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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1949－1999》出版已近三年了，但我却没有在重要的刊物上发现对这套文库真正有份量的评价。这或许是因为我的阅读范围过于狭窄，但恐怕也不无其他原因。对于大多数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少数民族文学，不是被视为次一级的学问，就是被实际当作“圈外”的事情，因而对以汉文化为主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来说，就很容易漠视这类出版物。这样说，当然有批评主流“中国文学研究”圈子的意思，但是反过来，并不能把这种实际存在的不正常的“圈内”“圈外”的现象，都归罪于汉文化中心视野的狭隘、傲慢。其实与之对等并存的还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封闭性。造成这种相互封闭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两个圈子的具体研究者，而在于依据“汉族”/“少数民族”这种二元分割前提对“多样性中国文学”的简单切分。因此以我已往的经验，作一个很不符学术规范性的猜测，那些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为任务的期刊，一定比较重视这套文库，但是具体的文字，很可能依然是从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角度做文章的，仍然难以冲破圈子的束缚。由此而言，我这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半圈内人”，冒昧地尝试对这套文库说点什么，或许就有了冲破界限、寻求沟通的“合法性”。 不过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圈外人士的身份，自己并不具备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进行实质性全面评说的能力。在此我只准备对其中的《理论评论卷》进行解读，而且我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读者，一个有一定文化批评敏感性的不想回避问题的读者，对其所涉及的“少数民族意识”的自觉性追求这一重要问题，谈点看法。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理论评论卷》（以下简称《理论评论卷》）共收录33篇文章，只有一篇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这似乎不足以显示半个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完整流变。但就在有限的篇幅里将理论历史演变的重点突出出来而言，显然这种看似不平衡的取舍是恰当的。因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全面的攀升，形成于本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也就是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间，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内里，真正出现了出身于少数民族自己的并且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理论和评论队伍。”（《理论评论卷》，第3页，下面的引文凡未给出处者，皆引自该卷）其实这样取舍的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近二十年来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民族意识”（在《理论评论卷》中，它常常就被简称为“民族意识”）的自觉性上。从前到后阅读《理论评论卷》，可以发现它所收录的14篇宏观或抽象思考少数民族文学的文章，（其它19篇大致是论述某一族别的文学发展和具体的作家作品论）正好勾勒出了这一“民族意识觉醒”的基本理论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该卷的第一篇文章，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代表了80年代之前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定位：“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1页），“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和作家队伍的迅速成长，充分证明了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的正确性……各民族的专业和业余的文学工作者们，必须遵循毛泽东文艺思想、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努力贯彻党中央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文艺政策！这样，我们才能锻炼和提高自己，为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第11页） 第2、3、4三篇大致可以看成是第二阶段的成果。这一阶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意识”的追寻这一当代课题，已经明确，但文章的理论框架还未得到质变，基本可把它们视为过渡阶段的言说。在文章结构上它们与老舍的那篇基本一致，属于报告体：首先回顾少数民族文学所走过的发展历程，由此证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后指出不足、指点今后的任务并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虽然由于中国政治文化形势的变化，少数民族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等政治要求不再重提，但“少数民族亲文学从它兴起的那天起，就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25页）这一理论前提，则仍然鲜明地指导着这几篇文章，“民族意识”的追寻，还是处在从属的位置。不过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由一致性向差异性、由社会主义性向民族性的演化。这种演化到了（《精神的觉悟与创作的突变��试评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态势》）就形成了质变。它不再去进行什么感恩式的回顾，更不去考虑什么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前提，而是直接将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放在与汉族诗歌写作比试的位置，质疑汉族文学“虚妄的‘大哥意识’”（第189页）。