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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们对满族说部当代传承人的了解并不多，通过跟传承人及其亲属访谈获得一些资料;而作为传承人自身也从局内人的角度对满族说部及其传承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 关键词：满族说部 传承人 局内人 局外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满族说部传承人都受过教育[1]，而非文盲;他们从小生活在满族聚居区，本氏族或生活的村庄中都有浓厚的“讲古”氛围;都对本民族的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个人表达能力较强，但是有的能够当众讲述，有的却只能说或写。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满族说部的传承人视为“那些能够演唱说部的人、不管是会唱一部还是多部;而且也包括那些搜集、整理、传承满族说部的文化人，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上曾经创作过说部的文化人。” 当代传承人有富育光、赵东升、赵君伟、何世环、可能的传承人有富利民及备受质疑的徐爱国，我们可以通过田野研究“弄清楚其传承谱系、传承路线(传承链)、所掌握和传承的内容、传承人对所传承的项目的创新与发展[2]。……传承人的调查，不仅要记录上述所列的他的相关传承情况，还要记录(或描述)、搜集他的作品。” 一、局内人调查说部——以富育光为例 富育光，男性，满族，1933年5月出生在吉林，一个月后回到黑龙江沿岸的满族聚居区大五家子[3]，该地保留了非常浓厚的满族文化习俗。幼时，他的家族还是大家族，他在完全淳厚的满族文化氛围中长大，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用满语说话，懂得满族文化，会说满语，有很强的民族感情和责任心。1958年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1958年到吉林省民族研究所，1959年到省委编辑理论刊物《奋进》，1962年《奋进》改为《红旗》。后又到《吉林日报》当记者，一直到75年。“文革”期间，1970年春插队到桦甸八道河子，1971年作为报社插队干部借调到八三工程东北输油管线吉林省建设工程指挥部协助办报，1972年回来。1978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民族文化研究室创立，他任东北民族文化研究室主任。1986年到吉林省民族研究所，主要从事萨满教研究至今。常年在满族地区做调查，搜集了大量文字、实物资料。撰写的许多论著在美、德、匈、日、韩等国家及台湾等地区发表，多次获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奖励。曾承担和主持国家“七五”、“九五”萨满教研究课题和由辽宁人民出版社承担的国家“八五”、“九五”萨满教重点图书项目，均已圆满结束，获得好评。近几年来，他录音整理的“满族说部”共6部。 富希陆掌握的满族说部都由富育光继承了，不仅如此，富育光还积极搜集、整理说部。 富育光搜集满族说部始于其上大学前(1954年前)，那时他20岁出头，在黑河市职工学校工作，走访调查那些了解《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的民众，听他们讲述其传承的故事，也核对了其中的内容。 在报社当记者期间，他从1959年开始从事吉林省民间采风工作。“文革”时仍在坚持搜集，搜集到的说部有《松水凤楼传》、《乌布西奔妈妈》和《鳌拜巴图鲁》。1980年他被贾芝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工作，从事民间文学研究。那时，他一有时间就到下面去调查，“一直到北京到了郊区，十渡，一个屯一个屯的走，背个行李卷，……都是化名下去的。”[4]在北京，富育光边学习、边工作、边调查，并接受了正规的民间文学学科训练，为之后调查、研究满族说部做了理论铺垫。 这个阶段，没有录音机、照相机，有的只是笔和纸。而且，还不能当着被调查者的面拿出来，以免吓到他们。因此，富育光练就了一手绘画的本领，房屋、器物都不在话下。笔者亲眼看到他有很多小本子，一年一个本子，这一年去什么地方、和谁一起去、为什么去、到那儿的一切事宜都被他记录下来。对说部的调查也是如此，他把听到的说部用笔记下来，然后依凭这些本子讲述说部。 20世纪80年代，富育光和吉林省社科院的同行们刚刚开始民族文化抢救挖掘时，面临几个困难： 首先，调查难。“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族文化遗产都被视为“迷信之尤”。在调查时，连与老萨满、老艺人相见都受到阻挠。交谈几乎毫无所获。被访者心有余悸，不吐真情。他们做了很多努力，在各个方面帮助被访问者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将冒着生命危险隐藏起来的文物、资料送给他们。[5] 其次，交通不便，行路难。