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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籍文人邓志谟是晚明一位多产的小说家，编撰有《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十五回、《镌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十三回、《镌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十四回以及争奇小说《花鸟争奇》、《山水争奇》、《风月争奇》等作品[1]；此外，他还编辑出版了《古事镜》、《古事苑》、《丰韵情书》、《一札三奇》等十数种畅销图书[2]。作为一名科场失意、生活潦倒的下层文人，邓志谟能够出版数量如此众多的个人著述，无疑是十分幸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乃得益于他曾经长期在福建建阳著名书坊——余氏萃庆堂担任编辑和塾师的经历，事实上，其著述也大多由余氏萃庆堂首先刊刻行世。而更值得关注的是，邓志谟竟然还有多部诗文集留存于世，此与绝大多数明代通俗小说家诗文集湮灭无传的情形，构成强烈之反差，对于古代小说史研究、尤其是通俗小说作家研究，具有颇为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和学术个案意义。 最早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是庋藏于日本公文书馆（即内阁文库）的明刻本《锲注释得愚集》与《续得愚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天一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学者吴圣昔利用两书史料，撰写了《邓志谟乡里、名号、生年探考》及《邓志谟经历、家境、卒年探考》[3]，首次大致勾勒出了邓志谟的生平轮廓。但令人遗憾的是，《得愚集》与《续得愚集》并未因此引起小说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其价值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掘。2008年，笔者在国内发现了邓志谟的第三部诗文集——《锲旁释鸡肋集》，并综合运用三集史料，撰写、发表了《晚明建阳书坊编辑的旅闽生活——以江西饶安邓志谟为考察中心》、《明代通俗小说家邓志谟诗文集初探》等文[4]，分别就邓氏生平事迹、交游经历、生活境遇、著述编撰以及诗文创作诸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而就在梳理三集所录邓氏书札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邓志谟原来还曾刊印过第四部别集——《蝉吟稿》，这实在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一、《蝉吟稿》之文献载录及版本情况 邓志谟至少在六通书札中，曾提及自己的诗集《蝉吟稿》，譬如《得愚集》 卷三《寄 那么,这部《蝉吟稿》是否尚存于天壤间呢？2008年8月，笔者应邀参加日本东北大学举办的“东亚出版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 明刻本《蝉吟稿》原系广东藏书家徐信符（1879-1948）旧藏,序文首页钤有“南州书楼”（阳文）藏印，后转归澳门富商姚钧石“蒲坂书楼”所有，序文首页钤有“钧石所藏金石书画印”（阳文），卷一首页另钤“民国庚辰”（阳文）、“蒲坂书楼”（阴文）、“姚钧石藏书”（阴文）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加拿大UBC委派华裔汉学家 首大字写刻《蝉吟稿引》，尾署“友弟吴迁顿首拜撰”，凡四叶，但第一叶版心页码为“四”，其后为“五”、“六”、“七”，则原书已残缺三叶，可能尚有另一篇序文，惜无从得知详情。