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甲子的历史和光照千年的辉煌 在一个甲子的岁月里，新中国大力扶持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造就了一支多民族、多梯队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引领这支队伍谱写了一曲多语种、多声部的交响乐章，创作了一大批多门类、多色调的艺术精品，还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建构了一套包括多部门、多功能的系统机制，在极大地推动55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并为世界文学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崭新的文学经验，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新篇章。 以历史的眼光，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是多民族文学这一历史事实出发观照，新中国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文学。同汉族文学一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三大史诗世界一流，《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仓央嘉措情歌》《萨迦格言》《元朝秘史》《成吉思汗箴言》《红楼梦》《满族说部》等等数以百千计的作品，都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学珍品。在伟大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迅速崛起并走向繁荣，创造了光照千百年历史的辉煌。在新中国成立前漫长的历史中，少数民族文学没有名分，方死方生;新中国成立60年间，少数民族文学不仅破天荒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称谓，成为国家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在国家的重点扶持和细心呵护下，以光辉的文学成就，既为自身也为国家赢得了崇高的文学声誉。这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在回望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60年光辉成就时，我们不能忘记国家民委、中国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许多领导、作家、学者，不能忘记茅盾、老舍、贺敬之、王蒙、冯牧和玛拉沁夫等所有那些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的人，他们的言论与实践，虽然都具有个性特色，但从根本上说，都体现着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包含着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殷切期待。 2008年2月，玛拉沁夫在接受文艺报记者王山采访时说：“中国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方面所做的努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老作家，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骄傲。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党的民族政策、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社会定安、人民生活提高、综合国力增强的时代大环境，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是完全不可能的。”(2008年2月26日《文艺报》：《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二次“上书”》)这段话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一个甲子的历史具有光照千年辉煌的根本原因。 55个民族组成的文学集团军是文学中国的骄傲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总的文学进程，包含着一系列划时代的转变;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变;由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的转变;由非社会主义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的转变。引导和推动这些转变的，是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实现这些转变最重要的条件和动力性因素，则是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形成与壮大。 在漫长的历史上，我国有书面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不足20个，其他少数民族只有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学。有书面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大多没有形成作家队伍。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作家”和“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运动”一样，作为关键措施进入共和国的文学机制之中，少数民族作家便一个个带着尊严和荣耀进入新中国文学殿堂。在这个神圣殿堂里，各民族作家都有一席之地，受到爱护和尊重。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作家，也成为文学界的共识和风气。在短短十几年间，随着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迅速形成。文革十年间，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受到严重摧残，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便以几何级数增长，速度之快史无前例。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国作家协会中的少数民族会员，1980年为125人，1986年为266人，1998年增至625人，2009年达到988人;全国各地方作家协会少数民族会员总数，1998年已达5000人，人数之多也是空前的。 在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素质也不断提高。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大体上有三种文学资源：一是本民族的文学资源，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资源，三是世界其他民族的资源。面对这三种资源，少数民族作家都能根据需要，借鉴并创新。中国作协和地方作协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训练，以及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自我提升，对作家素质提高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60年岁月流逝中，老舍、沈从文、包尔汉、萧乾、李乔、端木蕻良、祖农·哈迪尔、纳·赛音朝克图、金学铁、乌·白辛、穆青、乌铁库尔、库尔班阿里、李凖、克里木·霍加、李根全、铁依甫江、黄勇刹、伊丹才让、丹真贡布等文学大师和杰出作家逝世，但他们的文学业绩，将与共和国的历史同在，并对后来者永远有昭示意义。 