满族说部基本上分布在满族八旗驻防之处，如北京西山、河北承德、四川都有传承，但大量的说部集中在黑龙江、吉林较为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像宁古塔(宁安)、东宁、爱辉、黑河、珲春。为了调查，富育光他们踏遍了满族的村屯，尤其是很多不通车之处。1986年冬，富育光和尹郁山大雪访问松花江畔的满族老屯……雪深没膝，交通蔽塞，20里没有人家。大雪仍在下，他们连夜在没膝的暴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双脚双手都冻僵了。 再次，说部篇幅较长耗时久。20世纪80年代“采萨访红”开始使用必要的录音、录像设备。因说部是长篇巨部，录一部常常要在该地住上三、四个月，甚至半年时间，记录、校正、核对，做艰苦细腻的田野调查工作，要花费大量人力。 最后，不通满语，语言难。满语虽会者极少，但是在说部中保留大量满语，满族地方语与方言方音变异很复杂，年湮日久，传承中语音脱落简化，识别与翻译极为困难。[6] 尽管有如此多的困难，他们还是坚持下来，20世纪80年代是搜集满族说部的黄金时期，有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便利、有佟冬院长的支持、还有一个得力的工作团队(王宏刚、程迅等人)，他们录制、搜集了6部以上的说部。 勿庸置疑，富育光继承了其父富希陆对满族民间文化的搜集工作。富希陆保存下来的资料成为富育光一生的动力或可说一辈子卸不掉的责任。 富育光的调查特点为比较注重该说部的传承情况，只对某些说部的异文有所搜集，在采录傅英仁讲述的《萨布素将军传》时，富育光坦诚“我没听过傅老讲述的萨布素，我们都是一个家族的，听了万一重了不好;关墨卿的《萨大人外传》搁我这儿放了那么多年，我都没看过。”[7]在此，其传承人身份和研究者身份发生了冲突，作为传承人，他个人觉得不应该听其他人讲述的，以免有互相影响之处;但是作为研究者，对异文的搜集、分析却是必须的。 “在80 年代中期，在搜集工作真正进行的地区，上述现代技术设备(录音机、照相机和摄像机等)的普及程度还微乎其微。”[8]“访萨采红”小组虽带了必要的录音机、照相机，但是因时间、人力、认识水平的限制，他们将重点放在傅英仁身上，对其掌握的萨布素、红罗女进行了录音、采访。而当时在宁安有很多人都掌握这两部说部的资料，“访萨采红”小组或者只录了其他传承人讲述的一段，或者根本未提及。 富育光作为研究者，撰写了多篇满族说部的研究论文;作为满族说部传承人，在“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上，有他讲述的三部说部参与鉴定;研讨会上他发表的论文“栉风沐雨二十年——浅谈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还是从研究者角度进行阐发的，正因其身份的多重性，使他的搜集、采录、整理都有一定的特色，自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2007年，《丛书》出版了他讲述的四部说部，还有鲁连坤讲唱，富育光记录整理的《乌布西奔妈妈》及荆文礼和富育光汇编的《尼山萨满传》;这6部正文前都有该部详尽的采录、流传情况[9]。 作为重要的满族说部传承人及满族说部研究者，人们更熟知的是他作为萨满文化研究者、专家的身份，如何看待这一多重性是笔者研究的一个重点。 2006年1月12笔者到长春富育光家中调查，访谈预设包括：满族说部和乌勒本的区别、满族说部传承人的情况。经过6天的访谈，笔者基本厘清满族说部与乌勒本之关系;了解富育光掌握的说部情况;更大的收获是他毫无保留地将其了解的说部传承人一一道出，如张石头、何荣恩、富德连、富全连、富察美容、富希陆、郭景霞、杨青山等。此次虽未能理清其多年调查的脉络，不过笔者通过细读富育光的著作及论文，兼及他人的文字资料，大致勾勒出来。其他传承人的情况，笔者在跟踪调查时又有补充。 二、局外人对传承人的调查 1、扈伦部传人——赵东升 笔者在2006年的长春调查中，结识了另一个说部传承人——赵东升。 赵东升，满族，男性，1936年出生在吉林市乌拉街，是扈伦部的传人，祖辈都是知识分子，他爷爷在清亡以后开始学中医，而且是中医妇科专家。他的父亲也是知识分子，一生写了不少诗文。1959年，赵东升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56-1959)， 因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改在长春中医学院上学(1959-1963)，为执业医师。现在长春主持一家公办民营医学科研机构，任名誉所长。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满族历史文化调查、研究工作。还是族内的穆昆达，其家传说部有《扈伦传奇》、《乌拉遗事》(也叫《洪匡失国》)、《白花点将》、《布占泰传》。从小受到祖父影响，听了很多乌勒本的内容，直到20岁左右才开始有意识地记录、传承本家族的文化，继承了七八个说部故事。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家族的严格规定《洪匡失国》必须在办谱和除夕晚上才可以讲述，平常不能讲述，而且不能外传。1964年，赵氏家族在举行了办谱仪式，家族内的大萨满经保详细地讲了《洪匡失国》，他将之记录了下来。