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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是明代著述等身的大学者，也是一位重要的词学家。在他那数以百计的繁富而庞杂的著述系列中，词学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他有关词学的著述，现存的及见诸著录的有《批点草堂诗馀》、《词林万选》、《百琲明珠》、《古今词英》、《填词选格》、《填词玉屑》、《诗馀辑要》等，还有在词学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词品》。 唐圭璋先生辑集的《词话丛编》收录明人词话共4种，除杨慎《词品》6卷外，还有陈霆《渚山堂词话》3卷，王世贞《艺苑卮言》论词部分1卷，俞彦《爰园词话》1卷。在这四种明人词话中，杨慎《词品》不仅篇幅最大，清代以来各家评价也最高。李调元《雨村词话自序》中评述前代词话，至谓“吾蜀升庵《词品》，最为允当，胜弇州之英雄欺人十倍。”[1]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2云：“杨用修《词品》四卷，论列诗馀，颇具知人论世之概，不独引据博洽而已。”[2]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4谓《词品》虽有些小瑕疵，“然大体极有可观。盖升庵素称博洽，于词更非门外道黑白。”[3]在现代学者著述中，对杨慎《词品》往往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谢桃枋先生《中国词学史》（修订本）在第三章“杨慎的词学”中写道：“明代中期学术界精英开始攻击以宋代程朱理学和新起心学为代表的统治思想，使学术从传统儒学——圣学的桎梏下解脱而走上实学道路。杨慎即是此种学术思潮转变中的先驱者。”[4]他强调说，虽然“《词品》仍具词话性质，以助闲谈、资考证为宗，但杨慎对少数词人所作的艺术评价却是恰当而精辟的。”[5]袁行霈等先生所著《中国诗学通论》中写道：“杨慎的《词品》在词学理论上有较大的贡献，不仅可以称雄明代，在整个词学理论史上，也有比较重要的地位。”[6]作为对上述论断的支撑，以上提到的清代词话或现代著述中也都列举了一些《词品》中的片断为佐证。可是在经过一番仔细地考索之后，我们很遗憾的发现，杨慎《词品》中很多段落是在直接地或改头换面地抄袭宋元人的著作；说得更严重一点，《词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抄撮成书的。其中记述唐宋时期词林轶事的条目，虽然不是原文照抄，但显然不可能出于个人耳目闻见，因此转述也就没有多少意义。而其中关于唐宋名家名篇的那些要言不烦的品评，也就是人们认为足以显示他词学家手眼的文字片断，大部分是从宋人著述中摘抄出来的。一旦把这些因袭前人的部分去掉，杨慎《词品》的学术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明代词学的实质性进展，更客观地评价杨慎《词品》的成就与贡献，以下将根据个人查考所得，把《词品》中因袭前人著述的情况，作一番较为系统的清理。非敢吹毛求疵，实事求是而已。识者谅之。 一 直接称引 《词品》直接称引前人论词文字者共约50条。如“古今词话云”、“苕溪渔隐云”、“复斋漫录云”、“东坡云”之类。此种称引方式，从学术规范来说不成问题。但《词品》毕竟是一种个人著述，与后来出现的《历代词话》、《词苑萃编》等汇编选辑之书不同，因此在一部词话中引录前人之说约为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也未免太多了些。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杨慎《词品》中，有些文字较长的段落，虽然在开头标明了作者或出处，但由于古代文献无标点，读者亦不知引文究竟到何处，因此在无法检核文献出处的情况下，往往把引文误作杨慎的说法。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该书卷4“评稼轩词”一段。 庐陵陈子宏云：蔡光工于词，靖康中陷虏廷。辛幼安尝以诗词谒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故稼轩归宋，晚年词笔尤高。尝作《贺新郎》云：“绿树听啼鴂”（下略）。此词尽集许多怨事，全与李太白《拟恨赋》手段相似。又止酒《沁园春》云：“杯汝来前”（下略）。此又如《宾戏》、《解嘲》等作，乃是把古文手段寓之于词。赋筑偃湖云：“叠嶂西驰”（下略）。且说松而及谢家、相如、太史公，自非脱落故常者，未易闯其堂奥。