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世界的160多位学者、作家、诗人畅谈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怎样发出世界声音 “在我看来，中国人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外国人)读不懂中国文学作品的文体。”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在10月16日召开的“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如是说。 该研讨会由北师大文学院与美国《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共同主办。来自中、美、德等国的160多位学者、作家和诗人应邀与会，其中包括莫言、余华、格非、欧阳江河、食指、西川等创作家和童庆炳、曹顺庆、陈众议等理论研究者，共同探讨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世界文学发展状况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 中国的声音在哪里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Wolf鄄gang·Kubin）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曾毫不客气地说：“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 在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下，中外文学的交流日益增多，彼此的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都互相影响，甚至出现了趋同的现象。很多人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评价低，一个重要理由是这一时期的文学缺少原创性，缺乏特色。 童庆炳教授说，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对话中既有同质性成分，又有异质性成分，并且认为其中的异质性成分更重要。“在世界文学的大海中，具有异质性、民族性的东西越多，文学的世界性越强。”即使是普适性的东西，包括人生的问题、生态的问题等，不同的民族文学也展示着不同的情调、不同的韵律、不同的色泽。 中国文学应该从民族文学的独特性走向民族文学的世界性。文学也必须拥有本土意识。“中国文学要具有世界性，必须拿出自己的特色来。”童庆炳教授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的发言中如是说。 本土意识是每个作家隐含的独特基因，也是一国作家区别于另一国作家的根本特征。失去了这种情怀，作家的国籍特色也将会随之消失。所以说，保持一颗本我的心，也就是保持了中国文学的本色。 著名文艺理论家周伦佑认为：“本土意识的丧失是新文学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心的结果，现在提出‘走向本土’便是要唤起这种意识，使中国作家返回到母语的根上重新思考和写作。一些拉美作家在寻找他们自己文学的‘本土性’时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一开始总是到外部去寻找自我，转了一圈之后终于发现，我们的面孔就在我们的母语中。 被世世代代族人的眼泪、汗水和鲜血浸透的生养地中，便包含着我们的现在、过去与未来。今天，当汉语文学在普遍感觉焦虑的‘后殖民化’处境中要作出自己独立的选择时，本土意识的唤起就更显得重要了。当然，问题的提出只是开始，怎样做则有赖于这种觉悟的展开。” 中国文学需要世界眼光 首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获得者、作家莫言坦言自己曾经很忌讳别人说他的作品受到外国的影响。但现在他认为：“大家之所以能成为大家，与他们广泛地向各国学习借鉴分不开。”而借鉴远非文学克隆所能比，亦非艺术繁殖之简单，它是文学吸取精华、自我成长的过程。莫言在开幕式的主题发言《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中国文艺界的出路，一边是向国外学习，一边是要挖掘本土民间的资源。” 顾彬教授在谈论中国作家的世界性时讲道：“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以前不少作家认为，我们学外语会丰富我们自己的写作。但是，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他认为，正是这一致命的症结导致中国当代作家没有宽阔的视野，“不少作家只能够通过译本来了解外国人写了什么，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不知道语言能够达到怎样的水平。” “没有对卡夫卡的虔诚接受，就没有余华当年的创作；没有与福克纳的息息相通，就没有莫言对故乡写作的坚守；没有韩少功对昆德拉的翻译，就没有他后来的智性写作。许多作家师承的外国作家不止一个、两个，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而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一文中提到了两位著名的翻译家：王道亁与查良铮，认为自己向这两个翻译家学到了最好的现代汉语，而这种现代汉语接通的却是外国人的诗歌和小说。”诗人赵勇坦然地提出个人见解。 文学世界性需要对话 童庆炳教授认为，文学的世界性是多元的聚拢，是世界各民族丰富性的结合。“这里没有霸权、没有独尊、没有一言堂、没有你死我活，有的是对话。对话是生活的本质，也是现代性的本质，理所当然，对话也是文学世界性的本质。我理解的文学世界性是世界各民族文学之间平等的对话。” 对话无损于文学的原创性。在莫言看来：很多大家，包括中国的鲁迅、沈从文和国外的马尔克斯、福克纳，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但他们能够在外国文学里进出自如，受到影响而不留痕迹，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强大的“本我”。而这里的“本我”是指“作家自身的体验”，此种体验是独一无二的，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在此之后，作家个体利用这个“本我”去覆盖学习的对象，尽管他们的创作灵感会受到学习对象的影响和启发，但是外界唤醒的仅仅是他自身。要知道，学习、借鉴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甚至可以说，当今的情况下，如果要写出有个性、有原创性的作品，必须尽可能多地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掌握和了解世界文学的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教授在《为有源头活水来---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三十年》的发言中说，“文学需要互文，需要杂交。这不仅仅是个学理问题，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一个事实。” 中国作家缺乏语言意识 把当代中国作家放在世界文学的这个大谱系里来参照，他们到底缺少什么？ 童庆炳提到中国作家缺乏文体意识，这里的文体指的是文学语言体式，它反映的是作家的创作个性。中国作家大部分还在关注讲故事，而没有形成自己的文体风格。故事谁都可以讲，完全可以从一个作家的笔下转入另一个作家的笔下，但是文体却是无法转移、无法复制的。 鲁迅有许多称号，但他自己最得意的称号则是“文体家”。童庆炳说，中国目前的作家中，只有汪曾祺、王蒙、莫言、贾平凹几位有明确的文体意识，也许还可以加上王朔。作家必须要关注自己的语言。 顾彬也认为，语言应该是作家唯一的“情侣”，“但是中国当代作家却只把语言当作用具”；“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重视语言，他们觉得故事是最重要的。可是在西方文坛，语言的重要性更甚于故事”。 另外，当代中国作家也缺乏仗义执言的胆识和悲天悯人的社会担当。 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缺乏厚重而深刻的精神元素。中国社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傅浩教授认为，目前中国作家的主要问题仍是“写什么”，而非“怎么写”，“或由于习惯使然，或由于世故使然，或由于无知使然，中国作家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某些禁区”。当代中国作家似乎最缺乏的就是胆识，这也是某些外国评论者的看法。 这种“胆怯”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看来，应该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失语，而不是作为作家的失声。他认为：“自从左拉的《我控诉》面世之后，文学世界里便有了一个新传统：当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小说时，他是作家；当他直接介入现实、面对社会发言时，他就变成了知识分子。以往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也顾及到了这个传统，比如，加缪固然是因为《局外人·鼠疫》而折桂，但他还有批判暴力的诸多时政评论；萨特当然是由于《苍蝇》而夺冠，但他也是大街上的请愿冠军；索尔仁尼琴的获奖作品是《癌病房》，但众所周知，他还有《古拉格群岛》这种震撼人心的鸿篇巨制。如此看来，他们都具有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他们是作为作家而获奖的，但知识分子的身份因素估计也在其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吧。” “‘五四’时期，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文人本来已建立起这样一种新传统：他们既有作家的人间情怀，又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怀有悲悯情怀、有担当的作家才属于人民，人民大众也会为其注入新鲜的活力，而知识分子与作家结合的身份正是最好的载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