适逢赵东升开始对氏族和家族的文化感兴趣，觉得有必要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因此很好地继承了这一说部。2000年九台市莽卡乡又进行了办谱仪式。《丛书》出版的《扈伦传奇》是由两个中篇说部(即“南关轶事”和“叶赫兴亡”)和几组传奇故事糅合而成。他本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从事搜集、走访、记录、整理、研究扈伦四部的工作。[10]他还掌握了《乌拉秘史》(又传为《洪匡失国》)和《白花点将》。 在与赵东升的访谈中，知道新宾县大四平镇流传着《佟春秀传奇》和《三皇姑开矿》的说部，而张德玉是这两部说部的重要整理者。2007年4月当笔者准备去大四平镇调查时，无论如何联系不到张德玉，只好放弃对他的调查。 2、新宾的新发现——年轻传承人的代表 2007年4月，吉国秀[11]帮笔者联系到新宾县档案局工作的曹文奇，使我在新宾调查异常顺利。在曹文奇的帮助下找到了能写、能讲努尔哈赤的徐爱国，和在新宾县“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徐奎生。 徐奎生是新宾县地方文化人，他向笔者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集成”中故事家的现状，他们有的已经过世，有的身体状况不好，只有查树元还能讲。查树元非常善于讲故事，并把民间故事小段编成了大鼓书。 徐爱国，满族，男性，39岁，新宾县属初中语文教师，大专文化，曾经写过几十万字的努尔哈赤传《天命雄鹰》[12]，计75万字。他不仅能写，而且能像说评书一样讲述，《天命雄鹰》中的绝大部分是民间传承下来的努尔哈赤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文本中吸收了在新宾地区流传的老罕王的故事[13]，他奶奶在他幼时也讲了很多老罕王的传说。 《天命雄鹰》从嘉靖梦见北方有龙降生开始，他派邢建陵到东北破除12条龙脉，破了11条龙脉，切断龙头。徐爱国介绍他奶奶讲述的老罕王故事和《天命雄鹰》的关联： 我奶奶讲的故事就是《悬龙故事》术士破除龙脉，悬龙就告诉皇帝找不着了。背着骨殖，放在树上。我接下来就是努尔哈赤降生的故事，我对满族的历史有个小小的交待，“满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前叫肃慎、后来叫悒娄、靺鞨、女真。”我就从努尔哈赤降生那段讲，觉昌安实际上是睡觉的觉。“这一天，觉昌安和塔克世正在都指挥使讨论北方要出来的事儿，突然，有人喊阿玛，皇上旨意下，请你去接旨。觉昌安一听圣旨下了不敢怠慢，急忙排摆香案，准备迎接。”圣旨说邢建陵最近观天象得知，这个龙即将附龙冈山之土降生，从即日起，封锁龙冈山，无论是谁，不准进山砍柴打猎。违令者斩。觉昌安没办法，叫塔克世往下传旨。塔克世往各城各寨传(省略)[14] (小罕挖参)也有，但是跟这些关系不大。只提了一下。咱小的时候听过太多人参的故事了，有的传得神乎其神。有的就拿亲身经历的事儿跟你谈(跟人参娃娃一起玩)。我小时候也挺信，挺有意思。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努尔哈赤什么时候打的没变，历史年代是骨，剩下的是肉。大致按历史顺序，我就把我奶奶给我讲的故事安排在里面，她给我讲的是《罕王出世》，到努尔哈赤起兵那阵儿，尼堪外兰的时候就看了点历史资料，把故事什么的都串起来。 我奶奶给我讲的故事我已经基本上淡忘了，年头太长了。我奶奶死都20多年了，那个东西，后来新宾又整理的那些民间故事，有的题目是一模一样，但内容却不一样。……他里头也有一些相似，你想这就是一辈一辈流传下来的，口头流传下来，民间传说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5] 我们通过对比《天命雄鹰》前17回和《清太祖传说》，发现两者相同的有“罕王出世(二)”、“小罕打虎”、“小罕逃生”(民间故事中主人公是紫薇，《天》中是喜兰，不过增加了七个红痦子、黄狗救命的情节)、“小罕学艺”(佛三娘救了小罕)、“神树”(祖先的匣骨)和“阿善偷牛”，这些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徐爱国吸收了很多民间流传的小罕王的资料，但是在创编过程中，他采用了说评书的方法，其间请刘兰芳帮他改过。他讲述得很生动，也是评书的讲法。前17回共15万字，后面的60万字虽然我未看到，应与前面部分相同，都是吸收民间传说资料，又借鉴历史资料，将故事串在一起。 新宾是努尔哈赤兴起之地，此地原称“兴京”，关于努尔哈赤的民间故事俯拾即是;现在30岁以上的人几乎都是听着努尔哈赤的故事传说长大的;他们熟知努尔哈赤的故事，这些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当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新宾资料本》和《清太祖传说》广为流行以后，成为新一代年轻人了解努尔哈赤的渠道，有的人通过阅读将它们背诵下来。 徐爱国是初中语文教师，能够阅读、背诵，甚至改编印刷出来的民间故事;他的民间故事的启蒙，对努尔哈赤的兴趣从幼时就已开始，奶奶、父辈给他讲了太多的故事。