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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研究出现了悖论：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遭到理论与现实的解构，[1]另一方面是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变成各种学说的大杂烩，甚至1980年代坦言以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己任的所谓主体论，也被总结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新成果。我认为，21世纪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有两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缘起的历史评价，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当下意义的确认，即如何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30年变化对文艺的深刻影响。本文拟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讨论问题。 一、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历史批判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缘起的历史评价，离不开毛泽东本人及毛泽东文艺思想。正如吴元迈所说：“在当代中国，我们知道，毛泽东是谈论文艺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多和最早的人，从1938年他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起，就开始不断论述这个问题。而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其实就来源于毛泽东的思想。因此在谈论中国化问题时，不能不提到毛泽东的相关论说。”[2]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最主要的成果是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此文献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一个既很马克思主义又很中国化的方法论原则，即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那么，“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23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到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3] 由此出发，毛泽东提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4] 毛泽东的论断简明流畅，喜好高头讲章的学者们当然会不以为然，因为这里没有非常深奥的艺术美学理论，但实际上毛泽东已经揭示了文艺的“本体性”——艺术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必然世界，而是出于人的价值要求创造的自由世界，马克思主义当然有理由提出自己的价值要求：文艺创作要服从阶级、民族、人民大众的利益与意志，而不能只是服从文艺家的主观内在性。出于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的强烈愤恨，自1980年代以来，诸如“主体性理论”等文艺新潮，都把毛泽东的论断称为“名为文学理论实为扼杀文学的理论”。 有人说，由于毛泽东《讲话》的发表，救亡彻底压倒了启蒙，其审美表现是：“知识者的个性（以及个性解放）、知识给他们带来了的高贵气派、多愁善感、纤细复杂、优雅恬静……，在这里都没有地位以致消失了。头缠羊肚肚手巾，身穿自制土布衣裳、‘脚上有着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取代了一切。‘思想情感方式’连同它的生活视野变得既单纯又狭窄，既朴实又单调；国际的、都市的、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文化、心理，都不见了。如果以这些作品对比一下路翎以至艾青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这距离已是多么之大。”[5] 把毛泽东的理论称为“名为文学理论实为扼杀文学的理论”，从理论上说，乃是出于文学为文学家个人之事这一古老的“纯审美”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就指出：“职业由于分工而独立化；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他们之所以必然产生关于自己的手艺和现实相联系的错觉，是手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关系在法律学，政治学中——在意识中一一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例如，法官运用法典，因此法官认为，立法是真正的积极的推动者。尊重自己的商品，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和公众打交道。”[6] 当然，“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这只是一个假象而已。恩格斯在1893年致梅林的信中深刻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的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事础的了。”[7] 1942年以来的实际情况是：一些作家意识到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使命，他们把自己的艺术追求与阶级、民族、人民大众的利益及意志结合起来；另一些人或者意识到了自己的另一识形态使命，或者没有意识到，他们以“纯审美”，去对抗或疏离无产阶级、中华民族、人民大众的利益及意志。这使得不同的作家有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色彩。于是，20年前的“重写文学史”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那些自觉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从鲁迅到何其芳、赵树理、柳青、郭小川等人）统统放逐出文学史，而把相反类型的作家（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徐志摩、张爱玲诸人）抬上神坛。