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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成立初至“文革”近30年，我们急于要挣脱现实羁绊而飞向理想世界，然而在现实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便只有靠巨大精神力量的支撑，于是特别需要并且也迅速地高扬了“革命理想主义”。在那个“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文学理所当然也别无选择地呼应了这种现实需要，不遗余力地表现和宣扬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从而极大地激发民众的热情。这种宣扬越到后来越是达到狂热的地步，以至所谓“革命现实主义”也被异化成为粉饰现实的装饰物，成为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嫁接物与附庸。然而历史老人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他没有让我们进想去的房间，而是让我们去了另一个房间，无论是社会现实发展还是文学发展，都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文革”的沉痛教训使我们猛醒过来，从虚无缥缈的“假想世界”回到了现实的大地。新时期以来，我们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探索前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文学也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开始，走向了关怀现实，关怀民生，关怀自我，关怀一切现实需要与利益，走向了开放多元的发展。尤其是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文学变得更实际、更实惠、更实用化和功利化了，文学价值观也变得更为开放多元而杂乱了。这样就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文学过于现实化而导致审美理想和艺术精神的沉落，由此导致文学审美价值的弱化乃至缺失。这个问题理应引起文学界的充分关注。 记得一位作家说过：理想是人生的太阳。化用此话也许可以说：审美理想是文学的太阳。有审美理想作为精神内涵的文学将是阳光的，甚至是崇高的，能给人精神力量的；而没有阳光照耀的文学世界则无疑是灰色的，甚至是昏暗和阴暗的。事实上，当今一些文学一味沉迷于现实利益关系的纠缠，只顾眼盯脚下而忘了仰望星空寻找方向，只顾在现实的土地上觅食而忘了作为文学本性的精神飞翔。在一些写作者的词典里，几乎找不到审美理想、精神信仰、文学信念、真善美这样的词汇，更多看到的是娱乐、游戏、消费、欲望、肉体、快感、刺激等流行时尚。一些人以文化产业化、文艺大众化为借口和契机，在媚俗之风中随波逐流，由通俗而走庸俗、低俗、鄙俗乃至恶俗，如此一路下滑，怡然享受着向下滑落的快感，而浑然不觉这种文学精神的滑落有什么危险和危害。 倘若对当今文学中存在的审美理想沉落现象加以理性反思，笔者以为可能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们对理想或理想主义本身缺乏理性、辩证的认识。本来，理想是一种基于现实指向未来的美好想象和希望，寄托着人们的无限憧憬和向往，给人以无穷的精神力量。历来的哲人智者，都无不启迪我们脚踏实地并仰望星空，关怀现实而怀抱理想，因为理想的确是我们生活和人生的太阳。只是由于我们过去没有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一心仰望星空而忘了脚踏实地，盲目追求理想超越而忘了实事求是，于是就带来了如上所说的沉痛教训。然而在后来的拨乱反正进程中，似乎又出现了某些矫枉过正的偏向，即消极地对待以往的经验教训，把“理想”本身也当做极左思潮的产物，将其等同于乌托邦幻想、空想、假想、梦想，甚至视为吹牛浮夸的代名词，把无论现实中还是艺术中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也都归入虚无主义，看做不切实际的无用的东西而轻易抛弃。这样一来，在有些人的观念和实践中，便一边倒地向现实的一端倾斜，乃至完全倒向实用主义、实惠主义、功利主义，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诸如理想、浪漫一类词汇删除了，剩下的就只有实惠与功利。而这种拒绝理想缺乏浪漫的生存，注定是远离“诗意栖居”的，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犬儒主义的生存境地。 二是我们对文学的特性与价值功能也同样缺乏理性、辩证的认识。曾几何时，文学被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主动或被动地被驱赶到“为政治服务”的轨道上，使其丧失了应有的主体性和独立品格，导致了文学的异化。后来在拨乱反正中消解了这种文学观念，并且把传统的“文以载道”等也一并抛弃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将这些东西抛开之后，文学可能又陷入了新的迷惘困惑：它还能“干”什么和“为”什么？虽然文学界一直在倡导文艺的“二为”方向，但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仍感到过于高远，他们要寻找更实际的目标，于是便迷恋于“表现自我”，或者追求“回到文学自身”，或者离开现实到远古洪荒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根”，结果也似乎仍然找不到文学之“魂”。再后来在市场化的社会条件下，时尚化的文学便找到了新的目标，那就是一切为了市场需求，一切为了大众消费，一切为了娱乐游戏，于是一些文学便媚俗成风，显得更加失去自我，更加失魂落魄。应当说，文学的好坏并不在于它与现实(包括政治)关系的远近，而在于它对待现实的根本态度，在于文学的内在精神。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同样可以说，一切真正的文学也应当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学未必要直接为政治和政策服务，但真正的文学不能没有起码的现实关怀、政治关怀和人性关怀，不能没有对时代问题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忧思，不能没有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信念和不懈追求。