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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是地方志的简称，主要是记载某一地方各个历史时期各方面情况的文献，属于地方文献中的一种。历代积聚、流传下来的方志，使现存的很大一部分历史资料在数次朝代更迭中得以保存和流传。 东北地区的方志编纂工作，起步较中原文化发达地区尤晚，发展兴盛时期是在清代。在清代东北方志中，有一类方志文献比较特殊，那就是由清代流放到东北地区的流人所创作的方志文献。 一、 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概述 流人是中国数千年自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历代各朝中，由于特殊的统治措施和法律制度，使得清代成为流人数量最多、影响最为显著的朝代。大批反抗其统治、触动其利益或触犯刑律的犯人及其他有关人员被遣戍到边疆地区。清代遣戍戍所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主要是新疆）及北方，其次为西南烟瘴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省份等。 清朝建立时，东北地区继续保持多民族聚居的特点，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各方面有着浓郁的少数民族特点。随着流人，特别是文化流人大量遣戍至东北，并广泛分布到东北各地，使得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迅速向东北流布。这些文化流人，有的因其学识而被地方官员破格予以任用，从事文字或教育工作，如编纂方志、官学任教、书院讲学等；大部分人则发挥自己的专长，广泛从事各种文化活动，如私塾教书、诗歌创作、学术研究、书法绘画、笔记撰写等。在一定意义上，清代前期东北的文化，就是以文化流人为骨干而发展起来的，他们所撒播的文明的种子，对清后期东北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清代东北流人所创作的方志文献就是清代东北流人文化贡献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这些被流放到东北地区的文化流人以及他们的随戍、探亲者，将搜集到的文献所载东北的山川地理、气候风俗等，以及自己在流放地的所见所闻等内容，辑录成书。如方拱乾《绝域纪略》、方式济《龙沙纪略》、杨宾《柳边纪略》等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清代东北官修志书力所不逮的情况下，这些记载弥补了东北地区方志文献的很多空白，是研究东北历史最好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在相对偏远的黑龙江地区，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如黑龙江第一部地方志，就是由清代谪居卜魁的流人方式济撰写的《龙沙纪略》一卷。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清代东北流人所撰著的方志文献共有十二部，目前所存留的仅有七部，分别是方拱乾《绝域纪略》、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吴桭臣《宁古塔纪略》、杨宾《柳边纪略》、方式济《龙沙纪略》、方观承《卜魁风土记》、英和《卜魁纪略》。吴兆骞《天东小纪》、祁班孙《东行风俗记》、方登峄《卜魁杂志》、杨锡履的《口外山川纪略》、程煐的《珂雪集》等，已经亡佚。本文试从文献资料的角度对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具有的特点做一分析。 二、 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资料特点 资料是方志的基础，也是方志生命力所在，更是决定方志客观性、倾向性、综合性的关键因素。清代东北流人文献在资料方面体现出的鲜明特点，不仅体现了方志纂写者的个人素养、方志纂写的曲折和艰难历程，使我们对这些流人及其随戍和省亲者更生敬佩之情；同时也可以看出，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在东北社会历史文献资料保存方面的巨大贡献。 1、文字资料详实全面 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所征引的文字资料包括历史上有关于东北各个方面情况的图书、档案、碑刻等。 图书资料是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的重要来源之一。纵观这些纂写方志的清代东北流人的生平，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几乎都有世代书香的家学渊源、颖悟聪慧的个人天赋和扎实深厚的诗文功底。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在流放之前就已经接触和掌握了大量文史典籍，包括各类史书、丛书、谱牒、传记、诗集、文集、笔记等等。这些文史典籍已经由显性的文字，变为隐形的内涵，融合成为他们个人修养的一部分。所谓：“学不博则无以考证严格而不能作，识不远则无以审量形势而不能作，心不精则无意访求琐逸而不能作。”[1] 而这些流人出关时携带的图书典籍，以及他们所撰写的方志文献中参阅和引用的文字资料，则向我们具体展现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参引文字资料的广博与宏大。 