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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专栏：文学观象· 对话人： 张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炜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 张志忠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教授) 白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看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前途，最终要看个体素质，看精神面貌。就像文化不仅仅是一项产业一样，文学不仅仅是一门专业，它显现了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力，对于美的感受力 ●不必讳言“红色经典”的局限，但是，它对于物质至上、欲望横流的警示，它对于正义、平等的吁求，它对于底层苦难和受压迫民众的同情和尊重，都是当下的许多文艺作品所忽略乃至根本无视的 ●我们有一种错觉，仿佛一说“经典”，就是指古代人或者至少是前代人的作品。也许时间可以造就经典，但经典不是个时间概念，而是品质的概念，当代文学同样可以“经典”起来 ●经典不会自动呈现，经典是在阅读中建构起来的。文学的永恒性不是指意义、价值的永恒，而是指它具有意义、价值的永恒再生性，可以不断地延伸价值，不断地被创造、被发现 ●在评判作家作品时，往往距离越近，标准越严苛，所以才有当代文坛缺少大师、当代文学没有经典、当代文学不及现代文学等种种言论 张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经典。这些经典历经岁月沧桑依然散发着永恒魅力，它融化在民族精神的血脉之中，成长为集体无意识。正因为如此，各民族的人民才会像珍爱宝藏一样珍爱自己的经典，反复地阅读它，持久地阐释它。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尤其不乏经典，从《诗经》开始，皇皇巨典，源远流长。经典是民族精神存活的证据。没有经典，就难有民族精神的表达。捍卫经典就是捍卫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不能也没有权利与经典隔绝 张炜：10年前西方有一本著作教人如何快速阅读，即在很短的时间内读大量的书并记住，但书中专门指出：文学书例外。说实话，文学经典的阅读没法不慢下来。 我们今天的阅读面临的危机在哪里?主要是提供给我们的读物太多，似乎到处都是可以读的东西。我们每天的时间不是被填满，而是根本就不够用。不停地产生“大师”，不停地诞生“杰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都是糟粕。有的人一定要坚持“繁荣说”，认为空前多的出版物一定是创作的黄金时代，进入书店，架子上、地上堆的都是印刷品，网络上也都是，这怎么会贫瘠?可如果我们的阅读稍微苛刻一点，标准稍微抬高一点，对文学有一点深入的爱与认知，就会感到悲观。可读的文学作品真的是太少了。那么，读什么呢?最为可靠的方法，就是多读经典。经典最能打动人，也能给人以多种滋养。经典的美是经过千百年筛选、确立和检验的，历久弥新。大学课堂上推荐中国的经典，会一次次说到“屈李杜苏”和诸子百家，说到鲁迅。经过漫长的时间筛选出来的经典作家，我们无法遗忘。这就像阅读外国经典，不可能略过英雄史诗，还是要提到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和歌德一样。 如果昨天我们曾经被它感动，那么今天就尝试着重温那种感动。这是一种巨大的享受。人到中年，读了那么多所谓名著，充满了阅读体验，什么样的感动和失望都经历了，可是再读20多岁时读过的一些经典作品，仍然无法放下，仿佛又一次进入了作家所描述的那片草原，进入了他的乡村、他的天籁、他的故事。那真是没法说出来的复杂感情。经典对文字的还原，会在我们的经验世界里变得美不胜收、深不见底。 看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前途，最终要看这个民族的个体素质，看精神面貌。几十万人口的城市竟然找不到一个能读诗的人，找不到一个热爱经典的人;虽然读了中文系，可是从未热爱过自己的专业——这样的族群是可悲的。就像文化不仅仅是一项产业一样，文学不仅仅是一门专业，它显现了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力，对于美的感受力。 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力让自己与经典隔绝。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阅读最好的作品上，即经典的阅读上。当然，这里的经典不只是文学经典，还应包括其他人文学科。 “红色经典”仍是精神建构的重要资源 张江：还有一个“红色经典”问题。“红色经典”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时过境迁，这些作品的价值还在，仍然值得阅读。但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人对“红色经典”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认为它够不上“经典”。