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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知识分子写作”之前，我想说明一点的是，如果这个命题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如果撇开“知识分子”本身种种令人怀疑的东西，如果是在最积极的意义上谈论，我愿以我自己的理解进入这个话题。在我看来，写作或知识分子写作，必然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关键词：绝对的独立性、技术性、精神性、批判性、经典意识。首要的是独立性，我在前面加上了“绝对”二字，是说绝不屈服任何写作之外的东西，是说要绝对地跳出自身的利益看世界。我不反对追求利益，在股市、楼市、赌场、彩票诸多领域，我可能是某个领域最疯狂的家伙，我的贪婪、妄想与占有欲都是一流的，但这一切绝不会在我的写作中。不是说我多崇高，或者说写作多崇高，不是这样的，主要是得不偿失。因为无论你在写作中博取了多么大的利益，如果你的写作是失败的，就是得不偿失。在写作中应该排除任何写作之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的独立性甚至体现为独立于自我——那些利益攸关的东西。 关于技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文学写作的瓶颈。许多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技术问题，既有形而上的技术问题，也有基本写作技巧的问题，即基本功的问题。成名与成为经典还有相当的路程，甚至是两回事。成名有各种因素，而要成为经典却需要钢琴家般严酷的写作基本功。然而我至今还常听到有人愚蠢地轻蔑技术，似乎技术是手到擒来的事，至今还有人教导别人写作时应忘掉技巧，技巧是次要的东西，无技巧才是最大的技巧，难怪我们的文学总是难上档次，这种蠢话竟然还在流行，还在起作用。技巧是什么？技巧的核心是对心灵的训练，是感觉与分寸在大量练习中形成的异常牢固的无意识，是对感觉深层的准确的开掘、分解、锤炼，是对宏观与微观互动地敏感地把握。而这一切还都属于技术的基本功范畴。技术的深层含义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绝不止技术本身的问题。一种新的技术或表现方法会对自我和世界带来新的认识，会让我们看到过去未曾看到的东西。一口老油井已不再出油，成为废井，但一种新技术发明出来，这种技术对废井有了新的认识，或加深了对废井的认识，于是废井不再是废井，又成为油井了。这里的技术绝不仅仅是技术，而是认识。生活也一样，没有新的角度、新的方法去认知，生活有时就像废井一样没什么可写的，生活不再提供写作的资源。但当一种新的或你不曾见过与认识过的方法与技巧出现，生活之树又会郁郁葱葱。生活之树常绿，但你的认识如果不继续加深、更新、转换角度，生活也会有秋天，甚至是漫长的秋天，而这一切都赖于技术。何为我们常说的化腐朽为神奇？常常是技术。 关于精神性，解释有很多，比如小说或戏剧中的悖谬、荒诞、寓言、诗性等等，但我要说的、或我心仪的，不是这些——这些通常是批评家阐释出来的，而不是写作内部的行为。我要说的精神性是对心灵的准确把握，对感觉富有表现力的提取，对意味信手拈来的追寻，对意识流程的清晰展现，对模糊的或不确定的东西给出有助于理解的边界，对象征、指涉、隐喻、反讽、神秘与不可知的事物适度的着迷。精神性更多体现在现代主义写作中，如卡夫卡、乔伊斯、贝克特，这种精神性通常都有些变形，我过去十分着迷。不过，最近重读托尔斯泰发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精神性一点也不比现代主义作家少，不过是表现方式不同。现实主义往往通过生活的细节捕捉某种感觉的真实与心理的真实，这样的例子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比比皆是，随便拎出一段即可见此特征。比如写这篇文章时我正读到吉提生病一章，医生做了仔细诊断，说明了情况与结论。医生走后，杜丽走了进来，迫切想知道吉提的病情，此时有这样一段描写：“她们打算告诉她医生说的话，但是虽然医生说得够清楚而又够详细的，但是传达他所说的话却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的确，医生说的话一般就是这样，无论中国的医生还是外国的医生，都有一种没把握的感觉，这就是感觉上的准确，会产生经验上的共鸣。而准确性恰是小说精神性的基石，这方面托尔斯泰不愧是大师，这种准确性在托翁的写作中简直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读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创作过程以及日记就可以发现，里面充满了写作艰辛、费力、难以为继的哀叹。托尔斯泰以他的基本功——心理的准确性，达到了小说精神性的绝对高峰，让人望洋兴叹。如果文学也有一本《圣经》或《金刚经》，那便是《安娜·卡列尼娜》，常读常新，让人对生活充满信心，因为具备了托尔斯泰那样观察生活的眼睛，生活的准确性就是无所不在的。 至于批判性，我以为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18世纪的叔本华就认为知识分子是指以启蒙和自我启蒙为旨归的人。马尔库塞则认为知识分子指以思想批判为武器、以理想未来为立场批判现实的人。胡塞尔认为，知识分子指追求超验事物、在意义与象征的世界中解决世界和人生重大问题的人。托马斯·梅兹格认为，所谓知识分子指人类中最能“解蔽”的批判者。启蒙、解蔽、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然属性，奇怪的是这样一些属性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身份一再遭受质疑与嘲笑，也连带受到质疑，甚至嘲笑。以至当有人通过自嘲、自我矮化、自我犬儒，进而矮化了“知识分子”这一本身的概念，自然也就消解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批判功能。无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中国都可能被弄得面目不清，良莠不分，是非不明。当然，这在中国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但我认为并不能因为中国的特殊性，就否认了“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属性，否则知识分子这一称呼在中国可以取消了。如果真的可以取消，写作也就可以取消了，因为写作毫无疑问是一种知识行为，没有知识何来写作？而写作若失去对现实与历史的解蔽性与批判性还剩下什么？故事？娱乐？自嘲？自虐？自我游戏？就等于人失去了钙，写作就站不起来，就成为章鱼类的无脊椎动物。退一步说，即使写作的批判性不指向现实，甚或历史，如卡尔维诺一类的作家，也应指向词语或写作本身，在形而上或最高的意义上仍具有批判性。总之，缺少了批判就如同人没有了性别，而无性别的人是一种什么人呢？ 知识分子写作无疑有着很强的经典意识，而写作的独立性、技术性、精神性与批判性，事实上就是经典意识具体的体现，两者可通约。但是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对经典作品而言，事实上不存在知识分子写作、非知识分子写作，或别的什么写作，只有天才的写作。天才包含了所有的因素，却不局限任何因素。 原载：《文艺报》2012年10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