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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首宏伟的诗篇，在世界屋脊上一代接一代地口耳相传，它从久远的古代吟诵至今。它经受住了藏民族发展之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风风雨雨之洗礼，给世人显示出了它所独有的、强大的艺术魅力和惊人的生命力。它象世界最高峰珠峰那样宏伟雄奇，象长江黄河那样源远流长，奔腾不息，它之美名已传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就是我国三大史诗之一《格萨尔》。 《格萨尔》是历代藏族人民在漫长的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历史长河中，用集体智慧和才华创造出来的一部珍贵的史诗。是一部集古代藏族文学，政治、历史、军事、经济、民俗、宗教等为一体的《大百科全书》，是一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少有的文化珍品。因而，世人誉它为东方的《伊利亚特》，世界最长的，至今还活着的史诗。它的创作者、传播者和继承者的藏族民间艺人们，被誉为“东方的荷马”。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历代统治者对这部巨著从未给予过关注。更谈不上有组织，有计划的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翻译等，这部口头巨著的传播方式基本以民间之口耳相传为主。殊不知，在如此之社会背景下，有多少才华横溢的艺人所说唱的史诗随人的过逝而消失于人世间。因为，从这部口头巨著产生，流传、演变的发展过程看，“时间的跨度非常之大，距今有一两千年之久但值得庆幸的是，热爱和喜爱它的人们从先人那里接过接力棒，从口头一代一代地吟诵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祖先们在人类文化史上创造的奇迹。在这里那些优秀的历代说唱艺人们起了任何文人和作家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们是这部口头巨著最直接的创造者，继承和传播者，是最受欢迎的人民诗人。从另一个角度言，这也充分说明了这部口头巨著本身之巨大艺术魅力及人民群众心目中所占地位。那么，这样一部口头巨著，是何时从口头文学过渡到书面文学的行例的呢?这就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手抄本的面世 就藏民族而言，从公元七世纪起就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其文化之悠久仅次于汉族。然而，按照藏族传统文化的分类法，整个藏族文化分为了“大五明”及“小五明”两大类。而《格萨尔》这部洋洋百万诗行千万多字的、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最高成就的诗篇却没有包括在里面。仅此一点便不难看出，历代统治者对民间文化的不屑一顾之态度，这一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是被统治者拒之于文学大雅之堂门外的。这部史诗，主要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因而也就无从谈起统治者对这部口头巨著的进一步书面化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前，广大藏族地区和其它民族地区发现《贵德分章本》（此手抄本发现于青海贵德县，因而称作贵德本）、《北就本》（因发现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而称作北京本）、等有关《格萨尔》的手抄本。但是，这些手抄本的面世，完全局限在自发性的个人行为，却并非官方所为。由于这些手抄本是在无统一组织、无计划的自发性个人行为，自然而然地导致了部本顺序错乱，结构不完整等诸多后果。如:手抄本最初出自何人之手，在何时何地记录等都缺乏应有的说明。如此以来，手抄本的有关面世年代考证，也就变得异常困难。从而，《格学》界的专家通过其它渠道对此进行的考证如下:“在创制文字以后至产生刻板印刷之前，藏族社会使有了手抄书本的习惯。当时，各类文种形式多样，手抄本极为繁复。那时没有印刷的条例，手抄成为人们传播知识的唯一途径。从敦煌千佛洞所藏藏文书籍，便可知这些不晚于十一世纪的抄本字体整齐匀称，字态优美，……在额济那遗址出土的抄本中，我们发现藏族抄写员都写得一笔好字。说明至少在十一世纪以后，藏族社会的抄写技艺已经不是开始，而是进入了娴熟的阶段”。所以认为:《格萨尔》手抄本的最初面世时期，也就在这个时期左右。关于这一年代或时间的考证，从《格萨尔》史诗本身的产生年代也可以大致推测。