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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年，蓬勃发展的白话文运动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时代潮流；与此同时，戏曲改良运动也随之兴起。“白话”和“戏曲”作为两种极为有效的启蒙工具，颇受清末启蒙思想家青睐；改良戏曲与“口语启蒙”一道，充当着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最佳利器。清末白话报人以种种方式参与到戏曲改良运动的时代大合唱之中，为其提供了很大的助力；而白话报刊则为戏曲改良运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白话报刊与白话报人的积极作为，使得戏曲从民间娱乐的旧戏场变成了开启民智的新“学堂”。本文拟通过对清末白话报人与20世纪初年戏曲改良运动之关系的考察及对清末白话报刊改良戏曲理论与作品的打捞、分析与评估，揭开此前文学史家和戏剧史家不大注意的历史之一角，丰富人们对这一时段戏曲发展历史的感受与认知。 一、20世纪初年白话报刊戏曲改良理论与批评 近代戏曲改良理论之先声，可追溯到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该文首次以进化论来解释人类“公性情”，以“稗史”与“正史”相较，总结出其“五易传之故”，得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的结论；其所谓“稗史”、“说部”，均包括戏曲——“玄宗、杨妃，传于洪昉思之《长生殿传奇》，而不传于新旧两《唐书》；推之张生、双文、梦梅、丽娘，或则依托姓名，或则附会事实，凿空而出，称心而言，更能区合乎人心者也。” [1]他们已经认识到戏曲对普通民众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提出利用这一艺术形式“使民开化”的革新主张，为清末戏曲改良提供了理论先导。 1902年，梁启超发表雄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吹响了“小说界革命”号角，也拉开了戏曲改良运动序幕。该文开篇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惊世骇俗之论，将我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归结为旧小说、旧戏曲的不良内容所致，把“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小说和戏曲的作用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将改良旧戏曲、旧小说列为“革命”的首要工作。[2]梁氏将小说、戏曲抬进文苑，并视其为“文学之最上乘”的作法，极大地提升了其社会文化和文学地位。 然而，无论是希冀借“说部”之力达“使民开化”之旨的严复、夏曾佑，抑或是赋予“新小说”以新民救国历史使命的梁启超，都只是在宽泛的意义上认识到戏曲所蕴藏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影响力，着意提高其社会文化地位，并未涉及戏曲改良本身的具体问题。其所列举的戏曲作品，也只是用来阅读的案头文本，而未兼及舞台表演。梁氏1902年创作的三部残篇《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也都是依律填词的案头之作。真正将戏曲改良理论引向深入、将改良戏曲创作与演出推向高潮的，是清末报界和戏曲界人士。其中，白话报人和白话报刊与有功焉。 较早认识到作为“开化之术”的“戏曲”较之作为“口语启蒙”的“演说”对感化普通民众更为有效的，是热心白话和戏曲改良事业的《大公报》同人。 同年5月，文白兼采的《警钟日报》“征文”栏连载健鹤《改良戏剧之计画》一文，以欧美和日本的演剧活动为借鉴，从戏剧演员、戏剧作家、戏剧组织、戏剧脚本、戏剧革新等方面提出一套戏剧改良计划。文章提出“演剧必如何而始有价值”问题，答曰：“描摹旧世界之种种腐败，般般丑恶，而破坏之；撮印新世界之重重华严，色色文明，而鼓吹之是也。”[3]暴露批判腐败丑恶的旧世界，憧憬讴歌文明和谐的新世界，是为改良新剧价值所在；而当务之急，在于高张民族主义旗帜，使戏剧改良服务于排满革命之大旨。