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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汤炳正先生“《楚辞》编辑五阶段论”大胆想象，思路开扩，但是缺少文献佐证。他断言：“凡见于前者即略于后，乃王逸《楚辞章句》的惯例”。而书中多有《九歌》、《九章》有注而《九辩》未注的反证。这就打破了“《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乃《九辩》在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的臆断。王逸《章句》称《离骚经》，然《释文》《离骚》无“经”字，说明其编撰者更改了《章句》的内容，可见《楚辞释文》不是《楚辞章句》的原貌。 关键词 《楚辞章句》；《九辩》；结集成书；王逸 下面仅就汤先生《〈楚辞〉成书之探索》中的部分观点提出商榷，并求教于方家。 “《楚辞》编辑五阶段论”基础脆弱1 汤炳正先生告诫他的学生：“立论要 言必有据，切忌孤证。”但是，他1963年发表的《〈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探索》[1]类似小说家言，其实践与言论背离。其文中“《离骚》与《九辩》……纂成时间当在先秦，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等论断，连“孤证”都没有。汤氏曰：“以后学的身分而纂辑其前辈的著述拜附以己作，乃先秦学术界的惯例。”此论大体不错，可是它不适用于“《楚辞》的成书”。汤氏一个类似的例子也没有举出来。汤先生的“《楚辞》编辑五阶段论”大胆想象，思路开扩，有筚路蓝缕之功。但是距离“史实准确，考证扎实”还差得很远，充其量只是个“猜想”。学术研究需要猜想，但是不能把猜想说成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黄灵庚先生说:「汤先生的结论仅仅以五代时期王勉《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为基础，没有其他文献材料得以佐证，未免有些脆弱、单薄。《楚辞释文》的目录是否即是刘向、王逸《楚辞》十七卷本的原始面貌，尤需慎重，未可妄下断语。清代四库馆臣曾指出:“洪兴祖《考异》，于《离骚经》下注曰《释文》第一，无‘经’字。则逸注明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则逸所注本确有‘经’字，与《释文》本不同必谓《释文》为旧本，亦未可信。”说明《楚辞释文》并非王逸《楚辞章句》的原貌。」[2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2）] 郭建勋先生说：「汤炳正先生据《释文》古本，将《楚辞》的编辑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并推测刘安及其宾客将当时所能收集到、并认为是屈原所作的作品，与宋玉所编之第一组“楚辞”合，再附上《招隐士》一篇，汇成一个集子，’集名曰“楚辞"，也就是说，刘安时已有了命名为《楚辞》的合集本了。⑧我们认为，以刘安居于寿春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充足的财力、人力，当然不能排除他组织宾客搜集、整理屈作的可能性。但汉武帝时，还没有裒集此类作品的风气，在《史记》以前，亦无“楚辞”之名。验之史实，《汉书•淮南王传》言刘安及其宾客之著述甚详，却并未提、及所谓.“《楚辞》、”，王逸《章句》及高诱《淮南鸿烈解叙》于此事亦未着一词，且迟至《艺文志》，也只载“某人赋若干篇”或“某人歌诗若干篇”，仍未出现任何形式的“诗赋”集子。要言之，刘安及其宾客虽罄理过屈原辞作，但都是以单篇形式进行的，而并没有将这些作品编集起来。」「自刘安给《离骚》作《传》以后，屈作的注释者亦逐渐增多，但由于它们当时是以“篇”为单位流传的，因而现在可知的当时的注本均为单篇，且都是屈原的重点作品。《楚辞章句•天问叙》曰:“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杨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又《离骚叙》曰:“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以上王逸所言之作，今皆不传，未能详考，但除刘安之《传》外，西汉有刘向、杨雄解说《天问》，东汉有班固、贾逵作《离骚经章句》的记载，却清楚地表明了王逸以前汉人以单篇形式注解屈辞的真实情况。」[3郭建勋《汉人对楚辞的整理和编纂》《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02期 P62-66]（P64） 刘向集《楚辞》的问题2 汤炳正先生说:“自汉代王逸以来都认为十六卷本《楚辞》乃刘向所辑，是不可信的。”[1（P55）] 此说包含两个问题： （一） 王逸的“《楚辞》乃刘向所辑”可不可信？ 关于“汉代《楚辞》结集成书的”问题，除了王逸《楚辞章句》前言所说“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是实有的文献记载外，其他都是没有依据的臆测。