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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国家规定的人文科学的一级学科，它涵盖文学理论、文艺美学、比较文学、文学批评、中国历代文学史、中国文学的文体研究、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二级学科。在旧中国，虽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现代意义的文学科学的研究逐步获得开展，几十年间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在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领域都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但由于战乱频仍，文学研究工作者要获得平静地进行研究的时间殊为不易，因而成果仍受到相当的限制。为了克服旧中国文学研究比较分散和薄弱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专院校系科的调整，1953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了以郑振铎先生为所长的文学研究所，1956年这个研究所被纳入中国科学院，1978年又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1964年将文学研究所的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分出来另立外国文学研究所，1980年又将民族文学研究部分独立出来另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还先后创办了《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和《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91年改为《中国文学年鉴》）等双月刊和年刊，发表全国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反映全国文学发展的状况。其他如隶属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报》、隶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文艺研究》等刊物，也发表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五十年来除了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外，各高等院校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的相应教研室也积极开展了有关的文学研究，有条件的院校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以及文联、作家协会先后也成立了文学研究所和文学理论研究室。新时期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学会、研究会纷纷成立，包括文学方面的各种民间学术社团，如中国文学理论学会、中外文学理论学会、中国新文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会及以著名作家作品为对象的研究会，如鲁迅研究会、《红楼梦》学会等。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报刊增加到600余家，其中包括许多省区创办的文学评论刊物。全国各大学学报也为文学研究成果提供发表的园地。因而，不仅文学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和壮大，形成相互密切联系的多路梯队，而且相互交流日益广泛和频繁，研究条件也有了极大的改善。 本文就作者视野所及，尝试论述文学理论、文艺美学、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的各学科五十年来发展的状况，概括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主要的经验与教训，以就正于方家。 一 新中国文学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成就是进一步把文学科学奠定在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奠定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从而使整个学科产生了划时代的深刻变化。 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除了少数的文论家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较有系统、且具独特的视角外，大多均为经学式的注释，或如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那样的感悟性、印象性批评。本世纪以来逐渐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人本主义以及实用主义成果，从而使文学研究逐渐向现代转型，出现新的观点、方法和建构。而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则以强有力的影响传播到我国，也开始影响到文学方面的主张和阐释，从“革命文学”的提倡到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影响渐大，对文学史和古典文学研究虽也有影响，只是相对影响较小。这与当时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许多文学家主要从事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批评有关。新中国建立，则使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界特别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包括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对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尤其是对电影《武训传》、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唯心论的批判，都意图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其中也包括对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介绍，还包括对前苏联有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著作的介绍，使得人们在文学研究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积极性大大高涨。而高等院校普遍开设马克思主义的系列课程，则使文学研究领域新培养的年轻学者也普遍获得这方面的理论修养。 不必讳言，从50年代到60年代，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对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都不同程度地夹杂有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如此。但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把文学艺术看做社会现实生活反映的产物，看做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重视文学的审美性、典型性、人民性、民族性和历史真实性，重视文学进步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重视把文学的研究与产生它的一定历史背景相联系，在50年代末期已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主流性观点，并且在实际的文学研究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中外传统的关系在理论阐述和实际处理上，几十年来虽不无曲折和失误，但重视文学与政治的联系，重视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重视对中外传统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去创新，还是被大多数文学研究工作者所认同。当然，后来随着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乃至导向“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错误，使本来正确的观点也被扭曲，从而给当时已经大部分停滞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带来有害的导向。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思想界和文学界在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路线指引下，拨乱反正，批判和清理“左”的错误，包括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和理论是非，也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注：详见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文艺理论同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指明了宽广的道路。