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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语言学研究开展历史较久的国度。但是，传统的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够科学的地方颇多，而且，其研究视野也基本上一直局限在汉族语言文字方面，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则异常短缺。随着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语言学一系列科学的研究方法被引进到国内来，使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获得了革命性的拓进。在创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几位奠基者中间，有一位来自少数民族的优秀学者，他就是满族人罗常培。 一 罗常培，字莘田，号恬庵，1899年8月9日，出生于北京城中一个没落的满族家庭。其祖籍是黑龙江省宁安县（即宁古塔），按照满族旧有的姓氏，他家为萨克达氏。先人隶属于正黄旗满洲，但到罗常培父亲这一代，已有三代人没有作过高官了。从罗常培记事时候起，他家六口人，就只靠父亲一人所领来的月饷和季米勉强度日。连一家人住在北京西直门内曹公观后西井胡同的 3间南屋，也是租赁来的。直到宣统末年，父亲作了一任宣武门的七品“城门吏”，哥哥也挑了丁，家里的生计才比较地松动了一些。 父兄们都是聪明能干的人，却没读过多少书。到了常培虚龄 7岁的时候，家里开始教他识字。两年之后，他才得以进入一家私塾。不久，他转到一家远亲的专馆作外附生。在那里，他发现教书先生专门哄着本家子弟，对他这个外附生则毫不经心。──这件事，在他幼稚的心灵里产生了影响，他对贫富之间的不公正有了清醒的看法。后来，他又进了另一家私塾，正经地读了诸如《孟子》、《诗经》、《书经》、《左传》一类的古代典籍。 1907年，他考入京师第二两等小学堂，因为聪颖并且肯于努力，在同学中间始终保持着领先的成绩。这时，他在同学中结识了一个最要好的小伙伴，即日后成了鼎鼎大名的作家的老舍（当时的学名是舒庆春）。常培与庆春，不仅都是旗人的孩子，都很刻苦上进，而且还有着相当接近的业余兴趣。课余时间，他们常常搭伴儿去街头的小茶馆听评书，因为庆春的家境更其贫寒，听评书的钱总是由常培来掏。 1913年，他和舒庆春同时考入市立第三中学。不久，庆春即因交不起学费而转到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去了。在第三中学里念书的旗人子弟不少，可是多数人都比较散漫，不知道用功。常培时时提醒自己，千万不可流于荒嬉，必须发愤向上。至1915年秋，他参加全市各中学四年级学生会考，获取了甲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辛亥革命之后，北京城里满族人的处境普遍不好。常培家里的生活也重新走了下坡路。为了让常培早点学到一手实际的本领，尽快谋个“打现钟”（就是顾得了眼前生计）的事情，以贴补家用，父亲挤出生活费，让常培先后学了土地测量和速记两样技能。谁知，父亲刚给儿子搭了这个梯子，就在1916年夏天得了丹毒急症而亡故了。当时，常培还没满17岁，离中学毕业还差着一个月呢。他连伤心带着急，脖子后面生了很大的“砍头疮”，却咬紧牙关，缠着绷带，把考试应付了下来。可是，为了给父亲下葬，他家里不但变卖了所有家产，还欠下了“一屁股两肋的债”。原本踌躇满志，以为可以凭着全市会考前三名成绩出国留学的美梦，就此烟消云散，常培必须到社会上去做事挣钱，养活自己，偿还欠账。 他学速记时候的老师帮忙给他在众议院秘书厅速记科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收入不菲，每月可得80元现大洋，不仅足以维持个人生活，还能补充家用，偿还债务。速记科待遇优，工作轻，年青的同事们大部分都把心思用到吃、喝、嫖、赌上头，常培感到自己就象一叶扁舟在大风浪里找不到方向一般。一次，他去拜访在三中读书时的校长夏瑞庚先生，得到了夏先生的“当头棒喝”：“你不要觉着得意，其实现在正是你的危险关头！”夏先生告诫他千万不可与他人同流合污，要刻苦自修，积蓄学费，准备考文科大学。常培由心底里感激严师的教诲，他果然经过艰苦的努力，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中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 一面要每周到众议院上三个半天的班，一面又要拼命地读书，他被磨练得相当坚忍顽强。读书期间，因为众议院解散，他失业一年，更加倍奋力攻读；后来，他又被介绍到参议院担任速记工作，才又恢复了半工半读。 读北大中文系的三年间，他师从钱玄同学过音韵学，师从刘师培学过中古文学，他用速记方式全数录下这些名师的课上宣讲，回家后又把它逐字逐句翻译成文言文。在北大，他最敬佩的师长，是校长蔡元培，蔡先生关于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主张，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他精神追求的主干，而蔡先生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风范，更成了他毕生坚守的道德标准。 从北大中文系毕了业，他又转而进了哲学系，继续研修。中外著名学者胡适、粱漱溟、杜威、罗素，都在系里任教。罗常培以兼收并蓄的求学态度，如饥似渴地掌握着知识。 “五四”前后，他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在他的心间成型，同时，对当局强烈的不满情绪也不断滋生。