凡是对“刘向编集《楚辞》”质疑者，至今天尚未拿出可信的依据。如果没有历史文献或考古发现的新依据，就要相信一千八百年以前的王逸，他比我们更了解那个时代，他的话更有权威。王逸的《楚辞章句》是“上呈朝廷之作，似乎没有必要欺瞒君上。”（龚俅言）。王逸的《楚辞章句》中，所有的话都不仿随便一点，唯独与皇上的对白，万万马虎不得。因为稍不留意就会犯“欺君之罪”，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要质疑“刘向集、王逸章句”这话“不可信？”，必须拿出过硬的证据。但今存文献，尚未见反证，汤先生怎么可以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把它“一风吹”了呢？ 汤炳正先生的论断：王逸所说“《楚辞》乃刘向所辑，是不可信的”（P55）。实质上是说 王逸在为《楚辞》作“章句”时，没有搞清此书是什么人所“编集”，只得借用一百六十年前的“刘向”之名，去糊弄皇上。一千八百多年前王逸都搞不清的问题，现在已由汤炳正先生考证解决了（而且没有任何新的文献、文物资料）。——此乃“发覆《楚辞》成书过程”的一大贡献，敬请诸位读者毋必采信。——这岂不是新“天方夜谭”吗？ 50年代初朱东润先生在《楚歌及楚辞》一文中，提出王逸的刘向编集《楚辞》之说有“六可疑”，并推测题称刘向所集，“也许是王逸假以自重”。龚俅先生指出：王逸是位自视甚高的学者。其《天问后叙》曰：《天问》，以其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扬雄，援引传记以解之，亦不能详悉。所阙者众，日无闻焉……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后学者永无疑焉。（P118）从中我们能体会到他对刘向的解说不以为然，似乎不屑“假刘向自重”。[4龚俅《〈楚辞〉研究三题》] （二） 对王逸“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的理解 汤氏所谓“自汉代王逸以来都认为十六卷本《楚辞》乃刘向所辑……”；也就是他说的:“根据传统的说法，都认为《楚辞》是汉代刘向编纂的。这个说法，是《楚辞章句》的著者东汉王逸首先提出的。他在《楚辞章句》的叙中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1（P49）] 胡念贻先生也说过：“王逸《楚辞章句》叙里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这十六卷包括屈原、宋玉的作品和贾谊、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拟《楚辞》的作品。这就是王逸作《楚辞章句》时所依据的本子。”[5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P264） 其实王逸根本没有说过“刘向集《楚辞》十六卷的话。”这是汤氏等人“似是而非”的误解。 王逸的《离骚经章句》后叙曰：“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6《楚辞补注》（P48）] 1、“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并非指“《楚辞》十六卷”。 若刘向“典校经书”是指《楚辞》，则刘向的《九叹》不应包括在“典校的经书”之内。刘向不可能把自己写的《九叹》，称为“经书”、列入“典校”之列。其实 今本《章句》中的《惜誓》第十一，《招隐士》第十二，《七谏》第十三，《哀时命》第十四，《九怀》第十五。这些汉人的作品，对刘向来说 都难以称为“经书”。故不能依据王逸的《离骚经》后叙 判定“刘向所集之《楚辞》”为“十六卷”。假如“刘向所集之《楚辞》”为“十六卷”，王逸就该言“屈原赋几卷”，不该说“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楚辞》中汉人称之为“经书”者只有《离骚》。王逸《离骚经章句》后叙之：刘向“典校经书”当指“《离骚经》十六卷”，而不是“《楚辞》十六卷”。黄灵庚先生指出：王逸“没有说过刘向集《楚辞》十六卷的话。无论是五代时期的《楚辞释文》十七卷本，还是今传《楚辞章句》十七卷本，皆非刘向所为。”[2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复旦学报(社科版)》2008 03]（P4） 郭建勋先生也认为：「应劭《风俗通义》曰:“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见刘向典校的书籍，大都是写在竹简上的，偶用丝帛，亦限于经书，故经有称“卷”者，而“诗赋”则全称“篇”，无一称“卷”，刘向焉能编“《楚辞》十六卷”? 」[7《汉人对楚辞的整理和编纂》（P65）] 2、王逸“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也是指《离骚经章句》。 这里的“经”也当指《离骚经》，《楚辞》不能称“经”。故黄灵庚先生认为:「王逸“作十六卷《章句》”，当也是指《离骚》一篇分为十六章说的。」[2（P4）] 《天问》后叙 也有：“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后学者永无疑焉。”