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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指出，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1]“文备众体”被视为唐传奇突出的文体特征。以往学术界主要从“史才”、“诗笔”、“议论”三个层面理解唐传奇“文备众体”之“众体”的内涵。20世纪早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中，就探讨了小说中的“诗笔”现象，他认为，“诗笔”主要指在小说中穿插诗歌(82－83)；20世纪80 年代初，吴志达《唐人传奇》则阐释了“史才”即史传笔法在唐传奇中的运用情况( 6) ； 90 年代，程毅中《文备众体的唐代传奇》一文指出： 所谓“史才”，与李肇所赞赏的“良史才”一脉相承，也就是用史家写传记的笔法来写小说，可以称之为专长记事的史传派。所谓“诗笔”，就是在叙事文学中融合以诗歌，从广义上说，还包括赋和骈文，“用对语说时景”的修辞方法也应当包括在内，可以称之为偏重文采的词章派。至于“议论”，则只是“史才”的一个组成部分，摹拟《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显示其继承的是史家的传统。( 80) 程毅中认为： “传奇是一种诗化的小说，除了文中穿插诗歌以外，整个作品往往采用了诗的语言，某些作品还具有赋的成分”(76) 。在他看来，唐传奇“文备众体”的“体”，一指文体，如融入小说叙事中的诗歌； 二指小说的传记笔法、用诗歌、骈赋来抒情言志的手法和运用的“对语说时景”的修辞方法。此文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文备众体”的内涵。进入 21 世纪，李剑国等人从伦理道德意识、历史意识和诗意识出发，对唐代小说中“史才”、“诗笔”、“议论”的意蕴和内涵进行剖析。李剑国、陈洪主编的《中国小说通史·唐宋元卷》一书认为： “文备众体”主要指唐代小说家们以历史家的气质和史传修养，借用史传以完整的人物活动为线索的叙事框架，发挥史传描写人物的手段，在叙事中插入诗歌，使作品营构的情景诗意化。同时，运用古文和骈文的笔法技巧，从而使唐人小说形成了熔诗、骈文、史传等多种文体于一炉的艺术特征( 435) 。 由上可知，学界多把“文备众体”的“体”理解为史传、辞赋、诗歌等文体或表现手法。受此影响，研究者多关注史传、辞赋、诗歌等对唐代小说文体生成的意义，如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崔际银《诗与唐人小说》(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陈文新《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吴怀东《唐诗与传奇的生成》(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等。 笔者认为，除史传、辞赋、诗歌以外，公牍文也是融入唐代小说的重要文体，成为唐代小说文体生成及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公牍文是古代官方使用的公文，它们融入唐代小说，不是作者的兴来之笔，而是讲述故事所需，在小说中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不仅如此，融入唐代小说的公牍文还充当了小说文体的基本“骨架”，与融入其中的史传、诗歌、辞赋等相互组合，共同建构了唐代小说独特的文体形态。 一、唐代小说中公牍文之概况 中国古代文体丰富多样，其分类标准也各不相同，比较常见的是按语言形式划分文体类型，像诗、词、赋、小说、散文等等。在每种文体的内部也可按语言形式进行分类，例如小说就可分为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等。也有从题材内容、文体功用的角度划分文体的，公牍文就是如此。与其他文体相比，它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注重实际效果，是一种较为独特的散文文体。 公牍文包含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章、表、奏、议、疏、启、劄子、弹事、诏、命、令、制、谕、帖、封事等。