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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是已故著名作家周立波同志诞辰100周年。立波逝世于1978年，今年也是他逝世30年。30年前立波的面影和那儒雅的姿态，至今还历历在目。北京香山路尽头那处旧房产和院落，已今非昔比，宇宙红的那套文革后分到的简易房，和南沙沟的那套生前最后的居室，也还留在我的记忆中；他那轻曼而杂沓的脚步声，也依稀还响在耳边。现将旧作一篇发表在此，以资纪念。 渴望liberty的人 ——获得自由后的周立波 “试笔”——一个苦涩的字眼 周立波是我心仪已久的老作家。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立波这个名字的来历。“立波”乃是英文 ”liberty” 的汉译。这表明他一生渴望自由和解放的心迹。因为在中学读书时就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里的《分马》那一章，此文曾给我幼小的心灵以深刻的影响；后来，在大学里又读过全本的《暴风骤雨》，从小说中知道了许多我不了解的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的情况和人生道理。《暴风骤雨》又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起，在建国不久就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50年代初期，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文学奖，只知道斯大林奖金在文坛上的地位是十分崇高的，作为斯大林奖金获奖者的名声，给周立波这位早年就在国统区文坛上成名、后来又在解放区出道的作家增加了一些神秘感。 周立波1958年就自愿下放到老家湖南省去体验生活，一气呆了20年。58年原在北京的作家下放到地方上去，是一股政治性的风潮。下去之前，周立波在北京住在哪里，我没有考察过，但我知道他早在香山附近是买下了一个院落的，就在香山路顶头的高台上，据说有40亩地那样大。要走了，怎么办？他把这所院落，交给了当时四季清乡的乡长，请他帮助看管。听说，“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湖南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被多次批判，多次游斗，后期被关进了监狱。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回到了北京，与林蓝和他们的小儿子住在二里沟附近一座叫做“宇宙红”的简易楼房里。林蓝同志当时是北影的编剧。这批简易楼组成的楼群，据说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思想”的产物，“宇宙红”这个名字也很革命，令人想起革命的“红海洋”。 那是197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刚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不久，决定去拜访周立波，向他约稿。他的编制那时已经转到北京来了，据说在文化部文艺研究院，在那里过组织生活的，还有冰心等老作家。我在二里沟路东一片简易楼群中找到了周立波住的那间简易房。整座楼据说是用单层红砖垒砌起来的，墙皮显得很薄。家家的窗户玻璃上都有一根烧黑了的铁皮烟囱穿出来。我敲开门，林蓝同志问我找谁。我简单回答她，我是《人民文学》的某某人，来干什么。由于没有客厅，甚至连过厅都没有，一眼就看见了站在林蓝身后的个子很高、身体很瘦的著名作家立波同志。过去我见过他，现在竟然瘦成了这个样子！我迅速环视了四周，室内没有暖气设备，也没有专用的厨房，厕所是居住在同一层楼里的人家共用的，里面只有一个茅坑，就像火车上那种厕所差不了多少。一个中国的大作家竟然蜗居在这样一所简陋的房子里！我头脑里顿时闪出了一个也许是很荒唐、很不切实际的想法：想法帮他弄一套房子！ 过了些日子，有一次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我的确向立波同志讲了我经过考虑的建议：把他在香山的那个院落交给某个部委，部委可以在那里建一所很好的招待所（那时头脑里还没有后来的那些“别墅”“花园”一类的词汇），请他们给立波一套像样的楼房，让这位老作家有一个舒适的写作环境和安度晚年的家园。尽管在一旁的林蓝同志对此不感兴趣，立波同志却意外地同意了我的建议。那个时候，我才40岁出头，血气方刚，很愿意为这位我所尊敬的老作家办事。于是，我便亲自到香山去了一趟，进到那所以前我曾进去过的院子里看看，那所原来很雅致的农家小院，公社化时期，一度成了公社的马棚，现在里面也还栓着几匹牲口，显得冷落萧瑟、破败不堪了。