（P118）这是王逸尊崇屈原《天问》，也佯称为“经”。但是《楚辞》中的非屈原作品，决无称“经”者。《天问》后叙的这个说法还可证明，《离骚经章句》后叙与《天问》后叙一样，都是单篇的后叙，并非《楚辞章句》总后叙。 王逸原始的《楚辞章句》可能是十一 或十二篇3 汤炳正先生说:「王逸《楚辞章句》自叙云:“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旨之趣，略可见矣。”是逸所为《章句》，只有十六卷，并不包括《九思》在内。」（P56） 这似乎是汤氏误解了王逸之“离骚后叙”。 1、王逸此“叙”是《离骚经章句》“后叙”，不是“《楚辞章句》自叙”。也与汤炳正先生所说的:“古人的总序皆附在全书之末。”（P55）不合。 2、从王逸《离骚经章句》“后叙”总体内容看，其主旨为评“屈原《离骚》”，而不是评《楚辞》；同时也是针对其后的班固《离骚序》“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进行的反驳。 3、王逸原始的《楚辞章句》可能是十一或十二篇《后汉书•文苑传》《王逸传》有：“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 黄灵庚先生考证:今有在范哗作《后汉书》之前的六朝遗物《王逸集》的“象牙书签”得以参证，“象牙书戮”云:“ 初元中，王公逸为校书郎，著《楚辞章句》及诔、书、杂文二十一篇。” 其“内容真实可信。” 《隋书•经籍志》：“梁有王逸《正部论》八卷，后汉待中王逸撰。亡。”《旧唐书•经籍志》有“《王逸集》二卷”。…… 据此可以断定，《正部论》八卷(即八篇)属于“杂文”之类。《王逸集》二卷(即二篇)当是包括“诛”、“书”、“赋”、“论”等的王逸的诗文总集。如果《隋志》记录可靠，在“二十一篇”中除去《正部论》八卷，再除去((王逸集》二卷。则六朝时期所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应为“十一卷”本(即十一篇)。 考《隋书•经籍志》，其著录有王逸注的“楚辞十二卷”，则《楚辞》有为十二卷者。其又云：“梁有《楚辞》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亡。” [参见2《〈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2）] 《楚辞释文》并非《楚辞章句》原始篇4 汤炳正先生说:“《楚辞释文》的篇次，却跟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相合。因为这个篇次是《九辩》在前，《九章》在后，所以王逸的《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辫》中”。洪氏的这一重耍发现，也见于他的《楚辞补注》目录后。凡见于前者即略于后，乃王逸《楚辞章句》的惯例。如《七谏》注云：“已解于《九章》篇中”;又《哀时命》注云：“已解于《七谏》也”。因此，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乃《九辩》在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近刘永济先生的《屈赋通笺》又有一个新的发现。他认为王逸的《楚辞章句》，于《九歌》、《九章》的叙文中都不释“九”字之义，而在《九辫》的叙文中则曰：“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这更证明了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九辩》不仅在《九章》之前，而且在《九歌》之前，跟《楚辞释文》的篇次相同。[1（P50）] (P88) 此论有多处不妥。 （一） “‘九’字之义，在《九辩》中释之”不能证明《九辩》篇次在前汤氏认为：“凡见于前者即略于后，乃王逸《楚辞章句》的惯例。”；“王逸的《楚辞章句》，于《九歌》、《九章》的叙文中都不释‘九’字之义，而在《九辩》”中释之。“更证明了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九辩》不仅在《九章》之前，而且在《九歌》之前”[1（P50）] 龚俅先生反驳说：「《离骚》，其提到“九”字者有“指九天以为正”（按：五臣云：“九，阳数，谓天也。”） “滋兰之九畹”、“虽九死其犹未悔”、“启《九辩》与《九歌》”、“思九州之博大”、“九疑缤其并迎”、“奏《九歌》而舞韶”等，而对这些语句中的“九”字，王逸亦均未作解。难道我们能据此断《离骚》的篇次在《九辩》之后？」[4龚俅《〈楚辞〉研究三题》] “凡见于前者即略于后”，是个松散的“惯例”，在很多场合可能适用，但是不能把它绝对化。《楚辞章句》中违“例”的事件很多。 （二） 《哀郢》注：“此皆解于《九辩》中”的问题 龚俅先生指出：前人由王逸的《哀郢》注：“此皆解于《九辩》中”，推测“《楚辞释文》篇第，盖旧本也”由来已久。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云：“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中。’