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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艺报》发表王元骧、董学文两位先生信函，并加按语，主张对文艺理论功能等问题展开讨论。这是很有意义的举措。王先生信中提到文艺理论性质和建设，我于是想起20多年前，我与谭治图先生联名发表的一篇不合时宜的论文，题目就叫《论社会主义文艺学学科建设》。当时，1990年前后，“文革”十年文艺的凋落和衰败，文艺理论极左思潮的泛滥，人们记忆犹存。西方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正涌入国门，名目繁多，大开眼界。其中尤以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在理论界倍受青睐。此时此刻，人们似乎无心关注社会主义文艺和文艺理论的性质，也不去考虑社会主义文艺和文艺理论到底在哪里。然而，我们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开宗明义就指出：“在十二亿人口的文明古国，在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四十多年、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研究和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就其性质而言，不可能不是社会主义文艺学。”接着指出：“社会主义文艺学这一提法包含两个意思，第一，表明社会主义文艺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的存在和发展；第二，表明在社会主义文艺学之外还有大量的非社会主义文艺学，应该承认文艺学这种性质的区别。”当然，在此还只是从逻辑概念上推论。再接下来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产生、传播的历史事实，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文艺学分为“早期散布在论述阶段、中期深入研究阶段、近期系统理论阶段”，从而论证在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存在着、发展着”。 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瞿秋白、“创造社”、“太阳社”诸君，都传播过先进的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上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经典著作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一。其基本原理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引导中国文艺发展繁荣的理论依据，其自身性质也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苏联建国经验，高校文艺理论教材以苏联教材为蓝本。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口号，各高校编写教材，普遍将毛泽东文艺思想引入教材。当时林默涵撰写《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织》专论，将毛泽东文艺思想归纳概括为八大要点，成为高校教材编写的框架。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统一编写文科教材。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问题》于“文革”前成稿。两部书总结苏式教材和群众编书的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针，结合中国文艺实际状况，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大学专著，使社会主义文艺学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从1977年到1990年，全国高校大都采用为教材。中文、新闻等本科专业，连同 夜大、函授学生，估计大约有百万人通过这两部教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教育。 二 这些，都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事情。90年代至今，中国当代文艺和文艺理论发生了变化。简而言之，中国文艺百花齐放，满园春色，空前繁荣。文艺理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却不辨真伪。理论与实践脱离，文艺实践走到了理论的前面。这并不是说20年间理论研究著作太少，而是数量繁多。拿高校文艺理论教材来说，初版和重版的就有40多部。文艺理论教材应该与时俱进，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教材取代60年代蔡仪、以群主编的教材，乃必然趋势。新教材中有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尊重前人成果，联系文艺实际，能够做到“出新不出格”。有的独出心裁，一空依傍，无视国情，完全截取西方各种理论自构体系。这些都是少数。有相当多的教材钟情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以其“文学活动”及其“四要素”作为构建教材框架的圭臬。这是令人忧虑的。 M .H。艾布拉姆斯是上世纪西方深具影响力的批评家。他在《镜与灯》一书中提出的“文学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组成，按此“四要素”引申出四种文学理论，即：再现说、表现说、实用说、客观说。艾氏理论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何区别呢？首先，艾氏理论不承认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他认为他的理论“是采用一个不把自身哲学强加于人的分析图式”。艾氏的理论著作为西方新批评代表作，是否不含“自身哲学”，其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是什么关系，姑且不说，但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法作为哲学基础，是不认同的，是在他“采用”的“图式”之外的。