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决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引导我国各族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二十多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工作者面对改革开放的经济和文化环境，积极吸收当代世界各国的科学新成果，抵制来自西方的种种错误思潮，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切切实实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五十年来，为促进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我国学者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批著作，如50年代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以及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梅林、拉法格等论述文艺的著作；80年代以来出版了陆梅林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杨炳编选的《列宁论文艺与美学》、李准、丁振海主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先后编选的《周恩来论文艺》、《邓小平论文学艺术》等。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的发展，更有许多学者从事长期的研究。周扬在40年代即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论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发表了《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等重要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我国文艺实践的结合提出不少真知灼见。林默涵发表于1960年的《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一文，对毛泽东如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观点作了梳理和论述。新时期更先后出版了陈辽、吕德申、王善忠等分别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以及李衍柱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董学文等的《论邓小平文艺思想》等专著，都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 在指出马克思主义对新中国文学科学发展的主导性影响的同时，我们自不应忽视来自西方的其他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研究成果的影响。50年代，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和《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对西方从古希腊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理论论著作了相当广泛的译介，使我国学者拥有较为宽阔的学术视野，以利于文学研究的当代科学性的形成。而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本世纪我国学术界中西文化的第三次大规模撞击，属于西方科学主义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符号学，属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弗洛伊德学说、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文化心理革命理论、弗罗姆的新人本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姚斯的接受美学等也都先后被译介到我国。这时期对西方学者的新成果，虽也有些人不乏盲目崇尚、囫囵吞食之弊，多数学者还都能不同程度地做到有批判地吸取。这对于文学学科借鉴西方学者有价值的成就以增进自己的科学建设，应该说也不无益处。 二 新中国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的成就是全面地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深入探讨，在继承古典文论、借鉴外国文论并总结本国文学实践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文学理论的多层体系和多向度探索的格局。 文学理论在文学研究中具有全局导向性的意义，其任务在于揭示和阐释文学的种类、结构、本质和规律。因此，它属于带头的学科。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开展，以及各种文类、文体的探讨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本世纪以来，鉴于新文学的兴起，研究工作者也努力作出新的探索，但旧中国的文学理论，全面地揭示文学本质和规律的著作仍较少见。这方面体系比较完整的新著多出版于新中国建立之后。 50年代初，北京大学曾邀请前苏联学者毕达可夫来华讲授文艺学，使我国文艺理论界开始接触到“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学观点。其中包括对于文学党性原则的论述。只是毕达可夫讲授的是《文艺学引论》，内容并不怎样全面。后来又翻译出版了季摩菲也夫的《文学原理》，算是比较系统也比较有代表性的苏联文艺学著作。这之后，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文学著作于50年代中期便陆续出版。其中冉欲达、霍松林、吴调公、李树谦等先后推出各具特色的文艺学著作。1958年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一些高校尝试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体系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较有代表性的是山东大学编著出版的《文艺学新论》。其后周扬受命主持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在北京、上海两地组织学者编写文学理论教材，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广泛征引历代名家的有关论述，密切结合我国文学实践，努力揭示文学的社会本质与规律，包括文学作品结构的规律、文学创作和欣赏的规律以及文学发展的规律。这就是后来被国家教育部长期定为大学文科教材的叶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可以说，这两本著作代表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学者在文学理论建设方面的最新成就。两书结构虽不完全相同，但论述方面基本上都体现了原定的要求。在建国初十七年间，我国文学理论界还对系列理论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如美学问题、典型问题、英雄形象塑造问题、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等等。各种讨论虽然均无结论，但都促进了对于问题的深入的研究并影响到文学的创作。 必须指出，50年代中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乃至后来发展为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的运动，对我国文学理论的探索乃至学术的整体发展都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个事件不但使胡风和被株连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受到不应有的迫害，而且在很多年实际堵塞了就涉及的系列文艺理论问题展开自由的探讨（如文学创作中作家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现实生活和主观战斗精神，文学的真实性是否包含对现实阴暗面的反映，劳动人民到底有无过去统治阶级精神奴役的创作，等等），助长了文学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风气，从而也不利于文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文学理论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则完全处于停顿的状态。 文学理论思维的大活跃大发展则出现于社会主义新时期。 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理论路线的鼓舞下，首先拨乱反正，积极参加批判“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文艺路线，把被他们颠倒的所谓“黑八论”的是非，重新有分析地颠倒过来。