这样做，如果只讲作家的主体性，似乎有些道理，但道理要真正透彻，还得彻底否定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价值坐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那种“头缠羊肚肚手巾，身穿自制土布衣裳、‘脚上有着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取代“知识者的高贵气派、多愁善感、纤细复杂、优雅恬静”之现象，对“上智者”来说，也许是痛苦，但对历史来说，却是一次颠倒之颠倒，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性就在于此。美国学者邹谠就说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最下层的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建立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这就等于把几千年来在政治领域里无足轻重的阶级拉到政治领域中来，并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这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它完全改变了政治运动和政治参与的格式，并且最后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成功。”[8] 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反思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必然性时，承认国民党和共产党走了不同的历史路径：前者是“打造一个上层结构”，后者是“回到基础和基本的层次”，后者做的是下层翻身的事情。为什么要立足于下层翻身呢？就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极分化而且穷人走投无路的社会。以国民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认为，历史从来如此，这不是自己的责任，因此国民党只是去维持秩序——国民党也许没有意识到：维持的实质就是让穷人的苦难继续下去；而共产党认为，纵使从来如此也是不对的，要以革命来改变不合理的历史，要使被压迫、被剥削的人翻身，“‘翻身’可以指好运降临时运不济的人，使他脱离贫穷和恶名。‘翻身’也可以指正义终获伸张。总体来说，它可以贴切描述被革命成功解放的人民，以充满象征意味的口语来表达。”[9]黄仁宇还作出如此理解：“为创造一个一致的下层结构，必须将文化上的粗俗视为美德。首先要宣扬，艺术和哲学必须为大众服务。”[10]按黄仁宇的说法，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不过是为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变赋予了一种审美的形式。 应该说，所谓“将文化上的粗俗视为美德”并不是革命的美学追求，而是人民的文化话语阶段性表现。事实上，在中国漫长而残酷的阶级社会里，只有统治阶级及其依附者才有话语权，人民大众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文化有着“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分，“下里巴人”之粗俗是统治精英强加于人民的。 一部《红楼梦》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此论在精英眼中又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劳什子产物。但作品中处处可见两极分化而且穷人走投无路的社会状况，不说别的，第20回写到丫鬟小红为宝二爷沏茶，二爷居然不认识自己屋内的这个丫鬟，小红讥讽道“认不得的也多，岂只我一个”——这样的两极分化难道还不是阶级斗争的关系吗？说到“高贵气派、多愁善感、纤细复杂、优雅恬静”与“头缠羊肚肚手巾，身穿自制土布衣裳”之关系，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也是一个很绝妙的注释：农民刘姥姥在一群贵族面前胡编些乡下的段子，吟着“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让贵族们笑得前仰后翻。当刘姥姥喝了酒，在音乐刺激下手舞足蹈起来时，连自由民主派的受压迫贵族黛玉也嘲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刘姥姥在审美上的粗俗，难道不是政治上经济上的被压迫、被剥削之产物吗？刘姥姥、小红倘若与宝二爷换个位置，具有“高贵气派、优雅恬静”气质的就是刘姥姥与小红了。我们注意到，列宁将托尔斯泰的作品视为俄国文化对世界的卓越贡献，可是托尔斯泰并不天然地属于人民，共产党人必须通过奋斗使托尔斯泰为人民所有，因为当时的人民只有粗俗的“下里巴人”。 因此，当有志于献身人民的文艺家试图改变自己的习惯话语形式（如丁玲），当人民大众试图自己行使话语权时（如高玉宝），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审美的欠缺”，但这决不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本意，事实上，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以“普及与提高”的通俗表述对精英文化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对毛泽东来说，那种简单地附载意识形态的文艺并不是他的最后追求，而只是一个阶段，是解决文化领导权所不可省略的阶段。如果我们不对毛泽东时期、甚至苏联时期的文艺进行具体分析，不去关注当时的经典之作，我们当然只好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是“名为文学理论实为扼杀文学的理论”。韩毓海先生在近期关于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的文章中（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2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事实与数据：“1951年，中国歌剧《白毛女》就轰动了维也纳，而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当年喜儿的扮演者王昆，几乎被歌剧之乡欧洲观众热情的鲜花所掩埋，谢幕的时候根本无法下台。芭蕾舞剧《白毛女》至今依旧是世界上顶尖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例如著名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它早已经列入世界芭蕾舞剧的经典。《红色娘子军》、《钢琴协奏曲黄河》至今在世界各地巡演，长演不衰”；“长篇小说《青春之歌》1958年初出版后，仅一年半就销售了130万册，1960年它的日本版发行5年后，也印刷了12次，印数也达到5万。而《青春之歌》还不是1950年代发行量最高的长篇小说。” 可以说，1980年代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历史批判，是站在其历史给予的缺陷方面去批判的，而且把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等同于它的缺陷；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价值当然不是在这方面——它的价值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于改变中国历史格局的必要性，在于它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的话语权的争取。