次大字写刻《百拙生自叙》，尾摹刻“百拙生”(阴文）印,此“百拙生”即邓志谟别号，自叙凡四叶，即第八叶至十一叶。次《竹溪蝉吟稿目录》，凡八叶，卷一录“七言绝句”，卷二录“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卷三录“七言律诗”，卷四录“七言律诗”、“六言”及“歌类”。 卷一首页第一行顶格题“锲音注竹溪蝉吟稿卷之一”，第二、三、四、五行均低八格分别题署“饶安百拙生邓志谟著”、“庠生弟公辅继皋释”、“侄景心士濂校”、“书林萃庆堂余彰德梓”。注释者“邓继皋”当为邓志谟族弟，惜生平无考；校阅者“邓士濂”乃邓志谟侄子，叔侄关系颇密，《得愚集》卷一、卷二各收录一通致《景心侄》的书札，《鸡肋集》卷五收录《景心侄沔茄扇坠》一文；至于刊刻者“萃庆堂余彰德”，实即建阳著名书坊主人余泗泉，邓志谟与其存在着东家与塾宾、书坊主与书坊编辑以及朋友同好等多层关系，详见下文。 《蝉吟稿》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注释小字双行，行十九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单栏，版心上刻“蝉吟稿”，鱼尾下刻卷数，版心下刻页码。卷二、三、四所题书名均同卷一，均无著、释、校、梓者题署。今存本卷四第二十九叶、第三十叶装订有误，第三十叶末行止于《秋夜歌》之“凉风白露一般秋几”，以下均残缺。据书前目录，尚有《秋闺怨》、《渔樵问答歌》及《出塞歌》三首。 书前所载吴迁及邓志谟两篇序文，均为新见之资料，颇具文献价值，今不惮烦琐，悉加移录。吴迁《蝉吟稿引》云： 唐人以诗试士，李杜皆彬彬盛，五言七言鸣宇内矣。自是草堂以寄傲，鼓吹以彰美，乐府以扬休，洒洒然三百篇□人旨趣,顾不永欤？昭代虽不首诗，而吉士之选，举诗尤急，盖诗言志，而欲预觇吉士他日立朝之志也。乃知志喜者花鸟春融，志怒者荆鹠昼惨，志哀者猿狐月淡，志乐者蜂蝶烟晴。信乎！志之所致，情必至焉，发而为喜怒哀乐，匪五言七言，曷克阐衷曲而抒肺肠？我友 《百拙生自序》云： 侧闻唐之取士，诗为右。国朝虽右文,若翰馆课试又以诗选，诗宁虫技哉！固艺林中最要家数也。古之优此者，李杜圣矣。自二公以下，如张芸叟评子瞻诗，则曰五库之开，戈戟森森，不觉令人神摄，子细检点，不无利钝；评郭功甫诗,则曰大排筵席，终日揖逊，适口者少。夫以诗鸣者，且瑜而有瑕，□冷句何如哉！然则饭颗山之瘦，古锦囊之心肝，为诗家志难也。不佞世籍竹溪，处一扪虱小庵，溪上修竹濯濯，竹林外佳山水，足比辋川画。木乔焉秀，草夭焉丰，鸟嘤嘤焉鸣，花谢者复开，渔歌者互答，虽一村落景，颇富吟料。窃尝学诗人品咏，粗成篇句，第口如涩鹠然，无能吐一奇语。间于友人应酢，或鸣冤，或志喜，或适兴游观，技痒而逞，乃东家施也，效颦谓何？识者辄见而胡卢。予始知瓦缶不足以当黄钟也，遂命其稿曰《蝉吟》。夫蝉之为类，决起而飞，抢榆之翼尔，何有于垂云者健翮；俟时而鸣，吸露之清尔，何有于知雪者遗明；不巢而居，抱素之守尔，何有于避蜋者圣见。 此特物之私宝，声不律吕，第可以齐响于络纬蝼蝈者伦也，宁知霄汉外复有鸾吟凤啸鸣国家之盛者壮兮。虽然，骆中丞有赋，谓其韵资天纵；蔡中郎理弦，忽尔而动杀声。兹亦鸣蛙当鼓吹意也，海内诸大家幸毋谓噫噶之音，甚聒人听闻云。 两序均未署时间，《蝉吟稿》亦无内封页,故刊刻时间无法确考。