该文还指出了戏剧感人之处贵在“写真”和“纪实”的艺术规律，认识到中国戏剧应该在艺术形式方面向世界学习和靠拢，明确指出“演剧之大同，在不用歌曲而专用科白”。[4]其所指出的戏剧艺术形式革新道路，就是走西洋话剧一途，一种新的更切合时代之需的“新剧”已经呼之欲出。 同年7月，《宁波白话报》刊载了马裕藻《论戏曲宜改良》，提出戏曲改良三宗旨：明国耻、作民气、摹现状，贯彻的是启蒙主义时代精神。同年8月，《大公报》白话主笔清醒地认识到：“天下最容易感动人心转移风俗的，没有比唱戏更快的了。”[5]这一认识，已成为白话报人和启蒙先驱者的共识。 1904年9月，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第11期发表《论戏曲》一文。文章竭力纠正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把唱戏当作贱业”的旧观念，语出惊人地称演戏活动“可算得是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理直气壮地亮出“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的观点。这一譬喻，与九个月前《俄事警闻》刊发的《告优》所言“各处的戏场，就是各种普通学堂；你们唱戏的人，就是各学堂的教习”如出一辙，前文极有可能出自陈氏之手。但不管怎样，是白话报人率先将戏曲和演员的社会文化地位提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论戏曲》的可注意之处，还在于其所提出的五点戏曲改良主张。前两点从正面谈戏曲革新的具体建议，包括多排有益风化的新戏和“采用西法”；后三点从反面谈改良戏曲应革除的弊病，包括“不唱神仙鬼怪的戏”、“不可唱淫戏”及“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出发点系开民智、敦风俗、养成国家思想。在戏曲改革问题上，陈氏已经萌发出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服务现实、注重内容、推陈出新等思想原则。其思想导向，大体包括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操、尚武精神和英雄主义、民族独立和反帝排满、科学思想和民主主义等内涵。《安徽俗话报》“戏曲”专栏刊登了《睡狮园》、《团匪魁》、《瓜种兰因》等六部闪烁着其戏曲革新精神的新剧本，成为20世纪初年刊发改良戏曲的重要阵地；其中，《睡狮园》、《康茂才投军》、《薛虑祭江》三部出自陈氏手笔；即便是他编发的作品，亦可视为其戏曲革新理论之实践。 清末民初的白话报刊和兼刊白话的文话大报，绝大多数都刊载过涉及戏曲改良的理论批评文章或新闻报道。以《京话日报》为例，其演说文以改良戏曲为题旨者就有几十篇之多，诸如《说戏本子急宜改良》（ 《爱国白话报》、《白话国强报》、《北京新报》、《白话捷报》、《黄钟白话报》、《群强报》和后期《京话日报》等十几家知名度较高的京津白话报，均辟有“戏评”专栏。其中，愚樵经营的《白话国强报》、《京话日报》“戏评”栏目，三郎主笔的《爱国白话报》“戏评”专栏，知名度颇高。《北京新报》热心读者厚生将“演说”、“说聊斋”、“戏评”并列为该报“三宝”。[6]后期《京话日报》则将“剑胆之小说”、“愚樵之戏评”、“弢禅之文苑”与众多名家主笔的“演说”、“杂俎”栏目，列为该报五大专栏。[7]兼刊白话的《中国日报》、《大公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都非常重视戏曲改良，刊登了不少理论批评文章和相关新闻报道。 清末白话报人和白话报刊为20世纪初年的戏曲改良运动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二、政治剧曲之丰碑：清末白话报刊改良戏曲 白话报刊为20世纪初年的戏曲改良运动提供了重要阵地——不仅从理论上为其建言献策，从声势上为其呐喊助威，而且刊发了不少改良戏曲作品。成就较著者，南方有《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国民白话日报》等，北方有《京话日报》、《正宗爱国报》等。南方白话报刊多倾向革命，刊发的改良戏曲普遍闪耀着强烈的反帝爱国和民主革命思想与情感。