刘改之所作《沁园春》，虽颇似其豪，而未免于粗。近日作词者，惟说周美成、姜尧章，而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说固当，盖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然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易厌。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哉！或云周、姜晓音律，自能撰词调，故人尤服之云。 这一段加上引录稼轩3首慢词，长达600余字，单从语意文气来说，很难判断陈子宏语到何处为止。故清初徐釚《词苑丛谈》卷3，就把这一段整个抄录下来，而标以“杨慎论稼轩词”。[7]因为这一段话既富于学术性，又能不从流俗，独对稼轩词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历来推崇《词品》者，往往举此段为例以证明杨慎的才学与手眼过人。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4，谢桃枋《中国词学史》，袁行霈等《中国诗学通论》，以及拙著《明词史》等，均曾摘引此段并大加赞赏，实际皆入杨慎彀中而未察。经过查考，这一段文字全出于南宋陈模的诗话《怀古录》卷中，仅有个别文字小异。[8]陈模，字子宏，号月庭。据其自序，《怀古录》成书于宝祐二年（1254），故文中“近日作词者”云云，乃是指南宋理宗年间事。因为此书过去较为罕见，所以一般人也只能以《词品》为出处而加以转述。作为杨慎来说，引录前人著述600余字，于引文后加以说明，以免别人误会，应该是一种更可取的著述态度。 二 整段抄录而不注出处 《词品》中有不少条目文字，完全照抄宋元人著述。目前已经查核清楚的有以下11条： 1.卷3“夏英公词”，出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2.卷3“东坡贺新郎词”，出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3.卷3“六客词”，出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 4.卷3“东坡中秋词”，出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 5.卷3“木兰花慢”，出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6.卷3“孙巨源”，出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59。 7.卷3“韩世忠词”，出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9。 8.卷4“于湖词”，出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9.卷4“刘改之词”，出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10.卷5“并蒂芙蓉词”，出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6。 11.卷6“南涧词”，出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以上各条，基本上是原文照抄，或仅有个别地方文字小异，一望可知是杨慎《词品》中文字所从出，而决不可能是偶合或“英雄所见略同”。而在以上各条中，我们注意到，杨慎抄袭较多的是元代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和宋代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在唐圭璋先生辑集的《词话丛编》中，《苕溪渔隐词话》和《吴礼部词话》与杨慎《词品》同在第一册，前后比照十分方便。而《词品》中指明引录《苕溪渔隐丛话》的另外还有5条，抄自《吴礼部诗话》的6条却一条也没有注明出处。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60卷，后集40卷，卷帙浩繁，影响也很大。宋、元刊本皆有，故不为罕见之书。且其书本身亦有纂集性质，故抄其书者或者可用别有出处来搪塞，或者觉得你抄我抄，彼此彼此，故而压力不大。然经过比勘，一段长达数百字的文字全同，毕竟是不合适的。至于《吴礼部诗话》，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吴师道（1283－1344），字正传，浙江兰溪人。