而后又对文艺实践中富于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如文艺的特性和形象思维问题、现实主义和典型创造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文学创作中的人文精神问题等，从80年代到90年代先后展开广泛的讨论。而基本理论的建设方面，各高等院校率先推出一批新的文学理论著作，如王向峰主编的《文艺学新编》、王元骧主编的《文学原理》、童庆炳主编的《文艺理论教程》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除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前苏联学者波斯别洛夫的《文学原理》、荷兰学者佛克马、易布斯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等著作外，还推出了反映8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新水平的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杜书瀛的《文学原理：创作论》、王春元的《文学原理：作品论》。而其他学者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著作，如何国瑞的《文艺生产原理》、畅广元主编的《主体性文艺学》、林兴宅著的《象征论文艺学导论》、朱日复著的《认识论文艺学》等都从不同的视点去对文艺现象作出自己理论的剖析和论述。王元骧更发表论文提出应以实践论作为哲学基础来建构新的文艺学。他的观点得到朱立元等文学理论家的响应（注：1997年在河南大学召开的二十世纪文学回顾研讨会上，朱立元在发言中回顾本世纪我国文学理论以反映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得失，表示赞同王元骧教授的探索。）。这种多向度的文学理论探索仍在继续展开中。新近出版的萧君和主编的《文学引论》则以系统论的方法结构文学理论的系统，以“意象”范畴的分析作为起点，在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方面作出了新的努力。 新时期对文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不同层面与领域的理论探索也都有相当的成绩。其中尤以文学创作心理学方面涌现的著作最多。金开诚、孙绍振、叶纪彬、陆一帆、刘煊、鲁枢元、钱谷融、彭定安等先后都推出自己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对文学创作的心理过程和特点作了各有特色的考察和论述。这时期对不同文类的理论研究也得到相当的重视。像吴思敬的《诗歌基本原理》、杨匡汉的《诗学心裁》、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叶朗、吴功正分别撰著的《小说美学》以及李洁非、南帆对小说文体的剖析；谭霈生、朱栋霖对戏剧理论的探索，都对相关文体的审美本质特点和规律作出自己的理论阐述。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更力图在西方叙事学的参照中阐释中国叙事学的异同。如有的学者所说：“从理论上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对于西方学者甚为陌生的中国叙事学世界，初步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叙事学原理。”（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附录钱中文推荐意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而继何国瑞的《文艺学方法论纲》走向元文艺学的研究，深入论述了文艺领域辩证唯物史观的方法论；1998年出版的冯毓云所著《文艺学与方法论》一书，更对文艺理论的各种研究方法作了广泛的探讨与介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新的拓展和深化，都不无启示和借鉴的意义。 文艺美学作为美学与文学理论的中介学科，前辈学者早有耕耘的成果。宗白华、朱光潜、蔡仪等在建国前都曾进行有关方面的研究。50年代我国美学界曾就美的本质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其中便涉及现实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后来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和文化部系统编写出版的《艺术概论》都为我国文艺美学的前期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二十多年则是我国美学和文艺美学大发展的时期，许多美学家都出版了自己长期研究的成果，如《朱光潜美学文集》四卷、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王朝闻的《审美谈》、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蒋孔阳的《美学新论》以及施昌东、高尔泰等的美学论等，都对各自的美学思想展开深入的论述。坚持美的客观性的蔡仪学派在这时期推出了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和他个人撰著的《新美学》三卷。属于文艺美学方面的专著则以胡经之著的《文艺美学》、杜书瀛主编的《文艺美学原理》和曾庆元编著的《文艺学原理》较有代表性，体现了新时期这方面研究的新成就。王向峰主编的《文艺美学辞典》虽编写于新时期之初，也属于这方面条目相当丰富和翔实的工具书。 在批判地继承和清理古代文论方面，前辈学者像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便奠定了本世纪我国这门学科的基础。新中国建立后有更多学者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但到了新时期才有引人注目的更多成果问世，如蔡钟翔等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和王运熙、顾易生主持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侯敏泽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下卷和《中国美学思想史》三卷以及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大多数新著在占有材料的丰富翔实和爬梳理论线索的清晰方面均对前人有明显超越。而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更从先秦写到近代，兼具论列详备、重点突出的优点。至于古代文论的专题研究领域，成果更多，无论对儒、道、释三家文学理论的清理上，还是对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的阐释上，都做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近年文论界开展的关于古典文论范畴向现代文论转化问题的讨论，虽观点不一，但引起学界的普遍注意。 三 新中国文学科学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对中华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作出了专题的和全面的研究，先后推出了不同的文体史、地区史、断代史、思潮史、性别和族别文学史以及通史，并加强了文学史学的建设。 我国有着三千多年的文学传统，文学史研究一直是文学研究集中人力物力最多的领域。作为史学的一个特殊领域，文学史的对象首先是文学作品。有作品然后才有文体、作家，才有文学现象、流派、思潮和运动。文学史的任务是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恰当地评价在文学发展中作出不同贡献的作品、文体和作家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流派、思潮和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从而为读者提供有关文学发展的可靠历史知识和评价体系。建国初期，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第一部新文学史著作，就以自己独立的史观和资料翔实、论述明晰见长；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和《中国小说史稿》尝试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是较早从先秦写到近代文学的通史和文体史；还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等，虽各有优长与不足，也均因集中有雄厚的专家写作力量并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观点和评价比较稳妥而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这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皆曾被国家定为大学文科教材，为有关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历史性贡献。其缺陷则在于受到当时流行的“左”的观点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历史上确为我国文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但政治上不进步乃至反动的作家没有作出公允的评价或简单地抹煞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如对近代文学中的曾国藩、现代文学中的胡适等；另外，也因对某些时期和领域的文学研究不够，存在不少明显的空白，如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文学，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文学，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台港澳地区的文学等。 