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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古代文学研究界开始反思这一研究路径，致力于经典的还原解读，并在21世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阅读2014年的古代文学研究论著，我们惊喜地发现，“回归传统、建构民族诗学”已经成为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共识。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进程，西方文学观、西方文学史观、西方学术论述模式彰显了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文学“风景”，与此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甚至制造了不少学术伪命题。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是在各种文化思潮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呈现出特殊的时代“风貌”，学术思潮、经典认定乃至论述模式均受其影响，许多结论彰显的不是经典产生的时代而是阅读经典的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古代文学研究界开始反思这一研究路径，致力于经典的还原解读，并在21世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阅读2014年的古代文学研究论著，我们惊喜地发现，“回归传统、建构民族诗学”已经成为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共识。在此，我们无意对2014年的古代文学研究进行全面盘点，只是就阅读所及谈谈这一年来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直观感受，希望能把握学术发展命脉，表达自己对学界前辈、同仁的敬意。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探寻传统文学的传统 本年度，《文学遗产》等重要刊物刊载了一批论文，对西方模式进行反思，其旨趣在于探寻“传统文学”的“文学传统”。赵敏俐指出，以往的研究将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即用现代文学观念来规范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方法未能反映出中国文学发展全貌，因为西方化路径缺少对中国文学民族特点的把握，政治化路径对许多文学史现象进行了片面解释；张伯伟指出，当代学术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反省西方学术对中国学术的影响与改造，中国学人能否提出并实践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发现一个东方的、亚洲的、中国的知识生产模式。有鉴于此，他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这一学术命题；陈文新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商兑》是对西方中国文学史编写模式的反省，提醒学术界关注“中国”文学史的功能、关注“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他的这一反思是其“辨体意识”使然。 近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在从事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工作，吴光正、李舜臣的论文从宗教实践的角度界定道教文学和佛教文学，试图在清理宗教文学历史进程的同时建构具有民族本位的宗教诗学；罗钢指出，王国维的意境理论在晚清词坛备受冷遇，这一理论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一种依据德国美学建构的传统，当我们把《人间词话》奉为国学经典、将意境说视为中国古代诗学核心范畴或中华民族最高审美理想的时候，同时就永远埋葬了自己民族的诗学传统与审美理想。如果结合学者们提出的各种方案，我们发现，反思西方、回归传统已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时代话题。 辨析时代知识体系 从文化与制度层面分析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是本年度古代文学研究回归传统、建构民族诗学风潮的一大面相。本年度的研究表明，辨析一个时代的知识体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是回归传统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样的研究路径，有利于我们对传统产生同情之理解。辨析政治文化、仕宦文化、科举制度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也是回归文学传统的重要路径。 具体说来，首先体现在政治风尚对文学的影响。如，诸葛忆兵指出，宋高宗在词作领域倡导高雅，并创作一组渔夫词，将其纳入童子举考试内容，歌词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与儒家经典著作同样重要的地位，在尊体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其次体现在科举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如，鲁小俊指出，科举功名的偶然性确实存在，但是平时成绩与录取率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这一发现提醒我们正确认识明清科举题材文学“功名富贵无凭据”的主流表述。最后体现在政治制度、文人政治命运对文学的影响。如，王相飞分析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与山水诗创作的关系，认为吴越山水书写主体为浙东文人，寄托了作者对老庄玄理的哲学感悟；荆楚山水书写主体主要是在荆楚做官和途经荆楚的文人，传达了诗人旅居异地的生命体验。 还有相当一部分论文作者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如，徐大军认为元代平话文体的生成与平话技艺无关，乃是基于元代书面白话文体的编写、阅览所关联的环境、观念的推动。这也是关注文化生态的一个显著个案。所有这些研究都关注到了古代文学写作群体的文化语境和生存状态，这是深入体贴“文学传统”与“传统文学”的正确路径。 侧重文体理论研究 文体研究、辨体研究更是本年度古代文学研究回归传统、建构民族诗学风潮的重要面相。一批论文关注到仪式与文学文体之间的关系。如，董芬芬分析了春秋时代的诅辞，认为春秋时代的应用文体皆因不同仪式而作，礼仪背景限制着文体的内容结构、表达习惯和措辞风格。 一批论文关注到礼乐制度、科举制度与文学文体之间的关系。如，徐正英指出清华简《周公之舞琴》保留了孔子删诗前的原始形态，这一形态为楚辞所继承。李昌集甚至提出了文体文化学的理念。他对周诗生成进行了详尽分析，倡导一种文体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即通过文体生态学、文体功能学与文体行为学的贯通考察，将单一的、静态的文体形态学扩展为立体的、动态的文体发生学研究，揭示文体历史生成过程中的文化学意义。 在这样的理论自觉之下，学者们对文学作品和文体理论的分析和把握也就更加到位。如，余恕诚指出，李贺诗歌特征有赋体渊源；朱迎平分析了唐宋元单体总集编撰的发展规律，指出单体总集编撰促进了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入，开拓了文体研究的创新体式，标志着新兴体类的确立与被认同，是唐宋元文体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元代文学研究成就突出 从突破陈见的角度来说，断代文学史研究成就最突出的无疑是元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受进化文学史观、白话文学史观的影响，似乎元代文学只有元曲独领风骚；长期以来，学术界习惯性地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来分析元代文学，元代似乎是文学史上的黑暗时代。在陈垣、姚从吾、札奇斯钦、孙克宽、袁翼、陈高华、李治安、张广保、申万里尤其是萧启庆教授的努力下，元代历史研究、元代文化研究已经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元代的认识，但是文学研究界一直无视这些学术成就，以至于李修生一再呼吁，元代文学研究要重视元史研究成果。在李修生、杨镰、邓绍基、幺书仪、曾永义等学术前辈的努力下，随着《全元文》、《全元诗》的出版，元代文学研究终于在21世纪出现了新的转机。 2014年，无论是论文还是论著，元代文学研究均出现了惊喜之成就，尤以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的出版，刷新了人们对元代文学的认识。该书充分运用元人文集尤其是文集中的大量诗序还原了元代文人生存状态、元代诗文创作语境、元代诗文创作风貌、元代诗文创作理念，批驳了强加于元代文学的大量不实之词，为回归传统、建构民族诗学作出了贡献。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