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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呈现汉语书写与非汉语书写并存的局面。但是由于大量非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没有及时翻译成汉语，因此，一部分用汉语创作的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就成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了解和研究这些民族的一个窗口。这些用汉语书写的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文学创作“表现什么”、“和如何表现”就显得尤为重要。张承志近几年关于新疆题材的散文创作可以成为我们分析和研究的很好的案例。 新疆及其生活于其中的各族人民在张承志的创作中占重要地位。在他近年来的学术散文创作中，以新疆为题材的学术散文也是他近几年创作三大板块中的一块。 张承志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散文创作中十分关心"文明内部的发言"、"文明代言人"等问题，并指出"文明内部的发言"原则是尽力把对文明的描写和阐释权交给本地、本民族、本国的著述者。作为一个汉语书写者，当他从事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时，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同样，我不是伊犁的合格代言人。我写，是因为该写的人不写，我虽写不好，但我清楚─我是伊犁的同伙"（《以笔为旗》，24页）。这是张承志关于新疆，特别是维吾尔族文化历史介绍性的书写《文明的入门》、《波斯的礼物》、《音乐履历》、《从象牙塔到吐鲁番》等的一个总结。在他的许多篇目中，都有对维吾尔文化的介绍，他在自觉承担着介绍维吾尔文明、让世人了解新疆、了解维吾尔族的责任，对此，我们理应深表敬意。但是，问题也就在出这里。张承志也许该说，该写的人没有用汉语书写，所以我替他们用汉语书写。由于维吾尔族翻译人员的匮乏及翻译水平的相对滞后致使20世纪80年代以后维吾尔族的大量母语创作成不为外界所知的自言自语，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转型期维吾尔族学者对本民族过去与未来的思考、对如何保持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反省、如何超越母语的限制全面自如地表达本民族在当代的焦虑和困惑所进行的创作超过了历朝历代。在对该民族当代创作者的母语书写（包括创作和研究）未作全面了解之前，盲目地认为他们没有言说能力并因此而代为发言，不免给人“一叶障目”之感，这不仅仅是一个创作者的知识盲点问题。 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再放回中国学术或创作领域，虽然汉语书写和非汉语书写是并存的，但是当代中国学术以汉语书写为主，许多创作者对非汉语书写的这一部分并不了解。以维吾尔族为例，维吾尔族不仅有悠久的文学创作传统，同样也有自成体系的悠久的学术传统，由于地域特征、民族传统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关系，维吾尔族与中西亚以及俄罗斯文化交流频繁，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维吾尔族用非汉语书写的这些成果如果能翻译为汉语，可以补充中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不足。张承志是在主流文化范围内发言，所以在他弄清楚非主流、非汉语书写的维吾尔语书写（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学术研究）达到什么程度之前下这样的结论，体现了主流圈中的傲慢和自以为是，而这一点恰恰是张承志本人不能容忍、极力批评的。 张承志在关于喀什的散文中，《音乐履历》一篇对维吾尔族文化艺术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非常富有启发意义。但是，与其他篇目一样，作者在此文中涉及的几个关键词仅仅是张承志认为的苏非主义的关键词，并不是维吾尔文化关键词，了解这些就以为找到了打开一种文明的钥匙，依然犯了他自己批评的一些知识者的"盲人摸象"的大忌，因为维吾尔文化艺术不等于苏非神秘主义，后者更不能代替前者。如果说两者的关系，只能是前者包括后者。作者在这篇作品中以一己之见为喀什的文化作注。如他所列举的关键词之一"打依尔"，这个词在现代维吾尔语辞典中，甚至完全没有了原意，仅仅是指"范围"、"领域"；之二为"即克尔"，在维吾尔族中，"即克尔"除了宗教意义外，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作为男子名；之三为 "阿皮孜"，指经文念诵者，但在维吾尔族现代生活中也常常是被用作男子名。之四是"费那"，这个词是苏菲主义的关键词，指“寂灭”，即消融于对真主的爱之中而忘却自我，但这依然不是维吾尔文化的关键词。15世纪享誉中亚的维吾尔族诗圣纳瓦依以此为笔名，他的生花妙笔为这个词所做的专门书写令人惊叹，由于纳瓦依的努力伊斯兰神秘主义抒情文学传统与维吾尔诗歌传统达到完美结合，说明了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哲学及其对维吾尔文学的巨大影响，但维吾尔文学本身并没有因此而变为苏非主义文学。在当代维吾尔族文化生活中，苏非神秘主义的影响更多的是与维吾尔传统文化交融，在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以及生活细节的审美化、艺术化，诗歌、音乐、舞蹈的高度个性化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维吾尔族的日常生活中，打喷嚏时说"向真主忏悔"；在对一个问题表示惊讶时会说"愿真主保佑"；而子女出远门时，父母会说"我把你托付给真主"来表述祝福。