知《释文》篇第，盖旧本也，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序耳。或曰：‘天圣中陈说之所为也。’”[孙猛，郡斋读书志校正[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P805)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洪氏按 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中’，则《释文》篇第盖旧本也，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序耳。朱侍讲按，天圣十年陈说之序，以为旧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第。然则今本说之所定也。”[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Z].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 梁启超曰：“洪、朱所论甚当。欲知刘向、王逸原本，宜遵《释文》，今本非也。”[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74) 然诸说实有值得检讨之处。[参见 龚俅《〈楚辞〉研究三题》] 王逸在《哀郢》“尧舜之抗行兮”至“美超远而逾迈。”（八句）之后的“注”说：“此皆解于《九辩》之中。”（P136）是个“特指”。前人没有分清原委，把它当作“泛指”，并转换为“《九章》注‘皆解于《九辩》中’”，从而武断地得出：“《释文》篇第盖旧本也”。龚俅先生说：《九辩》“尧舜之抗行兮”至“美超远而逾迈”共十六句。这十六句中，前、后各四句完全“抄袭”《哀郢》的八句，中间又插入了宋玉所发挥的“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等八句。王逸在注解时，为了避免重复，选择在《九辩》中作注。因为解释了《九辩》的十六句，也就解释了《哀郢》的八句。这与《九辩》和《哀郢》的篇次前后无关。 类似情况在洪兴祖的《补注》中也有。如《国殇》“左骖殪兮右刃伤”。《补注》曰：“骖，见《远游》。”（《远游》的篇次¸各版本都在《国殇》之后。）这是因为《远游》中：“服偃蹇以低昂兮，骖连蜷以骄惊。”“骖”和“服”对举，把“骖”与“服”一并作解，能够更清楚地解说词义。故洪氏把：“骖”放到《远游》中去解。[参见 龚俅《〈楚辞〉研究三题》] 上面是王逸“注”《哀郢》、《九辩》中共有之文的“特例”。 下面看看王逸“注”《九歌》、《九章》、《九辩》“共文”之“常例”： 还是先看《哀郢》与《九辩》： 《哀郢》“忽翱翔之焉薄。”王注“薄，止也。……”（P134），《九辩》“超逍遥兮今焉薄？”（P184）之“薄”未注。《哀郢》“忠湛湛而愿进兮，”王注“湛湛，重厚貌。”（P136），《九辩》“骛诸神之湛湛。”（P196）之“湛湛”不注。根本没有“皆解于《九辩》中”的事例。 再看《九歌》、《九章》与《九辩》： 注《云中君》“猋远举兮云中”之“猋”，而不注《九辩》“猋壅蔽此明月”；注《云中君》“蹇将憺兮寿宫”之“蹇”，而不注《九辩》“蹇淹留而无成”；注《湘君》“横流涕兮潺湲” 之“潺湲”，而未注《九辩》“涕潺湲兮下霑轼”；注《湘君》“聊逍遥兮容与”之“逍遥”，而不注《九辩》“聊逍遥以相佯”；注《湘君》“邅吾道兮洞庭”之“邅”，而不注《九辩》“邅翼翼而无终”；注《惜诵》“惜诵以致愍”之“诵”，而不注《九辩》“自压按而学诵”； 注《怀沙》“伯乐既没”之“伯乐”，而不注《九辩》“无伯乐善相”；等等。 若依汤氏“见于前者即略于后的‘惯例’”，从全文的注释来看，则《九辩》之篇次 当在《九歌》、《九章》之后。[参见龚俅《〈楚辞〉研究三题》] 有这么多的反证，当可彻底推翻汤氏的臆断：“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乃《九辩》在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1（P50）] 汤炳正先生说:《楚辞释文》的篇次，却跟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相合。因为这个篇次是《九辫》在前，《九章》在后，所以王逸的《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辫》中。”[1（P50）]——这是汤氏不加分析地承袭前人的误说，得出的混淆视听之论。 （三） 《楚辞释文》《九辩》为何置于《九歌》之前的问题 汤氏曰：“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九辩》不仅在《九章》之前，而且在《九歌》之前，跟《楚辞释文》的篇次相同。是《楚辞释文》的篇次虽较混乱，而却是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面貌。”[1 (P50) ] 前文已证，若从全书的注释来看，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九辩》当在《九歌》、《九章》之后”。那么“篇次混乱”的《楚辞释文》为何独出心裁把《九辩》次于《离骚》之后呢？ 