现阶段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大体上由三代人组成。第一代在新中国成立前便开始创作，是由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的一代，健在者如陆地、牛汉、黄永玉等;第二代在解放前夕或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创作，是与新中国一道成长的一代，如玛拉沁夫、韦其麟、敖德斯尔、巴·布林贝赫、扎拉嘎胡、杨苏、晓雪、高深、饶阶巴桑、格桑多杰、周民震、沙叶新、张昆华、金哲、查干、汪玉良、冉庄等;第三代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创作，是近30年涌现于文坛的一代，如张承志、乌热尔图、吉狄马加、扎西达娃、阿来、南永前、金学泉、艾克拜尔·米吉提、关仁山、石舒清、查舜、邓一光、乌守尔、阿尔泰、郭雪波、蔡测海、李传锋、潘奇、蓝怀昌、冯艺、鬼子、凡一平、存文学、哥布、赵剑平、李骞、纳张元等。第一代大多历经坎坷，有丰富的人生感悟、创作经验和文学成果，在我国多民族文坛上有较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第二代多于文化大革命前成名，文化大革命中结束青年时代，新时期开始时适逢中年，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中大展风采。他们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如今虽年过古稀，却宝刀未老，有的还在文坛上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第三代实际也包括老中青三部分，年长者当过红卫兵和知青，被磨难所玉成，生活积累深厚，艺术上已经成熟，也有了丰硕成果;年轻者充满朝气与活力，是当下少数民族文坛的主力和未来的希望。 新旧世纪之交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中，女作家群体十分引人注目。柯岩、霍达、马瑞芳、叶广芩、赵玫、叶梅、萨仁图娅、巴莫曲布嫫、景宜、董秀英、梅卓、央珍、叶尔克西、白山、冯良、黄玲、黄雁等名字不仅为本民族、本地区的读者所熟悉，而且在全国各民族广大读者中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她们以“人”为出发点，表现“人性”、“女性”、“少数民族女性”，对爱情、婚姻、家庭、家族表现出更多关注，对不同女性心理的描写比男作家更为真切细腻深入，因此受到各民族读者的赞赏。新中国社会环境的优化，男女平等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世界范围内女性写作的活跃，都对少数民族女作家群的形成和取得优良成绩具有推动作用，但新中国各民族女性自身意识的变化和实践上的努力，是更为关键的原因。这从她们的创作和自述性文章中可以找到印证。 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形成和壮大，是与作家群的涌现相联系的。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之交，人们爱用“少数民族作家群”一词;80年代之后，使用频率更高的词是“蒙古族作家群”、“满族作家群”、“藏族作家群”、“维吾尔族作家群”、“哈萨克族作家群”、“壮族作家群”、“回族作家群”、“朝鲜族作家群”，乃至“哈尼族作家群”、“景颇族作家群”、“达斡尔族作家群”、“鄂温克族作家群”、“鄂伦春族作家群”等。现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大都有了自己的作家群，其中有的民族人口不过几千人，60年前还处在原始部落阶段，有的民族没有文字，解放前靠刻木记事或结绳记事，是欧美和日本民族学人类学家撰写民族志的对象。其历史处境，如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而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作家群，作为民族代言人，作家们堂堂正正地“表述自己”，彻底结束了“必须被别人表述”的历史。同时，他们还密切关注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力争把本民族的文学发展融入中国文学主流与世界文学大潮之中，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贡献。这是何等重要的文学现象和历史事件，其划时代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由55个民族组成多达6000人的文学集团军，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持续发展不断繁荣的根本保证。对于新中国文学，这个文学集团军是一支生力军，它已抵达新中国文学的前沿，是文学中国的骄傲。 20多个语种的文学，使中国文学走进了文学大国行列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60年来的发展，不仅使中国文学更切实地具备了多民族性，而且使中国文学凸现了多语种特色。少数民族20多个语种的文学使中国走进了文学大国的行列。我国现有的55个少数民族中，回族和满族使用汉语，其余53个民族都有本民族语言，有文字的民族22个，共使用28种文字，其中有10多个民族使用的13种文字是由政府帮助创制或改进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时，有的用本民族文字，有的用汉文，还有人用双语写作。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创作，是备受鼓励的。1956年老舍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便指出：“我们希望兄弟民族的作家能够用本民族的文字，先为本族人民服务。我们欢迎他们的汉文作品，也必须奖励他们的兄弟民族语文作品。”这种“奖励”的做法至今未变，在第一至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的获奖作品中，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占相当高的比例。这不仅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读者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对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学资源和文学资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使中国多民族文学保持多元一体的特色，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确定了正确的语言政策，对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给予了扶持，有关方面不仅在文学评奖中对母语作品给予特别关注，而且给作家们发表这样的作品提供了足够的园地。新近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又郑重决定：《民族文学》要出版蒙、藏文版。据梁庭望先生统计，截至1990年，全国民族文字的文学刊物有47种，印数多达338.1万册，另有15种民族文字的文化教育刊物、5种民族文字的儿童读物、79种民族文字的报纸，都经常刊登民族文字的文学作品。北京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出版社，60年来也越来越重视以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出版。这与新中国成立前的零起点实属天壤之别。