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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文学批评体制发生了重要的演化裂变，从以创作研究者和学者的批评，转化生成为四种批评态势并存的格局。 上世纪80年代,“专业的批评”有活力、有魅力、有潜力。那时，全国知名的批评家大部分在作协文联系统，甚至还产生了至今都令人难以忘怀的像贺绍俊与潘凯雄、王干与费振钟、盛子潮与朱水涌、汪政与晓华等“双打”批评家。他们基本在学院体制之外，但却是撬动文学复兴大潮的主力。灵动、敏锐、感性、文美是这种批评的个性，它具有传统审美批评的元素，当然也有时代印记。 “学院的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批评的理论化。就像20世纪的作家更多的是在考虑叙事技巧而不是故事本身一样，理论化的批评关心的也不再仅仅是具体的文本，而是批评本身，即在一定的批评理念、批评方法和批评范畴之内分析文本。“学院的批评”有其条理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优长，但要力避走向“高头讲章”、八股与教条，因为批评毕竟与文学史研究的路径有所不同。 至于“媒体的批评”和“网络的批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产物。就像审美渗透进日常生活一样，批评也正在普泛化。对前者而言，以获利为目的的功利性使批评异化；对后者而言，以全民参与为表征的狂欢化使批评复杂化，成为后现代文化的注脚。 文学批评体制的当下变局，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转型的原因和文学批评自身应对的规律，它所带来的一个实质性结果就是批评的多元化——这既是批评者身份的多元化，也是批评理念、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多元化。 多元化在使得当下文学批评呈现色彩斑斓、众语喧哗景象的同时，也使之遭遇了种种危机。要化解这些危机并重建其阐释文学的有效性，文学批评伦理的构建不容忽视。批评的基本对象、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批评者的职业操守等理应是批评伦理最为重要的内涵。这些虽然是常识，但也是人们最容易轻视和遗忘的问题，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批评利益化甚至流水线化的时代。 在文学批评伦理的建设中，首先应该强调以文本为批评中心。批评的本意是“判断”、是“解释”、是“选择”、是“品鉴”，这包括当下的各种文学现象，当然，这些“现象”应该以文本为中心。如果说，人是文学的出发点、连接点和归宿点，那么，文本就是批评的出发点、连接点和归宿点。 以文本为中心，就是要求批评者立足作品个案本身，其评论应当是认真研读生灵活现的文本之后的产物，是立足感动和感念的“文学”的批评，而不应是不顾文本个案事实、仅仅依赖某种惯常文体定义进行的“概念”批评或“印象”批评，抑或是依据文本之外的某些人情、圈子和利益等因素所进行的现实功利性批评。 在批评的过程中，要充分表达出批评者的艺术感受力、艺术辨别力和艺术想象力，展现出批评者的学术气质、创新气质、思辨气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批评者对于文学的真情挚爱、独立的人格和“评格”。 从这个意义上讲，批评是独立的学科、应当具有独立的思想，不应成为作家的附属品和文本的注脚。面对文本，批评家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对于作品的理解去阐释，而不一定要去对应作家的所思所想。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同时也是互动的”。 可以说，在商业化时代，一个文学批评家能够保持自身对于文学的真爱，能够淡定而独立，无疑是其从事真正批评的前提，是其批评始终不偏离文学轨道的有力保证。独立人格将带来独立的“评格”。批评决不是信口开河的玩笑，而是严肃的科学活动，它要求实证、思辨和审美，三者互为联系，缺一不可。 在当下批评的变局中，相比较“专业的批评”，“学院的批评”在批评伦理构建上的问题要大一些。扪心自问，在目前从事批评的大学教师中，还有多少是以“文学”的批评为己任的？在当今这样的学术体制之下，生存伦理远远大过学术伦理，功利取向远远大过兴趣取向。因此，学术体制不改变，真正的文学批评难以在学院里实现。从这个层面上讲，我寄希望于“网络的批评”。相对于“学院”，它应当可以达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境界。 当然，在构建批评伦理的过程中，对于不同的批评样式，应该给予最大的宽容，特别是要抛弃等级观念，使其独立生长。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曾经在谈到“自发的批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艺术家的批评”时说：“毫无疑问，应该把三种批评看作三个方向，而不应该看作固定的范围；应该把它们看作三种活跃的倾向，而不是彼此割裂的格局。”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目前已经存在的四种主要批评样态。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3月28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