虽然听到的故事已经过了很多年，甚至于他自以为已经忘记了，《天命雄鹰》的促动，使他一点一点地回忆起这些故事;此时，印刷文本已成为努尔哈赤故事流传的新手段，它们大部分是口传的。而徐爱国同样还能将其讲述的故事书写下来，他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是口头创编的，在讲述和创编时仍倾向于口头传统，而且是新宾地区的传统。 跟老一辈故事讲述者不同，老一辈讲述者也许不识字，他们不擅长书写，努尔哈赤的传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徐爱国熟练掌握书写，还受到了刘兰芳说评书的影响，他的语言是程式化的。在徐爱国的创编过程中借助了书写工具，《天命雄鹰》创编后以书面形式流通，在新宾地区较有影响，并且他在电视台还以说评书的方式讲过多次。 前辈学者在讨论宋宗科和耿村故事家的情况时谈到，他们属于传承兼创作型故事讲述家。宋宗科的部分创作和耿村故事家一些长篇革命故事一样，由专人口头讲述或文本传承，将是它们传承的主要方式。[16] 《天命雄鹰》的形成过程与《女真谱评》类似：傅延华和徐爱国一个是秀才，一个是初中教师;一个生活在阿什河流域金源传说盛行之处，一个从小听老罕王故事长大，新宾县流传着太多老罕王的传说;他们都将其传说故事搜集并进行了整理，形成《女真谱评》和《天命雄鹰》，都为长篇巨制。 同样是以努尔哈赤为主人公，写法却有诸多不同。阎崇年的《努尔哈赤》偏重于历史叙事;俞智先、高援、刘思铭为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从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始一直到兵败身死;台湾女作家林佩芬的长篇小说《努尔哈赤》，小说分六部分：《上天的儿子》、《不死的战神》、《苍鹰之翔》、《巍峨家邦》、《天命皇帝》、《气吞万里》，凡120余万字。[17]相比较之下，《天命雄鹰》更多地依照民间传说、故事来解释老罕王一生中的主要事件;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描写有其特色。笔者认为，徐爱国应属于这类复合型说部传承人。 3、宁安的意外收获 从新宾回沈阳，中途去了长春市富育光处，之后从哈尔滨转道去宁安。去宁安主要想调查那些熟悉、了解傅英仁的人，如亲戚、朋友、同事。但傅英仁的女儿因丈夫车祸过世精神状态不好，不宜登门叨扰;满怀希望地向张爱云了解情况，可因其后期才接触傅英仁老先生，很多事情都不清楚。调查由此陷入困境，这时，宁安文联主席朱文光向笔者推荐了赵君伟。 赵君伟，满族，男性，大专毕业，现年79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省民间文学理论组成员，县民研会副主席。小时就听父辈和乡老讲述许多故事，对民间文学产生了兴趣。1946年参加工作后，就不断地结合教学给学生讲述民间故事。1979年参加县民研会以后，借业余时间走访县内外六个镇五个乡22个村屯，采访了72个故事讲述者，同本户穆昆达(萨满)赵文信回忆了老萨满魁连和父亲秘传下来伊尔根氏赵姓祖先神的故事，整理出汉、满、回、朝鲜族民间文学作品151篇，有31篇在省内外11本书上发表，一组民间故事(五篇)获1986年省优秀文学作品奖，写了五篇民间文学、民俗学论文，有两篇在省市刊物上发表。1987年参加县《三套集成》编辑工作，被评为省《三套集成》优秀工作者。主要讲述的说部是《招抚宁古塔》，现在已经基本完成，在《宁古塔》上连载，也有出版社与之联系出版事宜。他自认为是傅英仁和关墨卿的徒弟。 笔者去过赵君伟家两次。第一次由朱文光陪同，主要了解傅英仁和关墨卿的情况，老人口齿不太清楚，耳朵又有些背，听起来很费力。仅从他那儿借了很多资料来复印。当晚在记“田野日记”时意识到，唯有赵君伟能提供笔者所需资料，应该在他身上多下功夫，第二天下午又去他家。这一次，没有朱文光陪同，老人对笔者非常热情，聊得很是投机。 首先谈了他对满族说部的看法，在《宁古塔》上刊发了《招抚宁古塔》，编者按由宋德胤所写。他认为说部并非如宋德胤所说是独立讲述的，而是系统的故事。他认同富育光的提法，“无论是关墨卿还是傅英仁那时候还都没意识到这是说部。”[18]“关墨卿、傅英仁都没有提过乌勒本，都是从富育光开始的。”而乌勒本和评书还有不同，评书根据讲述人的不同，内容可以扩展，而乌勒本要求写实。 其次是赵君伟对搜集、整理说部的看法。他对此颇为开通，认为“流传嘛，传到谁手里谁整理就是谁的。”他举了几个例子，如《比剑联姻》本为关墨卿所讲并由老人整理出来，在关墨卿去世后给了赵君伟，后被傅英仁拿走，目前已形成为傅英仁所写之说部。出于尊重傅英仁的考虑，赵君伟认为不宜过分夸张此事。笔者认为虽然民间文学包括满族说部都是民众的智慧结晶，但对其形成及传承过程中传承人所做的努力还应有清晰地展现。 再次，《招抚宁古塔》由傅英仁和关墨卿讲述到赵君伟成书的过程，其实也是满族说部文本化的过程。关墨卿将《招抚宁古塔》当评书讲过，他和傅英仁讲的时候并没有添枝加叶，赵君伟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目前形成的《招抚宁古塔》共“22回，有一半是(赵君伟)加工的。”第一，将关墨卿和傅英仁简单提到的情节，根据赵君伟本人的调查资料和史料添加进去。“我讲得详细，因为都是有历史根据的。你比如说东海蟒式舞，傅英仁也讲过，他是一出一出的，但是来龙去脉他没讲。