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由中国作家协会编辑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翻译文学作品选》第一集(六卷本)即将出版。这套选集，主要选自2005年以来5年间在各民族省区少数民族母语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朝鲜族、壮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东乡族、傣族、景颇族、彝族、哈尼族、傈僳族等民族的翻译作品，分中篇小说卷(上、下)，短篇小说卷(上、下)，诗歌卷，散文、报告文学卷，共计200多万字，全面展示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的成就。总之，新中国成立60年来，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因此新中国文学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多语种文学。这充实并扩大了中国文学的谱系，调整并优化了中国文学的结构，使中国文学的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对发展和丰富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作家的双语创作，不论对语言的发展还是对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一位作家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多了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也多了一种认识和描述世界的工具。进入母语之外的其他语言，有时即使面对几个单词，也让人受到启迪，摆脱某种思维定势。用双语创作的优秀作家，其作品常常有双重的文学美、双重的语言美和双重的文化美。蒙古族作家纳·赛音朝克图、敖德斯尔，维吾尔族作家克里木·霍加，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彝族作家阿库乌雾，朝鲜族作家南永前和金学泉的作品，都如此。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在当代文坛是普遍现象。一些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并没有因为使用汉语而使自己的作品失去本民族文化特色。用汉语写作的老舍，并没有丢掉满族文化的美质，却以汉语尽显满族文化精神。特别是《茶馆》和《正红旗下》，在题材、人物、风格、手法、韵味等方面，处处都显示出独特的旗人文化风采。自称“我是胡人”的启功，对汉语的精深研究和娴熟运用，远远超过一般汉族学者与诗人，因此有人说，他完全汉化了。然而品味他用现代汉语写的诗词，却让人感到“胡气氤氲”。《启功韵语》和《启功絮语》的许多篇什，是地道的北京口语，可是作品的字里行间却蕴藉着满族文学的神韵。回族使用汉语，但是为了宗教生活的需要，还创造了表面像汉语实际上不是汉语的“经堂语”。回族作家描写回族生活时，这种语言是经常出现的。张承志、霍达、石舒清等作家的有关作品中就相当多。“经堂语”具有浓厚的中国伊斯兰教意味和强烈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色彩，正确而适当地运用，有助于艺术传达并增加作品的文化含量、民族色彩和宗教意蕴。不过当代杰出的回族作家们并没有把运用“经堂语”作为主要的语言手段，他们的艺术思考主要还是在如何以审美方式运用汉语方面。张承志说：“汉语特殊而丰富”，他在写《心灵史》时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让自己写出的中文冲出方块字!”其语言策略是：既运用汉语，又超越汉语。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心灵史》不但引起几百万回族读者的强烈共鸣，而且在其他民族的读者中产生了心灵震撼。 事实上，用汉语描写本民族生活而获得成功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有自己的语言策略;运用“混合语”，是他们语言策略上的一个共同点。作为全国通用语的汉语进入民族地区以后，总是和民族地区的语言交汇融合，形成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混合语”。它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汉语的规范与纯正，但是民族地区的人民觉得它亲切、顺口、好用，在表情达意方面更适合本民族本地区的需要。一些颇具慧眼的少数民族作家看到这种语言现实，便创造性地加以利用，已故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生前就是这样做的，她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她的做法，某些地方类似加勒比海地区作家的“克里奥尔化”，值得进一步研究。 有悠久历史的汉语，作为语言的大海，广阔、深沉、浩瀚、强劲、富丽，又极具包容性和再生力。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在表现本民族生活与本民族人民思想感情的同时，证实了汉语这些良好特性，也拓宽了汉语的生存空间，丰富了汉语的生命形态。如果以H代表汉语，那么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们运用的汉语，可以用H1、H2、H3……来代表。它们是汉语，又不完全是汉语，或者说是汉语的另类空间。因为它们带有其他民族语言的因素，具有二元甚至多元文化特色。它们不只让人们看到了多彩多姿的语言形态，更让人们思考它们蕴涵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内容。形形色色带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信息的“混合语”，像波澜壮阔的海潮一样进入汉语文化圈，构成中国当代文坛一道奇丽的景观。 数千名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或用本民族语，或用双语，或用汉语，或用上面说的混合语H1、H2、H3……形成了举世罕见的多语种、多声部的交响乐，对我国文坛和十几亿文学接受者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不言而喻。而且，正是这样多语种、多声部的大合唱，使我国成为多语种的文学大国，对世界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风采独具的作品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 作品数量多，质量高，门类齐全，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60年来另一个重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前，民族文学的成就主要在民间文学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从事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和影视文学的创作，成果累累，其中有大量精品，包括用20余种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艺术精品。199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玛拉沁夫、吉狄马加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包括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理论评论等，计8册，255万字，共选入341位作家的作品358篇。我们无法一一列出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名字，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经典”二字泛滥的时候，这套书冠以“经典”却无可厚非。