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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笔记随录》辨误一则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李金松 参加讨论

    来新夏先生乃学界山斗,为笔者所钦仰的当世老辈学者之一,其所著《清人笔记随录》叙录了所寓目的约二百来种清人笔记,是继张舜徽先生《清人笔记条辨》后研究清人笔记的力作,识断精审,堪为研究此学之津梁,确有功于学林。然而,智者千虑,难免有一失。在翻阅《清人笔记随录》中,笔者发现来先生偶有疏误,现将之拈出,以就正于学界。
    《清人笔记随录》对邵晋涵《南江笔记》的叙录中,来先生指出:
    邵氏学力湛深,久有公论,其史部要籍提要,嘉惠后学不浅。而《札记》尤以见日常用功之途,虽局限于字句订正,然亦不可或缺之备料工序。其中间有独具一说者,如卷四辨《后出师表》之非伪,与时人伪作之说相歧,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引何焯非伪之说,即为《南江札记》之文,何焯不注邵氏之说而以为己说,卢氏博学,何能未读《札记》而为何焯所欺。(《清人笔记随录》第261页,中华书局,2005年)
    在此节文字中,来先生表彰邵晋涵所倡诸葛亮《后出师表》非伪作之说,对卢弼《三国志集解》不引邵说而引何焯之说深致不满。而据其中“何焯非伪之说,即为《南江札记》之文,何焯不注邵氏之说而以为己说”之语来看,来先生认为何焯的《后出师表》非伪之说乃剽窃自邵晋涵之说。如此立论,可谓是罔顾事实、本末倒置了。其实,事实恰恰与来先生所述相反。
    为了能对来先生所述进行辨析,笔者现依次胪列来先生所述文字中提到的诸人关于《后出师表》非伪之说如下:
    邵晋涵《南江笔记》卷四“诸葛传”条:
    ……“赵云以建兴七年卒” 散关之役乃在六年。后人或据此疑《后表》之伪,非也,以《元逊传》观之自明。第此表剧论时势之尽,非若发汉中时所陈,得以激励士众,不妨宣泄于外,失之蜀而得之吴。或伯松写留箱箧,元逊勾致之于身后耳。集不载者,盖明武侯之慎,非由陈氏之疏。若《赵云传》“七年”当作“六年”。云本信臣宿将,箕谷失利,适由兵弱。既贬杂号将军以明法,散关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统万众,使复所负。而不闻复出,其必殁于是冬之前矣。
    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之注所附《后出师表》“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句集解云:
    何焯曰:赵云以建兴七年卒。散关之役,乃在六年。后人或据此疑此表为伪,非也,以《元逊传》观之自明。第此表剧论时势之尽,非若发汉中时所陈,得以激励士众,不妨宣泄于外,失之蜀而得之吴。或伯松写留箱箧,元逊勾致之于身后耳。集不载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陈氏之疏。若《赵云传》“七年”字当为“六年”。云本信臣宿将,箕谷失利,适由兵弱。既贬杂号将军以明法,散关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统万众,使复所负。而不闻复出,其必殁于是冬之前无疑也。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七《三国志  蜀志》中云:
    注:“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按:赵云以建兴七年卒。散关之役乃在六年,后人或据此疑此表为伪,非也,以《元逊传》观之自明。第此表剧论时势之尽,非若发汉中时所陈,得以激励士众,不妨宣泄于外,失之蜀而传之吴。或伯松写留箱箧,元逊勾致之于身后耳。集不载者,盖明武侯之慎,非由陈氏之疏。若《赵云传》“七年”字当为“六年”。云本信臣宿将,箕谷失利,适由兵弱。既贬杂号将军以明法,散关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统万众,使复所负。而不闻复出,其必殁于是冬之前矣。
    上述三节文字,除少数个别文字有异外,基本相同。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对何焯《后出师表》非伪之说的引述,此乃遵循注解惯例,姑置而不论。而邵晋涵与何焯两人的《后出师表》非伪之说,到底谁是原创者呢?或者说,两人谁是剿袭或剽窃者呢?对此,只要将邵、何两人的生平行实略加考察,就一目了然了。
    邵晋涵(1743-1796),浙江馀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除翰林院庶吉士,充四库纂修官。历官右中允、侍讲学士兼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等。于学无所不窥,尤精于史学。一生基本上与乾隆朝相始终。所著有《南江诗钞》四卷、《南江文钞》十二卷、《尔雅正义》二十卷、《南江札记》六卷等。而何焯(1661-1722),江苏苏州人,一生与康熙朝相始终,致力于经学、史学、小学研究与诗文著述。所著除《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之外,另有《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困学纪闻笺》、《义门先生集》十二卷等。两相对照,邵晋涵在何焯谢世二十余年后才出生。也就是说,何焯力倡诸葛亮《后出师表》非伪之说在前,是《后出师表》非伪之说的原创者。如果说邵晋涵的《后出师表》非伪之说不是对何焯之说的剿袭或剽窃的话,但是,从《南江札记》与《义门读书记》有关《后出师表》非伪之说的文字几乎一致来看,那也是《南江札记》对《义门读书记》的抄录。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自然引述早出的何焯的《后出师表》非伪之说,而不引晚出的邵晋涵的非伪之说。他在集解《三国志》中如此做,只不过是出自对原创学术成果的一种尊重,并非为何焯所欺。倒是邵晋涵在《南江札记》中不注明《后出师表》非伪之说所本,则不免有失学术规范了。
    本来,只要稍加考察何焯的行实,即可避免立论的疏失,而来先生却未能这么做,想必是暮年著书,倦于翻检了。笔者聊撰此文,以正《清人笔记随录》中这一小小疏失,想必来先生不以为忤。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02月02日15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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