过了些天，我把长期担任作协秘书长、主管行政工作的张僖同志和《人民文学》的行政干部陈树诚同志一起拉去他的家里，商量换房的事。在北京要办成一件事谈何容易！这件事情也终究未能办成。不久，国管局给他在南沙沟1号楼分了一套单元房，与林默涵、贺敬之同志楼上楼下，全家欢天喜地地搬进了新居。香山房子的事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不了了之了。我心里想，就算周立波同志给四季清作了贡献吧！ 这个时期，我常去他那里坐坐，谈谈。看起来，他也还喜欢跟我谈话，从我那里了解一些外面的情况。我请他给《人民文学》写文章，他说他在里面（监狱里）呆了好几年，十多年没有摸笔了，一时还难于写出什么作品来。但他已经在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和一篇题为《湘江一夜》的短篇小说。长篇是写抗日题材的，反映八路军三五九旅的一次远征，从陕甘宁边区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日寇的沿途堵截，一直打到湖南敌后；由于形势变化，随后又回师北上。[1] 他渴望liberty,，如今已经获得了liberty的他，对liberty更加珍惜。他说，他现在先着手写个短篇，作为“试笔”。 这个题为《湘江一夜》的短篇，是他从大劫难以来到获得自由后如此漫长的年月里，很艰难地写成的第一篇作品，大概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构思于1977年，而写成的时间则是1978年春夏之际。对于这位作家来说，这篇小说极具纪念意义。至于酝酿已久的长篇，却始终没有写成，只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成了《万里征程》（1—6），发表在《湘江文艺》1978年第6—11期上。 我在他那里第一次听到“试笔”这个词儿，感到惊讶和苦涩。一个写过那么多重要作品的老作家，一个被成为中国的萧洛霍夫的作家，竟然还要“试笔”！？了解了他在“文革”年月中的处境后，我才逐渐明白了无休止的残酷批斗、长期关押和公开批判，是怎样摧残了这位老作家的身心啊！ 让我来引用一些我收集来的当时的材料吧。 1969年10月28日《××日报》文艺部某人给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电话记录： 一、…… 二、批判周立波已经列入了我们的计划。当然最后要由中央定。打算在明年年初见报。需要一个综合的打中要害的大型文章，请你们认真研究，抓紧准备。写好了，经过中央批准，我们报纸就可以转载。 三、周立波的要害问题，我们也会研究的。但现在还正在作准备，在接触他的作品，没有跟领导同志请示、研究。批判周立波，要把他的全部作品、几十年来的创作倾向、文艺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抽出其中要害的东西。这样才能打得准，打得有力。周立波不光是创作，还有理论，在几次黑会上都发了言，平时还散布了很多谬论。赵树理和周立波比较，赵树理还是土的，周立波有些洋，受苏修的影响，《被开垦的处女地》就是他翻译的，很崇拜萧洛霍夫。我个人看了他一些作品，觉得丑化工农兵，《山乡巨变》是很典型的。这个作品很阴险，把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完全颠倒了。所谓山乡巨变，看到末尾，不是“巨变”，而是“倒变”，我看了后很愤怒。他把合作化写成洪水猛兽，写成灾难，好象合作化不是给贫下中农带来幸福，而是给贫下中农带来痛苦。刘雨生，这个合作社的社长，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活寡夫等人也是。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里告诉我们，我国实现农业合作化是有基础的，广大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门的热情像火一样。可是在《山乡巨变》里，农民都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个亭面糊是什么人？被筹划得不成样子。“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必然落脚到写所谓英雄人物的阴暗面，导致丑化工农兵。《山乡巨变》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每一个人都有阴影，都有创伤，内心世界都很复杂，这正是苏修的理论。周立波受萧洛霍夫的影响很深，《山乡巨变》里面的亭面糊，就比《暴风骤雨》里的老孙头更突出，这里面很有东西。