在其所收诗作中标明时间最晚者，为《甲辰夏挽张绍卿》、《甲辰避闽乱过李少白丈凤石山房越宿奉别》、《甲辰夏为讼事志感》诗，此“甲辰”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卷四另录有《闽回遇刘瑞吾丈归临汝歧路揖别有赠》，此诗《鸡肋集》卷四亦收录，题为《丙午春闽回遇刘瑞吾丈归临汝路歧揖别有赠》，“丙午”为万历三十四年，则《蝉吟稿》刊刻时间之上限为万历三十四年春；而提及《蝉吟稿》出版之事的《得愚集》，卷首有万历戊申三十六年“锺陵邬事宁”所 撰跋文，故《婢吟稿》的刊刻时间，应在万历三十四年春至三十五年之间，此乃 已知邓志谟出版时间最早的一部诗集。 二、序作者“吴迁”及其小说编撰活动 《蝉吟稿》序作者吴迁，乃明代万历时期的一位通俗小说家，江西南昌人，字还初，号南州散人。目前可以确认其著作权的小说有两部，一是《新刊出像天妃济世出身传》三十二回，署“南州散人吴还初编”，存世有明万历熊龙峰忠正堂刊本，今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二是《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署“豫章还初吴迁编”，存世有明万历文萃堂刻本[6]，今藏虞虞斋。此外，他还曾为小说《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撰写《新民录引》，尾署“大明万历乙巳孟秋中浣之吉南州延陵还初吴迁拜题”，存世有日本延享元年（1744）抄本，抄本乃以明书林余成章刊本为底本，今藏台湾大学图书馆；而另一部讲述观音菩萨故事的小说《新镌全相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署“南州西大午辰走人订著，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据考亦为吴迁编撰，所谓“西大午辰走人”乃分拆“遷”字而成[7]，此书有“书林焕文堂”刊本[8]，今藏英国博物院。 吴迁与邓志谟既是江西同乡，又同在闽建书林谋生计，两人交往颇密，《得愚集》卷二录《与 数日不面足下，心旌摇曳矣。弟昨夜燃烛时，酒后耳热，正长吟“潮汐有消长，乾坤无变更”之句。不意地之忽动，其屋瓦之振,颇如长平鼓噪時，而陆中人更若登泛泛水中舟，先儒诗弗验也。弟方切杞人之忧，足下将无同乎？足下胸臆中贮丘坟几许，一下笔词源滚滚，即譬之静界寺咄咄泉也。《蝉吟稿》一序，弟敢咄之 《得愚集》卷二另录《答 不仅如此，仔细比勘小说文本，还可以发现：《天妃济世出身传》中的若干情节人物，存在明显的因袭《五鼠闹东京》之痕迹。譬如第四回《黄毛公奔西番》叙：“猴精自与鳄精分别之后，形单影只，受不尽许多凄凉；路远囊虚，奈不得这种饥饿。经过一小树林，见景致清幽，物色秀雅，林中有一崖，崖下有一小庙，庙后桃李千株，结实万颗”，“此庙主乃是世尊殿内藏经堂里守经玉面猫是也，因盗世尊法索，阴逃西方为怪，见一古庙，遂据其中,威灵极矣。”此“玉面猫”，实即《五鼠闹东京》中包公从西天借来剿灭鼠精的神猫。第四回又叙猴精智盗玉面猫“法索”后，“望西而逃”至陈家村，遇见一位美貌幼妇，色欲萌动： 自忖一计，变作幼妇之夫,在庭上打扫。众人到庄前，见有人在内，疑其为何客。翁姑入视之，则面貌子也，语言子也，动止子也。其妇见之，则面貌夫也，语言夫也，动止夫也。其人见之，彼真者指妄者为妄，而妄者亦指真者为妄。妻不能辨其夫，父母不能辨其子，一家之中，惊惶不已。乃告于邻里,邻里不能分；告于乡党，乡党不能辨。 该情节亦明显移植自《五鼠闹东京》之“鼠五”变作书生施俊，淫乱其妻，两个丈夫，真假莫辨，虽叠经妻子、小二、邻居、岳父岳母、馆师、王丞相等反复审察，却仍难分人妖。上述因袭关系表明：吴迁编撰《五鼠闹东京》小说在前，编撰《天妃济世出身传》在后。 另外尚可注意的是，吴迁在《五鼠闹东京》小说中，还为书生施俊设置了一位馆师：“其先生乃前村人，姓吴名达，别号云谷，幼年学术颇优，事母至孝，不敢远离膝下，只在近村教授，以资膳养。施俊既入其门，即教以文法，讲以书理，过目不忘，吾伊之声，昼夜不辍。”