黄灵庚先生有个解释：「《九辩》本是宋玉之作，以其次于《离骚》之后。之所以如此，并非如汤炳正先生所说，为先秦时期宋玉编纂的“屈、宋合集”，而是依据屈原作品的内证。《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两例《九辩》皆在《九歌》之前。所以，尽管《九辩》为宋玉所作，王逸（笔者按：当为《楚辞释文》编集者）还是据此排列，置《九辩》于《九歌》之前。……近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得见王国维手校汲古阁《楚辞补注》本，发现王氏在《楚辞目录》下有批语说：“按《九辩》、《九歌》，皆古之遗声。《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大荒西经》云：‘夏后开上三殡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故旧本《九辩》第二、《九歌》第三。后人以撰人时代次之乃退九辩于第八耳。”其说与吾若桴鼓相应。可见，《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确是保留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2《〈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6）] 黄氏对《楚辞释文》的编辑者把《九辩》置于《九歌》之前的解释可备一说。但是不能证明“《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确是保留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 （四） 《楚辞释文》并非《楚辞章句》旧貌 1、《楚辞释文》的编辑者把《九辩》篇次置于《九歌》之前，与“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不合。 首先，它与“凡见于前者即略于后，乃王逸《楚辞章句》的惯例”不合。《九歌》、《九章》、《九辩》有“共文”时，大多数注《九歌》、《九章》，不注《九辩》。可见《楚辞章句》的旧貌当是《九歌》、《九章》篇次在《九辩》之前。 第二，黄灵庚先生前文说：「《楚辞释文》的目录是否即是刘向、王逸《楚辞》十七卷本的原始面貌，尤需慎重，未可妄下断语。清代四库馆臣曾指出:“洪兴祖《考异》，于《离骚经》下注曰《释文》第一，无‘经’字。则逸注明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则逸所注本确有‘经’字，与《释文》本不同必谓《释文》为旧本，亦未可信。”说明《楚辞释文》并非王逸《楚辞章句》的原貌。」 [2《〈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2）] 黄氏前后矛盾，两相比较还是“并非王逸《楚辞章句》原貌”的论说更有说服力。 汤炳正先生为了证明“《楚辞释文》的篇次，跟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相合”，把这段话缩略为:“《四库全书提要》说‘必谓《释文》为旧本，亦未可信。’”[1（P51）]再把它们归结为“从篇次的时代顺序上看，这些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如此隐匿不利证据，“似为贤者所不取也”。 2、《楚辞释文》擅自更改了《楚辞章句》的书名和篇名。 王逸此书前言曰“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说明原书名为《楚辞章句》，而不是《楚辞释文》。《后汉书•文苑传》《王逸传》曰：“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可证王逸原书名为《楚辞章句》，而《楚辞释文》的编撰者更改了书名。 再有，《离骚经章句》后叙云，从“刘安作《离骚经章句》”；到“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到王逸作《离骚经章句》都称《离骚经》。六朝时刘勰《文心雕龙•辩骚》:“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宋朱熹《楚辞集注》：“《离骚经第一》”也都称《离骚经》……。可见 王逸《楚辞章句》的《离骚》篇原本称《离骚经》。而“《释文》第一，无‘经’字”说明《楚辞释文》的编撰者，更改了原文。 既然《楚辞释文》编撰者从书名到篇名都作了更改，现今仅存书名和篇名的《楚辞释文》怎么可能是“王逸《楚辞章句》的原貌”呢？ “楚辞”的出现和词义的变迁5 （一） 汤炳正先生的“宋玉与刘安的《楚辞》” 汤炳正先生：“第一组的纂成时间，当在先秦；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此为屈、宋合集之始。”“第一组作品，乃先秦时代《楚辞》的雏形；本是屈、宋合集，独立成书；后来逐渐增补，它才成了世传《楚辞》的第一组；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本人。” [1（P52）] 假如宋玉为了推崇屈原、记念屈原，首先就应该把屈原赋25篇结集成书，而不是把屈原的《离骚》与自己的《九辩》并列，弄成什么“屈、宋合集”。 