对人民的文化权利的肯定，不要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般的民主思潮，也是必须认同的。 如果我们初步认定毛泽东时期存在一个事实上的缺点：文艺观的一元论（非此即彼），那么，1980年代的批判者同样犯了这一错误，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最后的真理，可以宣布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终结，“人性的文学”会何等地伟大，但事实上，在所谓“主体性文学”理论成为主流文论的今天，“人性的文学”又何等地渺小呢！ 一位支持将主体性理论说成“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成果的学者承认：进入1990年代之后，“人性问题却以想象不到的另外一种方式在文学艺术中再次迷失。这突出表现为部分文学创作和欣赏中感官欲望的无度扩张和享乐主义的大肆泛滥。在‘隐私写作’‘身体写作’乃至‘下半身写作’等口号下,有的作品以露骨的性描写刻意渲染、刺激人的生理本能和感官欲望,无度地召唤人性中动物性的部分；有的以充满同情乃至赞赏的笔触津津有味地描写婚外恋和乱伦中的性爱,试图突破人类共同的道德底线。这些不但颠覆了文学的审美特性,而且向文学提升人生境界、塑造美好心灵、构筑人性家园的本性发起挑战。”[11] 我们要问一问,张扬感性,主张潜意识的导引,这难道不都是包括文学主体性理论在内的所谓新潮文论的题中之义吗？如果承认此类“躲避崇高”的现象为文学垃圾,那么相当一些新潮文论就真正成了“名为文学理论实为扼杀文学的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当下诉求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当下意义的确认,即如何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30年变化对文艺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当下诉求,产生当下意义。 尽管精英们不喜欢毛泽东,但毛泽东的有些话还是难以推翻的,例如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提出的“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的这——方法论原则,与恩格斯晚年的告诫非常相似,“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到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12]此说包含了通过研究历史来重新验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意思,这对我们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是完全适用的。 那么,30年来,中国的社会实际是什么,中国的文学实际又是什么呢？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奋斗,中国最大的实际是：完成了从最穷国家向经济起飞的转变,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9.36%,2004年中国人均GDP第一次进入1000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461美元,总量排在世界第四位。而1978年是30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100多美元。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来说是温饱没有解决的国家,这一过程,日本用了42年的时间才完成,中国的速度比它快了近一倍。 问题是：(1)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并不一定给审美提供正面价值,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美学命题,也为文艺的历史、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史所证明,除非这种发展本身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2)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央在2004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即其证明),而这种“难以为继”也表现在审美文化上。 简单地说,中国发展的瓶颈存在于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一是作为个体的人自身的紧张。 所谓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一方面表现为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的紧缺,另一方面表现为环境污染的严重性。[13] 所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主要来自于人群利益的分化,表现为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2007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已从2001年的12.4万上升到2006年底的31万,跃居全球第五,仅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报告援引BCG财富管理市场规模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说,这些!新贵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14] 所谓作为个体的人自身的紧张,则是指人的精神世界的迷失。有媒体发表文章指出：“政府应该明白,按人均财富,中国已命中注定赶不上美国。中国农民不可能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可能都成为富翁。当今中国,从政府号召到社会舆论、从报刊媒体到闲谈碎语都是鼓动物质、攀比财富,弄得人人恨不得都一夜富起来。百姓如此,当官的如此,个个都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中国“出现了现代文明的通病,即不平等、不幸福、不持续。今天的中国也只是沿海城市、少部分人实现了现代化,而西部地区、广大农村尤其是八亿农民还离现代化相当遥远,却已产生了资源瓶颈和生态危机。中国能沿着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直走下去吗？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15] 这样的描述也许有偏激之处,但大部分中国人深受消费主义控制、精神上无所追求的状态却是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的。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发展面临着选择：是重新诠释发展的内涵,按照可持续发展的限度去进行发展？