…… 四、重点文章，一定要认真研究材料反复讨论…… 五、关于周立波的材料，要收齐。他写的东西，他的言论，都要收集。你们那里存一份，还请我们寄一份来。我们都希望找一些内部材料，我向领导反映一下你们的要求。不过批判主要是研究创作，批创作倾向，没有掌握内部材料，也不妨碍批判。 六、除了保证写好重点文章之外，还要有几个人组织工农兵写批判文章。《××日报》将来在发综合文章的同时，还要发一些小型的文章。 ——录自湖南省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记录 在这家大报文艺部某人的电话后，《湖南日报》从1970年9月起至11月间，一连发表了若干篇批判周立波的文章。这些文章，把周立波指责为“是一个打着‘写工农兵’的旗号，干着丑化工农兵勾当的反革命文人；是一个挂着‘写农村题材的第一流作家’的招牌，疯狂鼓吹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吹鼓手；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文章的两面派”。[2] 批判文章把还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指责为《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变种，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为富农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鸣锣开道。无论是《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花永喜，还是《山乡巨变》中的盛佑亭、陈先晋，都是不仅不敢革命，不愿革命，而且抵制革命，反对革命！在上纲越来越高的批判声势下，周立波被投进了监狱，在狱中长达七年之久。获释后，才回到了北京。 被视为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上与赵树理齐名，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影响更大的周立波，带着病弱的身体和寂寞无助的心情，就住在那所简易楼里。当时，文学界还没有恢复“文革”前的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作家组织，也没有恢复其他刊物。除了早年的老朋友外，几乎没有什么文学界的人与他联系。他虽然在思考着他的文学创作，但头脑中的那一段空白，实在是太长了。要把自己的创作思维接续起来，还需要时间。 学者作家的风采 我所供职的《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编辑同仁们，在编稿过程中深感“四人帮”那些文艺教条仍然严重地束缚着作者的头脑，来稿、甚至已发表的作品，“帮气”也还相当浓重。“文革”前的一大批作家，如沙汀、艾芜，和年纪稍轻一些的王汶石、李准、白桦等，都还没有动起来；一大批被从划为右派的作家也还没有出来；编辑部团结的一批中青年作者，如湖北的吉学霈，湖南的萧育轩，陕西的邹志安，河南的叶文玲等，愿意写，但都感到苦恼。鉴于这种创作态势，1977年9月27日的一次编辑部碰头会上，副主编刘剑青同志在谈第11期设想时，提出了召开一次短篇小说座谈会的初步设想。但他在发言中却又表露出顾虑重重：“当前全党全国正在抓揭批‘四人帮’，我们却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合适吗？”这个重大举措，终于于10月8日在张光年同志家里，向他汇报时确定下来。编辑们希望通过座谈会，促进小说作者们从“帮气”中挣脱出来，繁荣短篇小说的创作。座谈会于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 由于我与周立波接触较多，邀请立波与会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周立波已经知道，他的老朋友沙汀同志已应邀从四川来京，准备参加会议，就住在西直门南边的国务院二招，老朋友要在这个会上见面了，也高兴地同意了。这是他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应邀出席文学会议，所以他积极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他的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旁证博引、细致入微地阐述小说的艺术。他的发言很慎重，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但也显得很拘谨，很像当年在延安鲁艺讲授外国文学的那个老师。