京津白话报刊则紧密配合改良戏曲的演出活动，为推动北方地区的戏曲改良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 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为代表的南方白话报刊刊发的改良戏曲，服务于开通民智、反帝爱国和革命排满的基本宗旨，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从题材和内容来看，大体分四类：其一，取材于中国历史题材，借古讽今，表彰古代民族英雄和豪侠人物，反抗君主专制，弘扬尚武精神，表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革命思想；其二，取材外国民主革命和弱小民族亡国历史题材，借洋刺中；其三，直写时事，表现反帝爱国、团结御侮主题；其四，直斥时弊，暴露黑暗现实。其上焉者，称得上郑振铎所言“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8] 借古讽今者，有《木兰从军》、《博浪锥》（京调）、《风洞山传奇》首折《先导》和第一折《忧国》、《康茂才投军》、《瓜种兰因》、《睡狮园》等。京调二簧《木兰从军》以浪漫主义手法和英雄主义情调，通过木兰女扮男装效命西北沙场的传奇故事，将她与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抗匈名将霍去病、卫青置于同一历史时空，上演了一出木兰率骑兵先锋直捣莫斯科、把匈奴可汗驱至北冰洋的豪迈舞台剧，渲染了“不爱红妆爱武装”和保家卫国的尚武精神。作者将木兰塑造成女界大英豪，赋予她以慷慨从军、效命疆场为“快意事”的豪侠个性，这些都是清末有志之士热切呼唤的铁血主义和尚武精神的集中折射。京调《博浪锥》借“家世相韩”的姬无繇派朱报在博浪沙行刺秦皇嬴政的故事，表现反封建专制、反君主暴政的时代主题。阿英谓其“唱词对白，隐对清廷”，“疑是刘申叔作”。[9] 《风洞山传奇》乃一代曲学大师吴梅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剧作，首折《先导》系全剧楔子，署名“江东逋飞癯庵填词，汾阳飞侠薇伯评点”，于1904年1月刊《中国白话报》第4期，1906年小说林社出版全剧单行本时被删削，仅留篇末《满江红》词和题目正名四句。《先导》乃全剧情节内容和思想感情之压缩版，是研读《风洞山传奇》不可轻忽的津梁。该折通过遁入空门的晚明遗民水月和尚之口，揭露明清之际满人“虐待中原”的种种罪行，哭祭为大明尽节、视死如归的忠骨英烈阁部瞿式耜和督师张同敞，以及“那铁铮铮义不辱国”而“投江尽义的焦宣国”和“巾帼忠良骂贼而死的于绀珠”，痛感“世人昏昏梦梦”、“百姓驯伏异族之下”的悲惨现状，晓告世人“中国已亡，俺们都在他人的宇下”，希冀唤醒国人麻木的魂灵，激发民众的种族意识和反清革命思想。 《康茂才投军》初刊《中国白话报》，再刊《安徽俗话报》，作者可能是陈独秀 [10]。该剧将元末康茂才、朱元璋、刘伯温等民族大英豪起兵抗元的故事，与石达开、陈玉成、黄文金等太平天国将领的事迹杂糅在一起，集中表现了武力反清革命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满“野蛮政府、专制朝廷”的志士康茂才，慕素怀“保种救民之志”的大英雄朱元璋之名，遂登门拜访，共谋“倾倒这异族专制的朝家”之策。康茂才建议联络广西豪杰石德开，三人结伴前往，沿途考察国民举动，不料朱元璋被抓进大牢，石德开买通官府将其救出。石员外又联络据住灭胡山、有健儿千名的豪杰陈欲成和王文金。于是，众英雄公推朱元璋为大哥，在灭胡山誓师起义，图谋驱逐鞑虏、光复中华之大业。 借洋刺中者，有《断头台传奇》、《新排瓜种兰因班本》、《多少头颅》等。感惺《断头台传奇》取材于法兰西革命史，演绎法王路易十六及王后、王子被革命群众捕获，经议会公审后被押上断头台的情景。该剧既宣扬了自由、平等观念，又营造了悲情氛围，尤其是表现王后临刑前复杂悲怆心理状态的《余情》一场，表现出暴力革命血腥的一面。《多少头颅》依据同名小说改编，用上海白谱写波兰亡国事，旨在警醒国人。汪笑侬《新排瓜种兰因班本》[11]谱波兰与土耳其开战、兵败乞和事，分庆典、祝寿、下旗、惊变、挑衅、奉诏、遇险、卖国、通敌、廷哄、求和、见景、开议十三场。《安徽俗话报》配发按语道：“听说这本《瓜种兰因》，是说波兰国被各国瓜分的故事，暗切中国时事，做得非常悲壮淋漓，看这戏的人无不感动。”[12]道出了其主题思想、现实意义、风格基调及社会效应。 直写时事者，有《袁大化杀贼》、《三百少年》、《薛虑祭江》、《胭脂梦》等。《袁大化杀贼》系“时事新戏”《俄占奉天》上本，署名“逋飞”（吴梅）。