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人们常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人文研究不同于科学研究，大概范式的转换也不同，总之没那么伟大。 最近应邀参加了一个关于“牛郎织女传说”五卷本的首发式和讨论会，会上听了很多高见。一些朋友批评现在很多研究是在炒冷饭，我很同意，当然这也不是这一个领域的问题，也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明明在原有的路数上已经没话说，还偏偏要一遍遍地讲，难免大家厌烦。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让大家厌烦，于是干脆溜之乎也。有些话放到这里，不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 “没话找话”，本是贬义的说法，其实要看怎么理解。一种做法做到头，就是没话了，如果没这个意识，还觉得有话，大概脑子就有点不清楚了。没话以后怎么办？就要找话，怎么找呢？要找不同的说话路数，路数和以前不同了，那些话可能就有了点新意。这大约就是人文研究的范式“革命”。就这么简单。 说话容易做事难。 这个会的缘起是山东沂源县做起来的。沂源这个地方古代有个织女洞，后来隔着沂河又建了一座牛郎庙。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姓孙氏，自称牛郎的后代，于是这个村便叫牛郎官庄。山东大学民俗学所的师生发现了这个地方的丰富民间文化，来做了多次调查，并且开过一次国际讨论会，最后有了我们面前的这套成果。 牛郎织女传说是全国各地多见的，是七夕传说的主要内容，身列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谁也不能肯定说，沂源就是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或者是这个传说的源头。但是问题在于，过去脱离了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或者历史的语境，如何讨论这个传说呢？无非有三（或更多？）：传说的起源、母题与异文、文化意义。这些研究只与文本有关，而与人及其生活无关。 试想，如果没有人，这些传说有什么用？不理解人，理解这些传说有什么用？能真正理解这些传说吗？“沂源的牛郎织女研究”，而非脱离具体时空的牛郎织女研究，意义就在这里。虽然，我们不好像地方上那样给沂源命名为“中国牛郎织女之乡”，但它却可以是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之乡，因为这个传说可以在这个地方具体化、生活化，无论是在历史的层面上，还是在现实的层面上，甚而是在传承与变异的意义上。 山大的师生们基本上是全方位地搜集了本地的资料：碑刻、族谱、传说、戏曲、宝卷、仪式。这种资料搜集的路子本身就已经超越了过去民间文学研究的框框。我没去过那里做调查，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启示还是有的。从五卷本提供的资料中，我至少看到两点：一是同一语境下的不同话语，二是不同历史时段下的不同建构。 这里最早的碑刻是北宋元丰四年的。碑上题写的地名是沂州沂水县积善乡西李上保（《沂源民俗》上说唐宋时期沂水县属莒州，看来不确），这个保应该是王安石实行保甲法的产物。碑文中出现的另一个地名是刁村，总之没有牛郎官庄这个名称。宋代没有这个村庄的名称也好理解，但在金代和明代的碑刻中也没有出现过牛郎官庄！难道本村民国《沂水孙氏宗谱略》中记载祖先明末迁到牛郎官庄的说法不实吗？更离奇的是，在清代的碑刻中，有附近的各个村庄名称，却基本不见牛郎官庄的名称，只有清末光绪二十一年的一通碑刻碑阴题名之最后，出现了“牛郎”！ 道理何在呢？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村名何时出现——也许不会很早——但显然没有理由怀疑它自清代以来的存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织女洞及其附属寺庙主要并不是与牛郎官庄存在联系，而是更大范围的村落的祭祀场所。 明代的碑文中说，根据志书，唐代人听山洞里的滴水声很像织布机的轧轧声，于是命名其为织女洞。