真正完成了突破性的文章是《从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崛起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前景》。它不仅全面突破了传统的寓于社会主义文学框架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言说，以独立的民族本位性思路取而代之，而且还实质性地将少数民族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加以评说。上述思路的变迁，在本卷中大致到了《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和《略论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就告一段落。 以前面简略的勾勒来看，或许可以说近二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整个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一致的，经历了由封闭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演进。然而不必细加比较，只要敢于正视历史，很容易看出，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自觉推动力，是民族意识独立性的追求，而汉语主流文学走向世界，则是由与族性无直接关系的意识形态抗争和文学自主性追求推动的。如果说，差异追求、族性话语，是当代世界文化的主导倾向之一，那么，尽管收录在此卷中的相关文章的具体修辞和基本思路，还基本属于现代民族观，但其意识的重心所指，就已经决定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要比新时期汉语文学更早进入全球化的当下性。或许是出于这种当下性、或许还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理论评论卷》的最后几篇文章，如《论诗的个性化》、《从文体的归属到文化的超越》、《多元格局中的自由抉择》等，更多地思考了民族意识追求与个性、世界性、多样性的关系。将其与前面所论的篇章结合起来，就形成了近二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意识演变的整体过程：“民族意识”从“社会主义”统一意识中的觉醒－表现“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之域中的独立－全球化语境与本土文化多样性语境所促使的对“独立民族意识”的反省。 这一理论演变过程，与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实际发展是一致的，这种共同表现于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辨中的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追求，实际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对“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建。这种重建的努力是有充分历史合理性的。因为1949年之后所推行的长达约三十年之久的社会全面改造，使包括汉族、各少数族群在内的具有各自传统特色的“民族”文化遭到了严重的创伤，因此很自然，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路后，也就开始了重塑自己的国家身份和文化身份，而国内各个不同的族群也开始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重塑自己的文化身份。所以，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文化身份的重建，既是对过去极左路线的反动，也是中国文化变化的新构成要素。不仅如此，“少数民族文学”既与汉族文学一样，都承受了过去强制性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且比起汉族文学来，它们还更多了一层汉族主流文化的压力。文学及文化领域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拆解，并不能自然消除文化领域中所存在的实质性的不同族群文化发展的不均衡状况，文学的“少数民族”独立意识的诉求，就是对这种不均衡性的反应、质疑。因此少数民族文学通过本民族意识的追寻，来重建“自我文化身份”，就具有了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合法性。 但是文化身份的重建，决非简单地重归或重新书写“被遗忘了的传统”，这里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相关的问题：1、民族性、民族意识究竟是本原的存在，还是建构的；2、应该怎样处理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在《理论评论卷》中，它常常被简称为“民族意识”）的追求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整合性的关系；3、“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性与“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性是同一层面的吗；4、少数民族文学“民族身份”的重建，能否跳过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而直接与世界文学发生关系；5、“民族意识”的建构是合理的，但是否也潜藏着非历史合法性的逻辑，它是否隐含着导向民族分裂和冲突的危险……主要由于本质性民族观的持有，加之此类问题的现实敏感性，它们不是被《理论评论卷》放逐或忽略了，就是有所涉及也缺乏深度。不妨稍作检视。 对第2个问题，有些文章是有所意识的，但是作者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使少数民族文学将“民族意识”从“无意识”状态中唤醒起来，同一性、整合性的问题对于《理论评论卷》中的大多数作者来说，至少不是现在所要操心的；就算是有所意识的，也离直接、深入的思考很远。另外对于第3个问题，由于该卷的作者所持的都是含混的现代民族观，他们实际上把两者混同了。《理论评论卷》中几乎所有的文章，在谈到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时，都直接将它提升到世界文学的层面上。而单篇文章的这种处理，自然使得前面所梳理的“理论演变史”，在强调了“民族意识”自觉后，就跳过少数民族文学的自立与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直接跨入到“民族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文学关系的思考。其实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角度看，“中国性”层面的问题，显然比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来得更重要，在相当的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所谓“世界关系”的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少数民族文学的“世界关系”的思考，可以说是伪问题。 