十曰壮’”是说三十岁进入壮年期，一直到四十、五十都可算是壮年。再往后就是“六十曰老”或“七十曰老”。那么“未晏、将老”是多大年龄呢？至少应当在四十五岁左右吧。 汤先生把“老冉冉其将至兮”等语意，界定为“壮年”即“三十多岁”，像这样用“模糊壮年期概念”的方法，来曲解《离骚》，以便纳入他“屈原被疏之时作《离骚》”的观点，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借用郑文先生的话来说：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壮年，“怎会有‘迟暮’、‘老将至’、‘年岁不吾与’之感呢？”[6（P17）] （二）“《离骚》作于屈原被疏之时”论，与《离骚》的内容大相背离。 汤先生《离骚》作于屈原被疏之时论，不但与上面所说的“老冉冉其将至”等记述不合，而且与《离骚》总体精神不符。 力挺“汤说”的董运庭先生也驳说：「屈原被馋见疏时，还比较年轻，不到三十岁。而《离骚》一诗详尽地叙述了抒情主人公一生的不幸遭遇，尤其是政治上所遭受的曲折坎坷，其中还有一些缅怀往事、叹息老之将至的话，这些都与屈原当时的年龄身份不符。从《离骚》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反映的与楚王的关系，还是反应的抒情主人公的思想状态，都有复杂变化和剧烈冲突的过程，对于楚王，除了有批判、抱怨之外，也还有一些希冀和期待，幻想还没有完全破灭。屈原既“伤灵修之数化”，有恐“老冉冉其将至”，他有“九死不悔”的执着，写作《离骚》，必然是政治上屡经挫折，而感情上的忧愤己经积累到十分深沉的地步。因此，具体的写作时间应是怀王朝的后期较为妥当。」[17董运庭《关于屈原生平事迹的总体廓清——再读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P34）] 董先生把《离骚》作时定在怀王后期（即在怀王十五年“屈原被疏”后的十到十五年），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汤先生的“屈原被疏之时作《离骚》”；也就否定了汤先生对《屈原列传》的删改。 （三）《离骚》作时推想 屈原可能在怀王二十五～二十八年流放汉北。 《楚世家》：“二十九年（前300年），秦大破楚，楚死二万，杀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8 P341] 楚怀王又要和齐，很可能想起屈原，就把已经流放三年的屈原招回郢都。从屈原参加了怀王三十年的“廷议”劝怀王：“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1 P627]看，怀王二十九年屈原已经回郢都。 怀王二十年以后，《楚世家》中多次提及昭雎：建议“合齐善韩”的是昭雎；谏怀王“毋入秦”的是昭雎；“诈赴於齐、归楚太子”，也是昭雎，可见他当时是位重臣。这也表明，怀王二十九年屈原回郢都后，未被重用，其地位远在昭雎之下。故《楚世家》只记昭雎，不提屈原。 再从《哀郢》的“出国门而轸怀兮”、“哀见君而不再得”看，顷襄王初期屈原在郢都尚有任职，经常可以见到顷襄王，只是未任要职。 怀王二十九年到顷襄王三年这五年中，屈原既未被重用比较清闲，又在郢都任职生活比较安定，行动比较自由，心情当比放流时平静。 从时间、地点、心境等主客观条件上看，都适宜《离骚》的书写。 怀王客死，屈原就把《离骚》呈献给顷襄王，同时要求追究“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责任”。以至“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小结：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是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等汉人的一致意见。再结合《离骚》的总体内容看，把《离骚》的作时定在“放屈原于汉北”以后的怀王末期至怀王客死的一段时间（即怀王29年至襄王3年）比较合适。 汤先生删改《屈传》、把《离骚》作时定于“怀王疏原之时”之举，并不成功。 今人难以恢复《屈传》原貌 今本《屈原列传》有些地方确实记叙得不清楚，或有错简；或有后人窜入的文字。汤炳正先生所指出的“传内评论与传末赞语”的差别也确实存在。但是，现在的各种“修正、议论”都属于猜测，除非地下挖出古老版本，否则难以确定谁的说法更接近“原貌”。 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新探》1962年10月在《文史》创刊号发表后，西北师范大学郑文教授（1910-？）紧接着就在1962年《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第4期以〖读《〈屈原列传〉新探》兼论《离骚》创作的时间〗[5]为题 对汤先生《新探》中的“怀王没有‘放’屈原、屈原被疏作《离骚》、”等观点作了反驳。郑文列举了十二点理由，证明“《离骚》不是张仪欺楚之前屈原被疏之时的作品”。[6（P18）]此文大多言之有理、有据 [见附件]。可是汤先生却对它视若无睹、不与理睬。（在1984年出版的《屈赋新探》中以《〈屈原列传〉理惑》为题，再次发表的论文中，其主要观点均未改变；在其《后记》中对郑文也只字未提。） 