该剧写东边道袁大化不畏强权，抓捕并处决了倚仗俄人、为害地方的马贼，为民除害，大快人心。妙的是：当袁大化怒斥马贼倚仗洋势屠戮抢掠罪行时，众马贼反唇相讥：“小的是倚仗俄人，大人是倚仗满人，这样看来，大人也与小的差不多了”；更妙的是，袁大化竟然作“点头介”；怒杀众马贼之后，袁大化对国人和自身的奴隶性进行了反思：“他们说我倚著满人，倒也责备得是”，认识到“清政府，不是皇汉”。[13]借剧中人物进行反清宣传的意图非常明显。 杂剧《三百少年》刊于1904年10月《中国白话报》第21-24期合刊，谱日俄辽阳战事，分《观战》、《陷城》、《芳感》、《招魂》四折。第一折写日俄辽阳决战在即，万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乐平、虞有妫、班又昭在现场观战，但见“那俄军前队都是波兰、犹太的遗民，后来方是西伯利亚可萨克的军团，再后的方是欧洲联队”，又见“那前队中间有好些中国人，也在波兰、犹太之列”，义愤填膺，涕泪纷纷。第二折写俄兵撤离辽阳后，中国官员到处雇人打扫街道准备迎接日兵，三个地方代表打顺民旗跪迎日军，却被鄙夷不屑的日官下令处死。作者借日军官之口讥刺道：“偌大中华，出多少奇英，今古纵横。甚俯仰依人，甘心奴隶，苟且偷生螟蛉。高原帕蜜，怎遗传一种低根性。莫道是黄帝子孙，辱没神明。”第三折通过班又昭之口，哀叹充当俄兵牺牲品而冤死的三百支那人。第四折写三人将三百中国人尸体单独掩埋，并在崖壁上书“为俄战死者支那三百少年埋骨处”，一起为冤死的三百少年“招魂”。 陈独秀编发的《薛虑祭江》和《胭脂梦》，更是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强占我东北领土、残害我同胞、犯下滔天罪行的沙俄，充溢着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薛虑祭江》取材于1900年沙俄侵略者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通过主人公薛虑一曲悲怆、愤懑、哀怨、激越的唱词，悲悼被帝俄撵沉江心的六千同胞，鞭挞沙俄的残酷暴虐，揭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哀叹弱国子民的悲惨命运，希冀以血琳琳的现实遭际，唤醒国人麻木的魂灵，激发民众起而拯危救亡的爱国热情。《胭脂梦》也以反帝抗俄为主题，写志士卫华（字中邦）到铁血村投奔义军首领史国危，女中豪杰张阃权也前去投军，打算组织一支娘子军。三位主人公的名字，隐指该剧题旨：国危权困，保卫中邦。三位不畏强俄、义不受辱、反抗侵略的英雄人物的唱词，慷慨激昂，壮怀激烈，不啻为一曲中华民族的正气之歌。 直斥时弊者，有《卖货郎班本》、《活地狱传奇》、《团匪魁》等。京调《卖货郎班本》绘清末货厘局丑态，所谓“总办便如龙一样，穿吃够了，天天伏在屋里高卧；委员如虎，单拣肥的饱噉一番；巡丁如狼，不论什么骨头，碰著牙关，便大嚼起来；司事如蛇，两边嗦动，外面有许多的做作”。[14]《活地狱传奇》则是一部“开口见喉咙”式的痛骂满清政府、鼓吹排满革命之作。一志士手提慧剑，上台就唱，愤国人“甘心异族欺凌惯，有几男儿不马牛”，历数“满贼”入关后杀人如麻、大兴文字狱、对内高压搜刮、对外割地赔款等罪状，可谓痛快淋漓，实乃唱词形式的讨满檄文。[15]春梦生编著的京调西皮《团匪魁》，以“庸碌大夫”卢财映射荣禄，暴露其因循守旧、屈辱求荣、丧权卖国及假维新的本来面目。 清末有革命倾向的白话报刊都非常重视戏曲改良事业，大都刊登过改良戏曲作品。1908年7-8月，《国民白话日报》自创刊号起分17次连载悦羲编撰的新戏《白话记》，结尾《西江月》曲文道：“祖国沉沉酣睡，欧风美雨齐飞。平生壮志未全灰，立意保存国粹。普及下流社会，莫嫌宗旨卑微。民权发达利权归，言论自由万岁。”[16]可谓道出了南方白话报刊改良戏曲的创作旨趣。 以《中国白话报》和《安徽俗话报》为代表的南方白话报刊所刊登的改良戏曲，语言和形式上与传统戏曲有着明显差异，表现出近代化改革趋向。戏曲语言的通俗化和口语化，形制的简短化，人物的精简化，都是其突出特点。 如果说南方白话报刊参与戏曲改良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大量刊发改良戏曲作品，京津白话报刊则主要表现在以演说文、新闻报道、戏评、告白等形式为戏曲改良运动造势。京津白话报刊改良戏曲数目不是很多，这与其以日报为主的刊物形态有关。在推动京津地区戏曲改良运动蓬勃发展方面成就较为突出、社会影响较大的白话报刊，当属《京话日报》和《北京女报》。