他为此感到一种痛苦和不安，因为自己必须挣钱才能读书，而要挣钱就得给自己十分反感的国会干事情。每逢从国会回校内的时候，他总是用朴素的长衫换下华丽的衣服，还自己一种穷学生的本色。 在北大哲学系读到第三年，国会闭了会，他的学费生活费又成了问题。刚好天津南开中学给他发了一份国文教员的聘书，他也就只好从北大辍学，去了天津。 二 从1921年夏天起，罗常培在南开中学教了一年国文课。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注意从教学方法到教学内容上进行一些改革。谁知，因为他选讲了一篇李大钊的文章，竟遭到了教务主任的检查和责备。 1922年，罗常培回到北京，又到新恢复的众议院做速记工作。政界丑闻纷纭，叫他感到再也没法忍受。不久，他就听从中学时代的好友董鲁安的推荐，到京师公立第一中学，作国文和修身课的教员了。在中学任教，收入大大低于在众议院的时候，可是，常培却感到很安然。在第一中学一场风潮过后，市学务局让罗常培作了代理校长。在这个职位上，他干得很出色，却引起了他人的嫉妒，被告到学务局，结果常培给免了职。 26岁那年，他去了西北大学，教授中文课程。原来在国会做速记工作的时候，他接触过各地的方言，这回只身在西北地区工作，他更对当地的方言有意识地做些搜集工作，为日后研究语音和方言做了准备。由于军阀混战，西北与北京之间常常是音信阻隔，他的思乡之情日甚一日。一年后，他实在难耐独处异地的孤独，回了北京。 河南中州大学聘他，他担心再度陷入孤单境况，没有去。看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带来的时局好转，他的心里又升起了希望，于是再次应招到国务部门干速记。然而，他的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段祺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血淋淋地出现在北京街头，他毅然表示，再也不能在这种政府底下敷衍鬼混了！追随着鲁迅、沈兼士等先生，他到厦门大学去了。可是，厦门的气氛也很糟糕，不到一年，他跟几位先生同时离开。之后不多时间，他接到了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重操教职。自此，他毕生没有再离开学术界。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罗常培教的课，大多属于音韵学范畴。他开始在语音学方面下功夫。赵元任来调查两广方言的时候，他们彼此没日没夜地讨论了一个星期。其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起来，罗常培受聘于该所，作专任研究员，一作就是整整 7年时间。这期间，他的学术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一共出版了 4部专著和14篇论文，还调查了徽州 6县46个单位的方言，编成了汉魏六朝韵谱和经典释文长编。同事们对他的研究成就，无不肃然起敬。 至1934年秋季，北京大学约他回母校服务。起初的3年里， 还属于从中央研究院借聘，自1937年起，他成了北大的专任教授，兼作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 抗战初起，北平沦陷，一贯讲求作人气节的罗常培，于1937年10月中旬，离开妻小，告别北平。他绕道香港、梧州等地，到达长沙临时大学。南京失守之后，他再次辗转奔波，由香港而海防，又转经滇越铁路，于1938年 2月底来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云南境内又搬来搬去，过了一年，业务方才就绪。在这所抗战期间的著名学府里，罗常培工作了 6年时间。除了为联大中文系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培养了大量学生之外，他继续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顽强进取。此间，他三次率领助手和学生，到大理地区，对十几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收获极丰。云南多险峻地势，他第一次去大理，即在楚雄附近遭遇车祸，几乎丧命。但是，为了心爱的学术事业，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调查和研究。 身在国统区的大后方，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事的变化。因为汪精卫的降敌和“皖南事变”的发生，他曾经极度悲观。对于偏安一隅的权势者们一味地横征暴敛、纸迷金醉，他也非常厌恶。 在校园里，罗常培以为人正派而出名，“罗文直公”是大家送他的绰号；他对自己的学生要求严格，而每当学生们遇到难处，他又总是怀着深切的爱护之情来帮助他们解困，用他的话说，这叫作“舍己之田耘人之田”。和他十分熟识的女作家冰心，曾经当着他的面，跟自己的丈夫吴文藻开玩笑说：“我知道怎样来招莘田生气。他是最‘护犊’的，只要你说他的学生一句不好，他就会和你争论不休……”罗常培听了，也不辩驳，只是不好意思地笑起来。那时，一些爱国、进步的学生，时而会有被捕的可能，罗常培每每挺身而出，加以掩护。由于他跟学生们建立起了亲密的感情，1944年“五·四”期间，他和闻一多两个人发起的校内文艺晚会，一下子竟到了三千多人。 因为家室不在身边，在西南联大工作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独身生活。但是，在学者、教授和作家中间，他有很多好朋友，人们象对待亲人似地欢迎他。 1944年夏季，美国的朴茂纳大学邀他去该校担任人文学科的访问教授。他同意应聘。当时，要拿到有利于出行的官员护照，必须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罗常培坚决不去，他宁可领普通护照坐条件简陋的三等舱赴美，也不愿受那种法西斯的训练。