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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动荡不安中，诗歌休眠了 颇有意味的是，朱健的诗歌创作在《骆驼和星》的高潮之后，步入了一个与诗歌创作渐行渐远的人生拐点，似乎跨进了激流奔涌的另一条命运之河。诗歌在他的头脑中灵光闪亮，石破天惊了一回之后，安静地藏匿于某一个角落，开始了颇为漫长的休眠期。 从1945到1976年的30年间，朱健的人生角色随着时代发生了一连串意外加意外，偶然加偶然的转化。他的诗歌创作成为他生命中一个隐约的背影，只是偶尔闪现。 1945年到1947年6月的朱健，是一位积极投身于学生民主运动，参与领导重庆学生“一六”大游行的“职业学生”，直到被国民党抓捕入狱。 1944年，趁着送母亲去四川的机会，朱健从兰州公路局脱身，重返四川，并于1945年进入晏阳初创办的乡建学院读书。抗战胜利后的重庆，民主运动达到高潮，乡建学院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朱健则成为了地下党背后支持的公开出面活动的学生：“我在乡建学院读书没上过多少课，国民党叫我们‘职业学生’，主要就是搞学生运动。” 在重庆民主运动中影响颇大的反美抗暴“一六”大游行中，重庆两万多名大中学校师生参加，朱健也带领乡建学院几百名师生连夜走了六七十里山路赶到重庆参加游行，“本来乡建学院在重庆的大学里规模最小，没有名气，但这一下子就轰动了。我就代表乡建学院进入了组织游行的主席团。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基本上没怎么上过课了。” 1947年6月1日，朱健被捕。出狱后，他被重庆当局驱离出境，离开四川进入长沙，从此定居长沙。 在这座江南古城，朱健的人生角色多次转化。最初，他是辗转于多所中学，以老师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工作者，曾担任长沙河东学运区区委委员，组织学生参与迎接湖南和平解放。湖南和平解放后，朱健进入长沙市委机关，28岁时担任长沙市委秘书科科长，成为一名官运亨通、颇有作为的年轻干部。1955年，朱健因“胡风案”被关进公安局，多番审查，还差点被人诬陷为“中统特务”。出来后，朱健背上了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辗转于长沙手工业局、长沙正圆厂，修过铁路，建过大桥，当过副厂长，总会计师 …… 在囚室中，朱健再度提笔写诗，创作了《烈士公园》《故乡》《密西西比河》等诗歌。但不久，这个诗歌创作的小高潮被更大的动荡打断了。“文革”中，朱健成了被打倒的“走资派”，关进“牛棚”，诗歌也成了他的罪证： “组织人员苦心搜索我上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的诗歌，精心打印，装订成册，为我出了一本诗全集，作为‘胡风分子’‘周扬黑线’罪证，发给全厂成百上千职工，人手一册，大讨论，大批判。” 文革中，朱健被发配到长沙铝厂车间劳动，当了七年阳极工。阳极就是通上电后产生高温的炭化物。一个阳极有一张床那么大，一米多高，把电通到阳极里去，阳极再发热把铝变成铝水。通电前，先要把一根铁棒，叫阳极棒，用铁锤打进阳极里去。阳极工要戴上很厚的手套，几乎趴到地上，用铁锤将阳极棒很快地打进去。一开始，动作慢，打不进去，手都烤脱皮了。因为是铝粉，不能有一点风，大热天窗户都要关起来，在高温下劳动四个小时，大汗淋漓，浑身上下一身黑灰。 阳极工是铝厂中最辛苦的工种，但几年下来，朱健也真正体会到了无官一身轻的乐趣：“最快活的是下班洗澡，又唱又跳，走进澡堂，大冲大洗，水声、笑声、歌声，追打嬉闹声，十分开心。人人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以真人本色本相相见，哪儿还有什么上上下下左中右敌我友？全都是父母生成血肉身，全都是满身烟尘，在哗哗喷涌的清水下洗得哇哇欢叫。日复一日地冲冲洗洗，渐渐冲淡了我积垢多年的功名利禄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