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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周振甫《诗品译注》在人物生平、籍贯及注解诸项有误漏，特予补正。 关键词 诗品籍贯生卒注解误漏 周振甫先生著述等身，高才博学为当世钦仰。其《诗品译注》于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博采古今，高见叠出，但也有漏误：首先，籍贯错误和遗漏。籍贯误注的有班婕妤、袁宏、欧阳建等，籍贯不注的有鲍行卿、孙察、吴迈远、许瑶之等。其次，生平的误漏。如生卒有误的有谢瞻、王微、谢惠连，人物的生卒不注的有班婕妤、左思、秦嘉徐淑、张翰、曹彪、卢湛、顾恺之、戴凯、谢混等。再次，注释错误。如“杜明长老”“四首”“有妇人焉，一人而已”、“出都”等。下面我一一述之。 籍贯错误和遗漏。汉婕妤班姬，《周注》谓，汉楼烦（今山西神池县境）人。按《历代郡县地名考》，楼烦有两种解释：一、古国名，今山西省旧保德州、宁武府、岢岚县等地，又郡名，汉置，今山西神池、五寨两县地。二、在雁门郡，故城即山西宁武府。《汉书·地理志》中记载：“雁门郡，秦置。……属并州。县有十四：善无……楼烦……阴强。”又《汉书·地理志》载：“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可知，汉之雁门郡即秦之雁门郡，而汉无楼烦郡，那么，第一种说法“又郡名，汉置”则误，楼烦只是雁门郡的一个县。又《历代郡县地名考》载：“宁武，府名，汉楼烦县，唐宁武军，清为府属山西……”。可知，第二种说法“在雁门郡故城即宁武府”正确，即楼烦不是郡而是属雁门郡的一个县，而楼烦县即清代的宁武府，“宁武府，民国废，县治即故府治”。那么，班婕妤就应该是宁武境内人，而不是神池人。袁宏，《周注》“晋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晋书·袁瑰传》云：“袁瑰字山甫，陈郡阳夏人也。”据《晋书·袁宏传》载，袁瑰乃袁宏之从祖，故袁宏籍里也可作陈郡阳夏。卢弼《三国志集解·袁涣传》解释道：“阳夏，今为太康县志，晋时扶乐并于阳夏，故袁氏又为阳夏人也。”不过，袁氏籍里所在地，应为扶乐，而扶乐在今之扶沟县内。故周注误。欧阳建，《周注》“晋渤海郡（治南皮，在今河北省）人。”按《寰宇记》卷65云：“欧阳建，渤海重合人，石崇直甥，为郡豪杰也。”《晋书·地理志》中载冀州渤海郡统县十，其中有重合县，可知，欧阳建是晋时渤海郡重合县人。渤海重合县，汉置，后魏省，寻复置，北齐省。故城在今山东省乐陵县西。故《周注》不确切。又鲍行卿，《周注》无注，鲍行卿事迹，见《南史·鲍泉传》之附传。钱大昕《十驾斋养心余录》卷中“何法盛《晋书》”条云：“李延寿《南》、《北史》以祖孙父子属合为一篇。”就此可知，李延寿是把鲍行卿视作和鲍泉同一族属的。而《南史·鲍泉传》云：“鲍泉，字润岳，东海人。父几，字景玄，家贫。”既然鲍泉和鲍行卿是同一族属，鲍行卿籍里应为东海。《隋书·鲍宏传》载：“鲍宏，字润身，东海郯人也。父机，以才学知名，事梁，官至治书伺御史。宏七岁而孤，为兄泉之所爱育。”传中的鲍泉父“机”，即《南史·鲍泉传》中的“几”。“几”和“机”二字，古可通用。如《尚书·孔安国序》“撮其机要”，《释文》：“机本作几”；《易·系辞上》“极深而研机也”，《释文》引郑注；“机当作几”。可知鲍机即鲍几也。《隋书》的“泉之”即“泉”。东晋、南朝人单名后面多加“之”字，而双名则可略。就此可知，则鲍泉、鲍宏之父鲍几，可写作鲍机，鲍宏之兄鲍泉，也可写作鲍泉之。既然，鲍全是鲍宏的兄，鲍行卿又和鲍泉是同一族属，那么，鲍行卿的籍里也是东海郯县了，郯县即今之山东省郯城县。张载，《周注》为晋安平（今河北安平人），按《晋书·地理志》云：冀州统郡国十三，其中有安平国；而同州博陵郡又有安平县。那么，《晋书·张载传》中的安平是指安平国还是安平县？我认为，《张载传》中的安平当是郡国名而不是县名，博陵郡的安平县，即现在的河北省深县。