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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八期上，有陈学勇的一篇好文《不能这样抨击徐志摩》，收到这期杂志时，我即读了几遍。此文说论翔实，晓之以理，有敏锐独特的视角，引我感慨良多。当时，我就想写一小文，但因忙于琐事，未能动笔，现重读之下，不禁想起鲁迅先生来了。陈先生一文，于最后两段，令我有同感，不妨照录： 最后，我想起鲁迅讥讽过的小姐诗人虞琰，她也写过一首《悼志摩诗人》：原野布满了狂风，/狂风吹起了灰尘： /痛快的飞腾、喊叫与奔跑，/是这一个走掉了的诗人！/关外布满了马蹄，/马蹄踏断了草颈。/这时应当有千百万首诗，/我们在需要一个诗人！ 虞琰出版过一册诗集《湖风》，她生于富豪家庭，年纪又在妙龄，作品的柔媚、纤弱可想而知。然而这一首，却令人意外地洗尽脂粉，表现出一种胜于徐志摩诗歌的大气。陈文谈到的女诗人，我并不陌生。大约二十多年前，就读到过这首诗，它刊出于1932年《诗刊》第四期《志摩纪念号》上。虞琰写了《悼志摩诗人》一诗，为悼念徐志摩之死。以我看来，这诗是女诗人一气呵成，故表现出了“令人意外地洗尽脂粉，表现出一种胜于徐志摩诗歌的大气。” 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上海福州路旧书店淘书，曾买到过这册诗集。我想，这二十世纪的风风雨雨，经历了那么多的劫难，七十年已悄然过去，想当年诗情横溢的女诗人虞琰，早不在人间了。为此，于近日我花了几个晚上，在旧书中，终于找出了这本民国期刊。其实，当时一个还在学校就读的女学生，对于新诗热爱而写起诗来，是极为普通的事，这样的人很多，虞琰只是其中的一员。但恰因为由于鲁迅在《准风月谈》的《登龙术拾遗》中谈到了她，于是在人们的视野中，她似被列入了另类。鲁迅曾说：“所以倘欲登龙，也要乘龙，‘书中自有黄金屋’，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但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然而富女诗人未必一定爱穷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难，这一法，在这里只算是《登龙术拾遗》的附录，请勿轻用为幸。” 鲁迅的文章，当年所涉章克标、邵洵美等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坛的是是非非，姑妄不去谈它。而鲁迅文中提到的“女诗人”，即是指当时上海的富商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她在1932年以“虞琰”为笔名出版过一部诗集《湖风》。对此书的评论，《鲁迅全集》注解中是这样论的：“内容充满‘痛啊’、‘悲愁’等无病呻吟之词。一些无聊的杂志和小报曾加以吹捧，如曾今可就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见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五卷275页）但是，据我收集、收藏虞琰的诗，抑或通读她的诗集《湖风》中的一首首诗，似没有太多的无病呻吟的诗句。比如诗集中有这样的诗：疲倦的灵魂啊 /如果尘世的炫熳/掩不住你的残骸 /听！来听这少女的琴音。/听！来听这芳洁的心籁/瞧那光艳的波幻。记得倪墨炎在评《湖风》诗集时曾说：“这样的诗篇能否用‘痛啊’、‘悲愁’等词来概括，这里且不说，但格调并不昂扬却是事实。”我想，倪先生之话，对当年这本诗集之评，也认为不能简单言之。其实，若真仔细吟诵过这本诗集，其诗思、意蕴并非如此。 近日，我读当今很走红的雷蒙德·卡佛的诗歌，其实，我们上世纪三十年代诗人们的诗，已有了如此的诗韵，只是我们缺少比较而已。我们有一陋习，喜自己掩没、菲薄同时代人的作品，总“远来和尚好念经”而已。 倪先生提出虞琰的诗“格调并不昂扬”，殊不知什么标准才算得上是昂扬的格调？若就一首诗的写作，定要“格调昂扬”四个字，真不堪回首。