因其仕至礼部郎中，故其诗文别集称《礼部集》，其诗话亦称为《吴礼部诗话》。此书元明时代传本甚少，直至清代鲍廷博辑入《知不足斋丛书》后始见流传。唐圭璋先生从《吴礼部诗话》中析出其后附录的论词文字7条，以《吴礼部词话》为名收入《词话丛编》。而在这7条中，除了原书第5条“欧词有伪”之外，其余6条均为《词品》袭用。兹将二书条目对应情况列为下表：  以上6条，第一、二、三、六等4条文字全同，第五条原文照录后又加数语，第七条则只更动几个字，原文为“借江西刘过京师人小词”，因“京师人”三字横亘其间，文字不畅，改为“借刘过小词”，余均仍其旧。杨慎如此抄袭而不加注，无论是从著述体例还是从学术规范来说均不妥当。假如说杨慎注明出处的《苕溪渔隐丛话》等书为人所共知之书，而《吴礼部诗话》在明代罕有传本，因此推断杨慎有阴取攘夺之意，也许有失厚道，然而事实上却让人不免作此想。 三 片段截取而不注出处 《词品》卷4有“曾觌张抡进词”、“雪词”、“月词”、“潮词”4条，记南宋淳熙宫廷词人应制撰词之事，既用当下进行时态，且具有很强的现场感，突然而起，突然而结，与杨慎这个数百年之后的局外人追述或转述的身份口气全然不合，一望可知是从宋人旧籍中抄出来的。经过查考，知此四段全出于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周密《武林旧事》凡10卷，主要记述南宋都城杭州杂事。《四库全书总目》卷70《武林旧事》提要云：“盖密虽居弁山，实流寓杭州之癸辛街，故目睹耳闻，最为真确。于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养之故迹，叙述尤详。”《词品》卷4所抄录的四段皆取自《武林旧事》卷7，正是宋孝宗淳熙年间奉养太上宋高宗之故实。其中记乾道三年三月事如下：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内遣阁长至德寿宫奏知：“连日天气甚好，欲一二日间恭邀车驾幸聚景园看花，取自圣意选定一日。”太上云：“传语官家，备见圣孝。但频频出去，不惟费用，又且劳动许多人。本宫后园亦有几株好花，不若来日请官家过来闲看。”遂遣提举官同到南内奏过遵依讫。次日进早膳后，车驾与皇后太子过宫起居二殿讫，先至灿锦亭进茶，宣召吴郡王、曾两府已下六员侍宴，同至后苑看花。两廊并是小内侍及幕士。效学西湖，铺放珠翠、花朵、玩具、匹帛，及花篮、闹竿、市食等，许从内人关扑。次至毬场，看小内侍抛彩毬，蹴秋千。又至射厅看戏，依例宣赐。回至清妍亭，看荼蘼，就登御舟，绕堤闲游。亦有小舟数十只，供应杂艺嘌唱，鼓板蔬果，与湖中一般。及上倚阑闲看，适有双燕掠水飞过，得旨令曾觌赋之，遂进《阮郎归》云：“柳荫庭院占风光。呢喃春昼长。碧波新涨小池塘，双双蹴水忙。 萍散漫，絮飞扬。轻盈体态狂。为怜流水落花香。衔将归画梁。”既登舟，知阁张抡进《柳梢青》云：“柳色初浓，余寒似水，纤雨如尘。一阵东风，縠纹微皱，碧沼鳞鳞。 仙娥花月精神。奏凤管，鸾弦斗新。万岁声中，九霞杯里，长醉芳春。”曾觌和进云：“梅粉轻匀。和风布暖，香径无尘。凤阁凌虚，龙池澄碧，芳意鳞鳞。清时酒圣花神。对内苑、风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鸾仗，天上长春。”各有宣赐。 杨慎所关注的当然只是与词相关的部分，于是上面一段故实，到了《词品》卷4“曾觌张抡进词”一条，就被割截成了如下情形： 曾觌进词赋，遂进《阮郎归》云云。既登舟，知阁张抡进《柳梢青》云云。曾觌和进云云。 这样既略去了背景，就只剩下了三首词，所谓“词话”也者，就只有“词”而无“话”了。因为是节录，为避免开头突兀，所以加了“曾觌进词赋”5字，实际加了这5字仍有突如其来之惑。何况“遂进”云云，也仍然是紧承上文的接续语，如今不接而曰遂，亦觉无谓。同时，因为略去了侍从禁中的具体背景，曾觌、张抡这两位宫廷词人争欢邀宠的心理与媚态也几乎无从显现了。《武林旧事》卷7记淳熙八年正月初二事曰： 初二日进早膳讫，遣皇太子到宫恭请两殿，并只用轿儿，禁卫簇拥入内。官家亲至殿门恭迎，亲扶太上降辇，至损斋进茶，次至清燕殿，闲看书画玩器。约午时初，后苑恭进酥酒，十色熬煮。午正三刻，就灵虚排当三盏，至萼绿华堂看梅。上进银三万两，会子十万贯。太上云：“宫中无用钱处，不须得。”上再三奏请，止受三分之一。未初，雪大下，正是腊前，太上甚喜。官家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谓及时。”太上云：“雪却甚好，但恐长安有贫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年倍数支散矣。”太上亦命提举官于本宫支拨官会，照朝廷数目发下临安府，支散贫民一次。又移至明远楼，张灯进酒。节使吴琚进喜雪《水龙吟》词云：“紫皇高宴萧台，双成戏击琼包碎。何人为把，银河水翦，甲兵都洗。