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文质彬彬的书生气质，和博学多才的文学造诣，特别引起到会者的敬重。 他事先阅读了编辑部提供的一些比较好的短篇小说，如王愿坚的《足迹》，叶文玲的《丹梅》，贾大山的《取经》等。他对这些青年作者的小说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说，青年作者们对生活熟悉，反映生活及时，使短篇小说的创作向前迈进了。“四人帮”对革命者的迫害和摧残是极其残酷的，揭露和反对“四人帮”这一题材，不仅可以写，而且应该写，现在已出现了几篇不错的作品，如曹大澄所写的小说，比《奥德萨档案》写得要好，但这还仅仅是开始，对“四人帮”的残酷性揭露得还不够。 他还向到会的朋友们披露了“四人帮”借他的散文《韶山的节日》对他进行残酷迫害的事件。他说，因为我在这篇散文里写到了杨开慧，张春桥就给康生写了一份报告，康生又将其转给江青。于是对他的迫害就这样开始了。开始批斗我时，问我毒在哪里？我茫然不知道。他们说：“你的东西坏到什么程度？坏到不能登报批评，也不能公开检讨！”因为这篇东西，连当年主持《羊城晚报》的王匡同志都被勒令检讨，陶铸同志也受到连累。 会后，我们把立波同志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安排在《人民文学》1977年的最后一期，即第12期上发表。此后，立波便开始写他酝酿已久的短篇小说《湘江一夜》。他在1978年2月5日写给沙汀同志的信里说：“我的短篇小说还没有做出。杂务多，客人也不少。”到初夏，我们终于拿到了他的这个短篇，并决定在同年的第7期上发表。 《山乡巨变》终于得到平反 这时，粉碎“四人帮”尽管已经两年了，可是，许多受“四人帮”迫害的作家和被打成毒草的文学作品，却仍然没有得到平反昭雪。伤痕累累的文艺界，又不能等待日理万机的党中央下令一个个地来解决。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强劲东风已刮到了文艺界。北京文艺界人士已决定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座谈会。编辑部决定派人到一些地区调查了解情况和组织稿件。我和高洪波去长沙和广州，雷达和李炳银去重庆、西安和宝鸡。我们分别访问了欧阳山、陈残云、萧殷、于逢、杨益言、杜鹏程、魏钢焰等老作家和一大批青年作家，听取了他们对文艺形势的看法和要求。《文艺报》和《文学评论》于1978年12月5日联合举行“为作家和作品落实政策大会”。周立波这时已发现癌症晚期，但当他听到要开会为被诬陷的作家作品平反，揭露“四人帮”的罪行时，他十分高兴。他亲笔给大会写了一份发言稿交给我，由我代他在大会上发言。20年来我一直珍藏着他的这份发言稿。现在将其公布在下面，可作新时期文学的一份史料： 林彪、“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把一切文艺书籍，一切作品都打成毒草禁锢起来，这真是千古冤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两年多来，被禁止的书刊大都出版了，有的正在出版中。这是文艺界的大喜事。但可惜评论还没有跟上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不但争购这些“禁书”，争看遭到同样命运的旧戏和旧电影，而且希望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大家动手写出反映四个现代化的新作品来。 我写了一首小诗，拿它来献给《文艺报》和《文学评论》召开的这次会议： 四人帮派狠如狼 绮丽文章一扫光。 霹雳一声惊破晓， 工农争盼百花香。 1978年12月3日 我读完周立波同志的发言稿后，还根据我在湖南的调查了解，简述了湖南有的人迟迟不给周立波公开平反，有人写了给《山乡巨变》《暴风骤雨》平反的文章，报社在外来干预下抽下不发。我呼吁尽快为周立波同志平反。事情正如张光年同志在发言中所说的：“现在还有那么多作品、作家没有平反昭雪，今天会上只谈了一部分。很多作家惨遭迫害呀，比如周立波同志，先身患重病，癌症晚期，但还坚持写作。沙汀等许多老同志，也是长期受迫害，报纸上长篇累牍地对他们进行诬陷。我们今天为他们平反，是正义的、政治的行动。要解放这些被压抑的、受挫折的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不进行斗争，就不能得到解放。”这就是我们大家当时的心情。 1978年，对周立波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当时湖南思想界的某些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不感兴趣，甚至还有抵触和阻力。