文学史研究真正深入和更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二十年。 第一，全国学者编著了大批中国文学的通史和断代史。 如林庚修订补充的富于个人独到见解的《中国文学简史》、南京师范大学等校中文系教师合作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三卷，都属从先秦写到清代的通史性文学史。而聂石樵的《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程千帆、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郭延礼撰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和唐弢、严家炎、黄修己、张毓茂等学者分别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著以及出版了郭志刚、陆士清、王庆生等分别主编的30余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都属于断代史方面的新收获。孔范今、黄修己更分别主编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由余冠英、邓绍基主持的通史系列，这期间也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曾计划编写四十五种，经各民族专家学者的努力，已完稿二十一种，正式出版的有十五种。马学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也于这时期出版。新出版的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计550万字，不但贯通古今，且兼揽各民族文学和台港澳文学，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国内有关专家支援下、三代学者积四十年研究的成果，虽还有不足之处，仍可谓是集大成之作。上述文学史著作多数不但论列作家众多，加强了以往研究不足的许多薄弱环节，如北朝文学、五代文学、辽金文学和近代、当代文学、以及百年来台、港、澳文学的研究空白；而且在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和流派的研究方面更加深入，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方面也更加允当，在翔实深入把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文学发展规律还作了某些有益的探讨。 第二，文体史、思潮史、流派史与地区文学史的编写也有突破性的成绩。 文体史如北京大学修订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稿》、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散文史》、张庚、郭汉城的《中国戏曲通史》、许总、郭维森的《中国辞赋发展史》、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葛晓音的《八代诗史》、许总的《唐诗史》、《宋诗史》、杨海明的《唐宋词史》、张晶的《辽金诗史》、陶尔夫、刘敬圻的《南宋词史》、严迪昌的《清词史》以及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俞元桂、范培松、林非先后编著的三种《中国现代散文史》、姚春澍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和其他学者编著的当代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史；地区文学史如冯健男的《晋察冀文艺史》、文天行、吴野的《大后方文学史》和刘登翰、古继堂等分别编著的台湾文学史；思潮史如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刘增杰等人的《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已出三卷）、吴中杰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和马良春、张大明等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上述著作不但填补了空白，深化了有关领域的研究，并且多以资料的翔实和论述的客观获得学界的重视。 而张松如（公木）主编的九大卷《中国诗歌史论丛书》，分别论述了从先秦到明清的中国诗歌的历史流变，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挑选有代表性的关键年代对20世纪我国文学的发展作出剖析，都属于多人合作的煌然巨著。此外还有像盛瑛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史》等不同视角和文类的文学史著作。 第四，文学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获得初步开展。 鉴于近一个世纪来文学史研究成果众多，但又迫切等待新的突破，因而回顾成绩，总结经验，进一步探讨文学史建设的理论，已提到日程上来。这方面像郭英德等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陈伯海的《中国文学史之宏观》、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王钟陵的《文学史新方法论》、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邓敏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等，依据不尽相同的知识结构，从不同的时空对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作出自己的宏观把握与理论探索。众多努力都意在使这个领域成为新生长的学科。 第五，与文学史有关的专题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也有多方面的成绩。 这方面的论文与专著可谓车载斗量。既有对于文体和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也有对于文学史中的重要文学现象的探讨。像袁行霈对古代诗歌的研究、褚斌杰对古代文体的研究、陈贻焮对杜甫的研究，像罗宗强对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葛晓音对汉唐文学嬗变的研究、张锦池对《西游记》的研究，李汉秋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孙玉石对现代新诗的研究等，都具独自的优势。新时期以来，文学史方面专题研究出版的著作达数百种。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而论，就有施议对的《词与音乐的关系》、张锡厚的《敦煌赋汇》、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蒋寅的《大历诗人研究》、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和他主笔的《中国新文学图志》、樊骏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胡明的《胡适传论》、刘纳的《论“五四”新文学》、赵园的《北京：城与人》、刘扬体的《论鸳鸯蝴蝶派》、王淑秧的《海峡两岸小说论评》等等上百种。这些论著以及全国众多学者撰写的作家评传、作家论、作品论和流派论，也都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和扩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应当指出，建国后我国学术界所开展的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于推动文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历史上的作家作品起了重要的作用。俞平伯是“五四”以来“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权威学者之一。他对《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考据下了不少工夫，对旧红学的索隐派观点也有过一定的批判。但他也受胡适的唯心论和实用主义的影响，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存在某些局限。1954年由青年学人李希凡、蓝翎肇始，受到毛泽东推重和推动的对俞的批判，后来更发展为全国性的对胡适唯心论的批判，不仅声势浩大，而且影响深远。尽管其中不乏 “左”的表现，但由这个批判，兴起了“红学”研究的新高潮，不仅当时涌现了大批论文，后来俞平伯、何其芳、李希凡、蒋和森、吴世昌、周汝昌、冯其庸、邓绍基、刘世德等都有新的著作问世。新时期更有王蒙、刘心武、克非等作家加入研究“红学”的行列。因各人视角和观点的差异，或论述其历史背景、文化内涵、艺术特色，或考据作者的家世、生卒年月和不同版本及其批注的真伪得失，倒见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其他，如对《水浒传》、《金瓶梅》等作品也因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推动，产生了大量论文和若干专著。鲁迅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受重视，出现了大批成果。除李何林、唐弢、陈涌、王士菁等老一辈学者曾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新时期更有林志浩、林非、许怀中、刘再复、陈漱渝、杨义、王富仁、张梦阳、汪晖等大批中青年学者继续付出许多努力。