玉样乾坤，八荒同色，了无尘翳。喜冰销太液，暖融鳷鹊，端门晓，班初退。 圣主忧民深意。转鸿钧、满天和气。太平有象，三宫二圣，万年千岁。双玉杯深，五云楼迥，不妨频醉。细看来，不是飞花，片片是、丰年瑞。”太上大喜，赐镀金酒器二百两、细色缎匹、复古殿香羔儿酒等。太后本宫歌板色歌此曲进酒，太上尽醉。至更后，宣轿儿入便门，上亲扶太上上辇还宫。 这是典型的台阁体之词。因为周密提供了具体的创作背景，才使我们有缘见识那曾经被视为“艳科”、“末技”之小词，竟然有着特殊的政治功用。可是到了《词品》卷4“雪词”一条，在直接抄完原词之后，就只是保留了“太上大喜，赐镀金酒器三百两”一句。读者既不知是吴琚词，也不知词调是《水龙吟》了，更不知太上、今上、“三宫二圣”为谁，甚至连对吴琚的赏赐物“细色锻匹、复古殿香、羔儿酒等”也都被“截留”了。同时因为作者无按断，这一条作为词话来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又记淳熙九年中秋节事曰：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驾过德寿宫起居，太上留坐至乐堂进早膳毕，命小内侍进彩竿垂钓。上皇曰：“今日中秋，天气甚清，夜间必有好月色，可少留看月了去。”上恭领圣旨，索车儿同过射厅射弓，观御马院使臣打毬，进市食，看水傀儡。晚宴香远堂，堂东有万岁桥，长六丈余，并用吴璘进到玉石甃成，四畔雕镂阑槛，莹彻可爱。桥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罗白罗木盖造，极为雅洁。大池千余亩，皆是千叶白莲。凡御榻、御屏、酒器、香奁器用，并用水晶。南岸立女童五十人，奏清乐。北岸芙蓉冈一带，并是教坊工，近二百人。待月初上，箫韶齐举，缥缈相应，如在霄汉。既入府，乐少止。太上召小刘贵妃独吹玉笙《霓裳中序》，上自起执玉杯，奉两殿酒，并以垒金嵌宝注碗杯盘等赐贵妃。侍宴官开府曾觌恭上《壶中天慢》一首云：“素飈漾碧，看天衢稳送，一轮明月。翠水瀛壶人不到，比似世间秋别。玉手瑶笙，一时同色，小按霓裳叠。天津桥上，有人偷记新阕。 当日谁行银桥，何瞒儿戏，一笑成痴绝。肯信群仙高宴处，移下水晶宫阙。云海尘清，山河影满，桂冷吹香雪。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上皇曰：“从来月词不曾用金瓯事，可谓新奇。”赐金束带、紫番罗、水晶注碗一副。上亦赐宝盏古香。至一更五点还内。是夜隔江西兴，亦闻天乐之声。 按：曾觌卒于淳熙七年（1180）12月，故淳熙九年不可能再侍宴并作词，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当有误。沈雄《古今词话·词辨》下卷引《太平乐府》，以此事系于淳熙三年，未知确否。杨慎《词品》卷4“月词”条略去词的写作背景，径以“曾觌《壶中天》词云云”截下。读者当然不知“上”即宋孝宗，“上皇”即宋高宗。更为重要的是，自“绍兴和议”（1141）起，金、宋两国已由原来的兄弟关系降格为君臣关系，“隆兴和议”后（1164）又改为叔侄关系。“绍兴和议”时划定、“隆兴和议”时重申东起淮水、西至陕西宝鸡西南的大散关一线为宋金两国的国界线，这样就不仅是金瓯残缺的问题，而是大宋王朝的领土，一半沦入金人之手了。只有了解此种背景，我们才会明白曾觌的谀词是多么高明而又荒唐，也才会明白被主战派搅扰得忧烦的太上皇赵构为何会对曾觌如此地赏赐有加。 又记淳熙十年（1183）八月十八日浙江观潮事曰：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上诣德寿宫，恭请两殿往浙江亭观潮。……市井弄水人，有如僧儿、留住等凡百余人，皆手持十幅彩旗，踏浪争雄，直至海门迎潮；又有踏混木、水傀儡、水百戏、撮弄等，各呈技艺，并有支赐。太上喜见颜色，曰：“钱塘形胜，东南所无。”上起奏曰：“钱塘江潮，亦天下所无有也。”太上宣谕侍宴官，令各赋《酹江月》一曲，至晚进呈，太上以吴琚为第一，其词云：“玉虹遥挂，望青山隐隐，一眉如抹。忽觉天风吹海立，好似春霆初发。白马凌空，琼鳌驾水，日夜朝天阙。飞龙舞凤，郁葱环拱吴越。 此景天下应无，东南形胜，伟观真奇绝。好是吴儿飞彩帜，蹴起一江秋雪。黄屋天临，水犀云拥，看击中流楫。晚来波静，海门飞上明月。”两宫并有宣赐。至月上还内。 在《词品》卷4“潮词”条，对上段文字截取其后半并略作调整如下： 江潮亦天下所独，宣瑜侍官各赋《酹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吴琚为第一。其词云云。两宫赏赐无限，至月上始还。 这里“宣瑜侍官”云云，亦觉突如其来。本来是太上皇宋高宗宣谕侍宴官赋词，也是宋高宗以吴琚为第一。《词品》一皆略去主语，让人觉得似有出处又不明其所自，则作为词林纪事类词话也失去其应有的记事要素了。 四 变换语序或拼接文献 变换语序之例如“阿滥堆”一条。