由于作者、使用对象、题材内容、使用场合的不同，公牍文又可分为上行公文和下行公文。刘勰《文心雕龙·章表》把章、表、奏、议作为臣属给君王上书的总称： “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 主) 王，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 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 周振甫 243) 。始于汉代的疏亦可作为臣子向帝王上书陈言的通称，《文心雕龙·奏启》云：“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 周振甫 252) 。《文心雕龙·诏策》则把诏策和制诰归于下行公文。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也把公牍文分为上行公文和下行公文，他认为上行公文主要指臣下给帝王的上书，因时代或所陈述内容的不同，分为章、奏、表、议、疏、启、劄子、弹事等； 下行公文主要指帝王给臣民的旨令，同样也有诏、命、令、制、谕等不同的体类和名称，而且还有专用于军事文告的檄文、露布等。[2]本文所指的公牍文包含奏议和诏令两大类。奏议类属于上行公文，包括表、书奏、疏、奏状等； 诏令类属于下行公文，包括敕文、诏文、制文等。[3]公牍文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像诸葛亮的《出师表》就是一篇感人肺腑的文学名篇。 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公牍文就已在小说中出现，如《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武帝马饰之盛》、《搜神记·李娥》、《搜神记·苏蛾》、《搜神记·紫玉》、《拾遗记·轩辕黄帝》、《裴子语林·明帝误送诏书》、《世说新语·王大将军》、《世说新语·桓宣武上表废太子》等。与唐五代时期相比，融入汉魏六朝小说中的公牍文，不仅数量较少，篇幅也简短，一般作为情节过渡之用。到了唐朝，公牍文颇为盛行，这在小说创作中得以充分体现，笔者经统计可知，唐代共有 71 篇小说使用奏章、诏书、敕、表、奏状、制、疏等公牍文体，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唐代小说中使用奏章的有 22 篇，即： 《纪闻·李淳风》、《玄怪录·李汭》、《玄怪录·开元明皇幸广陵》、《玄怪录·岑顺》、《开元升平源》、《唐遗史·李峤不富》、《宣室志·鸡卵》、《宣室志·贾笼》、《博异志·李揆》、《高力士外传》、《虬髯客传》、《定命录·宋恽》、《剧谈录·裴晋公天津桥遇老人》、《杜阳杂编·同昌公主》、《杜阳杂编·伊祈玄解》、《开河记》、《迷楼记》、《法书要录·兰亭记》、《墉城集仙录·薛玄同》、《录异记·九天使者》、《神仙感遇传·王可交》、《王氏见闻录·姜太师》等。 使用诏书的有 18 篇，即： 《梁四公记》、《柳氏传》、《纪闻·裴谈》、《纪闻·僧伽大师》、《纪闻·邢和璞》、《定命录·卖馅媪》、《定命录·张冏藏》、《宣室志·鸡卵》、《异闻集·枕中记》、《异闻集·李娃传》、《明皇杂录·张果》、《集异记·凌华》、《续玄怪录·薛伟》、《开河记》、《白凤衔书》、《续仙传·聂师道》、《南部烟花录》( 即《隋遗录》) 、《神仙感遇传·王可交》等。 使用敕的有 13 篇，即：《梁四公记》、《定命录·张冏藏》、《广异记·杨伯成》、《纂异记·荥阳氏》、《博异志·白幽囚》、《博异志·阴隐客》、《逸史·严安之》、《剧谈录·狄惟谦请雨》、《仙传拾遗·李球》、《鉴诫录·贾忤旨》、《白凤衔书》、《墉城集仙录·薛玄同》、《灯下闲谈·神索旌旗》等。 使用表的有 9 篇，即： 《柳氏传》、《异闻集·南柯太守传》、《纂异记·徐玄之》、《耳目记·紫花梨》、《灯下闲谈·掠剩大夫》、《灯下闲谈·梦与神交》、《纂异记·嵩岳嫁女》、《仙传拾遗·唐若山》、《王氏见闻录·王承休》等。 使用奏状的有 4 篇，即： 《纂异记·徐玄之》、《灯下闲谈·张翱轻傲》、《神仙感遇传·陈简》等。 使用制的有 3 篇，即： 《玄怪录·张左》、《高力士外传》、《王氏见闻录·王承休》等。 使用疏的有 2 篇，即： 《纂异记·徐玄之》、《异闻集·枕中记》等。[4] 综而观之，融入唐代小说中的公牍文，主要在以下情境中使用： 第一，上行公文主要用于神仙、道士上书皇帝，臣民上书皇帝，帝王、冥王上书天帝。具体篇目有《唐若山》、《梦与神交》、《卖馅媪》等。如在《唐若山》中，唐若山成仙后，向皇帝上表： “若山诀别之书，指挥家事。