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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台湾佛光大学教授黄维梁写的一篇题为《请刘勰来评论顾彬》的文章，该文收在他新近问世的散文随笔集《迎接华年》中，文章虽然写在2007年，如今已时隔三年多，却读来依旧还是那么有味，那么发人深思。 德国汉学家顾彬由于发表了一通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尖锐的言论而在中国名声大噪。对于顾彬言论本身，很多读者都已耳熟能详，无需在此赘言，不过，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话，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对顾彬言论的反驳文章，报刊上也已发表了很多———可以说，“顾彬热”已经时过境迁，今天再谈顾彬，似有“炒冷饭”的感觉。但笔者读了黄维梁的文章后，却颇生感慨，感觉似乎还可说几句———有感而发，绝非就事论事。 首先是黄维梁文章的角度新颖，让人耳目一新。毫无疑问，黄维梁本人是根本不赞同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下的全盘否定的武断判断的，但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直截了当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而是巧妙地“请”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大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来担当评论者，文章以虚拟刘勰之口吻道来，这就显得别出心裁而又“非同凡响”。这里有两个成分：其一，黄维梁本人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专家，已发表了几十篇“龙学”论文，他发愿，要使“雕龙”成为“飞龙”———飞越时代，飞向世界，古为今用，中为洋用，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华能融化并运用于今日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更让世界能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之精髓与价值，这应该是促使黄维梁能有资格“请刘勰来评论顾彬”的学问功底之前提依据；其二，请刘勰评论顾彬，实际上就是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最权威人士来公正地评判顾彬的谬论，为的是它更能以理服人，虽然顾彬是外国人，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顾彬作为一个汉学家，不可能不知晓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在文学理论上的权威性和客观准确性———当然这种评判，完全应以刘勰《文心雕龙》本身所蕴含的理论内涵作为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的具体论断作是非判断，无须黄维梁本人直接发论，因为刘勰堪称最公正也最有信服力的“文论法官”。 其次，由于“请刘勰来评论”，黄维梁也就可以直接引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实际内容，对顾彬的言论予以一一驳斥，这必然极有说服力。文章中，黄维梁引《知音》篇所说“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不客气地指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指责，完全缺乏如康德那样的理性判断力，而是合己胃口者大力赞扬，不合己者则咒骂唾弃，而这种情况，刘勰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的齐梁时代即已明确予以指责了。更荒唐的是，顾彬以能否懂得外语来衡量中国作家的创作水平，并以此一概抹杀中国当代作家，黄维梁的文章问道：德国的歌德学过中文吗？莎士比亚可曾懂得拉丁文、希腊文？他们的成就世所共睹，谁都难以否定，且谁也没有因为他们不懂某国外语，而贬低他们，《文心雕龙》的《辨骚》清楚说道：“将核其论，必征言焉。”顾彬的言论，完全违背了做学问须慎思明辨的准则，口无遮拦，口出狂言，文章以刘勰的口吻劝诫顾彬，不要“信伪迷真”，要“积学以储宝”，要“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可谓用心良苦、语重心长。 由黄维梁的文章，笔者想到了几点：其一，顾彬是个专门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外国汉学家，一般来说，正宗严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对他所从事的学术对象，不会轻易采取带有感情色彩的褒贬态度，除非他怀有特殊的动机或希图达到特殊的目的，顾彬否定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言论，似乎与正宗严谨的汉学家身份有些不合，我们难以得悉其中奥秘，或许这当中有着某些刻意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的成分；其二，对顾彬否定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言论，我们国内学术界恐怕未必舆论一律，有人会不以为然，认为批驳者小题大做，甚至是借题发挥，笔者以为，如果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标准和态度衡量，其实外国文学和外国作家（包括德国本国）实际上也根本够不上顾彬指责中国文学和作家的所谓标准，不管古代还是当代，因而对顾彬实事求是的批驳，是完全应该的；其三，由黄维梁的文章，笔者认为，评论和批驳类的文章，确实可用别具一格的笔法来写，这能更胜一筹，既新颖独特，又引人入胜，这打破了评论文章千篇一律的格局，创了新生面，丰富了批评文章的表现色彩，值得肯定和推广，当然，这里有个必要的前提———作者必须有相当扎实的学问功底。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4月0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