咱们讲的时候就得把来龙去脉弄清楚。都得看出来是自己民族的。” 还加入了萨满教祭祖、祭神的情况。第二，使用的语言都是满族特色的语言，《招抚宁古塔》文言色彩挺浓。“我使用的语言一般都是满族的语言，不像一些个满族作家，但是他写的书看不出是满族的。我写的一看就是满族的，满族的语言、满族的民俗、文化都有。”第三是加入了满族风俗，“他们(指关墨卿和傅英仁——笔者注)都是单纯地写英雄故事、打仗，咱们除了英雄故事打仗还有满族风俗文化，还有神话这些内容。”“满族民俗跟他们写的也不一样，因为我家就是满族，什么过年过节包笊篱姑姑啦，这我都经历过。”第四，每一回都用了满族谚语做引子。 赵君伟对20世纪80年代宁安县民研会成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向笔者介绍了马文业、王树本、谢景田的情况。 4、从四季屯到四嘉子 2007年6月底，笔者按照原定计划来到孙吴县，此次调查对象是孙吴县四季屯的何世环、张顺刚，孙吴县的富振刚，四嘉子的富亚光和其子富利民、黑河的齐学俊。在调查中发现，张顺刚已经过世，齐学俊联系不上。于是调查重点就是何世环、富振刚、富亚光和富利民。 何世环老人能用满语讲《阴间萨满》[19]和其他满语故事，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也使她不胜其烦，对我的到来很不情愿。只是碍于富育光的面子才接待我，还反复对我说以后千万别来了。她经常接待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对此还有总结和比较。“日本人来主要是了解日本在四季屯驻军的情况;美国、匈牙利小伙子录走了尼山萨满。其他人主要是跟她说满语日常生活用语。富育光他们主要是了解当年的情况，一些老人啊，一些古话什么的。” 在和何世环老人接触两天后，老人对我的态度有所改观。她反复问我此行的目的，我将自己的三个目的[20]都告诉了她，老人为此也颇费心思。她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富育光的父母和他们兄弟姐妹的情况、富振刚的父亲、伯父、祖父的情况，还有其他满族老人的情况，都详细地讲给我听。何世环给我讲了很多满族故事，有的用满语讲，有的她已经不记得如何用满语讲，她就用汉语给我讲。老人对乌勒本和说部的区别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第一章笔者已有介绍。另外她跟笔者谈到四季屯确有乌勒本之说，还分“窝车库乌勒本”和“窝扯密乌勒本”，但没有满族说部的说法。何大娘还帮我分析：她女性的身份使其无法掌握更多的资料;四季屯虽没有，但并不意味着大一点的满族家里没有;最有可能的就是很多人将乌勒本当成说部了。 在何世环老人讲述的满语《阴间萨满》中，有很多当地方言和古语，虽然老人是一段满语，一段汉语进行讲述的，还是有很多词汇无法一一对译。 富振刚本住在孙吴县，在笔者还在四季屯何世环老人家时，他恰好陪着从上海返乡的二女儿到四季屯儿子家探亲，第二天就要去大五家子。他现在是大五家子富察氏的族长，他们和富育光家是同一个富察氏，只是南支和北支的区别。富振刚还重点介绍了他爷爷富西利布的情况，他爷爷讲述的神话故事他已不会讲，而由何世环继承了。2005年，集成编委会到沿江乡吴玉江家录制何世环讲述的《阴间萨满》时，富振刚就一直陪同翻译，因为他还能听得懂这些满语，会翻译。笔者看到富察氏家谱中虽有萨布素的介绍，但没有明确列出其世系。也许正如富育光所言他们和萨布素只为旁支而非直系后裔。 离开四季屯，乘车至瑷珲参观了瑷珲历史陈列馆，之后到黑河市四嘉子富亚光家。来此调查，源于一篇报道“让人高兴的是，富育光在老家的侄子已表示有意学习，也许在不远的将来，黑龙江畔讲唱‘乌勒本’的热闹场景可以再现，不过，一定要抓紧，因为时间不等人”[21]。报道中提到的“老家的侄子”就是富亚光的小儿子富利民，富利民1972年出生，高中文化程度，暂时没有固定职业。富希陆晚年住在他家，那时他还很小，富希陆去世时他才8岁。他对自己身为富察氏的后代，尤其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后人感到自豪，可是，他对这段历史了解得太少。 富利民自述：小的时候不理解家族的历史，等长大了尤其是上高中以后开始对本家族的历史感兴趣，尤其是对清朝历史与其家族有关的人物如萨布素。在对某些故事不熟悉或联系不上时会向富育光了解，富育光会给他讲其家族的历史和家传的萨大人传。在农村如果没有文化的话，也不能传承下去。没有大专以上的文化就不会对此感兴趣。目前，他多少能理解一点。因其出发点是对其姓氏的自豪感[22]，在选择内容时只看比较辉煌的历史，不好的就不爱看。如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的鳌拜，因他是镶黄旗旗主，富察氏也是镶黄旗，就对鳌拜的事情很感兴趣。[23] 富利民虽有传承本家族说部《萨大人传》的意愿，但是面临很多困难：他自身没有固定工作;家庭拖累较大，父母年纪大，而女儿刚满周岁;富利民对清代的历史不是很熟悉，在四嘉子他很难找到相关的资料;他也意识到学历不够，很难传承说部;更重要的是缺乏讲唱说部的环境、喜爱满族说部的听众。 三、后代对传承人的不同解读 在富亚光家里调查时，发现对很多事情，如对父亲富希陆的了解，对同一件事情的解读，和富育光不太相同。