又得遗表，因以奏闻。其大旨，以世禄暂荣，浮生难保，惟登真脱屣，可以后天为期。［……］扶桑在望，蓬岛非遥。遐瞻帝阍，不胜犬马恋主之至”( 李时人 何满子 3370) 。唐若山得神人相助后，追随其云游四海。云游前，他留有一封给皇帝的表文。这篇表文，意蕴丰富，是一封真挚、感人的“辞职信”。信中既委婉表达了辞官的意愿，又坦陈了对皇帝的赤胆忠心。正因为他以正式公函的形式向皇帝交代其行踪，皇帝才会派人四处打探，以至引出他与旧部相遇的神异故事。 第二，下行公文。诏、敕、制、策等下行公文，是朝廷发布的文告，大多数由文学侍臣代拟，少数是皇帝亲自执笔撰写。此类文章的特点是准确、实用、言辞华美。在唐代小说中，主要以天帝、皇帝颁布诏令的形式出现，具体篇目有《裴谈》、《张果》、《柳氏传》等。如在《明皇杂录·张果》中，张果多次以法术冒犯皇帝的禁忌，一再遭到诛杀。情急之下，他逃到杳无人迹的深山，但仍被发现。唐玄宗一心想成仙，只好下诏赏赐张果： “恒州张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尚，心入窅冥； 久混光尘，应召赴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则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授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 郑处诲 裴庭裕 32) 。唐玄宗褒奖张果的诏书，与前文所述张果的恶行，形成鲜明对照。张果在宫中不仅恣意妄为、行为乖张，还冒犯了唐玄宗的妃子，让皇帝的威严全无，脸面扫尽。而唐玄宗为了成仙，在诏书中不仅对此事只字不提，还把张果卑劣的行为说成“迹先高尚”，授予官职、御赐尊号。诏书对皇帝、神仙的真实面目予以漫画式的描写和嘲讽。 用于皇帝、道士、神仙等之间的公牍文，或渲染神仙言行，或传达神仙教义等，使小说洋溢着浓浓的仙家意味。庄重、严肃的公牍文，在具有娱乐游戏性质的唐代小说中出现，使小说的讲述亦庄亦谐。它作为唐代小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小说作品叙事中体现独特的功能。 二、唐代小说中公牍文的叙事功能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对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方式进行阐述时指出： “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 动词) 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 名词) ，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 29) 。他认为，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就中国古代小说而言，从小说的命名以及古人的相关论述，就可以看出古代小说文体与“言说”的关系。“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庄子·外物篇》提出的“小说”，《论语》子夏的“小道”，汉魏荀子的“小家珍说”，语意相近，都把小说看成与大道相对立的、浅薄的言论。 因“言说”这种行为方式的需要，在特殊的情境中，唐代小说把公牍文作为语言形式的一种手段，使其在小说中承担一定的叙述功能，借助公牍文体来叙述故事，小说在文体构成方面也具有了兼备多体的特点。概而言之，公牍文在唐代小说叙事过程中主要承担如下叙事功能： 第一，聚焦主脑、升华主题。故事的主脑，即小说立言之本。古人认为作文首先要“立主脑”。李渔《闲情偶寄》指出：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 15) 。王夫之《姜斋诗话》也认为：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 44) 。文章的主脑，是衡量一篇作品成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统帅全篇的灵魂和核心。唐代小说作家注意借助多种手段“立主脑”，其中，运用公牍文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在《开河记》中，隋炀帝在观文殿读《史记》，感慨历经岁月侵蚀，长城肯定多已倾坯。