这位“ 三、《蝉吟稿》收诗情况及其文献价值 据初步统计，存世之明刻本《蝉吟稿》凡收录各体诗作366首，包括七言绝句105首、五言律诗36首、七言律诗184首、六言杂录34首、乐府杂录7首，如果加上书尾残缺而目录尚存篇名的《秋闺怨》、《渔樵问答歌》及《出塞歌》等3首乐府杂录的话，原书收诗总数应为369首，乃已知邓志谟四部诗文集中收诗数量最大的一部。 比勘《蝉吟稿》与《得愚集》、《续得愚集》、《鸡肋集》收录诗作之细目，计有92首诗作乃仅载于《蝉吟稿》一书，弥足珍贵。包括： 七言绝句21首，依次为：《性学吟》、《早春》、《清夜吟》（2首）、《嘲范蠡》、《宫怨词》（新见2首[10]）、《水碓》、《渔》（新见2首）、《樵》（新见2 首）、《农》（新见2首）、《牧》（新见2首）、《相如奉璧》、《唾面自干》、《复为相如解嘲》、《挽碧林寺一空长老》、《慰友人下第》。 五言律诗10首，依次为：《颂邑侯郑公德政》（新见1首）、《赠印峰邓公会试》、《寄黄一吾丈》、《赠丘师会试》、《咏雪》、《题彭云溪丈独乐轩》、《赠吴道人》（新见1首）、《题赠张翠谷隐居》、《桂花》、《赠张元秀》。 七言律诗61首，依次为：《奉赠地官大夫吴文田公致仕》、《颂庄节府德政署政余邑因 有意思的是，在《蝉吟稿》刊印之后的十馀年间，邓志谟曾先后出版了《得愚集》、《续得愚集》及《鸡肋集》等三部诗文集，然检阅其收录的诗作，只有极少量的新增诗作,具体而言:万历三十六年（1608），《得愚集》六卷出版，该集只收书札，未录诗作；万历四十二年，《续得愚集》四卷出版，该集兼收书札诗文，其中各体诗作凡65首，但57首已收录于《蝉吟稿》，新增仅《构栏怨》（4 首）、《七夕偶兴》（4首）等8首；万历四十六年稍后，《鸡肋集》六卷出版，该集亦兼收书札诗文，其中各体诗作凡291首，但277首已收录于《蝉吟稿》，8 首已收录于《续得愚集》，新增仅《构栏怨》（新见2首）、《辛亥春之二月莆友 朱姑乐命题楼高雨限花字韵》、《送朱岵乐丈归莆》（和韵2首）、《王思桥丈约九日马岭登高遇雨不果和韵》等6首而已。换言之，邓氏四部集子所录诗文总数为383首，最早刊印的《蝉吟稿》收录369首，占96.3%，而其后十馀年间出版的三集仅新增14首，占3.7%，这实在是耐人玩味的一组数据。如何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呢？盖有如下三种可能： 其一、邓志谟在《蝉吟稿》出版之后突然中止了诗歌创作，但从他对诗歌的雅好程度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 其二、邓志谟在《蝉吟稿》出版后不久谢世，这种可能性实亦可排除。在目前可以读到的有明确系年的邓诗中，时间最晚者为《鸡肋集》卷三所收《辛亥春之二月莆友朱岵乐命题楼高雨限花字韵》，“辛亥”为万历三十九年，已在《蝉吟稿》刊行五六年之后,更何况“辛亥”还不是邓氏之卒年。 其三、《得愚集》、《续得愚集》及《鸡肋集》的编集，并非出自邓志谟本人之手，而是坊肆的商业编刻行为，他们无意或未能从邓氏处获得诗歌新作。邓志谟在闽期间乃服务于余氏萃庆堂，其包括《蝉吟稿》在内的著述，多由萃庆堂刊刻，而《得愚集》、《续得愚集》卷一首页署“书林濬发堂余祥我梓”、《鸡肋集》书末有“建邑书林积善堂陈奇泉梓行”牌记,均非萃庆堂所刻，或亦为一证。相对而言，此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较大。 作为一名晚明多产通俗小说家兼闽建书坊编辑，邓志谟的诗文集具有独 特的学术文献价值。如前所述，《蝉吟稿》乃已知邓志谟诗文集中出版时间最早、收录诗作最多的一部，本应成为邓氏诗文研究的重要文献，但令人遗憾的是，该书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却又是最晚的。因此，本文所论《蝉吟稿》之学术文献价值，乃专就该集新见之92首诗作而言，至于那些《蝉吟稿》与《得愚集》、《续得愚集》、《鸡肋集》共有的学术价值，则均不予重复。 1.关于《赠余尔锡甫》诗 《蝉吟稿》卷三录有《赠余尔锡甫》云： 圣治休明星聚奎，人豪天挺气横霓。武侯智巧驱流马，纪渻功深养斗鸡。