还是继续以不顾一切后果,以牺牲人性、人的价值、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拼命发展,使三大矛盾最终全面爆发？ 以此为参照,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文学实际呢？2006年7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雷达的文章《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文章指出：“事实上,从整体状态看,毋宁说,我们今天的文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危机。原先我们可以说,在长期‘工具论’和极‘左’思想的箝制下,大作家大作品哪里能出得来。可是今天,不管怎么说,文学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作家们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上,可说享有了相对充分的自主权。何以还是产生不出多少公认的大作家大作品呢？根源究竟何在？或者换句话说,与庄严的文学目标相比,我们现在的文学到底缺少些什么呢？” 在文章中,雷达列出了四大缺失：其一,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其二,“最缺少”的是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其三,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面对欲望之海和现象之林不能自拔；其四,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 雷达的忧虑说明：人们可以排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所作的努力,但人们无法逃避排斥以后发生的乱象。30年后的事实证明：有了抽象的人道主义,人的价值还是在丧失(除非你认为下层民众不是人,或者说拜金主义即人性的实现形式)；有了主体论等新潮文论,文学依然在堕落,伟大的文学依然只是一种想象。所有关于人道主义、人性张扬、感性本体、主体性、潜意识的导引的理论都是苍白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才是所有乱象的思想之源。在发展模式问题上,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走出思想误区,而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有着确定的内在联系,那就是人民本位的思想——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的至高无上性。 有人认为,当“以人为本”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之一时,出现了阐释“以人为本”的思想误区：把“以人为本”的“人”解释为广大人民群众,于是这个命题实际上变成“以民为本”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为地对立起来。 到底谁陷入了误区呢？这里姑且不论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论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不是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呢？或者说为什么一定要解读为以人民为本呢？因为,中国的现实要求首先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受损问题,这里的人就不是抽象的人了。只说抽象的“以人为本”的话,每个社会阶层都会以此而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要求。事实上就有人这样提出：“‘以人为本’的最根本基础是让私人拥有更多的产权,让每个中国人都‘有所有’。个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本’,如果没有这个‘本’,其它都无从谈起。国营经济是‘以官为本’的经济,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 实现‘以人为本’目标的一个最重要起点就是让每个人拥有私有产权,进一步私有化等于是让中国社会进一步‘以人为本’。”[16]按照这个私有化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最好途径的逻辑,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典型的“以人为本”的社会,可是这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事实完全不相符合,不说别的,读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便可知道。当然,肯定会有人以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社会模式来为私有制辩护。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只想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而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达者只是少数——而且是在殖民主义时代就已经发达了,而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落后的,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在逐年拉大。为什么会如此呢？就因为私有制使人与人的利益处于分化之中,抽象的“以人为本”面对分化中的人群不免尴尬。 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这是现阶段的历史性选择。但提出“进一步私有化等于是让中国社会进一步‘以人为本’”则就大谬不然了,资本的扩张本性是不会“以人为本”的,特别是不会自动地以穷人为本的。 我认为,在社会阶层分化已经成为事实的中国,如果用抽象的“以人为本”来模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这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一方面,晚年的邓小平为我们作出了榜样：1992年12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的分配差距问题时说,“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1993年9月又谈到,“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17]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地区分了大部分人与少部分人,维护了大部分人的利益。 