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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开始书写现实、日常和记忆中的生活”，就意味着“从先锋叙事中撤退”吗？或者反过来问：所谓“先锋叙事”，就是不书写“现实、日常和记忆中的生活”吗？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 《阅读与欣赏》（载《人民文学》2015年第3期），是刘建东“师徒”系列中篇的第一部。在“卷首”，编者肯定了小说“叙述没有丝毫故作张扬的炫技痕迹”，但还是忍不住对小说“叙事的褶皱及其铺展手法、叙述的声色及其张力控制等等方面”赞许有加。由此推想，大概是刘建东执著的先锋写作以及纯熟的小说叙事手法，给编者（不妨看做是第一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意见并不一致。有论者认为：“与以往的写作不同，刘建东此次从先锋叙事中撤退，他开始书写现实、日常和记忆中的生活，但那种属于先锋的核心还在，这篇颇显传统的小说依然充沛着丰富的现代性，尤其是在对人与事的观察和追问上。”（李浩《装置在攀缘上的故事》见《小说月报》2015年5期） 这里包含许多有趣的问题。比如，一个作家“开始书写现实、日常和记忆中的生活”，就意味着“从先锋叙事中撤退”吗？或者反过来问：所谓“先锋叙事”，就是不书写“现实、日常和记忆中的生活”吗？再比如，如果把“对人与事的观察和追问”，理解为“先锋的核心”、“丰富的现代性”，那么，该是哪些特质使得这篇小说“颇显传统”呢？不过，如果我们不去纠缠概念和逻辑的混乱，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什么是小说写作的先锋性。 不急于回答这个问题，回到《阅读与欣赏》。 小说写了师傅冯茎衣的两个故事，一个是放荡滥情的故事，一个是爱岗敬业的故事。 在放荡滥情的故事里，她不讳言自己频繁地更换着身边的男人，“七八个是有的吧。我算不清楚了”；“她沉浸在情欲的暖流之中。她放荡不羁，随心所欲。”而在爱岗敬业的故事里，“师傅是个顶呱呱的技术能手。她是全厂最好的班长”。 也许就是这两个故事，特别是放荡滥情的故事，给人留下了刘建东从先锋叙事“撤退”的印象。其实，刘建东无意讲故事，无论是放荡滥情的故事，还是爱岗敬业的故事。 二 当然，这个结论是需要论证的。不妨就从小说的“开头”说起。 有许多著名的小说“开头”，寥寥数言而脍炙人口。它们或以箴言的形式，对全书主旨提纲挈领，耐人回味。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或者简捷地揭示出小说特定的叙事逻辑，成为读者进入小说虚拟世界的第一块路标。比如《百年孤独》的开头：“很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阅读与欣赏》这样开头：“那一年，我师傅冯茎衣30岁。”这个“开头”简捷而明晰地告诉我们：小说取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事；讲述故事的人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人物；故事是“过去时”，而对故事的讲述是“现在时”。其叙事逻辑，建立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基础上，“我”讲述的，是“我”看到的。换言之，叙事人并不承担对故事完整性的责任。 从现实世界的生活逻辑来看，师傅放荡滥情的情感生活，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个人婚姻的失败。并且，如前所述，师傅的“故事”是过去时，“我”对故事的“叙述”是现在时。当“我”开始讲述师傅的故事时，“我”对师傅失败的婚姻早已了然于心。但是，在“我”的叙述中，这个情节、这个最为直接的原因，既没有被首先提及，也没有作为叙述重心被展开。这意味着，作者无意在故事层面构建有说服力的因果链条。 在一个过去时态的“故事”中，加入一个现在时态的“视角”，不是为了把故事讲得更加跌宕起伏，而是为了借助“我”的视角，打破和超越故事（无论是放荡滥情的故事，还是爱岗敬业的故事）自身固有的逻辑，为建立新的叙事逻辑开辟道路。 在福斯特那里，故事被称作是一条“时间绦虫”，“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在这个由“前因”和“后果”组成的时间链条上，你尽可以使“前因”更加错综复杂，尽可以让“后果”更加变幻莫测，但它终归是一条由“前因”与“后果”组成的“时间绦虫”，这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在《阅读与欣赏》中，作者不因循生活逻辑，去追问“前因”的“后果”，以及“后果”的“前因”，而借助于“我”的视角，将“我”所看到的放荡滥情的师傅与爱岗敬业的师傅交叉叙述，从而超越了“时间绦虫”的限制。 第一人称视角是一种限制，“时间绦虫”同样是一种限制。简而言之，艺术创造无一不是在限制中完成的，重要的是如何选择和超越所面临的限制。 三 建东无意讲故事，意在何为呢？ 还要从小说开头说起。小说开篇第一句话表明，师傅的“故事”是由小说人物之一“我”讲述的。“我”是师傅故事的讲述者，也是师傅生活的目击者，当然，也就成为师傅生活的审视者。这种审视，在本质上是对人的“自由”与“责任”的思考和追问。 放荡滥情的故事，是对“自由”的追问。 在世人眼中，自由总是和任意的、随性的、无拘无束的情感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和从一而终、白头偕老相比，一段“敢作敢当、不受任何束缚”的感情，也许更能诠释自由。并且，这种情感生活方式是师傅自由选择的，在师傅看来，这才是“女人”，你所不懂的“女人”。事实上，对自由的选择和坚守也是一种责任，所以才有“不自由，毋宁死”。 