它确实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人们研究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成就和贡献的权威性文本。只是，由于出版条件的限制，这套文库没有选入戏剧、长诗和长篇小说，所以老舍的《茶馆》和《正红旗下》，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包尔汉的《火焰山的怒吼》，超克图纳仁的《金鹰》，杨明的《望夫云》，乌·白辛的《冰山上的来客》，黄勇刹等人的《刘三姐》，李英敏的《南岛风云》，玛拉沁夫的《祖国啊，母亲!》《茫茫的草原》，云照光的《鄂尔多斯风暴》，沙叶新的《陈毅市长》，周民震的《甜蜜的事业》，韦其麟的《百鸟衣》，晓雪的《大黑天神》，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敖德斯尔、斯琴高娃的《骑兵之歌》，扎拉嘎胡的《黄金家族的毁灭》，张承志的《心灵史》，向本贵的《苍山如海》，孙健忠的《死街》，蔡测海的《三世界》，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梅卓的《太阳部落》，央珍的《无性别的神》，叶广芩的《采桑子》，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关仁山的《风暴潮》，以及李凖的《黄河东流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阿来的《尘埃落定》三部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均未选入，也就是说，选入的385篇作品之外，还有不少属于“重量级”而且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近闻，中国作协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将编辑出版20卷本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全面展示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喜人成就”。煌煌20卷，确能集中展示成就，但是离“全面展示”仍有距离，因为上述“重量级”作品无法纳入20卷中，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成果实在太多，很难“全面展示”。 少数民族文学近30年来的创作成就，特别引人注意。而最能体现近30年来成就的，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时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创立的。从1981年至2009年，这项评奖已成功举办了9次，55个少数民族几百位作家荣获这一奖项，获奖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等，其中单是长篇小说就有50余部。 放眼60年，对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可作如下概括： 第一，少数民族文学注重主旋律，同时追求多样化。我国55个少数民族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的文化背景，差别很大的历史进程，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在少数民族作家面前展现了极为广阔的创作天地。少数民族作家利用这种创作优势，相当注意全方位地反映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作家艺术视野开阔，少数民族文学总体上呈现多色调，文学题材一步步拓展与扩大，主题也不断掘进和深化。政治、经济、文化，人情、人性、人道，自然生态、宗教信仰、民族风情，各民族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和作家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都在作品中获得了艺术表现。 第二，创作方法、表现技巧、艺术风格也日趋多样与丰富。少数民族作家不仅注意本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也积极地借鉴其他民族的手法和技巧，从异域吸取文学营养。以年轻小说家为例，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朝鲜族诗人南永前，达斡尔族作家李陀，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阿来、梅卓，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蒙古族作家阿尔泰、郭雪波、萨仁图娅，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维吾尔族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巴格拉西，土家族作家蔡测海、李传锋、叶梅，仫佬族作家鬼子，壮族作家凡一平，哈尼族作家存文学、哥布，彝族作家李骞、纳张元，回族作家张承志、石舒清、查舜，满族作家叶广芩、关仁山、赵玫等，在创作方法或表现技巧方面都有大胆的探索并获得了可喜成绩，为全国文坛所瞩目，有的还受到海外的关注。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继承发扬传统却不故步自封，已经形成一个全新的开放结构。 第三，文学门类已基本齐全，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与影视文学等同时奋飞，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少数民族有悠久深厚的诗歌创作传统，特别是史诗、长篇叙事诗和民歌，数量多，质量也高，是我国文学宝库的珍品。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继承了本民族诗歌和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创作了大量或长或短、不同样式、不同风格的新诗歌。这些诗篇，感情炽烈、想像丰富、色彩斑斓、语言优美，内容和形式达到了较好的统一，散发着浓郁的芳香。因此冯牧1980年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说：“少数民族诗歌是对我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改革开放30年来，少数民族诗歌继续向更高水平发展，成为少数民族文苑长开不败的艺术花朵。与此同时，原来比较薄弱的文学样式，如小说和散文也突飞猛进，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体裁，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齐头并进，迅速抵达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最可喜的是中青年作家的迅速成长，以及他们所显示的实力和获得的实绩。1986年冯牧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第二次创作会议上赞扬他们“思想敏锐，善于探索，勇于创新，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文学观念，都有时代的新颖性，其中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已经跃进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冯牧讲话以后20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情形，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评估。