佞臣顺着隋炀帝好大喜功的性格，上奏章怂恿他修建长城： “陛下偶然续秦皇之事，建万世之业，莫若修其城，坚其壁”( 李时人 何满子 1897) 。隋炀帝于是下达了修建长城，想再现丰功伟绩的御旨。然诏示群臣后，贺若弼向皇帝进献谏章： “臣闻始皇筑长城于绝塞，连延一万里，男死女旷，妇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听狂夫之言，学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离，有同秦世”( 李时人 何满子1896—97) 。贺若弼在奏章中，劝谏隋炀帝以秦始皇修筑长城之事为鉴，否则国家将分崩离析。可隋炀帝不听忠言，反而治贺若弼的罪。据《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三年( 607 年) 三月七日，“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魏徵 48) 。隋炀帝还带领随从，出巡云内，南返的途中，就发生了《开河记》中因“诽谤朝政”罪而杀害贺若弼、高颖等大臣的事件。《开河记》通过宇文述谄媚的奏章和贺若弼的谏章，围绕“秦亡”这一主题，引出隋炀帝开发大运河、修筑长城、贪图女色等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从隋炀帝听信佞臣谗言、不听忠臣劝诫的荒唐，表达作者对隋朝灭亡这一主旨的深思和感叹。 第二，刻画人物性格、心理。小说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刻画性格，描摹人物心理，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唐代小说家借用公牍文体，通过人物自陈心声的形式来描摹其形象。例如《迷楼记》中，矮民王义在隋朝行将灭亡之际，上呈奏章： 臣田野废民，作事皆不胜人。又生于辽旷绝远之域，幸因入贡，得备后宫扫除之役。陛下特加爱遇，臣常自宫以侍陛下。自兹出入卧内，周旋宫室，方今亲信，无如臣者。［……］陛下自数年声色无数，盈满后宫，陛下日夕游宴于其中。自非元日大辰，陛下何尝临御前殿? 其余多不受朝设。或引见远人，非时庆贺，亦日宴坐朝，曾未移刻，则圣躬起入后宫。夫以有限之体而投无尽之欲，臣固知其竭也。［……］臣葺尔微躯，难图报效，罔知忌讳，上逆天颜。( 《全唐五代小说》1886—87) 矮民王义是隋炀帝执政时期下诏从永阳( 管辖道县、永明两县) 进贡的一名秀才，宋代佚名传奇《海山记》对他的身份有所交代： “大业四年，道州贡矮民王义，眉目浓秀，应对甚敏”( 程国赋251) 。《旧唐书·阳城传》对“道州贡矮民”以供帝王娱乐、消遣之用也有记载： “道州土地产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贡其男，号为‘矮奴’”( 刘昫等5133) 。白居易在新乐府诗《道州民》中，亦有道州进贡矮民之说：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老翁哭孙母哭儿”( 彭定求等 4708) 。可见，“矮民”贡于朝廷后，不仅意味着与亲人别离，而且社会地位很低，令人不齿，靠插科打诨来取悦君王。 身份卑微的矮民王义在隋朝大厦将倾之时，怀着满腔爱国热忱，通过给隋炀帝的奏章，展示了其平时逢迎笑容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心酸痛苦： 当他进宫为炀帝提供愉悦之际，有被皇帝宠爱的虚荣感； 陪侍帝王后，见皇帝因自己沉迷玩乐而感到痛苦； 身处深宫，得知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由得产生几许愧疚、自责。唐代小说《迷楼记》中矮民王义给皇帝上呈奏章，小说通过矮民的自述，呈现其真实、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其心理情感的变化及思想性格特征。作品穿插王义的奏章，在升华小说主题的同时，也塑造出更为丰满的人物形象。 第三，暗示小说作品的结局。唐代小说作家作为叙述者，或直接讲述故事，或跳出故事之外，拉开与故事的距离，刻意对事件进行评说，有时亦通过间接方式暗示人物的命运或者故事的结局。公牍文就是其中常用的一种间接叙述方式。例如在《虬髯客传》中，虬髯客与英姿飒爽的李世民相遇，自叹弗如，放弃与之争夺天下的想法，将事业转移到东南海上，并要求李靖辅佐真主。