汤氏在这里，还把他的“世传《楚辞》第一组”模糊化。 其一，“第一组《楚辞》”的名称，是“屈、宋合集”？是“《楚辞》雏形”？还是《楚辞》？让人捉摸不清。其二，“第一组《楚辞》”的篇数，是确定的两篇？还是“后来逐渐增补，它才成了世传《楚辞》的第一组”？汤氏如此说 既让人捉摸不透，也属于文理不通、不合逻辑。汤氏的“第一组《楚辞》”在这模糊不清的外表下，其核心是推销他毫无根据的：宋玉纂辑《楚辞》；合《离骚》、《九辩》两篇。 汤炳正先生：第二组作品“跟第一组合在一起，是淮南王以后到刘向以前的《楚辞》通行本。”（P53）并明确地说：刘安集《楚辞》，共九篇。 汤炳正先生这里所说的“两组《楚辞》”，近似小说家言……。现存各种文献中并没有“刘安集《楚辞》”的踪影，更不用说“宋玉纂辑《楚辞》了”。 （二） 刘安有没有集《楚辞》？ 《汉书》：“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P2145）] 刘安（前179--前122）在建元二年（前 139）受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是文献记载中第一个为屈原作品作传的人。但此书已久失传，只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离骚序》里有片断征引。汉武帝命刘安作《离骚传》，也就是把《离骚》看作“经”，要刘安作“传”，解读《离骚》。此后，为屈原作品作注解的人渐多。如刘向、杨雄、班固、贾逵、马融等，但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 现存各种文献中并没有“刘安集《楚辞》”的踪影。 郭建勋先生说：「我们认为，以刘安居于寿春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充足的财力、人力，当然不能排除他组织宾客搜集、整理屈作的可能性。但汉武帝时，还没有裒集此类作品的风气，在《史记》以前，亦无“楚辞”之名。验之史实，《汉书•淮南王传》言刘安及其宾客之著述甚详，却并未提及所谓“《楚辞》”，王逸《章句》及高诱《淮南鸿烈解叙》于此事亦未着一词，且迟至《艺文志》，也只载“某人赋若干篇”或“某人歌诗若干篇”，仍未出现任何形式的“诗赋”集子。要言之，刘安及其宾客虽罄理过屈原辞作，但都是以单篇形式进行的，而并没有将这些作品编集起来。」「自刘安给《离骚》作《传》以后，屈作的注释者亦逐渐增多，但由于它们当时是以“篇”为单位流传的，因而现在可知的当时的注本均为单篇，且都是屈原的重点作品。《楚辞章句•天问叙》曰：“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杨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又《离骚叙》曰:“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以上王逸所言之作，今皆不传，未能详考，但除刘安之《传》外，西汉有刘向、杨雄解说《天问》，东汉有班固、贾逵作《离骚经章句》的记载，却清楚地表明了王逸以前汉人以单篇形式注解屈辞的真实情况。」[3郭建勋《汉人对楚辞的整理和编纂》《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02期 P62-66]（P64） （三） 怎么理解朱买臣之“说‘春秋’，言‘楚辞’”？ 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这是“楚辞”第一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书》（P2791）] 汤炳正先生曰：“这里以《春秋》与《楚辞》对举，以‘说’与‘言’连称，则楚辞亦当为专书之称无疑。”[1] 班固（32-92）《汉书•地理志》曰：“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硃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黄灵庚先生对这一段“世传‘楚辞’”的记载评论曰：「据此，汉人所称“楚辞”，虽与屈、宋作品有关系，但是有所区别。汉人一般称屈、宋之作为“赋”，称类似或摹拟屈、宋的汉人之作为“辞”。事实上，后人只对刘安、东方朔、王褒、庄忌、刘向等汉人“追悯屈原”、代屈原“舒忧泻愤”的作品，才冠之以“楚辞”。所以，汉世所称“楚辞”，并不包括先秦之世屈原、宋玉等人的诗赋……」。[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3）] 汤炳正、黄灵庚两位，对朱买臣“言‘楚辞’”，“故世传‘楚辞’”的见解，各执一端，这些说法虽然各有道理，但是总觉得不是十分贴切。 王逸《九辩序》：「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P182）]一般认为，古人“辞”“词”通用，这里的“楚词”即“楚辞”。 从班固之“世传‘楚辞’”、王逸之“号为‘楚词’”等论述看，汉人在讲述“某”作家作品时，均曰“某赋”，如“屈原赋”、“宋玉赋”、“刘向赋”、“王褒赋”等。