之所以跳过“中国性”直接进入“世界性”，是与对第5问题的有意或无意的回避直接相关的。尽管人们可以不去直接碰这样敏感的问题，但实质上只要强调少数民族意识的自觉、只要去有意识地重塑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就不可能完全回避文化冲突问题。而具体到少数民族文学独立意识的张扬，相关的不容易回避的直接问题就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关系。《理论评论卷》中的一些文章在这方面的论说，虽然远不够充分，但相对还是比较具体。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大致属于比较传统的老调重谈，基本只是简单地重复，各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同属于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既要充分重视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又不应该排斥向汉族文学的学习，从而求得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第二方面的思考比较切实。例如《精神的觉悟与创作的突变��试评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态势》一文，所选择的角度就比较恰当，既将少数民族诗人的汉语写作纳入到新时期文坛的整体构架中加以审视，而且具体问题的切入口��“先锋诗歌”��也具有将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与汉族作家的写作加以有机比较的可能性。而且作者还有超乎此视野的意识，将少数民族文学诗歌的汉语写作，视为“构架全球性华语多维诗歌的开拓性宏伟工程”之一部分。（不过可惜的是，这篇文章结论、宣言多于实证和分析，浪费了一个很好的选题）这种工程的建设，自然不可能是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意识独立性追求的主要目标，不仅“民族”同等独立性的追求是言明或未言明的目标，而且某些更为激烈的观点，也变形地进入到了这部仍属于体制文化系统的《理论评论卷》中。例如《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一文所转述的“宁肯欧化，也不汉化”的提法（第483页）。在《理论评论卷》中，唯有这篇文直接正视并切实讨论了强势汉文化、汉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抑制性现实，但是对此现实的指认，并没有将作者引向偏狭的对立思考，相反他分别从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三方面，思考如何才能构建各民族文学互动的多元发展格局。这样，从跨文化的角度思考问题，“对‘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独特地位的确认”，就不是去制造鸿沟与壁垒，而可能“意味着在中西比较的参照系之外又找到了另一个比较系统��中国各民族文学”（第407页）。 由这些内容来看，《理论评论卷》的相关讨论，不仅对现实的各民族文学复杂关系还是比较慎重的，同时对强化“民族意识”的理念也有所反省。但是这些反省，既不直接也非常有限。主要问题在于“本质”民族观的持有。由本质民族观出发去重建“民族文化身份”，不仅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上，同样也表现在具体的创作上：这种势头在“八五寻根热”中得以显性化，进入到九十年代之后，由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东渐，更被大大强化了。由于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弱势文化群体的亲缘关系，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群体很容易接受它。但是这类接受，往往可能是本能关注后殖民理论对殖民主义、西方强势文化的批判，却忽略它对民族文化身份建构性的洞见。而正是在这一方面，既包含了对殖民扩张以来形成的西方强势文化的有力解构，同时也提醒我们警惕随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传播开来的民族独立意识的危险性。就此而言，我以为加勒比黑人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对此处思考的问题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霍尔指出，黑人“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今天不能再继续沿着过去“本质性”的文化身份立场去重构黑人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根本就不是固定的本质，那毫无改变地置身于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内在的、历史未给它打上任何根本标记的某种普遍和超验精神。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我们可以最终绝对回归的固定源头。当然，它也不是纯粹的幻影。它是某物……它有历史……过去对我们说话。但过去已不再是简单的、实际的‘过去’，因为我们与它的关系，就好像孩子与母亲的关系一样，总是已经是‘破裂之后’的关系。它总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建构的。”（此文收于《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12页）对于加勒比黑人来说，在定位和重新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时，至少要考虑三种“在场”关系：“即非洲的在场，欧洲的在场”和“美洲的在场”。“非洲的在场是被压抑的场所，”是“久已失去了的声音”，但事实上它又无处不在地隐藏于加勒比海的文化生活中。而相对于非洲的在场来说，欧洲的在场是显性的，是“关于排除、强行和侵占的”，正是它的出场造成了“权力与抵抗、拒绝与承认之间的对话”，但是加勒比黑人绝对不能够将欧洲在场的权力，简单地视作外在性的力量，加勒比黑人在抵抗欧洲在场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又将其中的部分因素，纳入到了自己新的文化身份中。而“美洲的在场”，也就是“新世界”的在场，“这是许多文化支流交汇的枢纽，”对这一在场的指认“不是指我们这些分散的族群，只能通过不惜一切代价回归某一神圣家园才能获得身份的族群，即便它的意思是强迫其他民族进入大海。这是旧的、帝国主义的、霸权的‘种族’形式。”相反，“新世界为我们构成了地点，一个转换的叙事”。在这里，一切差异性和多样性相互碰撞、杂交，以“一种综合动力跨越一整套文化形式批判地占用主导文化的主符码的各种因素，将其‘混合’起来，肢解给定的符号，重新阐述其意义”。（这几处引文见《文化研究读本》，第216－222页）。 参照霍尔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中国少数族群的文化身份的重构，也存在着三种在场关系：“‘原初文化家园’的在场”，“汉文化的在场”，“中国的在场”。