富亚光认为，到大五家子的富察氏立家谱时萨布素已经当将军了，家谱中的老祖宗是跟着萨布素过来的，顶不济是萨布素底下的一个人。萨布素也是镶黄旗的富察氏，可能都是一个老富家。[24] 富育光在《七彩神火》中整理了8篇其母郭景霞讲的满族故事[25]。富亚光却不记得他听过母亲讲故事，只知道母亲是个文化人。 富育光说父亲富希陆擅长讲满族故事，《七彩神火》中收入了5篇。可是在富亚光的记忆中： 他哪有时间讲这个讲那个，他从小也没种过地，对满族这些事儿也不知道。不用说别的，我爷爷活着的时候本来我爷爷当家，他不当家把当家的权交给我二爷了，要不我二爷怎么成了地主富农挨斗了呢?话茬就死了。他跟我奶奶不怎么合，他就靠三姑奶奶去了。三姑奶奶是何什么的妈吗?应该是我三姑就是他儿媳妇。(拿出照片指给我看)就是何蔼茹，三姑奶奶我在大五家子都看过，那时候我爸不怎么讲这个，他比较感恩的是我亲大姑，非常感恩，他小时候说实在的照顾他生活都是我亲大姑，他非常感恩他。那不64年带着我后母亲到北京去看她一回。那时候都不时兴这个，一到50年、51年、52年政治空气比现在还紧张呢，农村就是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讲话我爸在外面应付这些运动，哪敢提这些事儿，那是地主富农的事儿。你还是贫农呢，你敢唠扯这些嗑?根本谁也不敢唠这些嗑，你还说我们家过去趁多少，怎么铺张怎么浪费，说满族话也就是那些老头老太太碰到说两句，别人那不是四旧也是几旧的，谁敢说这个。[26] 对父亲在四季屯教书时搜集整理了白蒙古的《天宫大战》等，富亚光对此并不清楚，更不知道白蒙古的情况。他记得：父亲很熟悉四季屯，经常提起富振刚那些人，尤其是母亲去世时富振刚一家帮了很多忙。有来往也是其父在四季屯当老师的时候有，搬到大五家子以后就没什么来往了。[27] 但是对富希陆被划为右派的事儿，富亚光谈到了更多的细节：67年、68年，69年就清队了，他就下去了。……最后定为现行反革命，不戴帽。我说爸你反对谁了?我后母亲就抱了一个姑娘就是富远铃，他得供她上学，我爸一辈子伺候一帮孩子，他都烦了，对富远铃不怎么太那啥近乎她，富远铃就跟我母亲关系好点，跟我父亲就差点。我不是上学整一些毛主席像啥的、毛主席书什么的完了我爸那时候挺规矩，他就贴了一个毛主席像，其他的都揉了。被人告了，就是富远铃告的，就是说我爸爸对毛主席不尊重。我爸不承认，人家说有人告你了。我爸一问是谁告的，人家告诉他是你闺女告的。我爸一生气，就什么都承认了，不是他的他也都承认了，就给打成反革命了。但是不戴帽，就因为受这个关系，我大哥也受牵连了。我从四嘉子到三家子，我爸哪有心思讲这些事儿。一个是过去老婆也死了一帮孩子生活那啥，到供销社经济也不怎么宽绰啥的，我们都受的新式教育，也不翻那些书。我就记得我们家有不少老相片，我爸我妈结婚时候的老照片，我妈都带着满族那个，两把头。文化大革命都被我爸他们烧了，怕受牵连。那会儿我妈还留了一些呢。一到过年了，生活比较好点了，给我们讲讲过去家里怎么富裕怎么那啥，我爷爷分了多少匹马，就因为被这些个也不好好经营这些都没了。在过大家的时候也都是那个过年吃，在大五家子过的时候我们每年都养猪。我爸做饭，整的满族那些饭就相当好了。我爸一辈子挺干净的，浆浆洗洗一辈子挺干净的。[28] 富亚光现在颇有些后悔，早知道父亲知道那么多资料，自己怎么就没上心呢?同样的事情在富育光和富亚光的回忆中呈现出不同的状貌。究其原因，首先富亚光比富育光小8岁，对此不感兴趣，他跟杨青山感情很深，但是他完全不记得杨青山能讲故事和《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其次，可能在满族家庭中对长子的重视。在郭景霞去世时，富育光16岁，而富亚光才8岁，记忆当然会出现偏差。最后，富亚光一直在外求学，很少在家里，跟父母的沟通较少。而富希陆被打成右派时，他一则年纪已大，二则富希陆就在他身边，所以对细节的记忆就多一些。 张石头的情况也是如此，富亚光只记得他们之间有亲属关系，至于他擅唱就不清楚了，张石头的子女也是如此。 富育光记忆中的张石头：我爷爷(抽大烟)非常喜欢他，把我大姑嫁给他，由此，张石头成为二掌柜的。太爷爷、祖太爷传下来的《萨大人传》，都由他来讲，讲得非常生动，还培养了一些小徒弟。《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一听就能记住。成为富察家的主要乌勒本色夫，又是管家人。说部全仗口才，只要口才好，就能够讲得生动。除了说部，当地的地方戏都会唱，俄语非常好，会很多调子谱子、嘟嘟调都会。他的大烟瘾要是抽足了，说啥像啥。伪满时期，大五家子附近的人都知道。我五六岁时就跟在他身边，他在讲说部的时候，其他村的人都去听。用两个石头或板子，身上各个关节都能出声。富家传承的《七彩神火》中的故事都是由张石头整理的。在家族中所有人中，他的唱词、舞蹈动作、嗓子都是最好的，“二十多里都能听到”。[29] 当我们到张石头的大女儿家去了解他父亲的情况时，他女儿张月娥记得最清楚的是： “我爸爸就是脾气不好，直性子人，就喝酒”，“我爸爸就是打头的，我二姥爷家里什么农具都有啊!打晌、割地，咱们都是劳金，就我是官。我就大点，带着劳金干活，我姥爷就让我爸爸带着他们干活。其实我爸爸也不多挣一分。按着年月我二姥爷挺抠给点也不多，给个三毛两毛的，我爸爸学不好了，还抽大烟，耍钱。”[30] 他弟弟张胜利也说：我们后来搬到下马场是因为给我姥家抗活。我父亲是8岁到我姥家扛活，就是半拉子。等长大了，我姥爷就相中我父亲了，就把我母亲给他了。