而在涉及多个作家的“仿屈原赋”作品时则称“楚辞”（这种文体）。但是这些“某赋”和“楚辞”，并非指已结集的“书”。同时表明其时“楚辞”的概念还不明确，与《楚辞》成书后的概念并不一致。 应该怎么理解朱买臣之“说‘春秋’，言‘楚辞’”呢？ 一般认为汉武帝召见朱买臣，是在刘安作《离骚传》（前139年）略后。武帝爱好辞赋，必然对“楚辞”非常熟悉，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辞’”，为何“帝甚说之”呢？ 《春秋》其书，文字非常简练，“以一字为褒贬，微言大义，在乎其中矣。”要讲述如此简略记载的《春秋》“专书”，让“帝甚说之”，可能性不大。 敝人以为：朱买臣“读《春秋》”，是研究《春秋》，研究历史。与“说‘春秋’”虽然有联系，但不是一件事。“说”是 讲述、演说，“春秋”，就是“历史”，“说春秋”即 讲述历史故事。 “言‘楚辞’”。“言”是诵读、演唱。《汉书》有：“王褒 ,字子渊 ,蜀人也。宣帝时 ,修武帝故事 ,讲论六艺群书 ,博尽奇异之好 ,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汉书•王褒传》P2821） （《太平御览》卷八五九引《七略》云：宣帝诏征被公，见诵《楚辞》。被公年衰老，每一诵，辄与粥）。 “言楚辞”即用“楚语、楚声”诵读、演唱“楚辞”。其“楚辞”有可能是《离骚》、《九歌》，及仿屈原的有楚地特色的“辞、赋作品”。汉武帝时这些作品均为单篇留传，并无合集之书——《楚辞》。 朱买臣讲述历史故事非常生动；“诵读楚地辞、赋”，能很好地表达“楚语、楚声”的音律特色，故而见“幸”。朱买臣当是个能“文辞并发”的艺术家。朱买臣的“说‘春秋’、言‘楚辞’”，似乎并不是汤氏所谓的“专书之称”。 （四） 王逸、刘向的《楚辞》 王逸（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东汉和、安、顺帝时代89-144年）《楚辞章句》前言曰：「班孟坚云：始楚贤臣屈原被馋流放，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硃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按：这里王逸一字不差的转录《汉书•地理志》）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6目录P1] 看来王逸《楚辞章句》中把“刘向所集的”，“屈原赋二十五篇（即“离骚”）”；宋玉“追悯屈原”的作品和汉人代屈原“舒忧泻愤”的作品（即“楚辞”），汇集成书后，才统称之为《楚辞》。 刘向的《楚辞》，与朱买臣“言（诵、唱）‘楚辞’”的“楚辞”不是一回事。 （五） “屈原赋”称为《离骚》始于何时？ 1、太史公和杨雄提到的《离骚》仍然是单篇名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8《史记》（P632）]可证明写《屈原列传》时，人们论及的《离骚》属单篇，并非后人的“统称屈赋为《离骚》”之《骚》。《汉书•杨雄传》载：“（杨雄）乃作书 ,往往摭《离骚》之文 ,自岷山投诸江流 ,以吊屈原 ,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 》,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P3515] 此文说明《惜诵》、《怀沙》不包括在《离骚》之内。可见《离骚》、《惜诵》、《怀沙》等均为单篇名；它还透露出屈原的作品，已有先后排序，似乎存在某一“屈原作品集”。那么，杨雄（前53-后18）所见的“作品集？”，是不是王逸《楚辞章句》所说“刘向(约前77—前6)集”的《楚辞》呢？ 可惜没有其它证据。 2、王逸 把“屈原赋”称为《离骚》，仿屈原作品称为《楚辞》王逸《楚辞章句》：楚辞卷第一 离骚经章句第一 离骚楚辞卷第二 九歌章句第二 离骚楚辞卷第三 天问章句第三 离骚楚辞卷第四 九章章句第四 离骚楚辞卷第五 远游章句第五 离骚楚辞卷第六 卜居章句第六 离骚楚辞卷第七 渔父章句第七 离骚王逸把“屈原赋25篇”分为七卷，每卷卷名其后，均缀以“离骚”两字。而他认为的非屈原作品，从第八卷“九辩”至第十七卷“九思”则在标题下冠名“楚辞”。 王逸《楚辞章句》把《屈原赋》25篇，称《离骚》者（单篇《离骚经》）。把仿屈原作品，称为《楚辞》。这是他自己的创见，还是承袭刘向而来，已不得而知。 王逸《楚辞章句》的表述，与黄灵庚先生的：「汉世所称“楚辞”，并不包括先秦之世屈原、宋玉等人的诗赋……」比较接近。 3、 后人称“屈原作品”为《离骚》之例《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郑玄注云：“《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P195-196）] 《楚辞补注》《湘君》后注（P64）引用了此例。郑玄(127～200)是现有文献中 继王逸以后把《九歌》称为《离骚》最早的一个人。 《四库全书》子部《山海经广注》卷五《中山经.中次十二山》第六十一页（总356）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原注无标点，现为笔者试加。）