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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初，文学批评在追寻文学本体面貌的同时，必须发挥引来思想解放的舆论导向功能。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为这一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可喜的贡献。文学民族性问题，是内蒙古文学批评传统的话题，在新时期走向宏放和深入。在民族文学研究方面，将蒙古族文学建设推向新的高度，对内蒙古当代文学展开全方位研究，达斡尔族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文学史。文学理论自身建设方面，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观念和方法多维开放的格局正在形成。 新时期内蒙古文学批评与理论，在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多元文化撞碰融汇的历史大变革中，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日趋多元化的总体态势，立足内蒙古文学创作实践，弘扬文学民族特征，注重民族文学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导地位，努力探索多维开放的文艺学科建构，是新时期内蒙古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鲜明的思想标志。 一、为文学正名，开拓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 文学的本体要求与政治功利目的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是新时期开始阶段文学批评必然的价值取向。眼下有些理论文章在反思20世纪文学批评时，将80年代中期前的文学批评称为“泛政治化的批评”，并特别指出：“20世纪70～80年代之交，泛政治化批评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政治语境中，得以‘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但当时的批评界从批评的主体到对象间，还隐留着较为浓厚的政治信息，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尚未摆脱政治的干扰和影响。”[1](P68)文学批评单纯地言说政治固然是自身存在价值的失落，但完全剥离文学批评与特定时期政治斗争的联系，只关注文学本体，恐怕很难取得文学的审美性和自由性。新时期初，处于社会重大转型期的文学批评，在解放文学生产力、恢复文学本体特征、解开扼制文学的枷锁、扫清文学前进的道路方面发挥了不可回避的作用。这一作用，是在政治解放的价值导向中实现的。 从文化专制中获得解放的文学批评，在为文艺正名的同时，也进行着自身的反思。周天红的《磨刀石·棍子》、周宗达的《再评〈茫茫的草原〉——对“四人帮”批评的批评》等文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清算极“左”思想，引发文学批评形态和职能的反思。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掀起文学批评方法热，标明文学批评本体意识觉醒，文学批评的学科意识初显端倪。从批评的对象看，“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接踵登场，新的艺术方法和手段不断冲击着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以往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日显局促，文学批评的变革势在必行；从批评自身而言，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涌入，开阔了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激发了文学批评自身形态建设活力。强烈的更新变革意识，超越文本诠释，注重文学批评学理性建构的态势，是这一时期内蒙古文学批评的一个突出特征。白桦林率先切入这一话题，《文学研究中的系统科学方法》一文结合对《红楼梦》、《人间喜剧》、《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的分析，介绍了系统科学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随之，文艺批评问题成为热点论题，奎曾、张锦贻、班澜、徐英等中青年学者的论文，从不同的侧面指向文学批评方法和观念改革，表现出学术的敏感和锐意创新的文学批评理念。班澜、王晓秦深切感受到“面对宽广世界，文学起飞需要批评方法的劲翮”[2](P288)。他们共同撰写的《外国现代批评方法纵览》一书，全面评价了20世纪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八种文学批评模式，以敏快的步履参与到了全国性的文学批评理论建设中。由于作者扎实的文学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该书译介与论说、理论与文本分析融会贯通，简明扼要，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实践指导性。文学批评方法热降温后，内蒙古批评家建构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探索仍在延伸。巩富的《文学批评的实用方法》一书，总结了中外文学史上若干文学批评方法，着眼“实用”，将方法论的评介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突出了方法的可操作性。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日益成熟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内蒙古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为这一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可喜的贡献。 更多的文学评论工作者则在其批评实践中，运用新的观念和方法阐释分析各种文学现象，从而使内蒙古文学批评表现出开阔宏放的视野、灵活多样的方法、个性鲜明的话语，批评文本异彩纷呈，文学批评不再扮演作品的附庸角色，文学批评也在创造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对作品的认识更为深入和多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批评界的一批女性：张锦贻、托娅、彩娜、郭培筠、黄薇……，她们自觉自如地借鉴“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从女性的视角出发，结合历史批评、文化批评、心理批评等多种方法，探讨女性文学、女性电影、儿童文学和内蒙古文学，成为新时期内蒙古文学批评中十分重要的领域。 