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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过去，我们很多研究者在对作家笔下的文化生态描写的研究应该是非常深刻的，此外，对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群作品的美学风格的追求，也是大多数评论家们所醉心的。 进入到主题域研究层面，我们如果细细玩味，便会发现，在灿若星辰的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中，着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水乡风情、文化习俗等带着非常浓厚的里下河印记的作品非常繁富，然而，也有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涉猎到了一种已经渐趋式微的文化现象——乡绅文化或者名之曰乡贤文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些乡绅形象。 带有浓厚的汪氏文学胎记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实际上从汪曾祺先生开始，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品里，就源源不断地出现旧乡绅或乡贤们的影子。汪曾祺先生本人就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乡绅兼中医家庭。他的笔下，乡绅人物众多，也各具风采。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也可以理解为是士大夫居乡者。乡绅阶层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从官场上退出然后居于本乡者，此即 “绅”或“大夫”；一是从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子”。由乡间士大夫或士子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普遍有着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涵养，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阅历和广阔视野，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有深刻的了解与同情，有的人甚至还有着先进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此外，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志贯彻到民间。他们是那种“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语见《绅衿论》，同治壬申五月一日《申报》）。有的地方，乡绅不但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甚至直接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向前发展，直接决断着一些普通百姓的命运与人生走向。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人物，是一方风气和文化的象征或表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里下河作家笔下的乡绅形象，在“文革”时代、后“文革”时代以及改革开放的时代，经历了从断裂、消失向重塑的嬗变过程。 这种断裂的情形，其实在汪氏作品里便已经在悄然地修复。譬如，《忧郁症》（乡绅形象为龚星北）、《鉴赏家》（乡绅形象为全县第一大画家季匋民）都是以其最为日常的方式，呈现出乡绅人士的市井气息与高雅不俗的行事风格。其他篇什中，诸多乡绅形象也都是温文尔雅地出现在汪氏笔下的。 从汪氏自身角度看，本身极具士大夫气的汪曾祺，本质上对这一群体是有着一种认同、甚至神往的。汪氏作品在里下河文学的流脉里，在乡绅/乡贤形象的塑造上，其实很长时间都未能获得后起作家的回应。而此后的刘仁前、刘春龙、曹学林、沙黑诸位作家所重塑的乡绅/乡贤形象，也并不是有意地呼应汪氏作品，而只是从他们自身的精神视角出发，发现并重塑了乡绅/乡贤的形象，并在无意之间完成了对乡绅/乡贤形象的修复与重塑，且对乡绅/乡贤形象赋予了新的内涵。 曹学林的《船之魅》正面塑造了李恒义等几个真正的乡绅形象。 乡绅李恒义作为商会会长和龙湖镇镇长，他的出场主要是在抗战期间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而作为乡绅形象，李恒义的意义在于，他借助商人身份、一镇之长的便利，着力于发展地方经济。而他经营的药材生意，则又是悬壶济世、救济苍生的良心事业。李恒义有着最起码的爱国情怀，大义当前之时，他们的民族之义永远高踞在心中，所以才能做到巧妙地与日伪周旋，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民与生产。乱世之中，李恒义又能与社会最基层的百姓结下深厚的友情，他与柳一篙的主仆、兄弟情分，他与沈红菱借腹生子的情感纠葛，都令人荡气回肠。但在历史转折关头，在去与留的问题上，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理解不到位，从而导致最终逃去台湾。然而，人虽去，家乡情结却始终萦怀在心，人死之后，还要让下一代回乡探亲并帮助家乡发展经济。 可以说，这一形象是乡绅形象断裂之后的回归，曹学林着眼于人性去塑造这一人物，摒除了那种戏剧化、概念化的图解手段，写出了这一乡绅真实的人性底色。特别是在与柳一篙的感情纠葛中，他的人性的光辉最终令柳一篙这样的血性汉子放下仇恨，并从失意、潦倒中重新站起来，这样的情节乃是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令人击节。 乡绅形象转型为乡贤形象，则主要在刘仁前、刘春龙、沙黑等作家的作品中。 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里，作为香河第一大家族第一代中心人物，也同时是《香河》中的主要人物，柳安然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这样的“乡贤”角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