宋王灼《碧鸡漫志》卷4“阿滥堆”： 《中朝故事》云：“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竟以笛效吹，故张祜诗云：‘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贺方回《朝天子》曲云：“潮上潮平波滟滟，塞管孤吹新阿滥。”即谓阿滥堆。 杨慎《词品》卷1“阿滥堆”： 张祜诗：“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宋贺方回长短句云：“待月上潮平波滟，塞管孤吹新阿滥。”《中朝故事》云：“骊山多飞鸟，名阿滥堆，明皇采其声为曲子。” 以《词品》与《碧鸡漫志》中文字相比较，两诗采用文献全同，都是南唐尉迟偓撰《中朝故事》、张祜《华清宫四首》其三与贺铸词，杨慎不过颠倒其语序而已。其实从逻辑层面看，王灼《碧鸡漫志》的语序更切合认知顺序，杨慎对语序的更动实无必要，也许他不过是藉此变动来产生一点“陌生化”效果吧。至于杨慎把贺方回《朝天子》曲改为“长短句”，应当是思考之后的有意改动。想来杨慎当是以《朝天子》为曲牌，而贺铸时代不可能有。实际《朝天子》当为《教坊记》中《朝天乐》（又作《朝天》）之异名，与贺铸同时的晁补之与稍后的扬无咎均有此调之作。一般以为《朝天子》即《思越人》，然而敦煌曲及《花间集》中均有《思越人》，其调与《朝天子》大异。又贺铸词中有3首《思越人》，亦皆无此二句，想来当是《全宋词》未及收入之佚句。 《词品》卷1“醉公子”一条，是以两种文献拼接成文的典型例子。宋代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1李珣《巫山一段云》词评语曰： 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尔后渐变，去题远矣。如此二词，实唐人本来词体如此。 南宋陈模所著诗话《怀古录》卷中先录《醉公子》（门外猧儿吠）一词，然后曰： 此唐人词也。前辈谓此可以悟诗法。或问苍山，苍山曰：“此只是转多，且如喜其至，刬袜下阶，是一转矣；而苦其今夜醉，又是一转矣；喜其入罗帏，又是一转；不肯脱罗衣，又是一转；后两句自开释，又是一转。”[9] 杨慎《词品》卷1“醉公子”条： 唐人《醉公子》词云：“门外猧儿吠，知是萧郎至。刬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罗帏，不肯脱罗衣。醉则从他醉，还胜独睡时。”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水仙，《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巫山一段云》则状巫峡。如此词题曰《醉公子》，即咏公子醉也。尔后渐变，与题远矣。此词又名《四换头》，因其词意四换也。前辈谓此可以悟诗法。或以问韩子苍，子苍曰：“只是转折多。且如刬袜下阶，是一转矣；而苦其今夜醉，又是一转；喜其入罗帏，又是一转；不肯脱衣，又是一转。后两句自开释，又是一转。” 由上引文字可见，杨慎是把黄昇《花庵词选》中评语与南宋陈模《怀古录》中的一段话绾合为一，实际并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这过程中，又有意无意地把曾为陈模作《怀古录序》的曾原一（号苍山）误会成了韩驹（字子苍）。因为杨慎《词品》中曾把姚雪坡误作苏东坡，把陈与义误作陈季常之孙，郢书燕说之事不一而足，所以这里把苍山误作子苍也就不奇怪了。 五 取其观点而增演词例 杨慎既以《词品》为书名，表明他是以品藻评鉴名家名篇为主的。本文篇首摘引李调元、吴衡照、谢章铤诸人对《词品》的评价，也大多是称道他能以内行的手眼来评词。《词品》6卷共约300余条，其中以词人为条目者占一半以上，唐宋词人名家几乎全被网罗在内。此类条目的基本写法或格局是，先对词人作总体简评，然后引录其代表作以为例证。从《词品》的文字总量来说，也许抄录原词占的比重较大，但那些要言不烦的评点，却是《词品》一书的价值所系。明清人对《词品》评价较高，主要也是因为这些评语准确而精当。然而经过一一比勘，我们会发现，《词品》中那些具有深刻见解的评语，大部分出自前人的诗话、词话、词选评点或词集序跋，杨慎自出手眼的评语很少。为简省篇幅，以下举证不再两两对照，仅摘引《词品》中评语并说明其出处。 卷1“六州歌头”：“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之，闻之使人慷慨，良不与艳词同科，诚可喜也。”按此条节录自宋程大昌《演繁露》卷16，文字小异。 卷4“赵元镇”：“中兴名相，小词婉媚，不减《花间》、《兰畹》。”按此条出于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2，后句原为“词婉媚，不减《花间集。》” 