后来我父亲就管事了，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归他管。那时候我们就跟富育光的父亲和母亲在一起。富育光的父亲是伪满国高毕业。在孙吴教书。“我反正知道他有两大嗜好：赌和喝酒。”[31] 当笔者问到张石头的大女儿，富察美容是否会讲故事时，她说“对呀，我姥姥会讲故事。”但她没在这件事上多停留就说起姥姥的相貌来“也是圆脸，像我们这样，我们娘们都这样。我多少有点像我妈妈。你看我弟弟们都差不多。” 他女儿已经不记得她父亲能讲擅唱，只知道他们和老富家的关系。当我跟富育光核实的时候，富育光笑了：那会儿的男人不都那样?他并没有将这些家长里短、个人生活的事情纳入到对张石头的回忆中。 经过上述对比，笔者发现不同人对同一件事的回忆选取角度不同而进行选择性记忆;男性和女性还有一定差别;因其对满族说部关注点不同，他们讲述的情况虽有差异，却使传承人的形象更为丰满。 在当代的传承人中，富育光对满族说部用力最多，以他为核心已形成了包括满族民间文化、满族萨满教、满族说部的学术研究圈。许多研究者从他那里获得了研究信息和资料从而进行专项的学术研究，有与富育光共同研究的，也有后辈学人受其提携的，其中也包括笔者。富育光的知名学者身份使其对满族说部的研究颇受瞩目，得到绝多数人的认同。在他头脑中有全国满族说部传承人的地图，笔者所做的调查也离不开他的襄助。从调查地点到被调查人的选择，乃至行程安排，他都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在有的传承人不愿意过多地被打扰时，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才得以顺利进行。富育光作为局内人，在继承本家族说部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搜集、整理其他家族的说部;但是他的研究者身份又使他从局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分析、研究说部，在这中间出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而完全作为局外人的笔者，所做的调查、分析与富育光又多有不同。 在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后，发现传承人情况有的非常丰满、有的却很单薄，这是以前调查的局限。笔者的调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查了如赵东升、赵君伟般以往未被重点关注的传承人;在新宾重点调查的徐爱国是否为说部传承人的问题;对可能成为满族说部传承人的富利民的调查。徐爱国最终被笔者认定为传承人，有三个原因：首先，他创编《天命雄鹰》的过程与《女真谱评》相似;其次，他有“书写型”传承人的共性;第三，徐爱国从小浸润在努尔哈赤的讲述传统中，长大后看了很多与努尔哈赤有关的历史书，而《新宾资料本》和《清太祖传说》的阅读借鉴对《天命雄鹰》的创编都有影响。我们认为徐爱国是受满族口头传统影响颇深的传承人，其创编的内容没有脱离新宾地区传承的民间故事;他在创编的过程中又大量借鉴了评书的手法;他既能写又能说，他讲述的努尔哈赤在当地也颇有影响。 在对以往传承人情况的补充调查中，笔者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如调查富亚光和张荣久子女时发现他们对自己的父亲和长辈的回忆与富育光有些偏差，因注重点不同而导致其选择性记忆。差异出现在传统的积极携带者和消极携带者之间，富育光等传承人是传统的积极携带者，人数虽少，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有意识地记住了大量与口头传统有关的事宜，积极地根据任何一个线索进行调查，摸清其来龙去脉，使传统得以完整呈现;消极携带者只是记住了与其生活相关的资料，家长里短，熟悉的人的熟悉的事儿是他们重点关注对象，其他的关于满族文化、满族传统离他们比较远，所以有时即使他们生活在极为有价值的传统文化宝库中，他们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对于我们要了解传承人的情况，二者提供的资料都是非常有益的，他们互相补充，彼此影响，由此我们才获得了关于传承人的立体图像。而对传统的个体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差异，传统的积极携带者才脱颖而出成为满族说部的传承人。 原载《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0年 第02期 [1] 年纪最大的何世环，虽为女性，因其父是私塾老师，也受过教育，文化程度为初小毕业。 [2] 对传承人的调查，只有在把传承谱系和传承线路弄清楚，把传承人的专业技能与创新点弄清楚，把他的作品记录下来后，这样的数据资料才有可靠度，也才有价值。 [3] 【日】小堀严：《满族萨满祭祀观看记——黑河省瑷珲县大五家子村调查记录》中提到：大五家子村旧名“呼呼勒”，是位于该村后边的小河之达斡尔语名称。据说满族是在康熙年间从宁古塔来这里驻防，汉族也随之来了很多。该屯分六屯位于黑龙江右岸冲击地，蓝旗沟、下马厂二屯多为湿地。