对京津地区戏曲改良运动做出重大贡献的两种戏曲作品，则是《 1906年初，《北京女报》主笔张展云偶然读到杭州驻防正蓝旗三佐领贵林撰写的《杭州惠兴女士为兴学殉身节略》一文，大受触动，挥泪将惠兴事略演成白话，在《北京女报》刊发。这是北京白话报界和女学界对“惠兴事件”最早做出的反应。张氏那篇饱蘸血泪的白话文《<北京女报>主任哭述惠兴女士殉身节略》，对惠兴殉学的意义予以高度评价：“中国女学界有惠兴女士，不但二万万女子藉他吐气，连中国全国也都藉他增光”[17]。《京话日报》迅即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 《北京女报》、《京话日报》的积极报道及其主人的热情鼓励，使田际云萌生以惠兴殉学为题材编演时事新戏的想法。《北京女报》马上配发《好文明的田际云》一文：“昨天田际云跟董竹荪商量，打算掏唤 《京话日报》是推进京津地区戏曲改良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和刊发改良戏曲的重镇。其中，梁巨川编写的新戏《女子爱国》在该报的连载及其引发的连锁效应，是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女子爱国》与《 《女子爱国》于 新戏《女子爱国》受鲁国漆室女倚门而叹的故事启发，借旧瓶装新酒，宣扬清末时兴的种种维新思想和改革主张。该剧写积贫积弱的震旦国漆室县知县卞良法（字知时）立志做一个有作为的好官，微服下乡查访治国贤才。漆室女鲁至道（字忧葵）胸怀大志，有治国之才，与好友钟华仁、毕可兴等皆为女中豪杰。卞良法又访得郭粹存、万年长等贤良之才，与之纵论世界大势、国家危局、开民智之法和富强之策。后漆室女在卞良法大力支持下，联合乡中姐妹集资兴办女子爱国学堂，传授科学知识，破除迷信，提倡女子不缠足和强健身体等，以图劝化民众，走强国富民之道。巨川先生在剧本后特意加上一段识语，道出编写该剧的良苦用心及寓意： 今日中国十分可危，不能不靠新政挽救。又恐新政行之太骤，愚民耳目未经，莫名其故，所以欲借演戏说出形势艰难，使众人渐渐知觉，可免许多惊惶损害。此鄙人之心也。此戏借演漆室女典故，说鲁一变至于道，中国必可兴旺。情节穿场，大概如此。惟腔调板眼走场规矩一概不懂，还请名班大家斟酌，该添减更改，求其合式□□为度。词句粗俗无妨也。桂岭劳人识[19] 为提醒大家注意剧中人物命名的寓意，巨川先生又在识语后特加一行小字：“卞与变同音，钟与中同音，仁与人同音，毕与必同音，郭与国同音”。如果将剧中主要人物姓名（卞良法、鲁至道、钟华仁、毕可兴、郭粹存、万年长）之谐音连起来的话，其所隐含的寓意昭然若揭：变良法，路知道，中华人，必可兴，国粹存，万年长。与文人案头剧中雅化的语言风格不同，该剧的语言特征是通俗化和口语化。在巨川先生看来，只要能达到开民智效果，腔调板眼和走场规矩是可以变通的，“词句粗俗”也是“无妨”的。 作为经验丰富的维新活动家，彭翼仲很注重演戏、戏评和刊发戏文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造势来扩大一出改良戏曲的社会影响。《京话日报》在连载《女子爱国》戏文的同时，还配发戏评演说文，话题不仅涉及戏文，还兼及演出情况。 三、即兴演说与新戏演出之互动 清末京津白话报人与北方戏曲改良运动之蓬勃开展关系密切，乃至发挥了主导作用。彭翼仲在创办《京话日报》期间，积极提倡和参与北京的各项维新事业，其中包括“改良戏曲”，将其与“对众演说”、“广传白话报”视为同等重要的启蒙方式与门径。如果说《 即兴演说与时事新戏演出同场进行，是20世纪初年京津地区改良戏曲在演出环节的一大亮点和鲜明特色。为扩大社会影响而精心策划的配合新戏义演的大型演说活动，与改良新戏演出相得益彰，其效果较之在旧戏中穿插新戏的义演活动更胜一筹。 你看罢 各国的学堂 也都要看重了中文 请了中国教习 上得讲堂 用粉笔把这个大□写出来 无论欧洲 亚洲 南北美洲（不说非洲 别有用意 请猜猜）各国的学生都在讲堂张着大嘴 跟中国教习学着念道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27] 彭翼仲为中国描绘的这副诱人的前景，演说起来足令在场的听众热血沸腾，荡气回肠！在国人的百年强国梦终于变成现实的今天，遥想一个世 《 戏剧史家追溯现代话剧的源流时，一般将不用锣鼓、穿着时装、摒弃唱腔、以说讲为主要表演方式的“文明新戏”视为其萌芽与雏形，同时认为这种化装说讲的表演方式源自国外，尤其是受日本“志士剧”的影响。