卷4“陈去非”：“语意超绝，笔力排奡，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按此条出于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4，“笔力排奡”4字原无。 卷4“曾纯甫”：“东都故老，见汴都之盛，故词多感慨，《金人捧露盘》是也。”按此条出于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1，文字小异。 卷4“朱希真”：“其《西江月》二首，词浅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按此条出于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1。 卷4“姜尧章”：“南渡诗家名流，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周美成不能及者。善吹箫，自制曲，初则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云。”按此条出于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6。 卷4“高宾王”：“词名《竹屋痴语》，陈造为序，称其与史邦卿皆秦、周之词，所作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美成亦未及也。”按此条出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6。 卷4“卢申之”：“乐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吕。”按此条出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8。 卷4“谢勉仲”：“吴伯明称其片言只字，戛玉锵金，醖藉风流，为世所贵云。”按此条出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8。 卷4“刘叔拟”：“乐章为人所脍炙”，《系裙腰》一词“词秾薄而意优柔。”按此条出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5，但原文评刘氏《系裙腰》词作“词獧薄而意优柔”，《词品》改为“秾薄”，不词。 卷5“刘后村”：“太抵直致近俗，效稼轩而不及也。”按此条出张炎《词源》卷下。 杨慎这种“夺胎换骨”的方法，不仅表现在对词人词作的评论方面，在关于词调名来源的考证上亦是同样伎俩。《词品》卷1“词名多取诗句”条写道： 词名多取诗句，如《蝶恋花》则取梁元帝“翻阶蛱蝶恋花情”。《满庭芳》则取吴融“满庭芳草易黄昏”。《点绛唇》则取江淹“白雪凝肤貌，明珠点绛唇”。《鹧鸪天》则取郑嵎“春游鸡鹿塞，家在鹧鸪天”。《惜余春》则取太白赋语。《浣溪沙》则取少陵诗意。《青玉案》则取《四愁诗》语。《菩萨蛮》，西域妇髻也。《苏幕遮》，西域妇帽也。《尉迟杯》，尉迟敬德饮酒必用大杯，故以名曲。兰陵王每入阵必先，故歌其勇。《生查子》，查，古槎字，张骞乘槎事也。《西江月》，卫万诗“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之句也。《潇湘逢故人》，柳浑诗句也。《粉蝶儿》，毛泽民词“粉蝶儿共花同活”句也。余可类推，不能悉载。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与杨慎约略同时的都穆所著《南濠诗话》里，也有非常类似的一段话： 昔人词调，其命名多取古诗中语。如《蝶恋花》取梁简文帝“翻阶蛱蝶恋花情”，《满庭芳》取柳柳州诗“满庭芳草积”，《玉楼春》取白乐天诗“玉楼宴罢醉和春”，《丁香结》取古诗“丁香结恨新”，《霜叶飞》取老杜诗“清霜洞庭叶，故欲别时飞”，《宴清都》取沈稳侯诗“朝上阖闾宫，夜宴清都关”。其间亦有不尽然者。如《风流子》出《文选》。刘良《文选注》曰：“风流，言其风美之声流于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称也。”《荔枝香》、《解语花》，一出《唐书》，一出《开元天宝遗事》。《唐书·礼乐志》载：“明皇幸蜀，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奏新曲而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遂命其名曰《荔枝香》。”《遗事》云：“帝与妃子共赏太液池千叶莲，指妃子谓左右曰：‘何如此解语花也？’”《解连环》出《庄子》。