——【日】大间知笃三等著《北方民族与萨满文化——中国东北民族的人类学调查》，辻雄二，色音编译，拿木吉拉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4] 2006年1月12-17日笔者在吉林省长春市富育光家中的访谈。 [5] 富育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富育光民俗文化论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6] 富育光 笠阳：《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北方民族》1999年第1期，第118页。 [7] 2008年2月28日，笔者与富育光的电话访谈内容。 [8] 【德】傅玛瑞：《中国民间文学及其记录整理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9] 如《<尼山萨满>与北方民族》、《<乌布西奔妈妈>的流传及采录始末》、《<东海沉冤录>传承情况》、《满族说部<萨大人传>采录纪实》、《满族说部<飞啸三巧传奇>的流传情况》、《满族说部<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的流传情况》，这些文章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在《丛书》中对应的说部中亦有，不过题名略有变动。 [10] 赵东升整理：《扈伦传奇·后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18-520页(经过笔者整理)。 [11] 吉国秀在沈阳师范大学工作，还得到了周福岩和詹娜的帮助。 [12] 徐爱国给笔者讲了一段《天命雄鹰》，并将《天命雄鹰》电子稿的前17回赠与笔者。 [13]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新宾资料本》第一分册包括罕王身世传说和有关罕王的地方风物传说共50余篇;孙英和启坤编著《罕王传说》(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收入18篇老罕王的传说;新宾县文化馆1984年7月编《罕王的传说(资料本)》(新宾满族民间故事集之一)，其中有31篇老罕王的传说。 [14] 2007年4月15日在兴京宾馆，与徐爱国、曹文奇的访谈资料。 [15] 2007年4月15日在兴京宾馆，徐爱国的访谈资料。 [16] 许钰：《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个性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17] 这部历史小说筹划创意于1981年，始命笔于1985年, 最终完成于1999年, 总共历时18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 年9 月版，大陆作家出版社2000 年7 月版。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事，而后逐步成长壮大，经过连年浴血征战且配合实施种种政治策略，统一了四分五裂于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建立起以女真族为主体同时吸纳多民族成份的新生的“后金”政权，进而以“七大恨”告天，出师伐明，全力进取中央政权的历史过程。 [18] 的确如赵君伟所言，傅英仁从来没有发表过对乌勒本和说部的见解。但是，富育光的多篇论文发表后，宋和平曾就这一问题电话采访过傅英仁，傅英仁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具体情况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 [19] 何世环强调她讲的是此萨满过阴的故事，应称之为“阴间萨满”。 [20] 一则想听她用满语讲述《阴间萨满》和其他满语故事;二则想了解此地是否有乌勒本和满族说部之说的意图都告诉了;三则了解其生活史。 [21] 李晓林：《满族说部：到哪里去找“金子一样的嘴”》，《中国文化报·文化遗产》 2007年5月9日。 [22] 萨布素是第一任黑龙江将军，他认为黑龙江都是富察氏的，所以非常自豪。——笔者与富利民的访谈。 [23] 笔者于2007年6月30日在黑河市四嘉子富亚光家中与富利民的访谈。 [24] 笔者于2007年6月30日在黑河市四嘉子富亚光家中与富亚光的访谈。 [25] 除此还有富希陆讲述的5个故事、杨青山4个故事、张石头8个、赵法师5个故事。 [26] 笔者于2007年6月30日在黑河市四嘉子富亚光家中与富亚光的访谈。 [27] 笔者于2007年6月30日在黑河市四嘉子富亚光家中与富亚光的访谈。 [28] 以上内容都是笔者在2007年6月29日在黑河市大四嘉子富亚光家里的访谈。 [29] 笔者于2006年1月12日在长春市富育光家中的访谈。 [30] 笔者于2007年7月1日在黑河市西道岗子村张荣久女儿张月娥的访谈。 [31] 笔者于2007年7月1日在黑河市西道岗子村张月娥家的访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