汤先生把今本《屈原列传》中“离骚者，犹离忧也”到“争光可也”，以及“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两段543个字“剔除”后,得出的“怀王没有‘放’屈原、屈原被疏作《离骚》、”到底是接近《屈原列传》原貌了，还是离原貌更远了？读者心中自然各有评议，……恐怕很难取得一致意见。 刘生良先生则认为：太史公「的修史原则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成一家之言”。在整齐、结构不同来源的史料成篇时，太史公往往采用先录后补之类的笔法.在所录所补的文字间，是难免不出矛盾的。例如《宋微子世家》写微子出亡一节，前边说微子谏纣不听，问于太师少师之后“遂亡”，接着，又在箕子佯狂、比干剖心之后写到微子“其义可以去矣”之叹，“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微子之亡到底在箕奴比剖之前，抑或其后，史文乃呈岐说，究其原因是由于史公先据《尚书·微子》等史料行文，后又以追叙的方式补录其它史料造成的。又如《吴起列传》前云魏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下文又书武侯浮西河，善吴起之对答，“即封吴起为西河”守。到底是文侯还是武侯以吴起为西河守，所记何其矛盾。由于武侯浮西向、封吴起一段文字出自《战国策》，此亦因结构不同.来源的史料不同而出现矛盾。再如作为全书总纲的《太史公自序》，其中关于《史记》起迄界限的说法也是矛盾的:一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曰“余历述黄帝以来至于太初”。对此，有人认为前者是转述其父的修史计划，后者乃司马迁作史的实际断限⑥.这种情况，在五帝、秦、项羽诸本纪，鲁、燕。陈、晋、婪、赵.田完、孔子诸世家，春申君、韩长孺、司马相如诸列传中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现。其实，就《屈传》本身也可找到例证，关于屈原的官职，本传前文只说是“楚怀王左徒”，后文却突然又出现了个“三闾大夫”，前者录自《离骚传》，后者出子《渔父辞》，这不也是由于摭录、结构不同史料而形成的吗?由此可见，太史公在采用前人著述入史时，篇中常会出现矛盾的记叙，《屈传》的矛盾并不奇怪。……」 [18刘生良《〈史记·屈原列传〉关于〈离骚〉作期矛盾记述的考辨》《求索》1990年第1期（P87-88）] 董运庭先生说得好：总而言之，擅改今本《屈原列传》未为治本之策。难道我们今天 还要去帮助太史公修改文章吗?[参见14（P32）] 注释: [1] 孙作云《读〈史记·屈原列传〉》《史学月刊》1959年第9期P23-27 [2] 汤炳正《〈屈原列传〉理惑》[A]《屈赋新探》[M]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P1-22 《〈屈原列传〉新探》《文史》创刊号 中华书局 1962 10 P33-44 [3] 熊任望《〈屈原列传〉析疑》《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P12-19 [4] 廖化津《〈屈原列传〉解惑——续说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5] 汤炳正《楚辞类稿》[M]巴蜀书社1988 [6] 郑文〖读《〈屈原列传〉新探》兼论《离骚》创作的时间〗《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62年04期P15-22 [7] 聂石樵《聂石樵自选集》[M]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年1月 [8] 《史记》 [9] 赵沛霖《封建时代屈原爱国精神研究的历史走向》《殷都学刊》1994年第1期] [10] 孙克强《刘安评屈骚辨——兼对〈史记〉刘安语的认识》《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01（P69-73） [11] 徐克文《司马迁与屈原——读〈屈原列传〉》《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P74-78）] [12] 刘向《新序》 [13] 洪兴祖《楚辞补注》 [14] 熊人宽《〈哀郢〉的猜想 兼答客难》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6679 [15] 熊人宽《屈原流放汉北考》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6332 [16] 熊人宽《〈惜往日〉透露的屈原经历》 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247528 [17]董运庭《关于屈原生平事迹的总体廓清——再读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P28-35） [18] 刘生良《〈史记·屈原列传〉关于〈离骚〉作期矛盾记述的考辨》《求索》1990年第1期（P87-8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