临行前他对李靖、红拂妓许下豪言，为下文的故事情节埋下伏笔： “吾之所有，悉以充赠［……］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 李时人 何满子 1783) 。不久后，李世民果真统一天下，李靖已担任左仆射平章事。此时虬髯客要平定东南，称霸海上的雄心壮志是否实现呢? 据《虬髯客传》末尾记载，贞观十年，适南蛮入奏，李靖从南蛮呈献的奏章得知： “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已定矣”( 李时人何满子 1783) 。这封奏章虽没有直接点明夺取扶余国政权者的姓名、身份，也没有正面描述战争场面，然而我们根据南蛮呈献的奏章所述以及虬髯客分别时所言进行推测，不难明白是虬髯客完成了称雄东南海上的霸业。南蛮进献的奏章在暗示故事人物命运、结局的同时，引导读者联系前后文，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加深读者对人物命运和故事主题的理解。 唐代小说作家创作小说，既注重小说的审美娱乐性，又希望小说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唐代小说吸收用于正式场合、政治色彩浓厚的公牍文，可以使“小家珍说”关注社会人生的重大问题，以“补史之阙”； 公牍文作为表现主题的一种手段，不仅凸显了故事的主旨，还丰富了唐代小说写人、叙事的表现手法。故事人物通过公牍文，用自述心声的方式将内心的想法传达给读者，使人物心理的刻画更为真实，同时暗示、提醒接受者即将展开的故事情节，为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伏笔，让故事与故事之间脉络清晰，情节与情节之间环环相扣。 三、公牍文对唐代小说文体生成的意义 唐代小说吸收公牍文体叙述故事，以此作为小说文体基本“骨架”的同时，将公牍文与其他“文体”融合，各文体因子和谐相处于小说文体之中共同行使功能。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指出： “小说中各种不同的文体统一体有机结合在一起，组合成更高一级、属于整个作品的大的艺术统一体”(127) 。唐代小说正是由不同文体有机组合成的艺术统一体，小说作家吸收公牍文体叙述故事，并与其他各文体相互组合，从而形成了“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象李玫《纂异记·徐玄之》、王仁裕《王氏见闻录·王承休》、郑还古《博异志·白幽囚》等，都是以公牍文为小说文体的基本“骨架”组合其他文体而生成的。笔者试以《王承休》、《徐玄之》两篇小说为例，由此考察公牍文对唐代小说文体生成的意义。 《王承休》，收录于《太平广记》卷 241“谄佞”类。全文 4300 多字，奏章有 2300 多字，其中后主下达的制文有 200 多字。公牍文不仅占全部文章篇幅的一半以上，而且在小说叙事过程中，直接引发、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充当了小说文体的基本“骨架”。同时，公牍文还与融入《王承休》中的诗歌、史传相互组合，叙述了一个首尾完整的忠臣讽谏国君的故事。 在《王承休》中，蜀主游秦川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蜀主听信佞臣之言，决幸秦之计，因下制曰： 朕闻前王巡狩，观土地之惨舒。历代省方，慰黎元之傒望。西秦封域，远在边隅。先皇帝画此山河，历年征讨。虽归王化，未浃惠风。今耕稼既属有年，军民颇闻望幸。用安疆场，聊议省巡。朕选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李时人 何满子 3504) 蒲禹卿上奏讽谏蜀主游秦州，拉开了故事的序幕： 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周有诫慎之鞀。盖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过，要纳谠言。将引咎而责躬，庶理人而修德。［……］虽无折槛之能，但有触鳞之罪。不避诛殛，辄扣天庭。臣死如万类之中去一蝼蚁。陛下或全无忖度，须向边陲，遗圣母以忧心，令庶寮以怀虑，全迷得失，自取疲劳。事有不虞，悔将何在? 臣愿陛下稍开谏路，微纳臣言，勿违圣后之情，且允国人之望。俯存大计，勿出远边。( 李时人何满子 3504—05) 蒲禹卿得知蜀主将游秦州的制文内容后，叩马泣血进行劝谏。他的奏章，不是迂回曲折地讽谏，而是激情迸发，直陈时弊，揭示蜀国内忧外患的危机形势，痛斥国君的过失，体现了其铮铮铁骨。