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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识别，是由第一次少数民族大调查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毛泽东亲自倡议，由全国人大民委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大调查活动在神州大地上红火展开。这项工程历时十余载，国家调集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民族工作者、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的大批干部，总人数在千人以上。而今，他们大都年逾古稀，或已作古。为纪念当年的民族大调查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将参加过当年民族大调查的个人珍藏照与民族调查科研工作照共同展出：透过当年韶华风姿，展示人生经历，以崇敬之情去透视那个年代的一种精神。 大调查包括两项工作内容：少数民族识别、民族语言和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其成果除少数民族的确认外，还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总论，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语言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所谓“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 就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揣振宇说的那样：“光阴荏苒，岁月流逝，曾亲历民族大调查的学者今天有的已然驾鹤西去，有的已是耋耆老者，他们曾以生命和热情谱写的华章已成历史。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半个多世纪前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今天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一块稳固基石。今天的学人在使用这些成果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发问：他们当年在调查时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投入工作的？在这些调查成果后面掩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相信这次老照片展，可以让有志于民族研究事业的新一代学人了解到更多东西。 相关链接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至1955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文研究组先后对西南、中南、西北一些省区的壮、布依、水、苗、瑶等民族的语言进行了初步调查。1956年以后，进而组织了由700多人参加的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15个省、自治区，对壮、布依、侗等42个民族的语言进行普查，基本掌握了一个语言内部的方言土语。对需要划分方言的语言提出了划分的意见；就已调查的民族中存在的一个民族说两种以上语言的情况，提出了确定的意见；并将某些民族的调查研究成果运用于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工作。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6年至1964年，在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科学调查。 1956年春，在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的指导下，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开始进行，搜集和积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必需的资料，即有关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和上述各种社会的过渡形态的具体资料，调查了蒙古、藏、维吾尔、壮等20个少数民族，整理出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末期的第一手资料，约1500万字。 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将调查组由原来的8个增加到16个，分赴16个省、自治区的调查地点工作。调查组的人员最多时达千人以上。至1964年，调查任务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万字；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几部。此外还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简史简志合编》初稿57本。  包尔汉（1894—1989）突厥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新疆阿克苏人，维吾尔族。 曾任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  费孝通 （1910—2005）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江苏吴县人，汉族。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傅懋勣（1911—1988）语言学家，山东聊城县人，汉族。 曾任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牙含章（1916—1989）宗教学家、民族问题理论家。甘肃临夏人，汉族。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1955年10月15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调查队全体成员合影。  1959年，西藏拉萨武装叛乱平息后，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姚兆麟（左一）、常凤玄（右一）在自建的碉堡上合影。  1958年，杨光海（右二）拍摄少数民族纪录电影《佤族》时与云南佤族群众合影。  1957年10月，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川北调查组谭克让（前排左一）等，调查嘉戎语时与被调查人合影。  1956年8月，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海南分队郑贻青（右一）等为编写黎汉词典整理植物标本词目。  1957年，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佤族组田继周（左一）等，在西盟佤族自治县中课寨调查时合影。  1957年 ，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羌语调查组孙宏开在四川阿坝理县调查羌语时，整理羌语词汇记录卡片。  1956年夏，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罗美珍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调查时， 在清水江边与两年前结识的苗族干妈相会。  1958年，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蔡志纯（左三）等，与正在放牧的牧民合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