《庄子》曰：“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华胥引》出《列子》，《列子》曰“黄帝昼寝，梦游华胥氏之国。”他如《塞垣春》，“塞垣”二字出《后汉书·鲜卑传》。《玉烛新》，“玉烛”二字出《尔雅》。即此观之，其余可类推也。[10] 以这两段话对读，会感到这两段话不是偶然相合，而是有着先后承传关系。《词品》开头说“词名多取诗句”，《南濠诗话》说：“昔人词调，其命名多取古诗中语。”这其实是一个意思。而且又都是以《蝶恋花》开头，结尾处也都是“余可类推”。这些都使人想见二者之间的因承关系。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说：“调名原起之说，起于杨用修及都元敬。”《四库全书总目》卷200关于毛先舒《填词名解》的提要中云：“掇拾古语以牵合词调名义，始于杨慎《丹铅录》。”从具体年代来看，关于词调名由来的考察，实际是都穆在前，杨慎在后。都穆（1459－1525）比杨慎（1488－1559）年长29岁；其《南濠诗话》有正德八年（1513）刊本，那时杨慎只有26岁，不要说成书于嘉靖辛亥（1551）的《词品》远在其后，就是成书于嘉靖丁未（1547）的《丹铅录》也远在都穆去世之后。因此，在词调名由来的考索方面，很明显是都穆早着先鞭。杨慎循其思路而不加说明，也是不妥当的。而且，杨慎把“翻阶蛱蝶恋花情”诗句的作者，由梁简文帝改成了梁元帝，也改错了。因为这一句诗确实为梁简文帝萧纲的《东西伯劳歌》二首其一之首句，《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均无异说，把它移到梁元帝萧绎名下毫无所据。 六 结语 根据以上考察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认识： 1.杨慎自37岁之后即谪居云南，而他的大部分著述，包括《词品》在内，都是在云南的后半生中完成的。因此，过去人们谈到杨慎著述中的一些文献疏误，往往以其谪居云南、条件艰苦、手边乏书、记忆或误等加以解释。但从本文涉及到的杨慎抄录的典籍来看，杨慎仍然拥有一些其他人很难看到或很少提及的罕见之书，而那些与前人著述大段相同的文字，显然既不可能是认识偶合，同时也不可能是仅凭记忆而写出的。 2.杨慎是在完成《丹铅录》诸书之后再来编纂《词品》的，《词品》卷1、卷2关于词史、词源及乐府名物制度的考证，往往已见于《丹铅录》等书，这些考证往往出于读书札记，与清人治学之法有相似处，同时亦具有自在自为的价值。及至他把这些条目摘出，并在此基础上有意另成《词品》之专书的时候，他那种凭借个人藏书条件与整合文献能力，好大喜功、急于成书的作风又来了，于是就出现了本文所列举的种种因袭前人著述的行为。这些与其说是学术规范问题，不如说是学风问题。假如杨慎能够沉下心来，把他的数百种著述减少为数十种，他在学术史上会有更大的成就和更高的地位。3.尽管本文在检核举证方面已经化了较大的功夫和气力，但个人感觉这仍然具有举例性质，《词品》中肯定还有很多因袭前代著述的条目文字。考虑到《词品》中还有不少本无观点，只是泛作好语而后便抄一首词的条目文字，那么在把这些有思想、有观点的文字的著作权剥离之后，杨慎《词品》的学术价值确实要大打折扣了。 注释： [1]李调元《雨村词话自序》，《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377页。 [2]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2，《词话丛编》2434页，中华书局1986年。 [3]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4，《词话丛编》3372页，中华书局1986年。 [4]谢桃枋《中国词学史》（修订本）156页，巴蜀书社2002年。 [5]谢桃枋《中国词学史》（修订本）165页。 [6]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8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7]徐釚《词苑丛谈》卷3，唐圭璋先生校注本，62－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8]陈模撰，郑必俊校注《怀古录校注》60－61页，中华书局1993年。 [9]陈模撰，郑必俊校注《怀古录校注》49页，中华书局1993年。 [10]都穆《南濠诗话》，见《历代诗话续编》1343－134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作者简介]张仲谋，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