袁良骏主编的《鲁迅研究书系》便收有十五位学者的新著，在深度和视角方面均有新的开拓。他所著《鲁迅研究史》更对半个多世纪来我国“鲁学”的发展作出历史的梳理和回顾。 四 新中国文学科学的另一方面的重要成绩在于，文学批评以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为主导，逐渐积极开展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多层面多方位多方法的评论。 鲁迅曾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注：《看书琐记（三）》，《鲁迅全集》第5卷第444页。）文学批评是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的重要一翼。文学批评工作者作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既向广大读者介绍和阐释作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向作家反馈广大读者对作家作品的意见，并且在广泛比较的视野里，去鉴定一些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批评家的思想理论修养和审美理想情趣，通过自己的评论文章，常常影响到作家和读者，从而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研究虽有区别，彼此间却又有密切的关系。文学批评工作者需要从文学理论去获得自己的批评根据和准则，同时通过批评又将宝贵的文学创作的新鲜经验升华为新的理论；而文学史从一定意义上看正是宏观性的批评，作为文学批评工作者，文学史方面的丰富知识又是不可少的。批评的积累则为文学史的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如上所述，我国历代文学批评多限于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之类的感悟性、印象性批评。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由于新的文学观念的确立和外国文学理论的引进，具有现代科学性的文学批评才渐次建立。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胡风、周扬、李健吾、何其芳等从20年代到40年代都先后写过很有影响的批评文章。新中国建立后，更有大批理论批评家都为文学批评作出自己的贡献。当时活跃于文坛的理论批评家既有像郭沫若、茅盾、周扬、冯雪峰、邵荃麟、林默涵、张光年、陈荒煤等处于文艺领导岗位的老一辈评论家，也有像胡风、何其芳、冯牧、侯金镜、陈涌、钟惦□、于黑丁、胡采、毛星、魏金枝、叶以群、王西彦、孔罗荪等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批评家，还有新成长的像李希凡、蓝翎、戴不凡、唐因、唐达成、敏泽等批评家。他们在扶植新的作家作品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对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赵树理的《三里湾》、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以及李□、峻青、王蒙、茹志鹃、李瑛、公刘等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都发表过有相当力度的推介和评论。由于前十七年受到政治的密切制约和“左”的思想影响，文学批评卷入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到了60年代，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影响下，文艺批判的范围更加扩大到许多的作品。 上述不正常状况的扭转则发生在社会主义新时期。这时期由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学批评在纠正左倾思潮后，新人辈出，评论活跃，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从80年代到90年代，虽面临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问题，如出现商业性的“广告评论”以及评论队伍近年的流失和评论力度的减弱，总体上评论的成绩还是主要的，也是建国以来最为显著的。这表现在： 第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批评获得了坚持与发展。 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使文学批评思维摆脱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左”的弊病，逐步走向观念和方法都日益多样化的格局。尽管一度曾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仍然得到坚持与发展。首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文艺思想普遍被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家所重视，像周扬、林默涵、夏衍、张光年、陈荒煤、冯牧、胡采、陈涌等仍活跃于这时期的老一代批评家，于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在文学批评领域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其次，大批中青年批评家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也先后努力学习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点与方法，出版了大量著作，既充分肯定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不良的创作倾向也作了一定的批评，从而有力地捍卫了文学艺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如果没有上述理论批评家的努力，扫清了前进道路上许多思想障碍，后来文艺的繁荣便难以想象。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就收列荒煤、冯牧、胡采、陈涌、王元化、洁泯、朱寨、李希凡、张炯、阎纲、刘锡诚、陈丹晨、谢冕、缪俊杰、王春元、顾骧等二十二位评论家的选集以及后来由漓江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等分别出版的一批又一批包括李准、丁振海、谢永旺、雷达、何镇邦、冯立三、何西来、陈骏涛等评论选集的丛书，便大体反映了美学的历史的批评的发展状况。 第二，多层面、多视角、多方法的文学批评得到广阔开展。 由于大批硕士、博士的新生力量的加入，文学评论工作者分布各地的总体人数有很大增长，知识结构和研究视角也有很大差异。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儿童文学、报告文学乃至军事文学和通俗文学无不涌现专门性的评论家群。全国几十家专门的文艺评论期刊和两千多种报纸的副刊都发表评论文字。批评著作的众多和批评思维的活跃，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有大量以具体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微观批评，更有越来越多以作家作品群、以文学现象、流派和年度运动态势、地域运动态势为研究对象的宏观批评；不仅有纯文学视角的批评，还有侧重政治视角、文化视角、生命视角和心理视角的批评；不仅有辩证唯物史观的批评，还有主体论的、系统分析的、神话原型的、比较文学的、符号学的、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的等等不同理论方法的批评。文学批评多向度的发展，表现出批评思维的活跃，促进了文坛的“百家争鸣”，也丰富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 为了促进评论工作的开展，中国作家协会成立有理论批评委员会，新时期还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有的省市更成立有文艺评论家协会，如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这对于团结和培养文艺评论和当代文学研究队伍，都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五 中国文学研究还包括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儿童文学和比较文学等。这些领域在建国初研究的基础都比较薄弱。而在新时期则获得引人瞩目的发展。不但学科理论建设普遍受到重视，而且各方面的研究均成果累累。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会长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成立了由贾芝主持的民间文学研究组，遂使这方面的研究获得大面积的开展。上述两个机构在组织人员从事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的工作中也受到各地这方面研究工作者的支持和帮助，从而编辑出版了许多民间故事和歌谣集，并积累了丰富的民俗文化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学于1958年编写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史》，是当时“大跃进”的成果，虽存在不少缺陷，但毕竟是继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之后的又一大部头的著作。