事实上，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必须承认，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中，“红色经典”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在国家建设和繁荣的艰苦探索中，“红色经典”号召、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人。这些作品所塑造的形象、所张扬的精神，使中华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它的力量已大大超出了文学的含义，它的影响是同时期其他作品无法企及的。我们不能忘记“红色经典”。 张志忠：21世纪的现实，与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但是，“红色经典”仍然是今天精神建构的重要资源。近年来，《红旗谱》《青春之歌》《吕梁英雄传》《红日》等作品先后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根据左联作家叶紫的小说改编的《星火》还创下了当年央视收视率的新高。那些为了民族的新生而浴血奋战、舍生取义的英雄，无论在哪个时期、什么样的社会语境下，都是需要的，都是必须肯定的。韩少功曾经说“文革”结束多年之后再度观看《红色娘子军》，尽管时过境迁，新一代芭蕾舞演员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情爆发力也大不相同，但是剧作的感人力量仍然让他沉思。我们不必讳言“红色经典”有其自身和时代的局限，但是，在文化和文艺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它对于物质至上、欲望横流的警示，它对于正义、平等的吁求，它对于底层的苦难和受压迫民众的同情和尊重，都是当下的许多文艺作品所忽略乃至根本无视的。 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学传统，“红色经典”类的作品，是今人进行创作的重要阅读前提。今天活跃在文坛的“50后”“60后”作家，可以说都是在少年时期、在文学的启蒙时代、在可供阅读的作品甚少的文化匮乏中，接受了“红色经典”的熏陶。当然，这种接受因人而异，随世移易。不过，很多有成就的作家都把它作为创作的必要参照，有所借鉴，有所发扬，也有所规避和自省。孙犁《荷花淀》的清新俊朗，不但影响了刘绍棠、徐怀中等老一代作家，也影响了贾平凹、铁凝等今日的文坛大家。铁凝笔下那些鲜明的女性形象，确实是传承和发扬了孙犁的精神血脉。莫言自叙他最初的创作就受到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影响，《红高粱》里很多有关战争场面的描写，包括对日本人的描写，实际上都跟《苦菜花》这样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关。余华也讲过，他在少年时代最喜欢的小说是《闪闪的红星》，这让人联想到他在创作中屡屡选取成长中的少年作为主人公的偏好。 当代文学没有经典是一种错觉 张江：我们有一种错觉，仿佛一说“经典”，就是指古代人或者至少是前代人的作品。当代文学有没有经典、能不能创造经典，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在我看来，也许时间可以造就经典，但经典不是个时间概念，而是品质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文学同样可以“经典”起来。 吴义勤：我们今天对经典的看法，存在着三个巨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对经典的神圣化和神秘化。很多人把经典想象为一个绝对的、神圣的、遥远的文学存在，觉得文学经典就是一个乌托邦的、十全十美的、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这其实是为了阻隔当代文学和“经典”的联系。因为经典既然是绝对的、神圣的、乌托邦的、十全十美的，那我们今天哪一部作品会有这样的特性呢?回顾一下人类文学史，有这样特性的作品好像也没有。事实上，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十全十美，也没有一部作品能让所有人喜欢。因此，把“经典”这个概念无限加重，使之绝对化、神秘化、神圣化、乌托邦化，其实是我们拒绝当代文学的一个借口。 第二个误区，是经典会自动呈现。很多人会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但对文学来说，经典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只有在阅读的意义上才能够实现价值，没有被阅读的作品就没有价值，就不会发光。经典是在阅读中建构起来的。经典的价值本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一部作品的价值一开始就是固定不变的，那这部作品的价值就一定是有限的。经典一定会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读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这也是所谓文学永恒性的来源。