自是文锋凌巨阙，还应声价重悬藜。嗟君好趁青年力，扶起登云万丈梯。 此“余尔锡”，名昌祚，属于福建建阳书林著名刻书世家——余氏家族中的“昌”字辈。据《福建古代刻书》载：余昌柞乃余应时次子，余象贤之孙，以“直方堂”名号刻书，所刻《说颐》八卷，卷端题“新安余懋学行之父撰，男昌祚简刻，裔孙廷柱重校”；另刻有《读史随笔》、《仁狱类编》三十卷等书[11]。从诗中“嗟君好趁青年力”句来看，余昌祚大概比邓志谟年轻甚多，但两人关系颇密，曾经联手编印过若干书籍，笔者所知有两种，一为《是路集》四卷，上海图书馆藏有明刻本，首卷首页题“潭阳尔雅父余昌宗著”、“芝城吉临父朱泰来校”、“莆阳景烈父方先选、万韶父朱汝凤、景苞父方茂陵、俶大父朱永昌评”、“叔陟瞻父应虬、兄尔锡父昌祚、尔翼父昌裔阅”、“饶安百拙生邓志谟释”，据此可知，余昌祚乃“余应虬”之侄、余昌宗、余昌裔之兄。二是《一握乾坤》十三卷，上海图书馆藏有明天启七年（1627）序刊本，卷一首页题“饶安竹溪主人邓氏汇编”、“富沙尔锡余昌祚参阅”。 据考查[12]，邓志谟游闽期间，乃供职于书林余彰德“萃庆堂”。余彰德又名余泗泉，生有二子，即余应良（继泉、道纲）、余应虬（陟瞻、犹龙、道宽），邓志谟与此父子三人均有密切往来：邓氏所撰小说及杂著多由萃庆堂为之刊印，譬如《新锲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小说“卷之上”首页题“书林萃庆堂余泗泉梓”，《锲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锲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锲旁训古事镜》、《精选故事黄眉》、《锲旁注事类捷录》诸书，均题“闽书林萃庆堂余氏梓”或“萃庆堂梓”；《得愚集》卷三、卷四收录邓志谟致余继泉书札两通，一札记述邓氏应邀参加余继泉生日宴会事，另一札记述邓氏为余继泉编校《肉谱群玉》事；邓志谟所撰《并头花记》、《玛瑙簪记》、《凤头鞋记》及《八珠环记》传奇，卷首均题“潭水犹龙父余应虬参订”，邓氏《古事苑》卷前亦有署为“同学潭阳余应虬陟瞻甫”所撰序文，《得愚集》卷四收录《答 今《蝉吟稿》又提供了邓氏题赠余应虬侄“余尔锡”之诗,乃知邓志谟与余氏家族老中青三代皆有往来，而正是因为与以余氏家族为主的建阳书坊，保持有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故身为乡村布衣文人的邓志谟，才能如此顺利地出版了自己的十数部著作。 2.关于“书林十景”组诗 所谓“书林十景”，乃建阳书林地区的十大胜景,早在南宋时期，诗人谢枋得（1226-1289）即作有《书林十景诗》，明嘉靖本《建阳县志》卷三“形胜”据谢枋得诗，载录“书林十景”名目为：书林笔峰、仙亭暖翠、龙湖春水、南山修竹、岱嶂寒泉、龟峰暮霞、云衢夜月、高仰疏钟、宝应朝阳、华峰霁雪。明代建阳书林人氏余畦亦编撰有《书林十景诗绘录》[13]。 邓志谟居闽时间甚长，足迹几遍及书林，《蝉吟稿》收录《谒书林张雎阳祠》、《寓书林与朱起滇邓献廷刘明宇诸丈蒲节饮有作》、《寓书林九日同陈允中晏景静诸丈登南山庵聚饮》等诗，《鸡肋集》卷五收录《寓书林燕乐记》等文，皆纪其书林游玩宴饮之事。邓志谟还曾模仿谢枋得作《志书林十景》诗，《蝉吟稿》卷一载云： 高峰特秀锦屏开，一竅寒泉石窦来。直泻悬崖珠乱溅，白云堆里雨声催。（《岱障寒泉》） 仙亭佳境隐仙家，日饭胡麻夜炼砂。一派岚光浓欲滴，数声钟鼓在烟霞。（《仙亭煖翠》） 文笔森森插上天，数椽精舍依星躔。白云入户开周易，悟徹潜龙第一篇。（《三峰学舍》） 牙籤玉轴对缥囊，道德文章万古香。曾是杏坛春色好，书林庆衍孔林芳。（《万卷书堂》） 凤尾凌空万干齐，风轻拂碧云低。几回寄咏南山下，戛玉敲金鸟乱啼。（《南山修竹》） 郁郁孤标几岁华，不随凡卉斗妖花。盘龙老幹参霄汉，高节清风与世夸。（《北岭孤松》） 卧涧长虹锁翠岑，一泓清澈水波深。夜来明月冰轮皎，荡漾浮光万顷金。