从50年代到60年代，《民间文学》杂志便刊登过许多搜集加工过的民间文学作品，《民间文学论坛》杂志还发表了有关学者的许多富于独到见解的论文。但那时由于政治运动多，研究工作者尚来不及进行更加系统的理论建设和更加深入的课题研究。这方面的工作结出丰硕的果实则主要在新时期。例如，在理论建设方面，出版了钟敬文和乌丙安分别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论》以及段宝林的《民间文学概要》、陶立＠⑤的《民族民间文学理论基础》等；具体门类的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以神话研究为例，像袁珂的《中国神话史》、潜明兹的《中国神话学》、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邓启耀的《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以及刘魁立、马昌仪、程蔷编的《神话新论》等，便展示了神话研究方面视角开阔的广泛成就；民俗文化研究作为这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的热点，更以空前规模展开，像姜彬主编的《吴越民间信仰民俗》一书便对吴越地区的民俗文化与民间文艺的关系作了极有价值的广泛考察与研究。此外，这时期全国范围内还对民间故事、传说、歌谣也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整理、阐释。还编纂出版了分别由钟敬文、贾芝、马学良担任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仅江南地区就搜集和整理了民间长篇叙事诗三十多部，改变了过去认为汉族缺乏这种作品的认识。工具书方面祁连休、萧莉主编的《中国传说故事大辞典》、姜彬主编的《民间文学大辞典》也都以充实的篇幅，为读者介绍了有关学科的广泛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推行民族和睦与平等团结的政策，积极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包括培养自己的作家、繁荣自己的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才于各地均陆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人员也才逐步成长起来。建国初的十七年不但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区的民族学院，成立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学系，中国科学院还成立了民族研究所。这些机构对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其关系，包括文化民俗和文学艺术都先后开展了调查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初步的成果，从而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前进的基础。可惜，这个过程也被“文化大革命”打断。因而这方面主要的研究成绩的取得也在新时期。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各地学者合作的基础上，编写和出版了由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三卷，对全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况作出虽然简要但是普遍的介绍；其后，马学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吴重阳编著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观》、李鸿然主编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特赛音巴雅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以及其他学者分别编写的族别文学史也于80年代陆续出版。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下开展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编写，在各地民族文学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现已完成出版蒙古族、维吾尔族、满族、壮族、侗族、藏族、苗族、瑶族、土家族、布依族、纳西族、京族、毛南族、白族、仫佬族等的文学史，从而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还有些民族的文学史也完成了定稿，等待出版。这时期还积极开展了各民族英雄史诗如藏蒙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等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与研究工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新疆等地区的许多艺人和学者均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史诗研究方面还先后推出仁钦道尔吉、降边嘉措、郎樱、杨恩洪等学者的系列专著。该所《民族文学研究》季刊的创办，更为多方位、多视角、多层次的民族文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园地。目前，全国已经成长起一支可观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队伍与翻译队伍，著作数以千计，初步奠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二级学科的比较扎实的基础。 儿童文学是指供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包括儿歌、童话、寓言、儿童小说和戏剧以及科学小品等。在旧中国自“五四”后经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高士其、贺宜等作家的耕耘，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奠定了相当的基础。但研究力量相当薄弱。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上海各地先后成立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并创办了专门发表儿童文学创作的刊物。这就初步培养了一批熟悉儿童文学的人才。老一辈儿童文学家像陈伯吹、贺宜、包蕾等都出版有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方面的著作。“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获得巨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也才有较大规模的开展。浙江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各地少年儿童出版社均有一定优势。理论方面出版了蒋风的《儿童文学概论》、浦漫汀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班马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文学史方面则出版了蒋风、陈子展分别主编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马力的《世界童话史》、金燕玉的《中国童话史》以及张美妮主编的《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大典》等。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批评方面，这时期也有很大开展，已初步形成一支儿童文学评论队伍。像樊发稼、束沛德等的儿童文学评论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比较文学在建国后曾长期被漠视，这一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是在新时期。二十年来这个兼顾各国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学科，不仅出版了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陈惇、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等理论性著作，还涌现了像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1898—1949中外比较文学史》、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曹顺庆的《中外比较文论史》、倪蕊琴等的《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在国外》、周发祥等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等力作，更有像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等诗学、小说学、美学方面的比较论著。而钱钟书的《管锥编》四卷，更以《毛诗正义》等十种古代典籍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广阔的学术时空里旁征博引中外古今千余种丰富的著作材料进行比较和稽考钩沉，阐发出许多精粹的学术见解和文学见解，成为这时期重要的学术研究著作之一。