[29]殊不知，清末启蒙先驱者和爱国志士配合演戏而广泛开展的戏前、戏中、戏余的即兴演说，逐渐成为许多改良戏曲演出的必要环节；很多时候，演说就是表演，演说与演戏业已融为一炉；这种效果良好的“演说创举”，对“文明新戏”的艺术形式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早在1904年，《安徽俗话报》主笔陈独秀就在《论戏曲》一文中提出了“戏中夹些演说，大可长人见识”的主张。[30]维新人士和革命志士借助戏曲舞台发表的启蒙救亡演说，对区别于“旧戏”的“文明新戏”朝着以化装说讲为主要表演方式的方向发展，实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与启迪。 清末白话报刊既是提倡戏曲改良的重要理论阵地，又是宣传与刊发改良戏曲的主要载体，在20世纪初年戏曲革新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清末白话报人积极参与到一系列戏曲改良活动中来，为其提供了很大助力。白话文运动与戏曲改良运动被赋予了同样的时代使命，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同盟，共同担负起开通风气、新民救国的神圣职责，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戏曲的现代化变革。 注释： [1]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 [2]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3][4]健鹏：《改良戏剧之计画》，《警钟日报》 [5]《说戏》，《大公报》， [6]厚生：《巨擘》，《北京新报》 [7]《本报增添插图多加门类阅者注意》，《京话日报》 [8]郑振铎：《晚清戏曲录·叙》，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4页。 [9]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目》，第42-43页。 [10]据张湘炳言：《安徽俗话报》所刊六种新戏，未署名的《睡狮园》、《康茂才投军》和《薛虑祭江》系陈独秀创作；署名“皖江忧国士”的《胭脂梦》，疑为陈氏之作。参见张湘炳《史海抔浪集：陈独秀并辛亥革命问题研究》，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11]该剧初刊 [12]汪笑侬：《新排瓜种兰因班本》按语，《安徽俗话报》第11期， [13]逋飞：《袁大化杀贼》，《中国白话报》第5期， [14]感惺：《卖货郎班本》，《中国白话报》第21-24期合刊， [15]觉佛：《活地狱传奇》，《中国白话报》第21-24期合刊。 [16]悦羲：《新戏·白话记》，《国民白话日报》 [17]转引自《惠兴女学报》第9期，1909年1月。 [18]转引自《惠兴女学报》第12期，1909年4月。 [19]《女子爱国》（廿八续），《京话日报》 [20]存吴：《戏曲改良的浅说》（续昨），《京话日报》 [21]参见《妇女匡学会开会演说》，《惠兴女学报》第13期，1909年5月。 [22]参见《记妇女匡学会》，《大公报》 [23]该字系“國”字里加一“家”字组合而成，读音为“我”，寓“我”与“国”、“家”乃三位一体、密不可分之意，意在唤起民众的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 [24]《请再看重演<惠兴女士传>文明新戏》，《顺天时报》 [25]《演说创举》，《大公报》 [26]参见王子贞《爱□》，《京话日报》 [27]《文字与国家的关系》，《京话日报》 [28]《外城巡警总厅谕单》，《京话日报》 [29]参见欧阳予倩《谈文明戏》，《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181页。 [30]三爱：《论戏曲》，《安徽俗话报》第11期，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09BZW043）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白话文运动研究》（11YJA751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全章，河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