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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文学”，在我国文学领域，甚至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都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概念。然而，概念的迟到，并不意味该概念所指代的事物本身也出现很晚。应该说，满族文学实体，是与满族这一民族称谓共起始的，只是人们在一个历史过程中还未习惯将其作为一种民族的整体文学来看待而已。 满族是一个重视发展自身民间文化的民族。历史上长期处于高寒地区的渔猎经济生活之中，他们养成了以说唱艺术为主要欣赏形式的全民族性的传统文化嗜好。满族民间，到处蕴藏着口承文学作品的富矿。其中，既有异彩纷呈的故事、传说和歌谣，也有鲜为外界所知的神话和长篇叙事作品。 满族又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民族。她并不满足于自己民族的文学长久地停留于民间口头阶段。清代初年，随着政治上的开发，满族文学事业也迅即跟进。一代又一代书面文学家应运而生。有清一代，满族作家撰有作品集的，总有五百部至千部上下，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灿。像词人纳兰性德和小说家曹雪芹这样翼盖一代的文坛巨匠，不过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就古典作家文学而盲，满族取得的成就，当不亚于国内其他任何少数民族；在小说创作等方面，甚至可与汉族作家争一日之高下。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种种实绩，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能有助于“满族文化”概念的提出，当然更未能引起文学研究者们的注目。相反，除去纳兰性德和曹雪芹以个人身份被载入文学史册（而后者又往往被抹煞了满族身份）外，对其他偌多的满族文学范畴，则了无问津之人。满族民间文学的大量作品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甚至更糟糕，还经过了几次人为的破坏）；绝大部分满族古典作家们的名姓，也和他们的诗文集一道，长眠于各地图书馆的角落里。 这种不合理的状况，直到近几年才得到初步扭转。冰封多年的满族文化园地消融复苏。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等地的一部分学术工作者，不失时机地开始耕作。满族民间文学采风工作在满族同胞聚居地区陆续推开，《满族民间故事选》的前两集业已出版，满族作家文学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刊物上不断涌现，满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一规划中起步。事实证明，一经发掘，掩埋许久的满族文学珍宝便一批又一批地展现到了人们的面前，令人赞叹流连。 然而，迄今为止，满族文学搜集、研究工作，也还只能说是刚刚上路。由于这一学术领域开辟得较晚，必不可少的专业队伍还没有建立健全到足以胜任的程度。满族群众世代聚居的大面积地区，仍是民间文学工作者未及开垦的处女地。包括一系列长篇历史题材叙事作品在内的满族民间文学富矿，现在也只能做到刚刚探明矿苗所在。对满族民间文学的综合研究，还为数甚少。对于满族古典作家文学的探讨，也还多限于泛泛的检索和单线条的评介，满族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规划刚刚制订并着手开展，研究者的视野覆盖率仍然不高，很少获得从具体作家作品到抽象文学规律的系统的宏观的研究成果。对现代及当代满族文学的重视和研究，更嫌不足。甚至对现代和当代是否存在满族文学这个基本问题，也还没有展开过专门性的讨论。 应当努力改变满族文学研究较之汉族及其他一些兄弟民族文学研究而言的后进状况，须加强现有满族文学研究者们的配合协作，须吁请各界有关的老年和中年专家学者们鼎力支持我们的工作，须呼唤更多的青年文学研究者和业余文学爱好者积极参加我们的工作。 满族文学界说，即满族文学的划定标准，是满族文学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几年来，专家学者已经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意见，对辨清这个问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满族文学，顾名思义，就是满族人民群众和满族作家所创作的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总和。对这个大前提，不会有歧议。 但问题稍一具体化，便会引出不少麻烦。例如；渤海和女真等满族先民的文学作品是否可以被视作满族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 满族人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否毫无疑义地应被视作满族文学? 清代的汉军旗人作者和蒙古旗人作者的文学作品，是否应被划入满族文学? 这里，想对上述问题一一试说。 我们知道，满族（满洲族）这个民族称谓，是1635年皇太极利用政令方式正式颁布确立的。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与原来女真族之间的不同，不仅限于称谓的变换。满族是以原来的建州女真部和海西女真部为主体，逐步吸收东北地区其他多种民族成分（包括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赫哲、蒙古等民族的一部分，甚至包括汉族中的一部分）组合而成。新的民族共同体一经以满族称谓问世，旧时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的女真族便不复存在，而随即成其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古代民族了。历史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就是这样体现的。我们在辨认满族文学界说时，应当顾及这些史实，而把满族文学出现的上限基准点钉在满族称谓出现之时。至于女真文学以至于更早出现的渤海文学，当然不宜再被视作满族文学的内在成份，而只能是在追溯满族文学前身的流变时予以概要的探讨。另一个恰当的措施是，像开辟专门的渤海研究和女真研究一样，开辟专门的渤海文学研究和女真文学研究的专门学科，把它们同满族文学研究有所区别。 满族作家用汉语写作问题，在几年前满族文学研究草创之初，曾经过一番讨论，结果大多数意见肯定了这种作品的满族文学位置。可是，近两年国内整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对少数民族文学划定标准的讨论，更为突出地涉及作品语种对作品民族归属是否有制约关系的问题，又有一些意见强调了一民族的文学必须使用该民族的语言。这种观念对满族文学研究不无影响。 我仍然坚持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本民族文学时具有自由选择语言工具的权利。