史诗的产生年代，在整个《格学》界虽没有一致的定论，但权威人士对史诗产生年代的看法是:“藏族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的社会正在形成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大约在纪元前后至公元五六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即公元十一世纪之后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开始广泛流传”。基于如此的情形，史诗手抄本的面世最晚也晚不过公元十一世纪这一下线。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藏族社会的权贵及高僧大德们当中的有些有识之士也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自己出钱招集民间艺人说唱，然后雇人记录整理的现象也曾出现过。”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是，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朵卡·次仁旺杰。该噶伦曾招集十几位当时较为著名的说唱艺人，让艺人说唱，然后让人记录整理。《格萨尔》分部本《霍岭大战》，据说是根据当时四个最著名艺人演唱，记录整理而成的。“文革”前青海出版的藏文本，就是以这个本子为基础整理的。在朵卡·次仁旺杰之后，有意识地进行较大规模搜集整理的是第十世帕巴拉活佛。还有和上一世帕巴拉佛同时的拉萨公德林扎萨，一些土司头人和大牧主。但无论怎样，这些面世的手抄本；仅仅是《格萨尔》这部洋洋百万诗行，千万余字的很小一部分而已。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质量上而言，这部口头巨著仍然离书面化相距十万八千里。但同时要肯定的是，这些手抄本的面世，或口头说唱和手抄本在社会上的同时存在，两者彼此补充，彼此促进，对这部口头巨著的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木刻本的产生 社会在进步，文化在发展，藏族社会的印刷术也在渐渐地向前推进。木刻印刷术在藏族社会的产生，不能不说是其文化传播途径的一种拓宽和文化传播工具之改进。但就成本而言，木刻本的成本比起手抄本要高出许多倍。这是毫无疑问的。欲想成就如此之业，光具备搞手抄本时的那种兴趣爱好或热情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具备资金、人力、物力等在内的雄厚的物质条件。而这一条件恰恰又是当时占藏族人口之总数的、热衷于《格萨尔》的人们所不具备的一面。这就说明他们是根本没有成就此般事业的条件。从这个角度讲，木刻本的面世当然是权贵和高僧大德们之所为。 “最初涉及这一行的就是:信奉宁玛教的藏族上层人士，喜爱《格萨尔》并有较高声誉和地位的宁玛教派的大师——米旁·朗杰加措。（1846-1912）甘孜地区是这位大师的住锡地，也是宁玛教较广流传地区，《格萨尔》在这里的流传也较广，同时也是有着得天独厚之印刷条件的一个地区。被誉为藏区三大经院之一的德格印经院就在这里。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大多数《格萨尔》木刻本都出于该地区。”还有岭仓土司家族。“该家族自称是格萨尔王的后代，凡是有关格萨尔的文物及史诗的各种抄本尽力搜集，妥为保存，并作为传家宝世代相传。据说他们家不但搜集各种手抄本和木刻本，还经常雇人抄写、到处传播，认为是一种积德行善的行为，可以使他们家业兴旺，永享安乐。随着印刷业的发展，他们又自办小型印书场，专门刻印《格萨尔》”。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杨恩洪研究员的调查统计，解放前全藏区刊印过的木刻本也就只有七个部本。它们分别是:《仙界遣史》、《英雄降生》、《赛马称王》、（此三部由林仓土司家刻印）《大食财宗》（德格印书院刻印）、《卡齐玉宗》（八帮寺印书院刻印）、《地狱救母》、《大食分牛》（昌都江达县瓦热寺刻印）。并发现木刻本的撰写者均为宗教人士，而且他们大都集中在四川甘孜州德格一带，所有木刻本的规格，与藏式的经书基本一致。这位专家还指出:“木刻本的具体产生年代很难确定，在这些木刻本中除西藏拉萨出版《分大食财》注明刻板时间为铁牛年（辛丑）外，其它本子均未注明时间。据林仓刻本中多次提到作者受到米旁大师的教诲并讲解赛马称王故事，作者应为和米旁同时代人。米旁生卒年代是1846-1912年。所以，本子的撰写年代的上线为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如此以来，《格萨尔》木刻本的产生年代，也就离今天只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木刻刊印术的产生，无可非议是藏族文化传播途径的一次大的飞跃，《格萨尔》这部口头巨著在更广地区的传播也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这一举动和手抄本的面世一样，仍然未能跳出民间自发性这一圈子，远不是政府性质的举动，并从所面世的部本数量而言，也仍然是这部口头巨著之众多部本的很少一部分。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这部口头巨著之从口头向书面化的系统工程，从西藏来讲并不始于旧西藏，从全国来讲，也并不始于解放前。 三、铅印本的面世 那么，这部口头巨著的真正意义上的书面化，即:具有政府性质的书面化之系统工程始于何时呢?