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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的真伪 根据李景端《何必替文学翻译比“斤两”》（《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26日）一文所引用的那句“西班牙成语”con los pelos en el pecho，倒的确可以明白无误地译成“胸上长毛”，不过，很遗憾，这不是塞万提斯笔下的那句成语，根本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记得若干年之前，李先生曾经撰文说过这句他不知从哪儿搬来的“西班牙成语”，当时看了，我们只是笑笑，并没有理会，心想没准是不懂西班牙文的作者一时疏忽，或者请教的对象不靠谱，或者杂事繁多，无暇查阅原著所致。孰料这回他故伎重演，又亮出了这个看似正确的“西班牙成语”con los pelos en el pecho；笔者本无意旧事重提，但一而再地拿“胸毛”说事，就不得不说道说道，以正视听了。 当初我们争论的那句成语，确切的原文是de pelo en pecho（引自Don Quijote, Ediciones Cátedra S.A., Madrid, 1994, p.310）。在网络十分发达的今天，只要认真负责地查询，应该不难找到；或者在某个设置西班牙语的大学图书馆，也可轻松借到塞万提斯的这本原文版的经典名著，进行严肃的核对。原来，其中并没有李文所引的西班牙文定冠词los和el，而且，pelo（毛）也不是复数，可见并非定指，而是泛指，这正好告诉读者，这句成语并不是指“有毛在她的胸上”，而是说那姑娘有股男子气概，跟老爷们似的。要知道，在西班牙文里，一句话有没有冠词，意思是大不一样的。笔者仔细查阅过《堂吉诃德》的英译本和法译本，de pelo en pecho被分别译作manly（男子气概，Don Quixote, translation of Peter Motteux, Airmont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67, p.175） 和 de poil a l'estomac（“胃里长毛”，意勇敢，有男子气概，Don Quichotte de la Manche, traduction de Maurice Bardon, Editions Garnier Freres, Paris, p.221），可见别国译家也深谙该西班牙成语之真谛。（请参见拙文《“胸毛”与“瘸腿”》，《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然而李文所引，只能算是一个词组，并非成语；不过倒恰好反证了“胸上长毛”的含义，大概李先生请教某位懂西班牙语的人士“胸上长毛”怎么说，那人便很自然地就用con los pelos en el pecho来应答了。 咱们中国懂西班牙文的读者与懂英文的读者虽说没有可比性，但千万别忘了，也有成千上万！何况，如今全国开设西班牙语的公立和私立的高等院校已有六十余座之多，其中或多或少读过《堂吉诃德》原文的，大有人在，决不可小觑。倘若有人以假乱真，他们虽然嘴上不说，或不屑说，或不敢说，但心里却是明镜似的，清楚不懂装懂、不经下功夫调查便信口开河是怎么回事了。 也谈所谓挑错 20世纪70年代末，笔者有幸进入《世界文学》，从此开始了困难然而有趣的外国文学编辑翻译工作。编辑部最令我感佩的，是众多前辈编辑家的高尚敬业精神。记得《世界文学》还在试刊时，编辑部约请巴金先生翻译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深思》若干章节（后载《世界文学》1977年第2期），德高望重的巴金先生是从英文转译的。译稿到了资深编辑家苏杭先生手里，工作作风一向严谨的苏先生不敢怠慢，便从俄文原文认真细致校对，发现了一些不妥，十分谨慎地与巴金先生沟通。不久，笔者就在编辑部会议上听到主编陈冰夷先生朗读巴金先生亲自写来的一份措辞极其诚恳的感谢信，对编辑部的更正表示由衷的敬意。这件事，对笔者震动极大，立志要向一丝不苟的前辈编辑家学习，相信翻译家们一定是宽宏大度，对编辑的改稿，是高度敬重的，这样，编者与译者齐心协力，以便共同保持《世界文学》的品牌。 20世纪80年代末，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译出了他喜爱的美国作家契弗的两个短篇小说，拜托在《世界文学》供职的他的好友宗璞先生转交编辑部。编辑部立即安排英文编辑李航小姐负责校稿，并嘱其放开手脚，大胆核对。王先生是创作家，英文水准尽管很高，但办事认真的李小姐也看出了若干问题，便虚心地向王先生请教商榷，甚至登门讨论。译文刊出后，颇获好评。后来王先生见到笔者，亲口说：“你们《世界文学》真是我的好老师，十分感谢。”笔者把王先生的话如实转告编辑部同仁，大家倍受鼓舞。 著名前辈翻译家萧乾、冯亦代、王道乾、董乐山、傅惟慈、吴健恒、王永年诸先生也是《世界文学》的老译者，他们功底扎实，水平高，译风好，但编辑部要求万事精益求精，他们的译稿也不是一字不改，全部照发。董乐山先生译的《巴黎烧了吗？》就是在《世界文学》发表的，笔者拜读过译稿。译文发表前的某天，董先生用上海话对笔者说：“随便纳（你们）改好了。”表现出一位虚怀若谷的资深翻译家对编辑的大度宽容和高度信任，令笔者肃然起敬。其他几位，也是对编辑采取充分鼓励的态度。