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十几个民族的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无时或已。一民族的作家使用他民族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作品内容，不足为怪。特别是由于汉族人口占国内人口绝大多数，汉族文化又有悠久的传统和高超的水准，这种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少数民族学习汉族文化，首先就须学习汉语以为媒介，他们的作家要在艺术上向汉族作家看齐，也很自然地会走上用汉语写作的路。这是民族关系史上常常发生的现象。民族交往越深入，此类现象越频繁。从这个角度看，清代满族作家大量使用汉语（且不说满族作家及满族人民在使用汉语过程中对汉语普通话的积极回馈与切实贡献），不过是当代各兄弟民族作家大量使用汉语这一历史趋势的先期预示。一民族的作家使用他民族的语言，并不会从根本上撼动该民族作品的特有民族性质。作品中所表现的该民族的文化习尚、道德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尺度，将顽强地存在并从根本上制约着作品的民族属性。而语言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运载工具，虽然有加强或削弱作品民族特点的作用，却不能成为鉴别作品民族属性的根本标准。我国新疆地区的锡伯族，长期以来直至目前还使用着满语满文，而其先人鲜卑族的语言则在不可查考的年代失传。我们能否定锡伯族作家用满语文创作的作品属于锡伯族文学么? 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否认满族作家的汉语文学作品的满族文学属性。 清代的汉军旗人及蒙古旗人，与满洲旗人生活在相近的生活氛围之中，而与当时的民人（即普通汉族人）生活差异很大。汉军旗人作家及蒙古旗人作家的作品，也往往反映了与满洲旗人作家类似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追求。但考虑到这些作家的前人随旗时间稍晚，清代结束时其后人有一部分已经回归了汉族及蒙古族（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一些人自报了满族），故在我们的研究中未被一律视为满族的文学作者。他们的创作，似应视不同情况而分别对待。不过，需要申明的是，这类汉军旗人和蒙古旗人，与满族共同体组成伊始就已加入其中的那部分汉族、蒙古族成份截然不同。后者已与女真族一同组成了满族。由于加入满族共同体很早，这部分人早已彻底满族化，从心理到文化，已经极少异于满族之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把曹雪芹（其身份并非“汉军”，而属“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作为满族文学研究对象的基本出发点。 记得有一位学者在讨论满族文学的会议上说过：满族文学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并不一定要表现在继续发展满族文学创作上。其言外之意，即满族文学已经不可能再有新发展了，这种文学已经成为历史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了。 事实上，在我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满族文学家们始终没有停止过自己创造性的劳动，直到目前，这一民族文学领域不仅没有衰敝，反而愈发呈现出兴旺发展的好势头。满族文学不曾结束自己的发展史，甚至也未曾中断过自己的发展史。 “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旗举起，揭开了我国现代文学史的扉页。著名满族作家老舍，随即以自己一系列的不朽作品奉献于世，毫无愧色地跻足于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行列。端木蕻良，舒群、金剑啸、田贲、颜一烟、关沫南、丁耶、胡可等许多满族作家，都在现代文学的大地上做过令人难忘的耕耘，组成了一支满族现代文学创作的生力军。新中国诞生后，更有一大批满族作家相继登上文坛，代表满族人民，在文艺百花园中培育出一朵又一朵绚丽璀璨的民族文学之花。他们的名字不胜枚举：寒风、胡昭、李惠文、路地、赵羽翔、中流、关守中、满锐、马云鹏，穆静、鲁野、赵大年、朱春雨、戈非、王安、江浩、关庚寅、边玲玲、王家男…… 本世纪上半叶，满族人民普遍承受着反动统治阶级严酷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为了得到起码的生存与劳动条件，有许多人只得隐瞒满人族籍，甚至改名换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满族作家想要直截表现满族生活题材，异常艰难。他们只能像自己同胞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做的那样，时常违心地隐瞒下自己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满族身份。有鉴于此，我们在今天的满族文学研究中，假如一味强调要求当时的满族作家在其作品中必须提供清晰的满族题材标记，岂不是近于苛刻么? 只要我们不是把否定满族作家的创作具有满族文学属性的结论匆忙做出，而是首先实实在在地来观察一下这些作品中反映出的作家的艺术个性，我们就不难看到一种特质——满族文学的特质，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闪烁跳跃。 例如老舍。时常听到一些议论，完全否定老舍作品的满族文学属性，说他的作品从题材到人物，从思想到艺术，从形式到格调，完全是“汉化”了的。我感到，这种议论未免有欠严肃负责。只要细心了解一下满族人民的历史、风俗、性格、气质、审美追求，再来与老舍作品表现的有关特征对照寻绎，其答案便是相反的。笔者曾做过这方面工作，相关研究成果已陆续发表，谨祈专家们指正。 共和国建立以来，满族作家才有幸把自己的民族生活题材堂堂正正地诉诸笔端。老舍的杰作《茶馆》和《正红旗下》，在当代满族文学创作中足称楷模（遗憾的是，后者在“左”倾文艺政策的摧残下未能完成）。许多满族作家也踊跃挥笔，直书满族题材的新作。仅据近三年所见，这类作品就有；颜一烟的《盐丁儿》、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李惠文的《气》、胡昭的《你的歌声》、丁耶的《摇车》、王安的《金色的白桦林》和《来喜儿》、王家男的《我将出庭作证》，等等。从这些作品中，读者不仅可以饱览生动的满族生活画面，而且还可以品味出满族文学的传统创作韵味儿。 最近，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明确阐发，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受到了文学界的热烈拥护。可以期望，满族文学园地定会更加枝繁叶茂花美果硕。 作为满族文学的研究者，我想，我们对当代满族文学的新发展，该寄以更多的关注才对。 （1985.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