而安平国则统县八，观津是其中的一个县，即现在的河北武邑县。《晋书·慕容俊传》附《韩恒传》云：“韩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学行显名。恒少能属文，师事同郡张载，载奇之曰：‘王佐才也。’”《传》中的灌津即观津。既然韩恒和张载同郡，则其郡绝不是指博陵郡，而是指辖有的观津县之安平国。由此可知，安平只是张载的郡望，而观津是其县籍。又安平观津，又有时作武邑观津。《三国志·魏书·牵招传》云：“牵招字子经，安平观津人也……拜右中郎将，出为雁门太守。”《晋书·牵秀传》云：“牵秀，字成叔，武邑观津人也，祖招，魏雁门太守。”可知，牵招、牵秀是祖孙关系其籍里当一样，史迹一作安平观津一作武邑观津。安平观津，据卢弼《三国志集解》引《一统志》云：“故城，在今直隶冀州武邑县东南。”由此推之，即在今河北省武邑县，即张载的籍贯。任窻，《周注》为南朝梁博昌（今山东寿昌县）人。按《三国志·魏书·王昶传》乐安任昭先……”裴松之《注》曰：“昭先名嘏。《别传》曰：‘乐安博昌人，世为著姓。’”卢弼《三国志集解》引《一统志》云：“博昌故城今山东省青州府博兴县南二十里。”据此可知，乐安博昌当在今之山东省博兴县，而非寿昌县。另外，《周注》注误的有：刘桢，汉末东平宁阳即今山东省宁阳县人；陆云，西晋吴郡华亭即今上海松江县人；鲍照，南朝宋东海即今山东郯城县人；徐干，三国魏北海郡即今山东昌光县人；傅亮，南朝宋北地灵州即今宁夏灵武人。《周注》不注的有：孙察东莞莒即今山东莒县人；许瑶之应为高堂郡新城即今河北徐水人。 生平的误注和漏注。谢瞻，《周注》为公元387年—421年。《宋书·谢瞻传》载：“瞻善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谢瞻既然是谢灵运的族兄，其生年应当早于谢灵运。考谢灵运生于公元385年，而周注谢瞻生年反而是公元387年，这种兄比弟晚生两年之注，显然有误。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在介绍谢瞻生平时说：“瞻文章与族混、族弟灵运相抗。永初二年卒，年三十九。”又说《宋书》及《南史》本传俱言卒年三十五。严可均在《全宋文》说：“考瞻卒于永初二年，年三十五。灵运诛于元嘉十九年，年四十九。则灵运长于瞻二岁，疑有一误”。逯按：“灵运生卒无误，瞻年三十五，当为三十九之讹。瞻永初（二）年卒，时如三十九，则长于灵运二岁，元兴元年任桓伟参军为十九岁：如为三十五岁，则元兴元年仅十五岁，以常例衡之，不应是时即参军也。”逯氏为解此兄小弟二岁之疑而径改《宋史》及《南史》本传的“年三十五”为“三十九”，是有道理的。如果《宋书》、《南史》误，则谢瞻当生于太元八年即公元383年，比谢灵运大两岁。谢瞻卒年不变为永初二年，即公元421年，则《周注》不对应为公元385年—421年。白马彪王，《周注》无。可是，曹彪卒年，史有记载。《三国志·魏志·少帝》载：“嘉平三年……六月，彪赐死”。又同书《王凌传》载：“嘉平三年……（王）凌……饮药死。……乃穷治其事，赐曹彪死……”。又《晋书·宣帝纪》载：“嘉平三年，……收其余党，皆夷三族，并杀彪。”考嘉平三年为251年，是曹彪的卒年。曹彪享年，史有记载。《三国志·方伎·朱建平传》载：“朱建平……善相术于闾巷之间，效验非一……谓（曹）彪曰：‘君藩国之五十七，当厄于兵，……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与王凌通谋，赐死。”又有卢弼《三国志集解·曹彪传》说：“曹彪死年五十七。”根据曹彪的卒年和享年，便可得出其生年为东汉兴平二年，即公元195年，那么，曹彪的生卒年为（公元195年—251年）。顾迈，《周注》为不详。顾迈的事迹，见沈约《宋书·自序》，《宋书·刘穆之传》所付《刘禹传》，《沈庆之传》所付《沈法系传》，《法苑珠林》引《冥禅记》及《隋书·经籍志》等。根据这些可知，顾迈（公元？年—453年）吴郡吴人。元嘉十八年（公元441）至十九年，为临川王刘义庆卫将军府行参军，十九年，为始兴王刘浚之扬州刺史主薄。