「郭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而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传》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为湘君。”郑司农也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 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而[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尤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为灵，与天地并矣，安得谓之堯女？且既谓之堯女，安得复总云湘君哉……」 唐李善注《文选》卷第十五 张平子《思玄赋》“哀二妃之未从兮，翩缤处彼湘滨”。（李善引郭璞注《山海经》）「郭璞曰：今长沙巴陵县西入洞庭而通江水。《离骚》曰：邅吾道兮洞庭[P60]，洞庭风兮木叶下[P65]，皆谓此也。天帝之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云江妃二女，《离骚》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闻之尧二女舜妻也而丧此。传云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死于江、湘，遂号为湘夫人也。」[《文选》上海古籍1986年 第659页。] 晋 郭璞 把《九歌》称为《离骚》，则是步王逸、郑玄的后尘。其后类似之例渐多。 （六）古人称《楚辞》为《离骚》不能上推到汉代。 汤炳正先生《楚辞类稿》第63页『“一九 古人多称《楚辞》为《离骚》，以小名换大名” “自汉以来，多以《离骚》之名代《楚辞》全书，此乃古人以小名代大名之通例。汉人称《楚辞》为《离骚》，始于刘向。如《列女传• 江妃二女传》云：“江女二妃者,《离骚》所谓湘夫人称帝子是也。” 是前汉刘向已称《楚辞》中之《九歌》为《离骚》也。……』 刘向《列女传•有虞二妃》只有：“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 并没有汤先生的「《列女传• 江妃二女传》云：“江女二妃者,《离骚》所谓湘夫人称帝子是也。”」 与汤先生的话最接近者，为《文选.思玄赋》李善所引的「郭璞曰：《列仙传》云江妃二女，《离骚》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 汤氏可能是把郭璞之言，套到了刘向头上说：「前汉刘向已称《楚辞》中之《九歌》为《离骚》也。」 这似乎是汤氏误读古书，得出的无根之谈。 《楚辞类稿》第63-65页所举郭璞之言，只有把“屈原作品”称为《离骚》之例，并无把《楚辞》中非屈原作品称为《离骚》之例。可见“以《离骚》之名代《楚辞》全书”乃是晋郭璞以后才有的事，不能上推到汉代。 有的研究者出于对汤炳正的信任，不查找原文直接引用汤文为证，以至于谬误流传，贻误后学。[如，程海翔《〈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注释: [1] 汤炳正《〈楚辞〉成书之探索》《屈赋新探》[C]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P85-109 汤炳正《〈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探索》[J]《江汉学报》1963 01 P49-57 [2] 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复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P2-9 [3] 郭建勋《汉人对楚辞的整理和编纂》《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02期 P62-66 [4] 龚俅《〈楚辞〉研究三题》广西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5] 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P264） [6]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3月 [7] 郭建勋《汉人对楚辞的整理和编纂》《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02期 P62-66 [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 [9]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四库全书》子部 [10]梁 萧统编 唐 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1986年P659。[中华书局1977年P2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