新时期在国家的支持下，由傅璇琮、周发祥主持开展了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影响的广泛研究。此外，文学研究所在董乃斌、程蔷主持下组织出版了《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已出版《符号学文论》、《系统美学》、《现象学美学》、《文学批评思维学》等27种），力图从多种视角和多种理论方法切入文学，发展边缘性的跨学科研究。从而在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之外，为比较文学开拓了跨学科研究的新的领域。 六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科学的巨大发展，以下几个方面是至为明显的： 第一，建国之初，我们不仅文学理论的基础薄弱，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存在大量空白，文学批评更缺乏专业的批评家群，其影响也远低于文学创作，对各种文体和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尤缺乏专业的系统的研究者，比较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更无人问津。而到了今天，我们可以说，世界上业已出现的文学各学科，我们也都有了。而且由于多层面多方位的研究和边缘性交叉性透视，我们对于文学的多重本质和规律，对于中国多民族多门类文学的特点和发展历程，对于新兴的各种文类，如报告文学、电影电视文学、科学幻想文学等，也都有了必要的研究和相关的系统知识。 第二，本世纪我国文学观念经历了从古代的泛文学观念到今天的审美的文学观念的演变，其中就包含着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刻进展。今天我们把文学作为以语言符号为传媒的艺术，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作为整个社会精神现象和社会结构大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个子系统，不但从语言和艺术的层面，而且从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层面，揭示了它的审美本质的规定；还从它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发展过程的动态现象，从它与人的心理、人的语言、人的社会生活、人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相互联系和制约中去考察它的复杂内涵，揭示它被创作和欣赏的过程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在研究中充分利用了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伦理学、符号学、美学和哲学的知识，运用了辩证唯物史观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数量统计等方法。这正主要是近五十年所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前三十年比较着重于对文学的历史政治内容的研究，那么后二十年则更多人逐渐转向对于文学以及它所包含的文化民俗内容的阐发，这个趋势目前仍在发展中，方兴而未艾。 第三，半个世纪前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限于汉族文学。鲁迅的文学史研究著作所以定名为《汉文学史纲要》正不为无因，实际符合当时我国文学史研究的视域。今天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不但包括了大陆各少数民族，还包括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文学，乃至分布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由于汉族文学在历史上长期没有发现鸿篇巨构的史诗和叙事诗，我国学者便认为中国没有史诗，也匮乏长篇叙事诗。而建国后由于对藏族、蒙古族史诗《格萨（斯）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以及南方云贵一带的少数民族长篇叙事诗《阿诗玛》等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便完全改变了以往的结论。而近年发现的江汉流域的《黑暗传》和吴越一带的几十部民间长篇叙事诗，更使旧的看法得到修改。长达百万行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其长度远远超过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超过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居于世界之首，并且艺术想象奇特，生活内涵丰富，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的奇葩。应该说，人们走向对于中华各民族文学的丰富多彩的认识，也正是新中国各族各地区文学研究工作者五十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 跨国度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在旧中国也比较缺乏，即使在建国初的十七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少。而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不仅视域开阔，而且从各个层面迅速走向深化，对中国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平行和影响的研究就出版了大批的著作；中国各民族之间以及不同时代的作家或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涌现了大量成果；人们对文学发展的历史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以及对不同学科的交叉嫁接，从而繁衍出新的边缘性学科，更成为我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和新的生长点。这种研究不但在巨大的时空视域内展开，而且从文学理论、文学史到具体的作家作品等不同的层面展开，不但考察外国文学对我国的历史影响，而且也把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列入研究的课题，出版了相应的著作。这些方面的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也主要是在新中国的年代、特别是近二十年才逐步做到的。 第四，在谈到新中国多层面多方位的研究体系的建立时，我们还应该提到文学研究领域的现代传播和交流体系也在建立。除了各种学会、研究会组织学术交流外，全国数百家出版社和文艺报刊、各大学学报都发表和出版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从国家图书馆到各地各学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在为文学研究服务方面所起的作用更非旧中国的少量图书馆所能比。近二十年由于电脑越来越普遍地进入文学研究领域，各种研究成果和资料编入电脑网络，正迅速形成更为便捷的传播和交流体系。文学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和文学科学的大踏步前进，与上述文学研究的传播和交流体系的建立、传播和交流手段的日益现代化正分不开。 第五，文学研究的出成果与出人才相联系。如上所述，新中国文学研究成绩的巨大，跟五十年来在这个领域大批人才成长起来密切相关。当今文学研究领域不但像钟敬文、季羡林、王朝闻那样的年过八九十岁的泰斗式人物仍然健在，还在从事著述；六七十岁的学术骨干则大多更在辛勤耕耘，而近二十年培养的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中青年学者，由于外语较好，学术视野有可能更为开阔，且处于最具创造力的年龄，其中许多人正迅速成长为新的学科带头人。而他们又能熟练地使用现代科研手段，尤利于他们在学术领域迅速推进。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作家协会的会员已接近四万人。全国各种文学学会、研究会的会员也超过万人。这都反映出新中国五十年来文学研究队伍的成长比之旧中国猛增数十倍之多。而这样一支宏大的队伍，正是未来中国文学科学将会取得更大成就的可靠的保证。 七 回顾半个世纪文学研究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前进，自然还应该看到不足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不必讳言，文学科学半个世纪本来是应当做出更大成绩的。其所以没有做到，自有种种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恐怕是来自政治领域的某些错误和政治对于文学学术的不适当的过多干预和干扰。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这样的时代由于社会的伟大变革波及各个领域，必然也深深影响到文学艺术及其学术的发展。为了保证文学艺术及其学术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作用，党的领导和正确政治方向的坚守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文学艺术及其学术毕竟不等于政治。文学艺术创作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丰富多彩的审美需要，而文学艺术科学的追求则在揭示真理，揭示客观地存在于文艺现象中的本质与规律，满足人民对于文艺知识方面的认知，从而更自觉地促进文艺的健康繁荣。