几十年来，总感惟唱高调、喊口号的诗句，方能达此标杆。那么，我们诗的道路，岂不太狭窄了？似曾相识的“格调昂扬”、“闪亮点”、“要有亮色”等词句，仿佛已成了半个世纪来评论任何作品的一个框；无论诗、散文、小说，用上这似是而非的评语，都可往里装，全成了我们定格的语言惯势，一直沿袭至今。更可怕的是，这般充满光明、向上、响亮的词语，又成了一把削铁如泥的剑，无论你用什么语言，试去与它质疑乃或辩诘，你都会败下阵来。除非你用更昂扬、更光明、更高调的，用一句顶一万句的最响亮的词句，你才能与它试比高；否则，你只有选择保持沉默，别无他法，悲哉矣悲哉。试想，在一首诗中，一定要找出几个所谓闪光点，才能成为好诗的话，那么无论古代或现代，好诗就所剩无几了。 再说虞琰，当时一个爱国女校的文科生，在她生活中，那“一花一草，触动了她的情绪，便在数分钟间，就有几章完美的诗出于她手腕下，入于我们的眼帘中”（见一之先生“序”），如集中《一只破船》这首诗，女诗人曾用灵敏纤细的诗思，向我们道来：一阵狂暴的雷雨倾泻后/驶来一只刚经补就的破船/那里有新的船主与水手/四周只有盘旋上下的海鸥 /哀叫着恐怖的将临/船上的旅客都昏沉地入了梦/他们想安乐，便在这黑暗中 /船主大意地陷入于酒色 /为了那刚修好的船的稳固 /水手们也都赌博作乐/风是阵阵的吹 /云是片片的堆/谁会见着渺小的灯塔，在远处！ 你能说这诗是无病呻吟，作者是“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诗人吗？试想，一个还在爱国女校求学的学生，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女青年，能写出这般“生于忧患”的诗，在她纤弱的心灵里，期盼着“渺小的灯塔在远处”的希望。你能说这诗格调不昂扬？我想，仔细研读这位女诗人的诗，如从另一个侧面看，当时上海的爱国女校，确曾教出了许多爱国的女学生，尽管她们当时入此女校时，学生之家境大都很好。（参见《上海爱国女校校史》）试想，1929年后，一个上海富商的孙女，她与当年许多有志的青年一样，在做着向往光明的梦，在期盼着中国未来的希望；这样的女诗人，作为当时的社会，应说太少了些。诚如叶圣陶在论诗的源泉里说过的话：“诗人这个名目，和农人工人有别，不配成立而指示一种特异的人。”这句对诗人作注解的话，我很表同感：因为，真正的诗人，是为了流露真性情，以自然之音而鸣，并非为了政治之需而呼或图解它。 所以，我认为，评价一个诗人，不能因为她曾是上海富豪虞洽卿的孙女，就认为她所抒之诗，就是无病呻吟的。试想，她若是苦大仇深出身的，那她呼出的诗，就是我们的先锋阶级的诗人了。 所以，我认为鲁迅当时对虞琰这位诗人之论，还是有左的影子的存在，乃或有偏激的感情在里边。而今，更不应有了鲁迅1933年所写的几句话，乃或因有了鲁迅的某篇文章如是写的，就成了万世不变的金科玉律，而后人就一直要这样看下去，甚或来个折中之法，一半肯定，否定一半，这都不是我们评价文学的正确体系。我倒认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虞琰个人的生活，肯定是富裕的，但在优裕的环境下，却写出了诗集中如《无名之花》、《酒后》、《墓前》、《追寻》诸诗，女诗人能直奔主题，抒写出许多内怀忧郁、心向往着新生活的富于哲理之诗，是非常不容易不简单的事。假若没有深刻的内心体验，没有一种自省精神，无论如何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的。 我又想，虞琰也并非是当时“一些无聊的杂志和小报曾加以吹捧”而成的，更非是“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诗人之类。否则，她决然写不出“原野布满了狂风，/狂风吹起了灰尘：/痛快的飞腾、喊叫与奔跑，/是这一个走掉了的诗人……”这般铿锵的好诗！所以，对于一个有才华的诗人，包括徐志摩，无论其出身如何，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我不喜欢你！”我们大家还是多加爱护为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