杨宾的父亲杨越在出关时，曾携带《五经》、《史记》、《汉书》、《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选》、《历代古文选》，杨越周围人还有《杜工部诗》、《字汇》、《盛京通志》、《纪事本末》、《大学衍义》、《纲鉴》、《皇明通纪纂》等[2]。 而据《柳边纪略》注解文字可知，文中所参引的书籍有《后汉书》、《三国志》、《梁书》、《魏书》、《北史》、《隋书》、《唐书》、《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太祖实录》、《成祖实录》、《明季遗闻》、《清实录》等史书典籍；《大明会典》、《国朝典汇》、《清会典》等政书典志；《金志》、《明一统志》、《开元新志》、《二老堂杂志》、《太平寰宇记》、《松漠纪闻》、《盛京通志》、《扈从东巡日录》、《天东小纪》、《西陲纪略》、《出塞纪略》、《陷北记》、《东行风俗记》《三镇边务总要》、《四镇三关志》、《使辽录》等官修或私修方志书籍；《地纬》、《左司笔记》等专著杂史；《中州集》、《玉堂嘉话》、《紫桃轩杂缀》、《昭明文选》、《秋笳集》、《池北偶谈》、《演繁露》、《海陵集》、《夷坚支志》、《西溪丛语》、《居易录》等笔记诗文集；《南烬纪闻》、《异苑》、《契丹事迹》、《广五行记》等逸闻异物录等。 方式济《龙沙纪略》所参阅的书籍有《广舆记》、《舆表》、《明一统志》、《盛京通志》、《金史》、《金志》、《埤雅》[3]等。 档案文牍也是足可采信的文字资料。方式济《龙沙纪略》中有俄罗斯来函的记载：“俄罗斯来文二函，一彼国字，一蒙古字，贵官与商贾名悉载。康熙丙申岁来文‘察罕汗一千七百一十六年’”。 我国有着刻石记事的优良传统，碑刻文字不易被破坏和篡改，可靠程度很大，而且内容也丰富多彩，是珍贵的历史文字资料。所以，清代东北流人在编撰方志文献时，除图书、档案外，碑刻也是采用较多的文字资料。 仅《柳边纪略》就有多处记载，如卷1载：“长城东尽处曰大龙头，……上有望海楼，……楼前有石碑，大书‘一勺之多’四字。” 又载：“往时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兴刘侍御命人往观，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还，仅十三字，作四行，首行曰‘深契’，次曰‘圣’，次曰‘儒生盛于东观’。次曰‘下瞰阙庭’。” 又载：“前宁古塔将军安珠瑚于福儿哈河边得一残碑，仅五行，合七字。首行曰：‘上顺国’，次曰：‘不’，次曰：‘字’，次曰：‘归’，次曰：‘佃’。” 此外还有关于“金完颜娄室神道碑”、“宝胜寺石碑”等内容的记载。 《宁古塔纪略》中所引碑刻有：“有金之上京城，临马耳河，宫殿基址尚存。殿前有大石台，有八角井，有国学碑，仅存‘天会纪元……’数字，余皆剥蚀，不可辨识。” 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在文字资料的运用过程中都详加考证。例证可信手拈来：如《柳边纪略》卷1考证柳条边边门、黄龙府地理位置、冷山方位、渤海上京城遗址、窝稽名称、黑龙江源等；《宁古塔山水记》考证渤海上京城遗址；《绝域纪略》考证宁古塔之得名以及渤海上京城遗址。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如此运用资料，既体现其严肃对待之精神，又足见其考证稽核之功力。 2、实物资料真实客观 实物资料是真实存在的历史遗痕，它主要包括城池、宫殿、祠堂、关隘等留存的或完整或不完整的历史遗址，还有生产工具、战争武器、器皿服饰、印章绘画等历史遗物等。这些实物都是撰写方志所必须的第一手资料，既可以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使纂志资料更加丰富充实，同时，又比文字资料更加接近事物的本来面貌。因此在说明问题时，实物资料比文字资料更为可靠、更具有说服力，因而也就更有价值。 渤海国五京中的上京龙泉府，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牡丹江畔。清时，其遗址距离流人聚集较多的宁古塔新城较近。因此，许多流人对这座有着纷纭传说的古城遗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予以如实记录。 如方拱乾就在实地调查后于《绝域纪略》中有所记载，方拱乾虽然没有辨识出此“东京城”即渤海上京城遗址，但却对当时遗址的残存现状进行了客观真实的记录。当时保留的成分，一定比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更多，所以方拱乾的记载无疑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缙彦对渤海上京城遗址的调查著录，比方拱乾的更为详细，在其《宁古塔山水记》中作《东京》一文予以记载。从张缙彦将《东京》一文独立成篇，就可以看出其对渤海上京城遗址的关注程度，《东京》一文可以看作是较为详细的关于渤海上京城遗址的调查专记。文中不仅明确提出上京城的形制与规模，还对宫殿布局以及宫城南垣正门遗址等进行形象描述。其所记述的“八角石井”、“八面玲珑”的石塔等真实可信，即现在开辟为旅游景观的“八宝琉璃井”，以及保存在兴隆寺中的渤海石雕艺术品——渤海石灯幢。 杨宾也曾对此处遗址进行过实地调查，在《柳边纪略》中对渤海上京城遗址也有详细记载。杨宾的记录，虽出现在许多流人著录之后，但是他对所谓“国学碑”上残留的文字所作的逐行逐字的详细记载，关于“朱漆井亭”的描述以及当时人们对渤海上京城遗址的不同认识，对后来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吴兆骞《天东小纪》虽已亡佚，但其文中关于渤海上京城遗址的调查记录，在杨宾《柳边纪略》和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中被转引。