事实上,从目前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如免征农业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安排巨额资金,支持国有煤矿安全技术改造、遏制房地产投资热,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扩大医疗保障体系等)也可以看出,现在的“以人为本”首先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应该说,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在很多地方讲到了人,而是在事实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科学分析方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状况,防止因少数人富有而“落到资本主义去”的局面的出现。 确认这一点以后,我们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主要文本——延安《讲话》,就会理解和接受——当然不是一字一句都如此。文学上如何实现“以人为本”？2007年新年的一个有趣文本是：中央电视台在其黄金时段播出了根据左翼革命作家叶紫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星火》,一套久违的话语流畅而出：马克思是穷人的救星、压迫与剥削、夺回本该属于穷人的财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这部作品与《长征》、《八路军》等不同,它不是渲染革命斗争的过程,而是揭示革命之发生的合法性,从而唤醒着沉睡多时的阶级意识。该剧编剧韩毓海在其手记中称,兰溪镇的事情,也就是五千年压迫制度的核心,它使得所有的人认清自己的“阶级阵线”。如果搞得好,这个戏将来还可以写续集,甚至一直写完20世纪。历史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但是革命者、反革命者和中间派已经形成,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打破,起码不是当年的族长、后来的乡长、随后的农会所能收拾的了,胜负已经暂时分出,但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不能弥和的分裂,就像梅春与灯笼的家庭。 实际上,关于阶级斗争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应当承认：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被消除,由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私有制被基本铲除,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而毛泽东依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并伤害了一些无辜者,因此,1980年代对此的批判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当下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两极分化以大量的事实存在,再来说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中关于审美文化的阶级性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过时的,恐怕就不能成立了。真正过时的是无视事实的人及其理论。 我们看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过精英阶级的努力,阶级意识在社会生活的显示器上已经遮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血汗工厂”、“殖民化”、“剥削”等这一套批判性词汇被替换了,代之以“中产阶级”、“白领”、“蓝领”、“劳动密集型企业”、“全球化”等等所谓“中性”词汇,前一套词汇“令人想起一个不公正的世界,激起人的道德热情和变革意识。尽管这个世界的核心结构仍没有改变,但描绘这个世界的词汇却发生了变化……这些词汇在现实之外构成了一个与现实无关的假想世界,一个看似客观、科学、价值中立的世界(你若与这个世界为敌,那感觉,简直就是在与客观性和科学为敌,在与过时的意识形态偏见为伍),好使人失去对现实世界的真正感知。”18[18] 如果说《星火》只是重现革命史上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过程,那么,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也在触动这个问题。如小说《茶鸡蛋》(刘继明)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农村老太太何幺婆听说一枚茶鸡蛋可以以1000元之价卖给暴发户黄老三,她动了心。尽管她以前是土改、合作化等运动的积极分子,曾经批判过黄老三的父亲——地主黄聚财,所以有些犹豫,但贫穷被迫之下还是上了黄老三的门,黄老三不但不买她的茶鸡蛋,反而羞辱了她,何幺婆只好在悔恨中回到了家。何幺婆丈夫临死前说了一番话：“幺姑,你记住,以后无论世道哪样变,你都不要忘本……咱们好不容易挺直腰杆子,可决不能轻易再弯下去咧……”。所谓“挺直腰杆子”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阶级意识问题。 至于新富阶级的阶级意识,事实上也在文化中顽强滋长,所谓大片《夜宴》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老子抢儿子的女人；弟弟再去抢哥哥的皇位和女人,太子强暴大臣的女儿,最后是皇后抢了第二任老公的皇位,但最终是她自己被人从背后一剑刺死。总之,这是一个标准的男盗女娼、你争我抢的“拒绝规矩”的故事。在阐释这部大片的意识形态意义时,有人说,这折射了中国精英们在最近20年来形成的前无古人超强地位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人生理想。今天中国的精英们是强者,是有权有势的高等人,他们跟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阶级相比,都更不愿意受到束缚,跟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相比,他们的超强地位都更稳固更不受被统治阶级的挑战和威胁,因此精英们要把摆脱一切局限作为他们理想和地位的标志,这是他们心底恒久的愿望乃至理想,但是精英们的日子也不完全惬意,没有规矩的世界被人称为“霍布斯丛林”会引发一切人对一切的战争,特别是女皇背后的那一剑,若隐若现地表达了精英们对于丛林世界最真诚的担心。由于精英们拒绝对平民阶层让步,由于精英们把拒绝规矩作为自由来追求,更由于中国的精英们缺乏统治技术也不想发展出作为统治阶级维护秩序的基本素养,精英们的担忧将长久存在下去,甚至有愈演愈烈的可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很担忧“仇富”心理,吴敬琏长期为避免“向富人开枪”而斗争,而《夜宴》则在讲故事中间来表达他们的共同忧虑。”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渗透着革命阶级意识的《星火》播出之时,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王卫平称：2007年是电视剧质量年,广电总局要求从2月份起的至少8个月时间内,所有上星频道(各卫视频道)在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见2007年1月22日《京华时报》)。