这些与上述关键词一样，是几经沿袭之后逐渐脱离了宗教的轨道而与维吾尔族的民俗生活相结合发展成为优雅和瑰丽的现代礼仪形式，是生活中各种行为的准则。在维吾尔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及其文学创作中苏非主义的影响虽然存在，但这仅仅是部分而不是全部，真正体现维吾尔民族文化传统特点是维吾尔族古已有之的自漠北草原以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这一点在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中得到明确体现。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中不仅有苏非神秘主义的影响，但更有具有民间文化特征的民间叙事诗和狂欢化色彩的民间大型娱乐活动麦西莱甫，如果抽去这两项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民间内容而一味强调苏非主义影响，或认定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就是由阿皮孜演唱的十二套苏非唱词（张承志语），对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研究将有失偏颇。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可以引伸出另一个在维吾尔学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命题：“如何看待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对维吾尔文化及其文学的影响？”对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及其他艺术传统是什么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持有这一传统的该民族民众本身。 张承志的"底层"和"民间"概念，在他的关于新疆的文本中也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张承志写作最振奋人心、让人产生由衷敬意的是他对中国知识现状和人民处境的思考如《人文地理概念下的方法论思考》（《文明的入门》309页）。但是在关于维吾尔族的书写中又出现了问题："我们质疑的，是某些专家手里的那些事先准备好的调查表格，因为在他们离开宾馆姗姗来到"田野"时，皮包里表格的背后有一个舶来的方法论体系。"、"也许学问的方法的第一义，就是学会和底层、和百姓、和谦恭抑或沉默的普通人对话。一旦他们开始了指教，求学者找到的，就可能是真知，是谜底，包括自己人生的激动。"（《文明的入门•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315页）。这样的论述确也道出了真谛。但是，与沉默的普通人对话需要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双方有一个可供对话的共同语。由于对方法论体系的强调，张承志对维吾尔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更多的是在他偏爱的底层和民间。维吾尔族农民是不懂汉语的，作者与维吾尔底层和民间交流的方式和手段是什么? 用眼神、手势或几个他自认为的关键词，是不是就能够帮助他了解维吾尔文化的本质，然后根据自己的感觉和感悟，代表这些"无声的"叙述者在不属于他们的另一个语言文化圈中，即汉语主流文化圈中发言，告诉他们自己是什么、想说什么？张承志在通过眼神、手势以及仅有的一些关键词的交流后，是否就得到了这些底层的同意和认可，可以代表解说自己的文明？面对那些既无汉语语言能力又无书写能力的维吾尔族农民，张承志怎么能保证自己的无语言交流没有预先设定寻访目的和对象，不是出于自己书写的需要甚至是一种策略呢?用张承志自己的话说，这是实实在在的"文明主体缺失"的发言。 张承志所认为的维吾尔族"民间"范畴可能与维吾尔族本身的"民间"概念之间有很大出入。在维吾尔语中，没有"民间"这样专门的词，而只有"人民"、"民众"这样的词汇。"民间文学"在维吾尔语中是"人民口头的文学"（heleik eqeiz edibiyat）,"维吾尔民歌"不是汉语学界解释的"民间歌曲"而是"维吾尔人民的歌曲"，因此，维吾尔民歌在维吾尔语中的意义和汉语中的意义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张承志的汉语思维方式中合情合理甚至在当下具有颠覆意义的"民间"概念，在维吾尔语言及文化中并不能对号入座。在维吾尔族中有着丰富的民间的书写历史和抄书历史，用非汉语书写的方式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历史资料，书写者自觉承担保存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责任，不能因为这些是知识分子的书写产品而将它们排除在外。如果不对这些文化传统稍作了解，仅凭自己的无语式交流，其结果也只能是书斋里的自以为是。诸如此类的悖论在张承志的文本中并不仅此两例。 二 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是公元10世纪前后由漠北草原迁入西域之后。此前维吾尔族信仰萨满教、摩尼教，已有了成熟的文字和书面语文学，形成使维吾尔族有别于其他各兄弟民族的个性和气质。10世纪前后西迁定居西域在维吾尔族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维吾尔族吸收了当地的佛教，改变了游牧生活方式，融合当地较为发达的文明，这不仅没有改变民族原有的个性气质，相反在多种文明的滋养下维吾尔族自身有了一次飞跃。在这一时期，维吾尔语的书面语中维吾尔族区别于其它亲属语言（如乌古斯、克普恰克语族诸语言）的主要特征就已经确立，它对当时及以后周边各民族（尤其是中亚各突厥语民族）书面语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15世纪以后的中亚察合台书面语就是在这一时期维吾尔族书面语影响下形成。