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
    
    编者按：
    近日“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在京展出，全面宣传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鼓舞人心，催人奋进，为十九大的召开营造了良好氛围。近日，本期学术周刊专访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程中原研究员，请他结合自身学术实践谈谈有关党史和国史的研究及现状。
    回顾成就前瞻未来
    学术周刊：您是研究党史和国史的专家，能否从学术角度谈谈对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感想？
    程中原：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在这五年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之一。
    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拓进取，革故鼎新、励精图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过去想办而未能办成的大事，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这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我认为，这些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是党中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结果。
    五年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攻坚，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军队改革和建设，积极做好港澳工作、对台工作，全面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扎实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经济保持平衡健康发展，社会保持和谐稳定。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结果。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将科学总结这五年发展的实践成果和理论创造，规划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从回顾和前瞻，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怎样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向学术研究和理论工作提出了全新的、丰富的、重大的课题。这就是要研究、总结并阐述新实践新理念新思想，研究、总结并阐述新创造新发展。
    可以预见，十九大的召开，必将促进和指导学术研究和理论工作的发展，将会开创一个空前繁荣巨大发展的新局面。学术研究工作者和理论宣传工作者，应该自觉地接受这一历史性的光荣任务，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史实为根本理论为灵魂
    学术周刊：您是党史和国史研究专家，请介绍一下目前学术界对党史、国史的研究现状。
    程中原：我认为，党史、国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其标志是：一、有了比较成熟的著作，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二、对重要党史、国史人物的生平思想研究有了相当规模和扎实基础。不仅毛刘周朱邓陈等著作、年谱、传记、纪录片、故事片配套，许多重要人物也是如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党史、国史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发展，这就需要进一步开放和利用档案；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重要历史问题、历史人物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在通俗化、大众化方面多做工作。
    学术周刊：您从研究张闻天开始，进而走上研究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的道路，能否谈谈您对历史研究的认识与思考？
    程中原：对历史研究中几个方面的关系，我以前曾作过概括：史实是历史的根，理论是历史的魂，制度是历史的骨架，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主宰者。人物研究要置身于阶段研究之中，离开了特定环境，就无从对人物言行做出判断；离开了人物活动，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历史阶段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相对而言，历史人物的研究，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往往更多地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因而，要通过研究讨论，摆事实、讲道理来统一认识。在这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会显得十分重要。我是从事党史、国史人物研究的，写过《张闻天传》《胡乔木传》《邓小平传》，对此深有体会。历史研究要沉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学术周刊：在您的学术研究中，您认为哪些方法或者精神对做党史、国史研究是重要的？
    程中原：最主要的是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指导。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科学有一个重要观点，叫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的含义是什么？要搞清楚。哪些历史著作达到了这个要求？要举出实例来。
    党史、国史研究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还需要有具体的方法。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必须包含“二十四个要素”；评价历史人物要掌握“八条原则”，即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是从所处的历史潮流来看历史人物的动机；不是孤立地而是把历史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应当具体地、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对其著作也应作全面分析；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并放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如实地评价历史人物；应当指出前人的历史局限性，但不要过于苛求；要运用人证、书证、物证、史证四重证据法考证史料，解决疑难问题；认识历史人物的分歧要从实践、路线、理论三个层次入手，等等。这些都是从学术实践中作出的概括，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紧密联系现实推动学术研究
    学术周刊：能否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谈谈党史、国史的研究及对当前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
    程中原：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一，讲话充分肯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这就指明了包括党史、国史研究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责任，明确了历史担当，增强了学术自信。我们不能辜负时代和历史的期望，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肩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第二，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党史、国史学科建设的领导地位。应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取得的成果。党史国史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要真懂真信，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学术研究、教材编写、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始终不渝地保持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研究导向。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忠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为人民书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神州大地上胜利发展的辉煌历史。第三，要精心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中国党史、国史学者责无旁贷的学术担当。我们已经正式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可以说已经占领了本学科的学术制高点。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指导下，我们更要增强理论自觉、学术自觉，把党史国史教材、专著、论文的编写同学科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保持原创性，体现时代性，提高系统性，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建设成为富有中国特色的学科。
    学术周刊：近年党史和国史的研究有什么新进展？
    程中原：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校重点教材（历史专业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将在党的十九大后修订。这次修订除把在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五年来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加以修改、补充之外，还将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以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举旗定向、谋篇布局，迎难而上、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进展；还将着重阐述党的十九大对中国未来发展描绘的蓝图，确定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专门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继2012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至四卷之后，又编写出版了五大领域（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史）1949-2012年的专题史，同时正在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五、六、七卷，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学者集体或个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特别是在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将学术成果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中宣部主持编写的“理论热点问题面对面”，当代中国研究所学者的《历史转折三部曲》，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中央电视台开辟的《中共党史一百讲》，中央有关部门先后主办的《复兴之路》《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展览，把党史、国史知识形象而又系统地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传播，是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成功之作。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及时向广大干部群众提供阅读材料，也是一个特点。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的学者们表现突出。就在今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平汉的《治国理政这五年》，以迎接党的十九大的召开。重要的人物传记和回忆录的出版（如《邓小平传》《胡乔木传》和《邓力群自述》），对党史、国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外学者的一些著作，如基辛格的《论中国》、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对国内党史、国史研究有启发、促进作用；国内党史、国史著作的外译（如《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等），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也增进了世界对当代中国的了解。
    广大干部群众对党史、国史的关注，是推动党史、国史研究的巨大动力。党史国史著作是否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受到欢迎，产生广泛深远积极的影响，是检验党史国史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