（《云衢夜月》） 古寺嵯峨接上台，一天霁色晓云开，昙花满地金铺丽，潋滟霞光上刹来。（《宝应朝阳》） 仙崖高处动金光,锦绣机成映上苍。曾是天孙亲绚出，将来书府焕文章。（《龟岭暮霞》） 梵刹虚明映碧涟，潜龙指日上青天。一湖春水通霄汉，化作甘霖大有年。（《龙湖春水》） 有意思的是，对比《建阳县志》卷三所载“书林十景”名目，邓诗有七景基本相同，三景则完全不同，其中第三景“三峰学舍”、第四景“万卷书堂”，描述的乃是建阳书林两大书坊，嘉靖本《建阳县志》卷一首有“建阳县书坊图”，图中列出坊名的书坊只有两家，即“三峰书舍”与“万卷书堂”，足见它们在建阳出版业中之重要地位。而邓志谟将两大书坊列入“书林十景”，体现了其作为书业一员之趣味及“私心”。 按：“三峰学舍”（又作“三峰书舍”）乃建阳叶氏之书坊,明初台阁大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杨荣《文敏集》卷八《三峰书舍赋》云：“建阳书林叶添德景达氏，自其大父荣轩、父彦龄，世以诗书为业。尝作室以贮古今书版，日积月增，栋宇充□，凡四方有所购求者，皆乐然应之，由是缙绅大夫莫不称誉其贤。其室之外有三峰，秀出霄汉，望之嶻然挺拔，千仞岚光翠黛，浮动乎几席之间，甚可爱也，因名其室曰‘三峰书舍’。” [14]另据《福建古代刻书》载，叶景达与叶景逵、叶材均曾以“广勤堂”或“广勤书堂”名义刻书多种，《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六“元版集部”著录一部明刻本《集千家注分类杜部诗》二十五卷，目录后有钟式牌记“三峰书舍”、炉式牌记“广勤堂”，可知两家实即一家；而广勤堂之设，则可追溯到元代的叶日增[15]。至于“万卷书堂”（又作“万卷堂”）乃建阳余氏之书坊，始于南宋余仁仲，刻书甚夥，有宋淳熙七年(1180）刻本《尚 书精义》五十卷、绍熙二年〔1191）刻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庆元丁巳（1197）《事物纪原》二十六卷等十几种[16]，至元明两代，建阳余氏家族刻书极为繁盛。“万卷书堂”与“三峰书舍”均为建阳历史悠久的书坊老字号，至明代余氏、叶氏仍是当地刻书大族，再加上邓志谟受雇于余氏萃庆堂，故其将两家书坊列入“书林十景”吟咏之，自亦在情理之中。 3.关于《甲辰夏为讼事志感》组诗 据《得愚集》卷五收录的两通书札记载，万历甲辰三十二年〔1604〕夏，邓志谟曾和族人发生诉讼，对方使用金钱贿赂官府，迫使其败诉受辱。《答 华札至，悯侬之不辰者，语切切然，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盖侬之屈于义余者，无太平官府也。义余无他长技，止以兄使鬼，挫屈于侬，侬侠气未除，知死灰不燃乎？矧义余已老，无能还八公之童；侬志虽微，尚欲夺三军之帅，足下其谓之何？《蝉吟》拙稿，虽呓语，敢贡诗坛，然中有不平之鸣，足下览之，当为仆太息也者。 札中提及的“义余”，盖即与邓氏发生诉讼之“族人”。万历三十二年对于邓志谟来说，是非常倒霉的一年，先是该年春赴闽，途中遇到闽南白莲教起义而不得不折返家乡，写下《甲辰避闽乱过李少白丈凤石山房越宿奉别》等诗，孰料回家后，却又与族人“义余”发生诉讼并败诉。 《蝉吟稿》卷四收录了书札中提及的“志怨者五律”，题为《甲辰夏为讼事志感》，这是一份颇为珍贵的资料，借此可窥见邓志谟其时怨愤、颓丧之心境： 年来忍辱作头陀，岂谓忧人有十魔。不遇吕公谁射戟，翻令曾母自投梭。梅花误识林和靖，薏苡堪怜马伏波。几度临风倍惆怅，啮人无奈嗾獒何。 朴我曾非伐巧狙，元凶自是比人螭。名传夸下淮阴辱，计出军中曲逆奇。自愧望洋观海若，宁能脱难得鸡斯。 戋戋学问愧邹枚，几撚微髭赋七哀。侠士但令兄使鬼，愚庸无复石为媒。依稀世事樗蒲局，恍惚人心滟澦堆。怪底东风何太急，忍令花落点苍苔。 人事萧萧际五穷，力绵无计折奸锋。韶光易老催萱荚，怪幻难防隐射工。曾记战酣犹转日，肯因黜后便书空。石家金谷繁华盛，须有吹花擘柳风。 竟日忘机似海鸥，宁堪室内有操矛。