文学艺术及其学术的发展自然离不开社会历史的发展，并受到社会历史发展、包括政治领域发展的制约。但它们又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即文艺科学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利用前人的思想资料和研究成果，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因而党和政府实施对于文学艺术及其学术的领导，既必须十分注意保持政治方向的正确，还要充分认识到文艺与政治的区别，认识到文艺求美和文艺科学求真的特性，认识到政治违背艺术和科学规律的过分干预不但不能促使文学及其研究获得健康发展，反而会妨碍它乃至损害它的发展。新中国五十年中，前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文学科学发展上所遭到的挫折，很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方向上出现了偏差，以及政治对文艺的不适当的过分的干预和干扰，从而使文艺工作者包括文学研究工作者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乃至完全不能工作。这对于学术前进的损失是巨大的。后二十年的成就远远超过前三十年，则主要也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方向的正确，同时又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也不再强调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党和政府对于文艺及其科学的领导充分地尊重文艺及其科学的特点和规律。 其次，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实践看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 毛泽东早就指出，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 实际上在学术领域它也是有利于探索、有利于揭示真理、有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世上万事万物都处于运动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个从多种侧面和层面揭示其本质和运动规律的过程。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穷尽真理，都不可避免会有自己时代的和个人的认识局限。因而学术界密切联系实践的不同探索，重视不同观点与学说之间的互补和互辩，对科学的发展就十分重要。在学术上排斥多元，独尊一元，就容易禁锢活跃的学术思维，走向思想的僵化，不利于调动个人的创造智慧，不利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建国初十七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从多元走向后来的独尊一元，乃至导向“文化大革命”和个人迷信，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而新时期各种科学包括文学科学在内都获得空前未有的繁荣和发展，正是既注意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又坚决贯彻执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方针，而且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做到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从而得到一元主导、多元活跃的结果。 复次，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它的文艺理论于文学研究，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广泛材料，从中引出和认识固有的特质与规律，一定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 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为了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而解放思想又非胡乱解放，必须回归于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到处乱套，这就违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也违反马克思主义本身。不对具体情况作深入研究的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1958年大跃进中文学界开展所谓对“资产阶级观点”的学术批判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编写文学史，大方向虽然正确，而毛病多出在强调解放思想却未能做到实事求是，以致出现把民间文学都看作是好的，一概尊为“正宗”，而把剥削阶级出身的作家则均视为异类，往往大加批判。这种违反历史主义、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表面强调解放思想，实际正与教条主义的思维定势分不开。以致当时那些研究成果大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到了新时期，有些人从反对教条主义却走向背离马克思主义，乃至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们所鼓吹的观点甚至又退回到早被马克思主义所批判了的西方学者的旧观点上，从而实际上损害了文学科学的真正前进。有些人在引进西方现代学者的某些学说时，同样脱离我国文学的实际，将适用于西方文学的一些范式，胡乱套用到中国的文学现象中来，貌似解放思想，实际也违背实事求是。这当然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因为那样做，其研究成果同样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于科学的前进并无真正的裨益。 再次，要把学术的发展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实施，根据国家发展的整体需要和学科原有的基础，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合理配置人力物力，兼顾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促进各学科相互协调地发展。 文学科学包含诸多二级和三级学科，彼此都有紧密的关联。文学理论的发展有赖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开展所提供的事实根据与思想启示，而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突破往往又有赖于文学理论的指导和突破。在各学科的发展中，基本理论的研究无疑是最重要的。然而基本理论方面的任何突破，都必须以大量的文学实践资料和事例作为令人信服的论据，还有赖于其他兄弟学科提供的新的研究成果。在文学研究中占有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同样是基础性起始性的工作。新的观点必须从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中形成，而非先验地强加于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因而文学科学的推进同样是一项各学科密切联系、互相促进的系统工程。不重视资料的积累、收集、编纂和出版，不重视基础扎实的理论探讨，只重观点的时尚，而心气浮躁，急功近利，违背科学研究和探讨的规律，那是很难使文学科学真正获得前进的。五十年来，我们有过“大批判”、“大跃进”的教训，也有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求经济效益，学术上粗制滥造，不问社会效益的教训。这两种情况下，都不仅不能产生学术精品，而且从整体上往往欲速则不达，难以全面推进学科的突破和进步，反而浪费了许多的人力和物力。半个世纪以来许多重要学术成果的取得，正是加强系统性的宏观规划，重视目标与力量的合理配置，注意调动集体的合力优势和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结果。像60年代初百多种大学文科教材的高质量编写和新时期诸多大型项目与经过长期潜心研究而得的硕果性著作的完成，就属富于启示性的范例。 综上所述，新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虽有起伏，也有不足和值得吸取的教训，但半个世纪间我国文学研究界所做的工作远超过本世纪的前五十年。或者也可以说，正因为前人已经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才可能获得空前的成就。当此走向世纪之交、人类正迎来 21世纪的曙光之际，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正迎来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学术昌明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有理由期待全国各族各地区的文学研究工作者将和整个学术大军一起，去为取得更多更丰硕的研究成果，作出自己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更加卓越的新贡献。 【作者简介】张炯，1933年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所前任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