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是因一位波斯的苏非传教士首先将此教传授给当时喀喇汗王朝（9-13世纪）的王子苏图克，他成为维吾尔族中的第一个皈依者并在成为王朝第三代君王后致力于推行伊斯兰教，被称为苏图克.布格拉罕。伊斯兰教与自己的孪生兄弟—-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共同带着阿拉伯的、波斯的传统进入维吾尔族，在正统伊斯兰教宣传的同时，作为其先天的颠覆者和解构者的另一个对这一传统的颠覆和解构因素而同时存在。相对于官方的和规范的、正统的，苏非神秘主义传统是不规则的、非体制的。这一更具审美特性、更艺术化的神秘主义书写与维吾尔族书写的和口头的传统自然衔接，使维吾尔族的文化传统在诗歌、音乐、舞蹈诸领域不断延续和发展，10世纪以后维吾尔族抒情诗的发展高峰迭起，诗人辈出，以至于维吾尔族学者称维吾尔族文学史就是一部维吾尔族抒情诗史。我们应该可以说，伊斯兰神秘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一直存在于维吾尔文学及民间艺术传统和文人创作传统中，在建构10世纪以后维吾尔族诗学传统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的看法是，伊斯兰教文化在维吾尔族的文明进程中的确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因此而认为伊斯兰教或苏非主义就是维吾尔文化的全部。 在对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文明略作概括后，我们再进入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即苏非主义的讨论。神秘主义首先是一种书写传统，这一传统是对宗教正统的反抗，其典型用语是诗歌的而不是宗教条律，其书写宗旨是对宗教快乐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伊斯兰教神秘主义与基督教神秘主义、佛教神秘主义是没有什么区别。神秘书写最有力的形式是高度文学性的，其特点是巧妙利用独特词汇之间的多重意义空间，使两种阅读共存于同一文本的书写方式。也就是说，神秘主义并不以一个声音说话，而总是有自己内在的他者。神秘主义书写这种与生俱来的颠覆性和解构性特征，使神秘书写极少涉及宏大叙事，诸如历史的合法叙事，权威、体制等的主题很少被提到，这是一般神秘主义作品极力避免的立场。因此，张承志的边缘化姿态和书写方式是神秘主义传统应有的，他学习并恰当使用这一传统，使他在中国文坛高扬起神秘书写的旗帜，积极吸取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抒情风格，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当代汉语书写道路。但由于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传统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就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弊病，即主流文化圈内的良好感觉和过多的自以为是，这一点也不能否认。张承志首先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一传统的深刻烙印使他与中国其他写作者有许多共性。因此，一些评论者认为张承志的书写是"对伊斯兰苏非神秘主义传统和伊斯兰教抒情诗传统的伟大继承"（李咏吟：《通往文本的解释学》，191页）也不能成为一个客观的结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张承志的创作中苏非主义哲合仁耶似乎达到了空前的完美，抵抗强权、颠覆体制等等。但哲合仁耶仅仅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发展到近代在回族中的变体，在认真研究神秘主义及其书写传统及其特性是什么、它如何在不同宗教中发挥作用等本质性问题问题之前，对诸如某些专有名词等细节的过分强调会造成汉语读者对这一知识领域的误解；另一点是，当研究者指出张承志的创作是"对伊斯兰苏非神秘主义传统和伊斯兰教抒情诗传统的伟大继承"时，要看这一结论的参照系。如果相对于中国的汉语书写范围，这个结论是成立的，但是相对于非汉语书写范围，不论他的苏非主义式写作是目的还是策略，都是一个并不成立的结论。因为在非汉语书写领域，伊斯兰教苏非主义传统在新疆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中有近千年的历史，形成了独特的书写传统并有享誉世界的传世之作。因此，伊斯兰教神秘主义传统还应该包括非汉语书写的这一部分传统，而且客观地说更多的是至今尚未公诸于世的大量的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及古维吾尔文书写传统，包括15世纪前后写成的大量的抒情诗及名人传记，包括纳瓦依模仿波斯著名苏非诗人阿塔依的神秘主义作品《鸟语》等等，这是一座尚未开掘的非汉语书写宝库，默默自语，叙述着维吾尔族伊斯兰化的过程和中亚的突厥化过程，叙述着维吾尔族在与中亚的文明对话中，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并积极吸取异质文明。仅举10－19世纪的维吾尔族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使中国比较文学之翻译文学历史推进几百年，更主要的是使中国学术研究界能够关注非汉语书写的存在及其意义。 维吾尔族一首民歌这样唱道："我戴上你的帽子，就能变成你了吗?"对伊斯兰神秘主义亦或是维吾尔族文化，在没有对大量非汉语书写文本深入研究之前，谁都没有优先发言权，包括本民族的学者。维吾尔人民口头传唱的这两句民歌，可以成为我们的警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