文学的永恒性不是指它的某一个意义、某一个价值的永恒，而是指它具有意义、价值的永恒再生性，它可以不断地延伸价值，不断地被创造，不断地被发现。所以说，经典不但不会自动呈现，而且一定要在读者的阅读或者阐释、评价中才会呈现其价值。我们要在积极的阅读中发掘经典。 第三个误区，是经典命名权。说一个时代的作品是经典，是当代人说了算还是后代人说了算?我们宁愿把一切交给时间，但是，时间本身是不可信的。在经典命名的问题上，我们还要回答的是当代作家究竟为谁写作的问题。当代作家是为同代人写作还是为后代人写作?幻想同代人不阅读、不接受的作品后代人会接受，这本身就是非常乌托邦的。当代作家所表现的经验以及对世界的认识，是当代人更能理解还是后代人更能理解?当然是当代人更能理解当代作家所表达的生活和经验，更能够产生共鸣。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人对一个时代经典的命名显然比后代人更重要。 “经典化”是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 张江：建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经典，有一个“经典化”的标准问题。在我看来，“经典化”不是单一标准，近年来一些学者和批评家以所谓的纯文学标准丈量当代文学、决定经典与否，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难以成立的。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应该是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 白烨：关于文学经典，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取其精髓，综合要素，可以大致作这样的概括：第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得益彰，负载了民族的尤其是人类共通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第二，艺术地概括了历史面貌与时代精神，具有时代与社会的深刻印记和某些超越时空的特质;第三，以独创的艺术形式涵养丰富的精神营养，具有耐久的可读性与丰盈的可阐释性。三者皆备，才算得上是经典作品。用这样的标尺来衡量古代和近代的文学作品，经过长久的时间淘选与阅读检验，什么人是经典作家，哪些书是经典作品，既不难判断，也容易形成共识。但如果以此来判断现代与当代的作家作品，看法就会不一，争议就会很大。这不仅因为现代和当代距离我们太近，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还因为人们在评判作家作品时，往往距离越近，越是严苛，所以才有当代文坛缺少文学大师、当代文学没有经典作品、当代文学不及现代文学等种种言论。 如刘勰所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学的历史长河流淌到我们这个时代，一定会被打上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经典。从文学经典的三个基本要素来看，我们的新文学(现代和当代文学)也许少有三个要素同时兼备的经典作品，但一定会有接近于经典或具有经典品质的作家作品。已有学者指出现代时期的“鲁郭茅巴老曹”，就是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这种出自现代文学史的看法，确实不无道理。他们的作品因为葆有各自的思想价值与艺术特性，已成为现代时期不可替代的文学标记，正是经由他们，古典文学才得以成功地过渡到当代，开启了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新纪元。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把文学经典的标尺应用于当下，从当代文学中发掘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与作品。从以创意的形式负载精神的内涵，以典型的形象反映时代的情绪，并葆有鲜明的艺术风格与民族气派上看，当代文学前30年中的赵树理、孙犁、柳青、周立波、马烽、李準等，因为分别创作了具有时代标记的重要作品，并营造了自己独有的艺术天地，都堪为经典性的作家。而当代文学后30年中，写出了篇篇精粹的短篇小说的汪曾祺，写出了《白鹿原》的陈忠实，写出了《红高粱》的莫言，写出了《秦腔》的贾平凹，写出了《尘埃落定》的阿来，写出了《长恨歌》的王安忆，也都可视为经典性的作家。 张江：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史诗，记录了民族的心灵和情感，标识着共同的审美追寻和价值认同。而今，身处信息时代，各种新鲜资讯和时尚诱惑无处不在，经典陷入了尴尬：被时尚所惑，远离经典;以历史重估的名义，颠覆经典;在娱乐化浪潮的蛊惑下，消费经典……没有自己文学经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经典却不知道珍惜更加可悲。毕竟，我们不能不承认，与文学经典提供的沉静而永恒的魅力相比，这些华丽的喧嚣难以支撑民族的本质精神。敬畏经典，重回经典。 《人民日报》(2014年05月16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