据史料记载，蜀主王衍耽于女色，强抢民女，霸占人妻。即使是大臣之女，只要自己喜欢，也抢入宫中，令满朝文武大臣人人心寒。蒲禹卿的奏章，塑造了蒲氏真心为国的贤臣形象，烘托了蜀主等人的荒淫无耻。作者也借人物谏书，对故事叙事进行干预，表达对时局的忧虑。如蒲禹卿进谏的奏章称：“陛下生居富贵，坐得乾坤。但好欢娱，不思机变”( 李时人 何满子 3504) 。蒲禹卿进谏时犀利的言辞，也是作者对昏君的严厉批判，对明君贤臣的期待。然蒲禹卿的讽谏并没有被采纳，蜀主仍然带领大臣前往秦州。游秦州途中，为了进一步衬托蒲禹卿的忠臣形象，丰富要表达的主题，作者又以 10 首诗歌展现前蜀君臣的荒乐。中书舍人王仁裕所赋的诗曰：“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停。［……］今日帝王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 李时人 何满子3509) 。翰林学士李浩弼赋诗曰： “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餐尽意如何? ［……］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税杀他”( 李时人 何满子 3509) 。王仁裕、李浩弼等一行人，在危机四伏的险境中，仍通过吟诗来歌功颂德，完全没有意识到路途中的异象预示着大难即至； 在敌军已经深入的情况下，也浑然不知国之将亡。 《王承休》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素材，围绕蜀主昭告臣民的制文和蒲禹卿的奏章，结合诗歌、史传，展开故事的叙述。蜀主游秦川的制文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具体背景，而蒲禹卿的奏章则是整个故事的情节主线，塑造蒲禹卿忠贞、蜀主昏庸无能、诸大臣贪图享乐形象的同时，深刻揭示了前蜀灭亡的真正原因： “有关前蜀政权内部情况的史料，传世甚少。因此具体情况不为一般人所知。［……］因此无论对研究前蜀史和整个五代史都很有参考价值”( 王汝涛 586) 。作者遵照题材的需要、故事情节完整性的要求，又结合君臣前往秦州途中所赋的 10 首诗歌，以王衍和诸大臣的寻欢作乐，与蒲禹卿一心为国的忧思形成鲜明对照，塑造了更为立体的人物形象。融入唐代小说《王承休》中的公牍文、史传、诗歌在小说中相互作用，既恰当表现了作者对前蜀的理性认识，又建构了小说独特的文体形态。 又如《徐玄之》，既有奏状，也有表和上疏。小说围绕这三道状、表、疏文叙述故事。小说分梦前和梦后两个部分。前部分用轻松幽默的笔调写王子在游乐途中，因嘲笑儒生徐玄之而受惊得厥疾。不辨是非的国王亦听“诡随之议”，下令对徐玄之处以肉刑。如何处置徐玄之，引发了蚍蜉国政治的矛盾、争端。这部分是故事的前奏和铺垫。正直的太史令马知玄，上疏对王子的胡作非为直言指斥： 伏以王子日不遵典法，游观失度，视险如砥，自贻震惊；徐玄之性气不回，博识非浅，况修天爵，难以妖诬。今大王不能度己，返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窃见云物频兴，沴怪屡作，市言讹谶，众情惊疑。昔者秦射巨鱼而衰，殷格猛兽而灭。今大王欲害非类，是蹑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 李时人 何满子1402) 太史令马知玄由徐玄之一事，直陈产生问题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国王的昏庸愚昧，纵容了王子的为非作歹。马知玄的奏状，直接斥责君王，言辞犀利。这封奏状，让国王恼羞成怒，他下令将马知玄斩杀。正施刑时，草民螱飞上疏： 臣闻纵盘游，恣渔猎者，位必亡；罪贤臣，戮忠谠者，国必丧。伏以王子猎患于绝境，钓祸于幽泉，信任幻徒，荧惑儒士，丧履之戚，所谓自贻。今大王不究游务之非，反听诡随之议……昔者虞以宫之奇言为谬，卒并于晋公；吴以伍子胥见为非，果灭于勾践。非敢自周秦悉数，累黩聪明，窃敢以尘埃之卑，少益嵩华。( 李时人 何满子 1402) 草民螱飞的上疏，主要针对王子外出受到惊吓和国王斩杀马知玄这两件事。他直言王子受惊是自作自受，并以比干、伍子胥、宫之奇等历史人物典故，痛责国王的过失。草民螱飞虽身份卑微，却见识深远。他指斥政弊，引经据典，酣畅淋漓。蚍蜉王迫于形势，下令厚赏螱飞和马知玄的儿子蚳，授予螱飞谏议大夫之职，追封太史令马知玄为安国大将军，以他的儿子蚳为太史令，决定等听取诸臣意见后再处理徐玄之。故事至此，忠臣冤屈得以昭雪，忠臣之子得到赏赐，敢于进谏的草民也授予了官职。