毫无疑问，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五十年代，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黄金时代。新生的共和国各行各业生机蓬勃，到处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繁荣之景象。这部口头巨著也就在这时，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被正式纳入国家的议事日程中，中央有关部门非常重视，中宣部作了专门的批示。这样，整个藏族史上之史无前列的有组织，有统一领导，有计划的政府性质的，大规模的《格萨尔》史诗抢救、搜集、整理、翻译等书面化的文化工程完全拉开了。当时，西藏还没有民主改革，甘肃、四川、云南、蒙古族地区正在民主改革，这一工作主要要青海进行的。根据中央的批示，青海组织队伍于1958年八月至1959年12月，在青海范围的各地区，甘肃、四川、内蒙等地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共搜集到手抄本和木刻本五十余部，除去各种异文，共为二十八部。他们搜集整理藏文本的同时，全部翻译成汉文，到1964年“四清”时全部翻译完，并印成资料本。 正当这部口头巨著之书面化工程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这项藏族史上之壮举又遭到了来自“左”的浩劫。《格萨尔》打成的所谓的“大毒草”，大量实地搜集到的资料，或送到纸厂化为纸浆，或焚烧，整个抢救工作被迫停止。 “四人帮”的粉碎，再一次迎来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春天，这部口头巨著的书面化工程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央、省自治区有关部门首先在政治上为《格萨尔》平反，恢复名誉。接着进行组织建设，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新疆等七个省区都专门设立了这部史诗抢救队伍和机构，并随之开展抢救、整理、出版、翻译工作。在国务院对古籍整理出版提出的救人、救书、救学科之“三救”方针指导下，先后从不同地区搜集到三十余部独立成册的部本，而且这些部本先后由四川民族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分别铅印出版，成为了藏汉两种文字的书面文学，陆续与读者、研究者见了面。仅八O年全国出版发行了共十部藏文部本，约八十余万册。“到八四年时，共出版三十余部，总册数达一百多万册，按当时的藏族人口计算，平均两人就有一本”。随后的搜集工作中，青藏高原地区又发现了一大批史诗说唱艺人。就西藏地区而言，发现了扎巴、桑珠、玉梅三位著名的说唱艺人。有关部门把扎巴和玉梅请到拉萨，并配备专人为他们录音、整理。扎巴自报能说唱三十一部，桑珠自报能说唱六十七部，玉梅自报能说唱七十四部。其中扎巴的九部说唱本，由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编整后，已被北京民族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桑珠的十六部说唱本，由西藏社科院编整后，也被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同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降边加措先生主持的“《格萨尔》藏文精选本”前几部，已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2002年七月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这些都充分说明，《格萨尔》这部长期在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巨著之真正意义上的，即:具有政府性质的、有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抢救、整理、出版等从口头向书面文学过渡的史无前列的文化工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以实现这一事实。这些充分体现了党对民族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 尽管，艺人口头说唱史诗的抢救、整理、出版工作仍还未能全部完成，藏族文化史之上这一壮举还在进行当中。但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能弄清这部伟大史诗的全貌，也必定会有一部完整的《格萨尔》铅印本面世。 作者简介平措（1962-）,男，藏族，西藏日喀则人，西藏大学《格萨尔王传》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格萨尔王传》。 来源： 西藏大学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