笔者就改过前辈西班牙语翻译家吴健恒、王永年先生的译稿，虽常有争论，但得到的多为信任和鼓励。我们当然不是大笔一挥，自作主张地删改了事。苏杭先生常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改稿，你改十个错，有一两个错你没改对，人家就要恨你。”笔者以为，这句话对编辑有极大的警示作用。所以，我们每逢改稿，必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生怕出错，因为我们明白，得罪译者事小，误导了读者，亵渎了原作者，那就罪莫大焉了。实际上，改稿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你想啊，哪来的好机会啊，那么多大家的译品展现在你面前，他们译笔好的地方，高的地方，妙的地方，你就可以亲密接触，就可能学到，这是于私，利莫大矣；而于公，则无辱于刊物。而他们的些许微眚小疵，如果提出来供他们再三斟酌又获得首肯，一可以为他们补苴罅漏帮点小忙，二能大大增强自己的识见能力。本来么，译家和编家应该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是共同来捍卫刊物的声誉的。 当然，我们听到的，也不总是一片赞誉；也有不少噪音和辱骂，甚至找上门来，兴师问罪。有的人还搬出一位著名作家的话来，说：“动我一字，如辱我父母。”对此，我们泰然处之，淡然处之，尽量化干戈为玉帛，而且每每收效，我们还把这句话也当做鞭策自己的警示。 至于笔者本人的译稿，也常经修改，故常心存感激。记得笔者译的《番石榴飘香》的部分章节投《外国文艺》，当时的责任编辑戴际安先生虽精通俄文，还是一位高明的苏俄文学翻译家，但不识西班牙文，便约请王永年先生把关，改正了些许错误，戴王两位先生这种敬业负责的精神，令笔者受益匪浅，毕生难忘。直至今天，笔者还常常向王先生请教。当然，有些西班牙文的字词，如果不掌握背景材料，是谁也译不出来的。拙译《番石榴飘香》中有关加西亚·马尔克斯家人称谓的汉译，就一直令笔者惴惴不安，如la tía Francisca, la tía Petra, la tía Margarita, la tía Elvira，其中的tía（相应的英文是aunt）就统统被笔者译成“姨妈”，明知不甚妥帖，但苦于没有足资参考的佐证，其时业界又急于了解作家生平，没奈何，只得交差了事，不过笔者确实常于心有戚戚焉。当时真巴不得有哪位同行为笔者挑出错误，指点迷津，解决这个难题。历经多年的探索，总算搞清了，笔者心里才落下一块石头。原来，“弗兰西斯卡姨妈”译错了，应译为“弗兰西斯卡表姑姥姥”，因为她是作家母亲的表姑；“佩德拉姨妈”也译错了，应译为“佩德拉姨姥姥”，因为她是作家外祖母的同父异母姐妹，也是作家母亲的姨妈；其余两位，“玛加丽塔姨妈”和“埃尔维拉姨妈”倒还没出错：前者是作家母亲的亲姐姐，后者则为作家母亲同父异母姐姐。区区一字的准确译出，竟历时十余年，译事之艰辛，译者心中之忐忑，真不可名状！ 其实，所谓改稿，就是挑错。笔者同意林语堂先生的观点，他认为不可能有百分之百正确的翻译，但是万不可就据此认为出错在所难免，情有可原，替理所当然论者找借口。挑错改稿的目的是什么？出版社、报章杂志要那么多的编辑来把关干什么？按笔者的理解，是动用尽可能多的力量使译作的错误尽可能地降到最低，译品更加完美，上对得起原作者，下对得起读者。虽然吃力不讨好，有时甚至挨骂，然而笔者相信，智者是明辨是非的。当下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界面临的，恰恰是审校缺失的尴尬，而尤以西班牙语文学翻译领域为甚，所以，更应欢迎严肃的批评。鲁迅先生曾经告诫我们：翻译界出问题，出了不好的翻译，“大半的责任固然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批评不是多了、烂了、别有用心了、想借机出风头了，而是少了、没有勇气了、没有棱角了，甚至被扼杀了，往往变成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了，皆大欢喜了。其严酷的结果是，翻译错误比比皆是，连名牌刊物、老字号出版社也难逃干系，而且，令翻译界汗颜的是，去年鲁迅外国文学翻译奖竟破天荒地空缺。 笔者特别佩服上海一家专门挑语文错误的杂志《咬文嚼字》。学问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就敢不为尊者讳，就敢挑名家的错，虽然他们也被骂为“靠挑名家的错出名”，被讥为“警察”、“裁判”。令人欣慰的是，许多著名作家被挑了错，不但没有恶语相向，还纷纷道谢。因为大家都明白，挑错的编辑，是为了维护语言的纯洁；被挑了错的，改进了，也维护了语言的纯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是一种民族有望、语言有望的境界。笔者还敬服一家报纸，他们居然大胆刊登广告，欢迎读者挑错，谁真挑出错来，还可获奖。他们的胸襟是何等坦荡！作为是何等勇敢！气魄又是何等伟大！ 再者说了，欢迎别人挑错原是咱们中国的优良传统，从古到今，人们写了字，画了画，作了诗，出了书，如馈赠好友，必恭敬地题上“指正”、“雅正”、“哂正”等字样，试问这“正”是何意？说白了，还不是请人挑出错误、指出毛病吗？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02月08日19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