按照常理，故事应该结束。但作者笔锋突转，蚳的表文改变了故事情节发展的脉络，让故事的结局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 伏奉恩制云： “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贞，有魏侍中辛毗之谏诤，而我亟以用己，昧于知人。爇栋梁于将为大厦之晨，碎舟楫于方济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尔非辜。是宜褒赠其亡，赏延于后者。”［……］今臣岂可因亡父之诛戮，要国家之宠荣。报平王而不能，效伯禹而安忍。况今天图将变，历数堪忧，伏乞斥臣遐方，免逢丧乱。( 李时人 何满子1403) 蚳在给皇帝的上表中，由天象和历法的异常，预言国家即将面临祸乱，为蚍蜉国的最终走向埋下伏笔。后来，蚍蜉国的命运果如蚳表文中所预言。《徐玄之》的作者李玫，主要生活于唐代太和、大中、咸通时。此时，朋党相争，宦官专权，国家政权摇摇欲坠。显然，作者借志怪小说中常见的精怪题材，以蚍蜉国之事影射现实，寄托忧国情怀。 《徐玄之》以历史人物“徐玄之”和志怪小说中的精怪故事为素材，由故事人物徐玄之搬迁到吴地凶宅开篇，小说基本上是在他的视角下进行的。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是蚍蜉国，故事矛盾的焦点是怎样处理徐玄之让王子受惊一事。马知玄的奏状，由徐玄之之事，引申到蚍蜉国内部的政治矛盾和斗争，将矛盾激化； 螱飞的上疏，使国王为马知玄平冤昭雪，矛盾开始缓和； 而蚳的表文，指出蚍蜉国即将遭遇灭顶之灾，又将矛盾进一步激化。故事围绕着这三道表、状、疏而展开，情节一波三折。其中，穿插了螱飞为皇帝解梦的论说文。这段论说文与蚳的表文在内容上相互映衬，暗示蚍蜉国大厦将倾之必然。同时，与其他大臣阿谀逢迎的解梦之语相较，进一步烘托了螱飞的刚正不阿。《徐玄之》以历史人物为素材，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 史传与志怪题材的结合，使作品虚实相映，具有神秘的气息； 在整个故事情节链中，情节的设置、悬念的制造，由表、状、疏导引和掌控； 论说文的融入，使作品更有内涵和蕴义。史传、志怪、论说文等其他诸多文体，因叙事功能的需要，以“表、状、疏”为小说文体的基本“骨架”，共同组合到《徐玄之》中，建构了这篇小说的文体。 以上笔者通过对小说《王承休》、《徐玄之》文体组合使用情况的分析可知，以公牍文为主体、融合其他文体讲述故事的小说，内容上多写政治历史题材，大多产生于中晚唐和五代，多与诗、志怪、史传等相融合。这种文体的组合方式，主要是以公牍文为主体，吸收其他文体，如诗歌、史传、论说文等，在叙述过程中将这些不同文体的功能运用得恰到好处： 利用散体语言行文自由、不受约束的特点，以之来铺叙、敷衍故事情节，交代与之相关的背景；用论说文来说理，准确、鲜明地表达故事人物的态度和立场，间接体现作者的审美价值判断，深化故事内容，升华主题； 用简短、凝炼的诗歌来书写人物对话或评述、揭示故事主旨，营造意境，丰富作品内涵。这样就使得小说故事的叙述张弛有度，节奏分明，并呈现出一种集各种“文学体裁”之长的艺术美。 文体的重新组合意味着文体功能的相互交融，唐代小说吸收不同文体叙述故事，不仅调整了作品思想、情感的表现力，获得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而且充分发挥各种文体的功能，从而在兼备“众体”的基础上，促使小说文体趋于独立。 综上所述，笔者试就唐代小说中公牍文的叙事功能及其文体意义加以阐述，对唐代小说“文备众体”之“众体”的内涵进行重新解读，考察公牍文在唐代小说作品的使用状况，论述唐代小说中公牍文的叙事功能，分析公牍文对唐代小说文体生成的意义，希望由此探寻唐代小说文体形成、发展并趋于独立的内在规律及演变历程。 注释［Notes］ [1]见( 宋) 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 北京： 中华书局，1996 年) 135。关于本文所论唐代小说的概念，需要说明两个问题： 1、主要指唐传奇。2、包括五代时期的作品，因为唐代与五代时期的小说作品在取材、内容、艺术风格上比较接近。 [2]参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增订本)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 438。