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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华人文地理纪录片《梦游天姥——唐诗之路》中,竺岳兵先生概括了“唐诗之路”的七大文化底蕴:中国山水诗发祥地、佛教“六家七宗”诞生地、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诞生地、中国道教巩固充实时期中心地、中国书法艺术圣地、中国山水画源头和士族文化中心地。这七大文化底蕴将“唐诗之路”等同于浙东,成为对单一地域历史文化的特征描述,并没有准确地展现“唐诗之路”对于唐代文学文化的历史意义。“唐诗之路”的文化意义的挖掘重点应着眼于唐代,其前后的历史和文化虽然与“唐诗之路”有关系,但落脚点不应脱离唐诗和唐朝诗人的活动,否则将混淆“唐诗之路”与浙东地域文化的关系。 中央电视台“探秘”栏目与“探索·发现”栏目的《唐诗之路》追溯了“唐诗之路”这一提法的缘起,从竺岳兵先生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谈起,展示了“唐诗之路”作为一个文学概念的产生过程。 在中央电视台“探秘”栏目的《唐诗之路》中,竺岳兵概括出“唐诗之路”的三要素:范围的确定性、文化的继承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2011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的《唐诗之路》在主题安排上相比之前的作品更有条理,对于“唐诗之路”的文化内涵做出全面的概括。然而在栏目介绍中又可见媒体对“唐诗之路”本身的重要文化意义缺乏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仅仅把这一纪录片等同于解密和发现的同类题材的纪录片。 在此纪录片中,重点展示道教文化对“唐诗之路”产生的重要作用。唐王朝统治者以道家始祖老子李耳为汉族正统的血脉来源,知识阶层多选择归隐山林的魏晋风尚。原本是士人的司马承祯选择在剡溪归隐,潜心玄学与道教,虽远离朝堂,却依然成为唐朝统治者心目中的世外高人,屡次接受召见。唐代读书人也看出这是间接接近权力中心的一种方式,也喜结交隐士,希望得到引荐,以在未来的仕途道路上找到支持。有些唐朝诗人走“唐诗之路”的确带有附庸风雅的嫌疑,希图“唐诗之路”给自己带来好运气,通过隐居的世外高人给自己的仕途开辟一条捷径。当然也有真心向往魏晋名士并结庐而居的真隐士,如孟浩然、王维等,选择在剡溪这一环境优雅、远离凡俗之处潜心佛道。唐朝诗人怀着朝圣之心来到新昌大佛寺,唐朝著名的诗僧在“唐诗之路”说经讲法,且与诗人往来唱和,交往甚密。 “唐诗之路”的形成是魏晋文人文化传统的一种延续与变异,其继承了魏晋玄学与魏晋的文人风度。其差异是因时代背景的迥异,唐朝诗人身处盛世,对社会与人生的态度并不像魏晋士人那样绝望与悲观,虽对现实有所不满,但并没有完全与世隔绝,厌弃人生。 在“唐诗之路”的上述纪录片中,“唐诗之路”的内涵日渐清晰。但在纪录片的视觉呈现方面,以一地(浙东新昌)、一山(天姥山)、一位诗人(李白)、一位学者(竺岳兵)为中心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相信随着《全唐诗》与地方文献相关内容的深入研究,在“唐诗之路”的视觉呈现方面能够见到更多的文化信息。这有待于“唐诗之路”文学意义与价值的更深层次的探讨与挖掘,“唐诗之路”纪录片理应见到更为壮观完整的诗人群像。“唐诗之路”是从唐诗中走出来的,最终也要经由“唐诗之路”与多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明晰其自身的文化特征。“唐诗之路”研究不能借“唐诗之路”无限延伸到其他艺术宗教领域,而是应该回归唐代文化与唐诗自身。 (作者单位: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