元嘉二十六年，始兴王刘浚为征北将军，顾迈又任其征北府行参军。任职期间，颇受赏识，后因泄密，被徙广州。元嘉三十年，刘劭党羽南海太守萧简据广州反，顾迈为之尽力。是年，广州平，萧简与顾迈俱被杀。由此可知，顾迈生卒是有可考的。张欣泰，周无注。据《南齐书·张欣泰》载：“（欣泰）年十余，诣吏部尚书褚渊，渊问之曰：‘张郎弓马多少？’欣泰答：‘性怯畏马，无力牵弓。’渊甚异之。”次数语亦见《南史》。考褚渊于泰始二年即公元466年任吏部尚书（见《南齐书·褚渊传》）。而《南齐书·张欣泰传》“年四十六”。而张欣泰又于公元501年被杀，可知，张欣泰的生卒为公元456年—501年。王微，《周注》为公元415年—443年。王微，《宋书·王微传》云：“元嘉三十年卒，时年三十九”。中华书局《校勘记》云：“三十年，各本并作二十年；三十九，各本并作二十九……《宋书考论》云：‘以江湛为尚书及下文何偃称长史参赞之，盖元嘉三十年卒也。王僧绰（元嘉）二十八年为侍中，年二十九；亦三十卒，年三十一。微为其兄，年二十九当为三十九。’按孙说是。今改正。”又《宋书·谢庄传》元嘉二十七年……孝伯访问庄及王微……。”中华书局《校勘记》云：“王微卒于元嘉三十年，故孝伯问讯及之。”与《王微传》合。王微生年，则当由元嘉三十年上溯所享年三十九，得义熙十一年即公元415年。因此，王微生卒之年应当为公元415年—453年，故《周注》误。其它不注者有：班婕妤的生卒大约是公元前47年—公元前7年；谢混的生卒是公元377年？—412年；张翰生卒为公元256年？—312年？；王济的生卒大约为247年—292年；何长瑜的生卒为公元？年—445$年；吴迈远的生卒为公元？年—474年；齐兰英的生卒大约为公元439年—494年？等。 注释错误。《周注》在释“初，钱唐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中的“杜明师”周注为“杜明长老”。长老是和尚的称号，按：杜明师是东晋末年钱唐地区的著名道士，生平事迹见宋张君房撰集的《云笈七签》卷101《同仙传·杜丙传》、元赵道一撰集的见于《道藏》的《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卷22《杜丙传》。其《道藏》之《传》云：“杜丙，字叔恭，吴埚钱唐人也。……夜有神人降云：我张镇南也汝应传吾道法，故来相授诸秘要方……体寻小恶，至其于寝，不觉尸柔气绝。诸道民弟子为立碑，谥号明师”。可知，杜明师是道士，那么，应译做“杜明真人”为好。《周注》在释“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周译为“顾长康能够用二个韵的句子回答四首诗的美好”。其实，《诗品》“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句中有误字：“四首”当作“四时”。“首”“时”二字，古文形似，极易相混。在梁代，如沈麟士《沈氏述祖德篇》末云：“百大梁天监葵末春三月正旦”（见严可均《全梁文》）。其“百”即“时”字。天监二年（公元501年），其比《诗品》作者钟嵘之卒——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只早十五年。据此钟嵘把“四时”写作“四百”，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做法与沈麟士相同。故《诗品》原文本作“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二后之抄《诗品》者，误将“四百”作“四首”写。又句中的“二韵”和“四首”皆与诗有关，后人也就不易怀疑“首”字有误。于是，以讹传讹就延续到今了。品文所言“以二韵答四首之美”，即指用有两个韵脚的四句诗写四时美景。古直《诗品笺》所引见于《艺文类聚》（三）之署名顾恺之作的《神情诗》正是一首以两个韵脚（峰、松）的四个句子写四时（春、夏、秋、冬）美景的好诗。古直引此诗之注，甚是。