杨宾在谈及“宁古塔西南六十里沙阑，南有旧城址”时，于此处作注解为：“《天东小记》作火茸城”。《扈从东巡日录》中的引用文字，比《柳边纪略》略微详细些：“吴兆骞《天东小纪》所载：火茸城，广四十余里，中间禁城可里余，三殿基址皆在，碎碧瓦棋布其上，禁城外有大石佛，高可三丈许，莲花承之，前有石塔，向东小欹。出大城而西，则芰荷弥渚，逶迤绵渺，莫穷其际。渚间有亭榭遗迹，岂即当时之阙庭苑囿耶！” 吴桭臣《宁古塔纪略》中对渤海上京城遗址也有相关记载。吴氏父子的记录虽显简略，但也可与其它记录互为印证，以资研究之用。 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中的实物资料并不仅限于对渤海上京城遗址的调查记录，《柳边纪略》卷3还记载了一枚铜章所刻的文字：“康熙丙寅年，沙儿虎旧城，掘一铜章，传送礼部，大若州印，面篆‘合重浑谋克印’六字，背左一行楷书如面文，右一行刻‘大同二年少府监造’八字”。卷3又载：“有铜观音一，高八九寸，……。余以一牛强易之，识者皆指为宋物。又莲花石承柱二。亦自地中出者。”而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中的每一篇，几乎都是著述者探勘寻访、亲自踏察的结果。《洞山泥浆》篇后有钱威的评语：“癸卯秋，获从先生游此，今六七年不复至。读此记，岩洞之胜，如在几席间也。”从此段记载中我们略窥一斑。 3、口传资料生动鲜明 口传资料是没有见之于文字记载的资料，例如民间传说、歌谣谚语、遗闻逸事、人物访问记录等等都属于此类材料。这一类资料虽然从可信度而言，逊于文字及实物资料，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其保存史料的作用，这一类资料在清代东北流人文献中也占有相当的分量。 杨宾在《柳边纪略》自序中说明写作缘由时就说：“文字虽无，而余所遇老兵宿将，其言有可采者；又先子至其地在三十年前，所见三十年前之老兵宿将，是即其地之献也，而余亦得闻其言于先子……”。可见，老兵宿将之言是杨宾资料来源之一。 在《柳边纪略》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柳边纪略》卷2：“松山、杏山城，皆大清踏毁。杏山城外有古壕三道，同行老满洲曰：‘此我辈围城时所掘’”。此话言语间，老满洲自豪之情跃然纸上。 又载：“叶赫老城在驿路旁，新城亦可望见，俱无人迹。余同行镶白旗摆牙喇常明，新城贝勒后也，谓余曰：‘我国因兄弟不睦，各据一城，自相残杀，又政由妇女，以致灭亡。’”这一段贝勒后代的话看似在传达一种无奈之情，但实际上著述者透过这段难得的口传资料，很好地概括了前述新城“俱无人迹”的原因。 又载：“沙阑城内存石塔一，石观音一。……土人云：城内虽无居人，远望之犹有王气。”借土人一语，形象地概括出渤海上京城遗址昔日的辉煌气度。 《龙沙纪略》中载：“四时皆寒。……土人曰：‘近颇称暖，十年前，七月江即冰，不复知有暑也。’” 《宁古塔山水记》《牧山》中载：“长老言：‘数十年前，流河水涨，民屋漂溺，皆避居山上，支帐房寝处。’” 《卧佛山》中载：“土人云，卧佛，土音乃山之臭咀也，以屯在山口故云。” 又《兀喇》中载：“闻之长老言：‘数十年前，秋夜月明，稠人坐语，忽风起西北，大声轰然，如万马奔驰，剑戟相撞，士人战栗闭户，终夜不敢成寐。比晓则一无所见。’” 这些流人方志文献中所记载的土人言语或者民谚，既是对这些地区某一方面历史的概括与浓缩，也是土人生活经验的精炼总结，是方志文献中资料丰富性和生动性不可缺少的因素。 再如《宁古塔纪略》中将日常生活中所用基本满语词汇，全部用汉语进行音译之后予以记录：“等辈彼此称呼，曰：‘阿哥’，有呼名者，称年高者，曰：‘马发’，朋友曰：‘姑促’，父曰：‘阿马’，母曰：‘葛娘’……”。这样的记载，不仅方便不懂满语的人对这一语言有简单的了解，同时，也很好的保留了当时满语的语音和词汇状态，为后世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鉴。 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中所载的这些口传资料，其生动形象的语言，极大地丰富了方志的内容；同时，很多记载互为印证，更增加了方志史料的可信度及其流传价值。 综上所述，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将详实全面的文字资料、真实客观的实物资料以及生动鲜明的口传资料，加以合理运用，真实而详尽地记载了清前期东北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诸方面的情况。在历史上未曾修志或者存志甚少的前提下，作为清代官修志书的补充，清代东北流人及其随戍、省亲者所撰写的方志，虽然有的在内容上过于简略，有的在体例上并不完全符合方志的特点，还有的编排过于松散、随意。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对东北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可以说，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是东北地区经济史、社会史、文明史研究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注释： [1]黄中坚《柳边纪略》序，柳成栋等编《东北方志序跋辑录》，哈尔滨工业大学，1996年，第571页。 [2]杨宾《柳边纪略》卷4。周诚望等标注《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3页。 [3]按照《龙沙纪略》引用的顺序排列。 [作者简介]马丽，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内蒙古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