二、坚持民族传统，深化文学民族性研究 文学的民族性问题，是内蒙古文学批评传统的话题，受到各时期批评家的共同关注，内蒙古文学批评因此产生了民族和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文学民族性问题的提出，得之于内蒙古丰厚的文化资源，这一话题的不断展开，促动和提升着文学创作的民族特征、民族风格的自觉追求。在新时期，对文学民族性的思考走向宏放和深入，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理论和批评贴近社会与文学变革，切合文学形态创新的时代风貌。 新时期初，内蒙古文学批评在回顾总结内蒙古文学创作实绩的过程中，开始了着力弘扬文学民族特征和民族风格的理论探索。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评论文章和理论文章，表现了对文学民族性问题的极大关注。“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时，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现内蒙古师范大学）积极倡导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地区14所高校共同编写了《文学基础理论》，其中温小钰撰写“文学的民族特征”一章。以往文学理论教材对文学民族性的阐述颇为空泛。温小钰广泛引征中外文学和中国各民族文学资料，条分缕析，从地缘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素质等多方面展开论说，使文学民族性的基本原理得以突破性的确立。梁一孺的《文艺民族化论稿》是一部重要的理论专著。本书通过多民族文学的比较分析，深入到民族审美文化心理，探讨文学民族化的规律，对文学民族性问题给予了较系统的理论建构。 1980年代中期，一场关于“草原文学”的学术讨论，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外来文学与本土文学相互碰撞和融合的文化新潮中，围绕着内蒙古文学是否形成民族或地域流派问题展开争鸣。这次讨论揭示出文学民族特征相对的稳定性与时代性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深化了文学民族性的理论认识。 “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学艺术”问题，是文学理论领域和美学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宋生贵提出：“发扬和发展包括民族艺术在内的地区性民族文化，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积极选择”，同时指出：“包括民族艺术在内的地区性民族文化本身正面临的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而且事实上已遭遇到了其生存与发展空间被挤占等困境。”[3](P82)从生态环境、文化价值、审美需求、文化规律等多个角度强化“民族文化生态优化”的思想张力，扩大了文学批评的视野和研究范围，使文艺民族化问题走向思辨性的美学理论建构。 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内蒙古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对文学民族性的探索走向文化前沿，获得了广泛的思维空间和丰富的话语资源，日益呈现出浓厚的学术氛围，在参与和推动中国多元形态的民族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开掘本土文学资源推动内蒙古文学的全面建设 新时期内蒙古文学批评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在宏放的现代文化视野中审视本土文学，广泛深入地开掘蒙古族文学和内蒙古现当代文学，取得了显著成就。文学批评促进文学繁荣的基本任务得到充分实现。 在民族文学研究方面，一批由老、中、青三代组成的蒙古族学者，运用本民族语言，不断开拓思维空间，吸纳新的研究方法，开掘本民族文学资源，将蒙古族文学建设推向新的高度。巴·布林贝赫在全国诗歌创作和研究领域赢得了广泛影响。他在新时期推出了三部论著：《心声寻觅者札记》、《蒙古族诗歌美学论纲》、《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对蒙古族诗歌的研究从创作论深入到审美论，进行体系性的理论建构。这一建构涉及到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宗教学、美学等领域，添补了蒙古族诗歌美学研究的空白。在蒙古族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巴·格日勒图的新作《蒙古文论史纲》，在现代文化视野观照下，对历代蒙古族文论家的文学思想、学术流派给予了全面的概括，蒙古族文学理论在“史”和“论”的双重建构中得以系统呈现。八九十年代崭露头角的蒙古族中青年学者推出的一批新作很具广度和深度，如纳·赛西雅拉图的《蒙古诗歌节奏》、苏尤格《文韵论》和《蒙古诗歌学》、乌日斯嘎拉的《蒙古诗学体系论》等，标明蒙古族文学理论研究充满勃勃生机。 总结蒙古族文学发展规迹，建构蒙古族文学史，是新时期内蒙古民族文学建设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大量蒙、汉两种版本的文学史专著，涵盖着古代、现代、当代等断代史研究，并涉及到卫拉特、科尔沁等地域性的蒙古族文学史研究、还有《蒙古族儿童文学史》等专题性文学史研究。苏尤格新近主编的《蒙古族现当代文学史》（蒙文），吸取了以往同类成果之优长，对蒙古族现代和当代文学发展脉络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勾勒，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把握蒙古族现当代文学发展规律，史与论形成有机融合，因而产生了较强的学术价值。蒙古族文学通史是一项浩瀚的工程，新时期这项建设也在长足前进，曾有《蒙古族文学简史》（汉文）、《蒙古文学史》（蒙文）、纳·赛西雅拉图主编的《蒙古族文学史》（蒙文）等版本。1990年代末由荣·苏赫、赵永铣、贺什陶格陶编著的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面世，标志着蒙古族文学通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是新形势下蒙古族文学史建设方面的重要成果。它吸纳了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拓开了新的视角，在更为宽广而自由的空间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新的内涵。其中，我们感受到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是这套新著特别注重在文化视野中考察与审视蒙古族文学的生成、发展，及其轨迹与规律。”[4](P80) 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文学，受到了孟和博彦、巴图宝音、奎曾、郭超、呼思乐、托娅、彩娜、赛音塔娜等人的热情关注，这些少少数民族各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均纳入了他们的评论和研究中。