他把自己在西南联大时收藏的全部书籍卖掉，换成外汇，才勉强成行。 在美国三年半，他先后任教于朴茂纳、加利福尼亚和耶鲁等三所名牌大学，教授过“汉语引论”、“英译中国文学作品选”、“高级汉语”、“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比较”、“历代文选”和“基础汉语”等数门课程。他的学识与风度，受到了美国师生的普遍赞许，人们为能从他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中国学者处学到知识而自豪。 1948年，他得知好友闻一多教授被刺的消息，万分愤慨，爱祖国的民族精神进一步激发出来，毅然决然地离美返国。他重新回到北京大学任教。由于跟各方面的民主力量失去了联络，他只好闭门坚持个人的学术研究。到了年底，解放军的炮声响彻故都四周，南京政府电报要求将北京的一批知名学者接到南京去，罗常培毫不犹豫地立刻予以拒绝。 农历戊子年除夕，他在枪炮声中，依然沉着冷静地撰写着学术著作《语言与文化》的最后部分。 三 共产党的军队进了北京。起初，罗常培对他们缺乏认识。然而，不久之后，他就聆听到了周恩来和彭真所作的几次报告。当他听周恩来亲口说了新中国将推崇学术研究的地位，听彭真讲到“凡是从事脑力劳动，依靠工薪生活的人都属于工人阶级，教育工作者也属于工人阶级”，他十分高兴。于是，在把北京的教授研究员联合会扩大为教职员联合会，再到筹备成立北大工会和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的活动中，他都积极地投入了大量精力。 共和国创立前期，罗常培的学术工作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他废寝忘食戮力工作，除了教书带学生，就是伏案钻研语言学的各类课题。他在一份上报的表格中写道：“除愿继续在大学本部教书及指导研究生外，希望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方法继续整理关于中国语言史的资料。并希望仿照苏联语言学家的先例，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以奠定中国语言学的新基础。务期此种语言学适合于民族的、科学的及人民大众的条件。” 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罗常培心情激动地接受了由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的任命他为第一任所长的证书。建所初期，他多方延聘专家，搜罗人才，为这个国家级研究所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在研究中率先垂范，将语言学多学科的研究，与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密切地联系起来，使语音研究、语法研究、方言研究、语言规范化研究以及语音实验等项工作，都及时地步入正轨。同时，他依旧特别着力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的考察和研究，积极地帮助一些兄弟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 罗常培以语言研究所所长的身份，直接参与了对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学发展规划的制定，尤其是他发表的《中国语言学的新方向》、《语言研究的重点》、《语言学的对象和任务》以及《中国语言学》等一系列高屋建瓴的学术文章，对语言学发展与现实社会发展二者的关系，做出了异常详尽周密的阐述。 在国家推广普通话、推广文字改革以及汉语规范化的工作中，他也身体力行，不懈努力，有效地促进了全局的进展。当时，曾有一部分思想保守的文化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字最能代表古国文化，是国宝，绝不可以变更，而罗常培则不但高声欢呼文字改革的事业，而且还撰文说明文字改革的必要性。 作为一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从来就十分热爱来自民间的生动活泼的语言。五十年代初期，他还和老舍、吴晓铃等满族作家、学者相约，帮助新生的曲艺界进行相声改革的实验；在他的倡导下，语言研究所举办了“相声语言座谈会”，还接受相声演员来所内进修。 在介入国家语言学政策、规划的制订和对语言研究所科研工作进行全盘指导之外，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也从未有过些许的放松。 1958年12月，多年来过度劳累终至一病不起的罗常培，与世长辞，时年59岁。他的朋友、同事和弟子，无不为他的过早离去而痛心疾首。 罗常培一生发表的语言学著述，十分丰厚。据统计，大约有学术专著近20种，而各种论文更多达一百三十几篇。他的主要成就体现在，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结合中国传统音韵学既有的方式，对音韵学中一系列关键性的概念和术语做出了新的科学的解说，使音韵学排除了玄虚笼统的弊病，走上了长足进展的康庄之路；同时，在古汉语音类分合、读音构拟、音系发展等方面，也提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见解；此外，在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研究领域，他堪称引路的先驱，在汉语方言研究中，他也提供了诸多独特的贡献。学界一致公认，他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