由于主旋律是与多样化并存的一个概念,而且主旋律属于“弘扬”之列。多样化则是“提倡”。如果人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并非完全过时,那么,“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之举就不可能理解为国家会将文化领导权让给新富阶层,或者说会拒绝穷人、弱势群体的文化地位。由于国家广电总局的举措实质上涉及文化领导权问题,而今天的情势又非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可比,因此,如果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那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框架内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事实说明,只要从实际出发,重新研究全部历史,我们就会找到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面临发展观的选择,中国大陆的审美文化事实及审美文化观念,同样发生重大的变化,不仅是文革时期的文艺模式荡然无存,就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艺模式也只依稀可辨。建国前的许多东西纷纷复活,对西方先锋派的模拟成为新潮的标志,表达市民社会的欲望和意志的作品空前泛滥……,如何客观地、科学地理解和认识这一进程的必然性,如何评价其价值意义,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才能回答实践对理论提出的问题。 除人民本位的价值观以外,对30年审美文化的嬗变,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去发现一部新的意识形态史,将意识形态理由与审美理由统一起来考察,完整、真实地揭示审美文化的演变史,从而再度验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从根本上来说,改革开放时期审美文化的历史是一部活生生的意识形态史,社会经济结构、经济机制的改变是审美文化变迁的支配因素,所谓“纯审美”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策略。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审美形态的自我发展要求也是推动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美学意义是可以肯定的。 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当代阐释坚持真正的“美学人道主义”(卢卡契语)立场,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同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的论断,坚持人民性美学原则(支持最广大的人民在艺术中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当代阐释认为,如果整个社会不能从金钱拜物教中解放出来,那么艺术就只能日益失却审美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当代阐释对自由主义在美学领域中的代理人说“不”。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手段(市场经济)的选择,当代阐释肯定其合理性,但是不会把它当作健康社会的最终目标。因此,当代阐释所撰写的改革开放文艺史,不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历史,而是一部既合乎事实,又充满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历史。 [1]以2006年《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为例，该杂志全年6期共发表文章87篇，其中“理论与批评”24篇，占27%；“古代文论、文学”25篇，占25%；“现当代文学、文论”19篇，约占21%；“外国文论、比较文论”6篇，约占6.7%；剩下的是人物、艺术观察、综述、杂论之类。这其中，除一些美学的研究外，属于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文章有12篇，约占13.5%，而这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见董学文《在实践中铸就中国当代文论的风格》，《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2]吴元迈《为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努力奋斗》，《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3-854，848页。 [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5-866页。 [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45-246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4-13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4卷第500-501页。 [8]邹谠《20世纪中国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20世纪中国政治》第57-58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黄仁宇《黄河青山》第323页，三联书店2007年版。 [10]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30页，三联书店2007年版。 [11]朱立元《选择、激活、对接——以人学问题为例》，《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4卷第475页。 [13]有关数据见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2004年增刊)，胡鞍刚《中国：新发展观》(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新华网北京2007年10月30日(记者程云杰)。 [15]徐景安《中国人的精神出路在哪里？》，《青年参考》2008年2月19日。 [16]陈志武《个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证券日报》2004年11月1日。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56、1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8]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第470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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