达斡尔族具有悠久的文学传统，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其作品具有独特的民族风貌。学者们对达斡尔族文学有诸多专门性的研究，但对其历史发展过程的系统研究还无人问津，赛音塔娜和托娅的《达斡尔族文学史略》使达斡尔族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文学史。 四、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进行多维开放的理论探索 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以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史为对象的学科，在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阐释和评价的同时，也要面向自身进行理论形态的建设。新时期内蒙古文学理论研究，努力适应社会变革和文学变革的需求，不断深化着对文学内在规律的认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观念和方法多维开放的理论格局正在形成。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曾被极“左”政治推向“教条化”的死胡同。受到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冲击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被挤到了学术的边缘，遭到冷落甚至排斥。令人欣慰的是，新时期内蒙古文学理论领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确立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地位，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由刘文斌和高明霞参与编写的《马列文论导读》问世后，被许多高校广泛使用。著名文艺理论家钱中文评论此作，“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确是一个整体把握，所以能高瞻远瞩地揭示马列文论庞大的体系和深邃的内涵。……所以能够使马列文论在众多的文论中显示出理论上的独特性和优越性。”[5]李树榕参与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四卷），是国家“八·五”社科重大项目、中国社科院的重点项目。专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是目前较全面、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研究性学术专著，也是美学研究和美学教学的重要书目。该书在该研究领域，有着开创性填补空白的意义。”[6]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刘文斌带着对文学现实的思考认真“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全面细致地梳理、阐发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文艺学理论。近年来，他的研究在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延展，并展开了对我国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如吴元迈、董学文等人的研究，以一种新的视角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现代化、中国化的途径。刘文斌的研究成果在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赢得了高度评价。 “文艺美学”在1980年代成为中国一门新的研究领域，也成为新时期内蒙古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着力点，在微观的实践性探讨与宏观的学理性建构交融互动中不断深入，显示出视角和方法的丰富多彩。如李树榕提出艺术学具有独立的学理形态，而不应为文学理论所涵盖，这一观点在全国文艺理论界产生反响。她运用审美心理分析研究近年文学创作对变态心理的表现，有着独特的认识，并具人文关怀的理论情怀，引起批评界的关注。郭振华的专著《艺术家族与微观美学》，在文艺美学的建构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力求在具体的文艺品鉴与抽象的美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宋生贵广泛运用美学的批评方法，追踪文艺创作实践，同时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建构文艺美学体系，突破“反映论”和“典型化”的传统思维模式，从作家——创作——作品——接受四个要素互为作用的动态结构体系中凸现文艺美学的学理特征。学术界对“文艺美学”的认识不尽一致，有人将它视为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把它当作文艺学的一个分支，也有人将它当作美学与文艺学交叉融合的产物。宋生贵虽然没有对其作出明确的定位，但从他研究思路来看，他将文艺美学作为与文艺社会学相对应的范畴，意味着突出文艺的审美特性，从美学的角度建构文艺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论著《文艺活动审美研究论稿》为文艺美学学理性建构提供了可资可鉴的范本。 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是文学事业缺一不可的两翼。总结新时期内蒙古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确立一种自信：批评和理论有所缺失，但不凝滞。回眸性的探讨是为了引发前瞻性的建设，以求批评和理论的创新，对文学事业的继续发展提供思想资料和推动力。 【参考文献】 [1]景国劲.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现象的反思[J].文艺研究，2002,(4). [2]班澜，王晓秦.外国现代批评方法纵览[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 [3]宋生贵.民族艺术与文化生态——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的文学思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1). [4]宋生贵.民族文化视野中的蒙古族文学——兼评《蒙古族文学史》[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4). [5]钱中文.宏放与纵深[N].光明日报，1992-03-06. [6]文一.文艺评论·读书天地[N].人民日报，2002-01-08. 【作者简介】高明霞，女，蒙古族，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