顾恺之此诗之名，《诗品》谓之《四时》，《艺文类聚》谓之《神情》。许彦周《彦周诗话》则末加题目，其云：“‘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此顾恺之诗，误编入《陶彭泽集》中。”《升庵诗话》作《四时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诗榀》之称《四时》同，其书卷174《陶诗汇注》下说：“其《四时》一章，但许《彦周诗话》，定为顾桤之，而恺之诗于古书别所见，似尚当存疑，未可遽删也。”《四库全书》不取《神情》之名，甚是。其实，说此诗是顾恺之所作的还有数家，陈新《冷斋夜话点校辑佚》第26条中记章子厚谪海康过贵州南山寺与寺僧共饮后倚栏观层云，子厚曰：“‘夏云多奇峰’，真善比类。”但章子厚未言及作者，殊可惜。又《宋诗话辑佚》（上册）《王直方诗话》第89条云：“宗室士，……‘夏云多奇峰’，乃长康句，谓不能诗，可乎……”所以，“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应译作“顾长康能够用二个韵的诗句回答四个时节（冬、夏、春、秋）的美好”为佳。又如《诗品序》中的“有妇人焉，一人而已”。《周注》释为“有位女作家，只有一人罢了”。《周注》误。《论语·泰伯》：“武王曰：‘予有乱（《尔雅·释诂下》：“乱，治也。”）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指邑姜，武王后）焉，九人而已。’”可知，“妇人”指班婕妤，“一人”指李陵。又如，“廓子赍手本出都”中的“出都”，《周注》译为“从京城出来”，误。按：出都之“出”，当作“往”解。出都即去都、往都、至都、到京城去之意。如《世说新语·言语》：“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余嘉锡《笺疏》云：“玄度至建业，刘尹为于郡立斋以处之。”后又引唐释道宣《三宝感通录》所录《地志》云：“晋时高阳许询诣建业，见者倾都。……”释道宣、余嘉锡皆释许询出都为“至建业”或“诣建业”。《宋书·庾炳之传》“炳之请急还家……出炳之宅……炳之因留停宿。”按：中华书局《校勘记》：“出……《通典·职官典》作诣。”按六朝人云“出都”，意思是至都。“出炳之宅”也就是自省出至炳之宅。出字本不误，或杜佑恐后人不解此字义，遂改作“诣”。品文之“出都”与以上之“出都”意思相同。所以，则译“出都”为“到京城”或“至都”。 另外，《周注》的编排体制不统一，有些译注无评论，如：宋监典事区惠恭，齐宁朔将军王融、齐中庶子刘绘，齐仆射江石，齐记室王巾一组，齐诸暨令袁暇，齐雍州太守张欣泰一组，梁常侍虞羲一组，梁步兵鲍行卿一组等。皆无评论，这是周先生评论编排的不足之处。 总之，周振甫先生的《诗品译注》是一本雅俗共赏、见解独到、实用性强的《诗品》注本。由于他没有广泛的吸收当代的研究成果，导致有不少的误漏。 参考文献： [1]王发国：诗品考索［M］。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2]周振甫：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韩湘亭：历代郡县地名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 [8]陈寿：三国志·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萧子： 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作者简介：董常保（1975—），男，山西宁武人，西南民族学院在读硕士，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四川成都，61004。 原载：学术争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