周立波的大儿子周健明同志11月24日从长沙给我的来信里说：“我们这里情形，仍无大变化，比起广州来，相差很远。也许‘文艺黑线论’特别在这里有‘群众基础’吧。设置‘黑线论’的情形，我们也略知一二。”即使这样，揭批“四人帮”、肃清流毒的斗争毕竟是大势所趋，《湘江文艺》第1期发表了周立波本人写的《〈韶山的节日〉事件的真相》和秦牧的《〈韶山的节日〉一文的奇祸——从一个典型事例戳穿“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黑幕》；第3期发表了罗瑞卿同志关于《韶山的节日》事件的来信；第4期该刊又发表了《人民日报》关于《韶山的节日》事件的“编者按”和金尧如的《读罗瑞卿同志关于〈韶山的节日〉事件的一封信有感》。而关于《山乡巨变》的平反文章，因涉及到当地一些人，他们还是希望由我们北京的人来写，他们宁可提供材料。为此，《湘江文艺》的负责人张盛裕同志为我提供了当年《湖南日报》等批判《山乡巨变》的有关资料，并多次来信催促我把文章写出来。出于义愤和责任，我于1979年5月7日写完了一篇《谈〈暴风骤雨〉及其评价问题》的长文，批驳了污蔑不实之论，恢复了这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的地位和名誉。这篇文章刊物上公开发表后，送给了病中的立波同志。 北京召开的落实政策会议，发言者宣布给《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平反，对思想解放的湖南文艺界人士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对周立波本人来说，也具有阶段的意义的：凶险的噩梦般的日子终于结束，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 病榻上的祝贺 我们哪里想到，在渴望已久的新的创作时期即将开始的时候，立波同志竟然离开了他那刚搬进去不久的南沙沟住所，住进了301医院，而且一病不起。许多老作家和我们这些熟悉他的老编辑，都关心着他的病情。年事已高的茅盾先生向病卧在床的立波提供了一个单方。远在上海的巴金先生派他的女儿李小林借开会之机去医院探望。最近我整理当年的一些书简时，发现了好几位文学界人士来信向我打问立波同志的病情。大家祈愿他早日恢复健康，拿起笔来一同描绘新的时代。可是，大家盼望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他也不能出席了。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常常昏迷。在文代会召开前20多天，他从昏迷中醒来时，口占一绝，祝贺文代会的召开： 因病不能出席盛会，是为撼事，赋此小诗一首，敬献大会，以代发言。 艺术群英集一堂， 放谈国庆好时光。 扬眉奋笔歌四化， 万里文苑百艳香。 1979年8月29日又一次昏迷被抢救醒来后口述，已录音。 在炼狱中渴望自由的周立波，获得了自由的生活后，却又遇上了无法抵御的死神。在文学的新时期，我们景仰的这位著名作家，在301医院住了近两年的时间后，于1979年9月27日不治而逝，告别了人世。由于“四人帮”多年的残酷折磨，使他在晚年没有能够留下更多的作品，实在是时代的悲剧！是中国的悲剧！ 1997年12月4日 (原载《当代文坛》，收入拙著《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 附记：再添上一个材料：30年前已故文学评论家冯健男先生给我的信，信中提到的周立波先生夫人林蓝女士，也是故人了。此信殊为珍贵。——2008年9月17日补记 冯健男致刘锡诚（1981年3月6日，石家庄） 锡诚同志： 一月九日赐书早收到了。承对拙作多所关注，非常感谢！ 拙作于去年四月草成，寄给林蓝同志，是因为她对立波同志作品的评论极为关心（拙作是谈立波的短篇小说的），我寄给她，请她看看，提出修改意见。在我来说，绝无托请转致《文艺报》发表之意；因为我知道此文质量既低，篇幅又长（二万字），《文艺报》是不可能采用的。 五月间，承《文艺报》不弃，让我参加读书会，收益良多。在此期间，我听胡德培同志说，他看到我谈立波短篇小说的那篇稿子了；我问他，请看看能不能用；他说，这个稿子是给了《当代》的；——这是一个线索。在这以后，林蓝同志对我说，这个稿子《文艺报》又说转给《文艺研究》了，——这又是一个线索。现提起这些情况，不一定有什么用处吧。你们为此也费过不少事，这是于心不安的。我想，此稿很可能还躺在哪个编辑部里睡觉。我当然希望知道它的下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在下，地处一隅，甚感闭塞；且一教书为业，文艺界的事知之不多——也不求知。您地处要津，大有可为；著作甚丰，常为之喜。专此不一一，并候 编、著安！ 向阎纲、达学等同志问好！ 冯健男 1981年3月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