少数民族的戏剧和影视文学，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文学体裁，但是已有长足发展，成绩不可低估。 世界文学坐标上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论述世界文学坐标上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应从《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史诗起笔。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作为中国文学的关键词，跨进世界文坛，并被人们公认是人类文学艺术珍品。日前，以《尘埃落定》《空山》享誉中外的藏族作家阿来，隆重推出了重述《格萨尔王传》的长篇小说，这是“重述神话”全球出版工程中重要的一部，其影响是可以预期的。学养深厚、才华横溢的藏族人民儿子，决不会辜负那个永远活着的格萨尔的期待和中外读者的希望。 如果不用惯常视角，而以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视角看，可以发现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边地、边疆的文学，草原、森林、沙漠、绿洲的文学，高原、山地、雪域、江河的文学，也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各种原初宗教十分活跃地方的文学。这一切都使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原地区的文学有许多不同特点，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系列新元素，包括不同的人物形象，不同的文化模式，不同的自然风景，不同的生态图景，还有超现实的神魔鬼怪与精灵，更有55个少数民族人民高贵民族品格和丰富内心世界的精神性图像。这不仅充实丰富了中国文学，而且充实丰富了世界文学，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我们以往不注意而今天看来非常可贵的文学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3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对自然的书写，非常引人瞩目。以往他们把风景当成重要元素，借风景表现人文精神或人物心灵，但是多数作家对自然抱着敬畏或视自然为亲密伙伴，没有肆意驱使自然、征服自然以及与天斗与地斗的狂妄笔墨。改革开放以后，乌热尔图、郭雪波、李传锋、赵剑平等开风气之先，把一般的自然书写提升为生态文学，对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0年以后，乌热尔图的多部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丛林幽幽》，以及世纪之交出版的《呼伦贝尔笔记》等，不但深刻地描写了曾是“山之骄子”的鄂温克人既平凡又伟大的人性，深刻地描绘了被历史学家翦伯赞称为“中国历史后院”的大兴安岭和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记录了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怎样以俭朴的、不具破坏力的生存方式，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遵循山地生存的自然定律，为中华民族保存了这片近8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乌热尔图这些小说和笔记散文，为人类保存了森林狩猎生活的历史经验。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中国近30年诗坛上，吉狄马加是最早关注自然生态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最朴厚也最先进的观念写了大量生态作品的诗人。他把歌唱人性光辉和美好自然结合起来，为中国多民族诗坛提供了艺术参照，引起了世界诗坛的关注。新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给世界提供了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新鲜经验，新中国多民族作家的宗教书写，也给世界文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少数民族文学史上有许多涉及宗教的作品不乏上乘之作。改革开放30年来，少数民族作家描写宗教的作品大量增加，艺术质量也空前提高。藏族作家的宗教书写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的宗教书写比较注重藏族人民的伟大心灵和高尚的文化精神。不少藏族作家以神性、人性、诗性的美妙变奏，为中国和世界读者提供了透视藏族人民伟大心灵和文化精神的佳作。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撒拉族和回族的作家对伊斯兰教的描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当然也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成就。 从文学地理学的意义上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自古以来就有边缘性，如今我们已有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作家从国家地理的边缘抵达国家文学的前沿，并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了宝贵贡献。边缘民族的文学优势、生命活力和价值意义，已经在新中国多民族文学坐标上和世界文学坐标上清晰地显现出来。我们有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出生在中原地区或生活在通都大邑，但是6000多位少数民族作家，绝大多数生活在边地，主要书写边地。中国民族自治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64%，多达614万平方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边地，倘若没有少数民族作家的边地书写，文学中国一大半的面积都会苍白无力，那是多么巨大的缺失!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不仅描写边地自然与人文，展现边地风景画和风俗画，而且记录了历史变迁，反映了时代精神。对民族团结、爱国主义、和谐世界的歌唱，更是边地文学的一贯主题。“为壮山河我们理应群峰般崛起，跨山越海就像鼓翼的雁阵你依我靠”，这是藏族诗人伊丹才让的诗句;“祖国之爱就是我的爱，祖国之恨就是我的恨，她的任何烦恼忧愁，都会牵动我的每根神经”，“对于无耻背叛她的负心之徒，只要一旦被我撞见，我将唾其面，斥其谤，看他如何回答我的质问”，这是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的诗句。两位老诗人均已离世，但是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歌唱，因为这些歌唱是边地人民心中共同的歌。通过60年的创作实践，少数民族作家已深知边地书写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的价值。他们十分明白，要对本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贡献，不能放弃边地书写，只能强化边地书写。国内外形势发展说明，伟大的边疆，对民族、对国家、对世界都越来越重要，中国各民族作家应当有历史担当，认真书写边疆，不能规避，更不能逃离。他们的认识和选择非常正确，担当精神也难能可贵。我们坚信，他们的创作，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坐标上和世界文学坐标上更加引人瞩目的亮点，而且一定会有超越文学的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