曾闻入市频言虎，却怪弯弓妄射牛。车下螳螂须抟臂，沙边谢豹竟含羞。人心幸有公非在，左袒纷纷尚为刘。 4.关于若干“重刻”诗 《蝉吟稿》收录六篇标有“重刻”的作品，凡14首，分别为《寓信阳州谒岳穆祠重刻》、《咏鞋山重刻》、《咏髻山重刻》、《芸窗偶兴重刻》、《春暮村景重刻》（6首）、《记书斋景重刻》〔4首）。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重刻”，乃指诗作已收入其他著作中并刊印过，换言之，上述14首诗作应曾收录于邓志谟刊印于万历三十四年春至三十五年之前的某部〔或某几部）著作中，但是笔者查阅了目前所见的符合条件的邓氏早期著作，均未见载录。据此推测:邓志谟可能尚有若干目前未见的著作，而最为乐观的推测是：邓氏或许还另有一部刊印于《蝉吟稿》之前的诗文集。此姑待日后调查验证。 四、馀论 或曰：存世明清文人别集浩如烟海，邓志谟充其量不过是一名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乡村文人，新发现一部他的诗文集又岂足为奇？其实则不然。 古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历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物，故小说家大多不愿以真名示人，而托之以林林总总的别号，再加上各类文献记载的缺乏，导致古代小说家队伍成为一个灰色群体。在千馀部明清通俗小说中，作者生平大致可考者不足百人，而有诗文集存世者，廖廖十数人而已。邓志谟一人独有四部诗 文集存世，雄居诸家之冠，检阅这四部诗文集，不啻打开了一座邓氏研究的文献资料库，其音容笑貌及生平细况，历历浮现纸上，弥足珍贵。而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邓志谟虽非明代第一流小说家，但他以江西旅闽文人身份，受聘为余氏 塾师，同时兼任书坊编辑，并搜集相关民间传闻及稗史资料，为书坊编撰迎合读者口味的流行小说，邓氏的身份特徵以及小说编撰方式，有一定代表性，与其类似的明清小说家与小说作品实不在少数,换言之，在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史及研究史中，存在一个“邓志谟模式”，即由担任书坊编辑的下层失意文人，通过商业化运作流程，完成畅销小说的编撰与出版。对此，笔者拟另文详述。 因此,邓志谟研究的学术价值，实已超越了单个作家研究的范畴，具有窥斑知豹的学术个案意义；而作为支撑邓志谟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文献，《蝉吟稿》、《锲注释得愚集》、《续得愚集》及《锲旁释鸡肋集》四集的史料价值，自亦不能等同于普通明清文人别集。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参考文献 [1]参见拙文《晚明七种争奇小说的作者及其版本》，《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2][日]金文京：《晚明小说、类书作家邓志谟生平初探》，辜美高、黄霖主编：《明代小说面面观——明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林出版社，2002年；《晚明文人邓志谟的创作活动——兼论其争奇文学的来源及传播》，发表于2004年11月18-19日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举办“经典转化与明清叙事文学学术研讨会”。笔者亦撰有《晚明小说家邓志谟著述考》，未刊稿。 [3]前文载《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2期,后文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3期。 [4]前文提交2008年日本东北大学（仙台）主办“东亚出版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入《东亚出版文化研究》，2010年出版；后文载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国学研究》 2009年总24卷。 [5]姚氏蒲坂藏书的聚散情况，可参阅沈迦《蒲坂藏书的前世今生》，（《藏书家》第15辑，齐鲁书社，2009年）。关于姚钧石的生平事迹,笔者寓澳期间曾多方咨询澳门图书馆界的资 深人士，均未获线索。惟沈迦《模糊的姚钧石》一文曾提及姚氏著有《游台湾日记》，铅排自印本，国家图书馆有藏本，记述他于民国七年(1918)四月游历台湾台北、基隆、台中、北投、嘉义、台南等地,参观景点多为学校、医院、农场和工场。可惜姚氏在书中甚少涉及自己，仅《自述》有“余素具远志，喜浏览山川名胜及制造场,而研究实业之学识。尝读《史记》，观其雄文伟论全由阅历而生恒心焉”数语,可知姚氏乃一位爱好文化的儒商。沈文收入其《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269-271页。 [6]拙文《海内孤本明刊<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考》，《文学遗产》2008第5期。 [7]程国赋、李阳阳：《<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作者探考》， 《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3期。 [8]此“焕文堂”刊本图像较为拙劣，殊无明刻版画之气息，颇疑乃清代嘉道间翻刻本。“焕文堂”所刻小说另有《玉楼春》二十四回（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义侠好逑传》十八回(国家图书馆藏本），均是清刊本，亦可为一证。 [9]此两札资料，乃程国赋《明代小说作家吴还初生平与籍贯新考》首次引用，特予标明。程文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10]笔者按：原有10首,其中8首与《鸡肋集》所收重复,故标以“新见2首”。下皆同。 [11]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第三章第一节之二“明代建阳坊刻概况•氏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3页。 [12]陈旭东：《明代建阳刻书家余彰德、余泗泉即同一人考》，《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 期；拙文《晚明建阳书坊编辑的旅闽生活——以江西饶安邓志谟为考察中心》。 [13]《潭西书林余氏族谱》卷六“余畦”条载，转引自方彦寿《闽北詹余熊蔡黄五姓十三位刻书家生平考略》，《文献》1988年第1期。 [14]转引自方彦寿《叶氏广勤堂与<三峰书舍赋>》，《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3期。 [15]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第二章第一节“元代建阳刻书”之五“叶氏刻书”、第三章第一节之二“明代建阳坊刻概况•叶氏刻书”，第201-202页、301-302页。 [16]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第一章第三节之二“宋代建阳坊刻”，第88-8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