在我看来，“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并没有什么不好，“求道”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文艺家的崇高精神追求，当今社会所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道”，并不仅仅指古代儒家意识形态道统，它还包括“天道”、“人道”等关于自然、社会、人生、人性的深刻道理和规律，其中既有指向现实存在的洞幽烛微的冷静省思，也有指向理想境界的玄奥超迈的无穷想象；既有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有伟大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崇尚“文以载道”，追求表现对世界人生的感悟与思考，至少可以使我们的文学少一些轻浮俗气，多一些精神理想，有利于文学从庸俗的功利主义中超拔出来。 三是我们对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也仍然缺乏理性、辩证的认识。毫无疑问，文学是生存于现实的土壤，必然要受到社会现实关系的制约。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文学是否还要有自己的主体性与独立品格？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就不能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精神追求，不能完全在社会现实中投机取巧随波逐流。然而当今常见的现象是，当人们批评某些文学庸俗、低俗、媚俗的时候，便会有人不服气地辩解说，现实生活中本来就存在各种丑陋现象，文学不过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镜子，现实如此不能责怪镜子的反映；也有人抱怨如今的读者阅读趣味低下，文学不过是为了满足读者的消费需求，不得已而降低品格以适应这种消费现实；还有人会以文学的生存环境条件为理由，认为文学既然要面向市场生存发展，那么就要按照市场规律与逻辑运作，至于趣味高低是否媚俗也就无法顾及了。然而这里显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在艺术创造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创作主体的价值选择和审美追求。试想，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曾有过怎样的资本市场主宰一切，到处铜臭熏天腐败遍地的丑恶现实，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土壤上，产生了巴尔扎克、狄更斯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也产生了雪莱、拜伦、雨果这样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还产生了20世纪一批杰出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样的文学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究竟是什么决定文学的价值吗？不能一切都归之于客观现实，市场没有“心”(萨缪尔森语)，但文学家不能没有“心”(良心)；读者的阅读审美趣味不仅需要满足，更需要引导和培育；文学不只是“镜”，它还应该是“灯”，如鲁迅所说，它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学信仰，仅仅把文学当做名利场，那当然一切都无从谈起。 从本质上说来，文学不应是物欲之根上结出的果实，而应是精神之树上开出的花朵。而文学作为精神之花的最绚丽之处，正在于它所昭示的审美理想，即对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无限希望与丰富想象。从创作主体方面来说，这种审美理想不是一种外加的精神负荷，而是生成于主体内心的一种信念和信仰，是一种类似于康德所说“心中的道德律令”般的东西，是一种自觉的对星空的仰望。而从文学实践方面来说，文学表现审美理想，不一定非要描写英雄歌颂光明，更不需要外贴廉价的标签，而是在文学中有一种内在的审美精神与价值诉求。在笔者看来，文学的审美理想，既可以在对美好事物的发现、发掘及其肯定性艺术描写中表现出来；也可以在对不合理现象和丑陋事物的批判否定性描写中表现出来，还可以在对日常生活、自然世界富有审美情趣的描写中表现出来，以及在对理想世界的美好想象中表现出来，等等。也许可以说，文学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审美理想的阳光照射在文学世界里和描写对象上，让丑陋的东西现形，让美好的东西闪光，让平凡的东西变得富有情趣，让想象的东西引人精神飞翔。好的文学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生活对世界对人生做出审美判断和进行艺术表现，启迪人们分辨是非善恶美丑，引导人们求真向善爱美，增长人的知识，拓展人的视野，开启人的智慧，丰富人的想象，慰藉人的心灵，莫道文学无用，其实善莫大焉。 对于文学写作者而言，不必把审美理想当做某种外加的东西，它其实就表现为作者对所写生活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追求。对此不妨试加拷问：比如政治题材或官场生活的写作，是不是一味追求描写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其中有没有对政治文明的现实思考和未来想象？如果没有，那就仅仅是官场黑幕或权术文学而已。比如暴力冲突或战争题材的写作，是不是一味追求描写搏杀的惨烈刺激？其中有没有对善恶、正义与人性的理解与考量？如果没有，那也仅仅是令人惊悚的恐怖暴力文学而已。比如历史题材的写作，是不是一味追求编造离奇故事夺人眼球？其中有没有对历史经验教训、历史规律和历史进步的领悟与思考？如果没有，那就无非是借历史制造的文学游戏而已。比如日常生活的写作，是不是仅仅停留在所谓原生态的“还原性写作”？其中有没有对现实的审美观照与理想追求？究竟要给予人们什么样的审美感悟与思想启示？如果没有这些，这种“一地鸡毛”式的写作又究竟意义何在？还有那些面向自我的个人化写作，是不是仅仅满足于叙写私情诉说哀怨咀嚼感伤？其中有没有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与人生梦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学又能将我们的情感精神与人生引向何方？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总之，当今的文学有必要打破矫枉过正的怪圈，重建文学的信念理想，相信审美理想是文学的太阳，也是缪斯女神飞翔的翅膀。真正的文学不会甘于在媚俗中沉沦堕落，而是将在对审美理想的追求中升华飞翔。 原载：《文艺报》2010年11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