关于公牍文的分类方法，各不相同，例如清代薛福成就分为四类，其《出使公牍·奏疏·序》称： “公牍之体： 曰奏疏，下告上之辞也； 曰咨文，平等相告也； 其虽平等而稍示不敢与抗者，则曰咨呈； 曰札文，曰批答，上行下之辞也。”参见： “《出使公牍》卷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81 辑( 台北： 文海出版社，1973) 。 [3]褚斌杰把上行公文归为“奏议”类，总称之为奏议文，而下行公文则归为“诏令”类，总称之为诏令文。参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增订本)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 438。郭英德对褚斌杰的分类法提出异议，他认为表、书奏、疏、奏状各为一类，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增订本) 合为表奏书疏类，误。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概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19。 [4]本文根据李时人主编的《全唐五代小说》(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进行统计，有所补充、调整： 1． 本文所指唐代小说主要指唐五代时的文言短篇小说，不包括敦煌话本。2．《海山记》、《迷楼记》，笔者归之于宋代传奇小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程国赋注评： 《唐宋传奇》。南京： 凤凰出版社，2011 年。［Cheng，Guofu，ed． The Legendary Tales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Nanjing： Fenghuang Press，2011．］ 程毅中： “文备众体的唐代传奇”，程毅中编《神怪情侠的艺术世界———中国古代小说流派漫话》。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Cheng，Yizhong． “The Multi － Styled Legendary Tales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Artistic World of the Magic and the Chivalrous： On Schools of Ancient Chinese Fictions．Ed． Cheng Yizhong． Beij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chool Press，1994．］ 褚斌杰：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增订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Chu，Binjie．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ry Styles of Ancient China ( revised edition ) ．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0．］ 郭英德： 《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Guo，Yingd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Chinese Sty-lis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李剑国 陈洪主编： 《中国小说通史·唐宋元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Li，Jianguo，and Chen Hong，eds． 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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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