这个说法其实很简朴自然，没有那些很传奇的说法。但北宋的碑文中还看不到织女传说的痕迹。文字很像魏晋隋唐时期的造像记，为“大宋天子”、“赵王”祈福，为天下祈福，还有“众生垢重，何人无罪，何者无愆”这类佛教观念。此外，主事者分别为都维那、维那等，说明立碑者均为佛社。金贞祐墓塔虽在大贤山上，似乎与此织女传说也无甚关系，只是说明此时道教势力开始进入此地。 现存明代最早的碑刻是正德六年的，碑文中记述了正统到弘治年间重修迎仙观玉皇庙的情况。重要的是这里最早提到了“织女”：“所谓山之大贤者，因织女之称也”。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很个性化的，因为很少有把织女称为“贤人”的。无论如何，从这以后碑文中关于“织女”的文字就屡见不鲜了。或者说，除了在迎仙观等道教庙观以外，人们也开始塑造织女洞这个神圣空间。尽管如此，织女洞附近的迎仙观与织女洞还是两个不同的系统，迎仙观始终是一个覆盖空间更大的、在地方更具主导性的力量。 有了织女，牛郎也就呼之欲出了。到了万历年间，有个姓王的知县便在织女洞对岸倡议修建牛郎庙。在同时期的织女洞碑记中，也出现了“昧牛官庄”的村名。天启年间的碑刻中便有了“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此其景，正所谓人间天上者也”的感叹。 我们并不十分了解这个王姓知县修建牛郎庙的真实动机，难道只是为了给织女洞凑趣？还是这个王姓知县的说法只是个幌子，背后还有其他人的介入？我们知道，这个牛郎庙是在河对岸的村里，村里比它更早的还有东岳庙。在它的对面山上，虽有织女洞的说法，但最彰显的还是迎仙观。如前述，迎仙观面对的是更大、更远的空间，与距离最近的聚落关系也许却相对疏远，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并不乏见。到了明末，是否本地人开始努力营造与织女洞的联系，而修建属于村庙的牛郎庙只是这一努力的手段？ 如果是这样，那么表面上凑在一起的地方神庙，实际上却暗含着某种张力。 假如真地存在这种张力的话，牛郎庙的力量显然是微弱的。现存这里的碑刻都是晚清以后的，而且光绪和宣统年间的碑刻都是重修迎仙观的记录，只有惟一的一块民国十二年的碑刻是记述重修织女洞和牛郎庙的。据说以前这个牛郎庙只有三间房，本来是前人用鹊桥之事“以点缀山林”。好歹，这时多少有了“牛郎织女”的声音，虽然它一直比那个道教的迎仙观的声音小得多。 与我们所做推测相符，自称明末清初迁来本村的孙氏也是从清中叶开始崭露头角。按任双霞的分析，在嘉、道时的碑刻中出现的孙姓，可以在族谱中找到。此后便更多见。这可作为牛郎官庄村落力量崛起的表现。我猜，讲牛郎姓孙的故事，包括牛郎织女故事，都和这个姓孙的家族在这里的发展有关。 在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一套话语是迎仙观主导的：原来的佛教的一套被迎仙观道教的一套逐渐取代了，慢慢又有了一点三教合流的东西，但基本上是道教的，这个传统至今未变。另一套就是牛郎织女的话语，这个在某个不清楚的时代有了萌芽，但一直未得彰显，到了明末开始有了起色，但仍无法与前者相比。至清中叶又得到加强，但依然是个从属性的地位。甚至，尽管牛郎庙建在村里，但作为村庙的特性并不彰显。直到今天，对“非遗”的重视也许会改变它的地位。但在老百姓那里，在当地的日常生活中，情况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看到，到这里来烧香的妇女，差不多都是来拜老母的，和牛郎织女没什么关系。 说到这里，想到已故的迎仙观张道长被列为牛郎织女传说这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还有我们行当的知名学者与他一起合影，不禁哑然失笑。 另有一套话语是我们不清楚的，就是迎仙观无生殿所代表的民间教门的系统。我们注意到五卷本中收录的佛曲涉及无生老母信仰，但我们对此还说不清楚，只是这一与民众生活干系极大的信仰体系还是附着在迎仙观的系统中，而与牛郎织女的系统没有什么关系。 以上大约就是我的“无话找话”。当然完全不是研究，只是初读材料的即兴感受。在这里，我们还没有集中于口述文本或是其它文类，但至少没有重复前述三个研究这类传说的路径，是否算是找到新的话头了呢？ 见仁见智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