其次，由艾氏“四要素”引申的“四说”在中国流传，对中国文艺和文艺理论的地位和价值是很大的冲击和损害。在“四说”面前，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文艺理论只是社会学理论，而不是艺术审美理论；在“再现”和“表现”互不相通的对立面前，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文艺只重再现，不重表现。其实，再现和表现是一个人为的对立概念，两者统一于现实，文艺再现生活和表现生活都是现实的艺术反映。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这个常识性结论，却被只讲对立、不讲统一的“表现”、“再现”之说搞乱了。此外，按照“四说”中的“实用说”，中国文艺理论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是要不得的理论。总之，艾氏“四说”对中国文艺理论的损害，是降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和普遍价值。第三，艾氏理论混淆现实与艺术、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艾氏所说的“世界”，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只是呈现在作品中的“主题”，即被作者摄取的、打上主观色彩的“世界”。因为新批评理论本来就漠视客观的物质存在，把艺术看成独立自在的实体；主张通过切断外缘的“细读法”就可把握作品；作者把感情显现出来，就是“表现”。这一切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相悖的。第四，艾氏所谓“四要素”看似周全，其实是割裂的。由“四要素”引申的“四说”，各自独立，也是人为的割裂。当人们说“诗言志”、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产物”，到底是“四说”中哪一说呢？又包含哪些“要素”呢？综上所述，可见艾氏理论自有一套，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性质不同 1953年问世的《镜与灯》影响很大。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对它奉若神明，将《镜与灯》“四要素”的三角图形改组成圆形，切割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重加拼凑成六种理论，写成《中国文学理论》一书。初读尚觉新颖，琢磨则问题很大。由于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深厚，不可动摇，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真正追随刘氏者不多。艾氏理论却不同，它通过高校教材进入文艺理论界。有的教材以“四要素”装点门面，无伤大体；不少教材以“四要素”为构建体系框架的支柱，立为四极，再将马恩学说、毛泽东文艺思想、西方诸多理论分类纳入其中，这样一来，就与蔡仪、叶以群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构建体系的教材，性质殊然有别。 三 这些，也是近20年间的、过去了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学是必然的历史进程。随着时间推移，将有新的教材和专著出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近20年间，中国文艺实践有长足进步，而文艺理论对此却缺少热情和关注。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在党中央文艺政策指引下，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中国文艺日益繁盛。影视、报刊、剧院的文艺节目，日新月异，以满足人民群众广泛的精神追求和审美需要。其中优秀之作层出不穷，当然也有平庸之作和低劣之作。众多的优秀作品有其共同之处。撮其要者，首先是植根现实。无论当代题材、历史题材作品，无不深深扎根于生活土壤之中。深入现实生活的题材，无论以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再现和表现出来都是存之久远的好作品。那些凭空臆造的、表现自我的、一味摹仿的、任意穿越的作品都将昙花一现。其次是服务人民，是中国长期形成的为人民服务风尚在文艺界的自觉体现，也是中国文艺家值得自豪的独特情怀。作者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其作品才能感动读者和观众，获得读者和观众。那些粗制滥造的、顾影自怜的、依赖钱袋的作品终将被人们所抛弃。再次是烛照未来。作者表现和再现现实和历史，能够从现存的生活中发现美好的前景，给人以鼓舞和信心。“美即生活”，就是生活中存在美。这要求作者善于发现生活中真实的艺术审美对象，让生活美以艺术美的形式照亮生活，促人前行。而一切暴露阴暗的、游戏人间的、插科打诨的作品都难成气候。总之，中国文艺繁花似锦，其间的成功与失败、优胜与低劣，都为中国文艺理论提供了研究和总结的依据。 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道路何在？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研究中国文艺实际，总结其经验教训，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就是革命先辈们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中国还有丰富的古典文艺理论遗产，诗言其志、文以载道、美刺讽劝、寓教于乐、澡雪精神等等传统思想，也有待用马克思主义去开掘和总结。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可以研究、学习、借鉴，但不能迷恋。它们毕竟是西土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定要与中国本土的当代文艺和古代文艺实际相结合。新闻界提出的“走转改”这个办法，对于改变目前我国文艺理论脱离实际、空谈泛论、文风艰涩局面，确实是会有好处的。 原载：《文艺报》2012年08月0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