所以，故事中的“我”，“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骑着自行车，载着师傅和她的情人去约会”了；喜欢写小说的“我”，也接受并且记住了师傅的忠告，“要写真实的女人，真实的人，不要只靠想象”。 但是，“我”对师傅的感情生活始终是心存疑虑的。在故事的层面，这种疑虑表现为，“我”一直在为师傅放荡滥情的情感生活寻找着理由，寻找着合理的解释。比如师傅的父母失败的婚姻，比如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比如师傅失败的婚姻。而在故事的背后，这一切又都表现为对师傅情感生活的思考和审视。比如在父母失败的婚姻中看到童年阴影的制约； 比如在《梦的解析》里看到师傅的情感方式受“潜意识”的支配而不自知；比如在师傅失败的婚姻里看到人性深处的空虚和焦虑。 然而生活的悖论在于，“我”寻找到的理由越多、合理的解释越充分，师傅放荡滥情的情感生活也就离开“自由”越远。再也不是“不受任何束缚”，再也不是单纯的“遵从我内心的需要”。 爱岗敬业的故事，是对“责任”的追问。 责任是个体在社会关系中不可推卸的承诺、义务和担当。在小说《阅读与欣赏》中，师傅用爱岗敬业，用“顶呱呱”的劳动诠释了什么是责任。 站在三十多米高的催化塔塔顶上：“整个厂区一览无余，大大小小的装置塔、设备、密密麻麻的管线尽收眼底，环视这些的师傅的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她说：‘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丛林，成功的机会多，也隐藏着重重的危险。这些装置、设备、管线，以及它们上面的每一个螺丝、法兰、垫片、衬里，甚至是管线中的每一滴油，都是这个丛林中的一分子，它们就像是狮子、老虎、大象、猴子、蛇，等等。如果它们其中的任何一位不高兴了，闹别扭了，使小性了，炸窝了，这块丛林就不太平了。而我们就像是猎人，我们不杀戮，我们只是给它们一个小小的警告。’” “我”感叹师傅奇特的“想象力”，师傅摇摇头说，“这和想象力无关。我天天和它们打交道，我知道每台设备的脾气秉性。”这种自信、愉悦和自豪感，是人在劳动中认识和把握对象世界，进入到自由境界的反映。 故事中的“我”，虽然对自己的岗位缺乏“爱”和“敬”，但对师傅爱岗敬业、充满责任感的形象，却是由衷欣赏的。这和师傅对“我”的写作爱好的欣赏交相呼应，决定了“我”能够走进师傅的私人生活，可以从爱岗敬业开始，展开对“责任”的追问。 在父母的婚姻关系中，师傅的“责任感”是扭曲的，她其实更像一个不负责任的“旁观者”。比如在小饭馆旁观父亲和服务员为一个饺子争吵，而后又尾随醉酒的父亲回家； 比如她给母亲买了药，委派“我”送到母亲和情人的住处；比如她坚持每年拍一张“全家福”，却对全家人的不情愿视而不见。只有一次，“责任”没有被扭曲，在父亲疯狂的家庭暴力前，挺身保护受害的母亲。结果是：父亲“就像是一个板凳”，滚下楼梯，意外身亡；母亲则愤怒地指责师傅“多管闲事”；师傅更因过失致人死亡而入狱。 在师傅自己的婚姻关系中，师傅的“责任感”同样是扭曲的。丈夫因车祸而亡故，成为师傅情感生活的转折点。此前是毫无家庭责任感的放荡滥情，此后是沉重的负罪感而禁绝与异性交往。事实上，这场车祸和师傅的放荡滥情、和师傅的感情生活丝毫无关，师傅背负起的“责任”其实是虚幻的。 即使是师傅的“爱岗敬业”，也同样存在着被扭曲的可能。当劳模、代表、巡回宣讲、车间主任等等荣誉称号和现实诱惑出现时，那种工作中的自信、愉悦和自豪感，那种劳动中的自由境界，也会渐渐异化为名利场上不能自已的表演欲和声名之累。 四 现在，可以讨论一下什么是小说写作的先锋性了。 其实，所谓“先锋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永恒不变的“先锋性”。在当下语境中，所谓“从先锋叙事中撤退”，或者所谓小说写作的先锋性，都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写作的“形式自觉”，其主要表征是叙事方式的先锋性。这种“形式自觉”是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传播和学习中获得的，它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病态心理学的观念视角和内容互为表里，而不是基于一个作家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审美感悟。因此我们说，它一方面反映了小说艺术发展的合理要求，同时，这种合理的要求却是以错误的方式提出的，是“头足倒置”的。 如果说，先锋小说曾经以“形式的自觉”、以叙事方式的先锋性，构成了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否定，那么，伴随着当代文学的不断发展，小说写作应当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完成否定之否定。既不但要实现“形式的自觉”，更要把叙事方式的自觉选择和创新，建立在作家对现实世界独特的审美感悟基础上。在这个过程中，基于作家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认知，借助于视角、语调以及隐喻、象征、符号化等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段，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逻辑以及主观世界里的观念逻辑、情感逻辑之上，建立起作品自己的叙事逻辑，服务于艺术形象的塑造和情感内容的传达。 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与欣赏》并没有从先锋叙事中撤退，而是包含和超越了先锋叙事。这一次，自觉的形式意识和鲜明生动的中国经验互为表里，刘建东以颇具先锋性的叙事方式，完成了对“师傅”的一次讲述，展开了对自由、责任的一种思考和追问。编者说，“叙述没有丝毫故作张扬的炫技痕迹”，信然！ 原载：《文学报》2015年12月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