今天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族群，无论是像蒙古族、藏族这样的原住地族群，还是回民、满族这样的“散居族裔，都早已告别了自己的原初文化，整体性的未被污染的本原性民族文化家园，根本不存在。它们充其量只是一种想象的神话，作为传统，广泛地存在于语言、诗歌、民间故事、传说、小说、礼仪、习俗、行为习惯等各个方面。而这正相当于霍尔所说的“非洲的在场”。但是这种相当也只是文化身份建构的“原初文化神话性想象”意义上的相当，“非洲在场”所包含的“历史－现实的实在性”、“失落的家园性”、整体性等在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重构中，没有简单的整体性对应存在。现实的中国少数族群的分布状态，无论是其历史还是现实，都与加勒比黑人的散居状态不同。与此相同，我们或可以把“汉文化的在场”比拟于霍尔所说的“欧洲的在场”，它是显性的、实在的，甚至“是无休止言说的一个例子”，（《文化研究读本》，219页），它也关系到了但却不象是“欧洲在场”那样“引进了权力的问题”，打破了中国“‘差异’话语中的清白”（《文化研究读本》，219页）。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汉族、汉文化的在场”，的确常常是代表着权力的主导方、构成了对少数族群过度言说的文化“霸权”。但它却并非总是如此，它也曾不止一次地被置于被压抑者的地位。它与其他少数族群所形成的现实状态之历史原因，不是欧洲白人式的殖民和贩奴的相类行径，虽然在这中国的历史中，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相似的行为，但经决不是主导的、单一民族的行为。所以更不能将其简单理解成为恶的渊薮，与生俱来的霸主；尽管我们不能否定它作为主流文化对非主流少数族群文化所构成的事实抑制。对于中国少数族群文化身份的建构来说，第三个在场，应该是“中国的在场”。同“美洲的在场”一样，它“与其说是权力毋宁说是土地、地方和领土的问题。这是许多文化支流交汇的枢纽”，但它却不是“来自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陌生人相互冲撞的一片‘空旷之地’”，它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美洲的被“殖民者掏空了”的历史，（《文化研究读本》，第220页）在这块大陆上，各民族交往的历史，无论是融洽的交流还是相互的冲撞，都已经上演了数千年之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在场”是古老的在场；但以往的民族交往史，并没有给我们建构起一个经得住新的历史情况和全球化挑战的多样和谐有机共存的“文化中国”，所以“中国的在场”的的确确又是一个等待着中华各族群去开拓、去重构的“新世界”。如果说加勒比黑人的“文化身份”的重构之主要动因，来自对西方殖民历史、对压迫性的白人主流文化的反抗，但他们中的部分知识者都已对文化身份的建构性、相对性、杂交性有了清醒的自觉，那么我们还有理由，依然魅惑于现代本质民族观，坚信文化身份的确立，“自我形象”的展示，终将随着“主权与民族的自决 ”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到来吗？（参见乌热尔图《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读书》1997年2期） 这里我还想对前面已指出过的不同层面“民族”概念的混用问题再多说几句。“民族”，可能是最富有话语能量的现代词汇之一。它既推动了早发性现代国家的生成和全球扩张，也唤起了第三世界民族的自觉，将他们团结起来、鼓舞着他们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现代的民族观常常将特定民族与特定人种结合起来看待，从而民族似乎就有了“自然”、“本质”的属性。但是当今世界上由单一人种构成的国家是少之又少，“民族”基本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二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意义上的民族。两种含意的混用，在国中1949年之前就已存在。不过49年之后，受民族独立意识、列宁主义民族观和共产主义三重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民族自治行政区域的建构和一系列“少数民族”特殊政策的推行，更加强化了国家层面民族与族群层面民族含义的含混，在现代汉语中，混而不分地使用“民族”一词、汉族/少数民族的二元分割观也逐渐成为全社会的习惯。应该承认，新政权所实施的特殊民族政策，是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地位（至少在人们的意识观念中），但又以过激的理想和实践，既将国内各不同族群整合在一起，又同时性地损伤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结构。过去在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话语的统合下，将中华民族、汉族、少数民族等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或说将问题隐压了下去；但是当维系各不同族群联系的传统意识形态的链条逐步失效后，不分层次的民族观的问题就浮出了地表。不论是出于“民族”独立的自觉还是出于承认中华民族前提下的“民族”相对自主性的提倡与宽容，不分层次的“少数民族”独立意识的言说，最终都可能将问题引向暴裂性的“民族冲突”的门槛。所以我们应该改变以往的习惯，在指称国家层面之下的族裔身份时，用“族群”一词代替“民族”一词。相应就要尽量慎用或最好不用“少数民族”之类的概念，而代之以“少数族群”等称谓。而且当相对于主流汉文化和国家在整体性地考虑少数群族问题时，使用“少数族群”一词是合适的，但具体到各个特定“族群”问题、具体到特定的“族群”文化身份建构时，甚至连“少数族群”这样的整体概念都不一定合适，最好还是以具体的族群称谓为妥。 限于论题和篇幅的限制，本文只是以《理论评论卷》为个案，探讨了表现于“少数民族文学”独立意识追求中的问题。但如果将这种“民族意识”的追求、“文化身份”的重构和上述思考纳入中国文化全球化处境的思考中，中国文化的全球化问题，就与我们习惯了的主流思考大不一致了：它不仅遭遇着外部文化的压力和汉语文化传统的困惑，更承受着内部族群文化多样性诉求的压力。不错，这一压力现在好像并不强烈，而且在《理论评论卷》中也没有强烈的表现，但是任何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一定都表现于外表，而与问题的逻辑演绎推动力或说与问题的话语功能性相关更切。因此我对“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反思，实际也是对汉文化自以为是的“国家文化身份”意识傲慢的警惕。对于不同的中国族群来说，也许我们正是要在这种自我和相互警醒中，既要积极地去重塑“自我”的文化身份，同时也要去思考怎样去建构可以适应全球化挑战的，既富多样性、又富和谐同一性的新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理论评论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 2002年6月6号完稿于暨南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