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逆耳之言，在书评中久违了。对好书的“好评”既鼓励作者，也惠及读者，可谓其乐也融融。但是不能否认，我们身边也充斥着不少差书。特别是一些粗制滥造的学术书籍假“权威”、“专家”之名大行其道，给读者带来很多困惑甚至是误导。作为编者，我们也欢迎公允、理性的“差评”。本期刊登许冬平的文章，希望是一个好的开始。 由于工作,需要查阅汉语典籍外译的研究资料。早就听说某教育出版社出过“中华翻译研究丛书”,里面有一本《汉籍外译史》(1997年10月第1版),应该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拿到此书,一看封面就发现了问题。在书名《汉籍外译史》的下方是英文“A SE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读者会感觉这就是《汉籍外译史》的英译,其实不然——这段英文是“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的意思。不知这样处理是不是不当?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作为《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中的第三本,既然冠以“研究”二字,该套书的学术水准应该不低。然而,《汉籍外译史》全书居然没有任何注解和参考书目,对于引用他人的思想和文字部分,一般则以“某某指出”,“某某说”,“转引自某某处”,“某某语”,“某某+书名”,“参考某某+书名”等形式加以说明,明显缺乏学术规范。 如果说本书的学术体例的不规范导致学术性大打折扣,那么,频繁出现的错误则给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甚多的讹误让人不禁怀疑,这本书是不是合格的出版物?概言之,这本书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名错讹及相关问题 这是问题的重灾区。第72页的“江榕培”应该是大连外国语学院教授“汪榕培”先生;269页的“Fai-yi Lin”应为“Tai-yi Lin”,是林语堂先生的女儿林太乙,应该使用她的中文名。第386页等处的“沙迪克”应为“谢迪克”,其曾经在燕京大学的西洋文学系任教。 第57页“海陶韦（J·R·Htightower）还出版了《韩诗外传》的英译本”,到了236页,则是“J.R.海陶瓦（J.R.Hightower）《陶潜的赋》……”,在271页,又出现了“……海陶玮对这个译本评价不高”。同一人,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译名,而且,第57页的“J·R·Htightower”应为“J.R. Hightower”。 第384页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芮效卫(David T. Roy)1933年生于中国……”,到了第386页,成了“戴维·T. 罗伊”，显然,两者为同一人,而且,在中文著作里,应该使用西方学者的汉文名,如果有的话。 法国汉学家儒莲生卒年（第41页）“1796-1873”,第167页则是“1797-1831”,两处不同。顾赛芬的生卒年也有同样问题,在第41页是“1835-1919”,到了第52页,又成了“1839-1939”。查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外汉学史》（2002年第1版）后附录“国外汉学家名录”得知,正确信息应为: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31）,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9-1919）。 在一部学术著作中,人名原文和生卒年应该在首次出现时就加上。上面举的儒莲,在第2页即已出现,却并没有加人名原文和生卒年,反倒在后文反复出现。“雷慕沙”、“理雅各”、“翟理思”等诸多汉学家,人名原文和(或)生卒年都出现了类似问题。人名后加原文,本来是考虑到有些人名的译法还不固定,可能有多种通用译法存在,为了读者查阅方便才加上的,作者现在却率意而为,极不严肃。 二、书名、报刊译名的错误 汉语书名的错误。第8页“第一个占据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席位的是译过《玉梨娇》……”中的“《玉梨娇》”,在第173页则是“黄嘉略翻译《玉娇梨》……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isat 1788-1832)才将《玉娇梨》全部译成法文”。显然《玉娇梨》才是正确的书名。 关于报刊译名的错误,试举一例:第269页“《老残游记》……有沙迪克(Harold E.Shadick)的片断选译,载1939年《燕京学报社会研究》(北京)”。“《燕京学报社会研究》”的英文原文是“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根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近代著名大学英文学术期刊汇编”,其中一种即为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中文刊名使用了《燕京社会学界》。另外,据译者谢迪克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2年《老残游记》英文版的译序中说,“此译序的部分曾发表于1939年7月《燕京社会学界》第一期的第二卷。”（Portions of this introduction appeared in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II,no.1（July,1939）（黑体为笔者所加。）因此,“《燕京学报社会研究》”应该是“《燕京社会学界》”之误。 三、各类语言错误 书中的语言罗唆拖沓,有些信息重复出现。如第54页有“这一庞大计划,得到香港的鸦片商人查顿、颠地的赞助”,隔了五行又有“由在港英商查顿 (Joseph Jardine)继续资助印行”。前面既然已经有了“香港的鸦片商人查顿”,后文的“港”和“商”皆为冗余信息。 还有用词不当的地方。第6页:“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后,有不少中国学者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最后定居,为美国所利用。”这些中国学者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怎能说是被“利用”?此外,第52页:“译文质量之高,享有被北京盗印（1940年）、如今又被列入巴黎国家印刷局再版目录的荣誉。”被“盗印”怎么会是荣誉? 该书英语、法语单词的拼写错误也不少。第376页,第8行的“A Trasure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Trasure”应为“Treasure”,同页的第12行“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Vaviations and Themes”中的“Vaviations”应为“Variations”,“stories”首字母应该大写。第165页第11行“《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e，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Tartric Chinoise)”,正确的书名应为“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经过对比,可知其存在的问题有:误用联字符、字母大小写不规范、拼写错误,甚至书名都不完整。 以上列出的问题,是我看了该书中有关我国文学典籍在英法等国家翻译情况的相关部分之后发现的,而且这些部分我也只是在寻找我感兴趣的部分阅读,出现这样的结果实在让人郁闷。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是个很好的选题,应该会推动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但是,如果丛书中的其他书也以《汉籍外译史》这样的面貌出现,该丛书在“编辑的话”中所说的“期望着它给今后中国翻译事业带来新的进步,对中国翻译研究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目标恐怕是难以实现了。 郁闷之余,我想到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外汉学史》。该书编写人员由多个高校的多专业多语种的二十三名教师组成,有效地避免了由于少数人编写、因语言和知识结构不足可能会产生的诸多问题。而有些书的作者和编辑明明只懂一种外语,偏偏敢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转引别人的二手资料）或敢编其他语种的东西,又没有熟悉该语种的专业人士（如外编或特约编辑）把关，犯了低级错误当然不知。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8月21日0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