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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与“俗”，是美学史上一组古老而弥新的概念。重雅轻俗、严雅俗之辨，在古代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时，“雅”与“俗”也颇具时效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变数。时代、地位、身份都是影响雅俗观的因素。因为自身经世致用的哲学内省与经历民族动荡的时代忧伤，船山诗学的雅俗观更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典型的个性特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王夫之，字而农，湖南衡阳人，因晚年居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船山不仅是我国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也是一个著述丰富的诗学家。雅俗之辨是贯穿其中的批评标准，基本倾向为尚雅斥俗。在具体批评中，他的富有个性的雅俗话语丰富了诗歌的雅俗美学，本文拟就此进行辨析，以求正于方家。 一、主情与否为雅俗鸿沟 关情与否是王夫之判断诗歌是雅或俗的根本标准。王世懋《横塘春泛》后评语曰：“关情是雅俗鸿沟，不关情者貌雅必俗。”[1]船山诗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诗歌情感的极端重视，提出了“诗道性情”、“情景相生”等重要诗学理论，“情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往复百歧，总为情止”等在强调诗歌含“情”的重要性。是否有情也就成为船山评判诗歌雅俗、好坏的标准。如评曰：“五六好，情事贴出大雅。”[2]又如：“须看他安顿字句，必不随俗。咏古以己情掺拌，淋漓中自有含吐，方不入胡曾恶道。”[3] 船山诗学中“情”的内涵非常丰富，有学者统计多达14 种[4]。大体而言，船山常以兴、观、群、怨这“四情”衡量诗歌的审美功能。如《诗铎》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这是船山对儒家诗教的兴、观、群、怨说进行创造性发展的总述。他认为兴、观、群怨不仅是作者创作诗歌的抒情功能体现，也是“读者各以其情自得”的体现。四者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整体，因其同源于情，故称“四情”，能写尽“通天尽人之怀”，是诗人曲写心灵、摇荡性情的法宝。王夫之常以“四情”论来评价诗人诗作，如“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摇荡性情而檠括于兴观群怨”等。 尚雅则斥俗，船山对一切不以情为中心的诗人诗作、诗歌流派均持否定意见。最为集中的批评在两个方面：第一，对立门庭或依傍者持批判态度。因为“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5]，所以船山对中国诗歌史上自建安以来所有的诗文流派，从开创门庭的曹植到近世的竟陵派，均持否定态度。论曰：“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饬，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附之客，容易成名。”[6]“高廷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鳞、王元美、钟伯敬、谭友夏，所尚异科，其归一也。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昭代风雅，自不属此数公。……李文饶有云：‘好驴马不逐队行’。立门庭与依傍门庭者，皆逐队者也。”[7]意在论说诗歌风雅与诗人性情、兴会、思致紧密相关，保持个人性情将各具面目，而流派认同的是某种共同的审美形式，创建或加入诗歌流派就意味放弃个人性情这种诗歌本质而附会诗歌的外在形式，这种舍本逐末的方式自然不入船山“雅”眼。 第二，对“诗史”类诗歌进行抨击：从唐代孟棨《本事诗》把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之际所写时事诗号为“诗史”后，人们就将以韵语纪时事的诗歌谓之“诗史”，得到后世诗人的大力推崇与仿效。王夫之却提出非常严厉的批评：“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桎梏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邪？”[8]因为杜甫开“以诗为史”的先河，打破了人性在六经中的固有分工，与船山“诗道性情”的标准不符，被戴上“风雅罪魁”的帽子，确实严苛甚至偏执极端，不过也从中可见船山诗学标准的严格性。后世凡以诗为史的诗歌自然都在船山倡导的风雅之外。重视对“理、事、情、景”诗歌描写对象化的完整表述是船山批评诗歌时常有立场。秉着“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诗学创作论，从主情尚雅的立场出发，他认为诗人应该以情感去统驭景、事、理，融景、事、理于情内，成“化骨为筋，化筋为液之妙”。“诗史”类诗歌某种程度上模糊了诗歌与历史之间的界限，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诗歌抒情之本质，因而遭到船山的抨击。宋代的说理诗也因同样的逻辑认知被船山严苛。而对那些景中含情、“不序事，不发议，一色以情中曲折立宛转之文”[9]的诗歌赞赏有加。如汤显祖《黄冈西望寄王子声》后评语：“看他化骨为筋、化筋为液之妙。序事如不序，谓千百年来一人，余自信非诬。要令子美、韩退之魔兵窣地耳。”[10]又如顾开雍《天目话旧同方稚华俞再李》后评语：“序事简，点染称，声情凄亮，命句浑成，时诗习气破除尽矣。崇祯以来，天下作者唯孤与使君耳。”[11]可见，船山并不完全否定诗歌的用事，但强调含蓄表达。从此意义上说，主情与否乃雅俗鸿沟似乎更符合实际。 主情尚雅是船山对诗歌抒情本质与诗歌创作审美标准的认识，是《毛诗序》“吟咏情性”、陆机“诗缘情”说的再一次回响，也是古代诗论中绵延不绝的雅俗之辨中的一个独特音符。 二、情之真伪与贞淫为雅俗鸿沟 明代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对情的肯定亦比比皆是，为何仍遭到船山非议呢？主要区别在于对情的内涵界定方面。船山认为并非一切含情之作均为雅音，诗中亦有非可关之情：“然关情亦大不易，钟谭亦未尝不以关情自赏，乃以措大攒眉、市井附耳之情为情，则插入酸俗中为甚。情有非可关之情者，关焉而无当于关，又奚足贵哉！敬美云‘然非读书穷理者不能’，此之谓也。”[12] 王夫之在此提出了一个有关“情”之品格的问题。概而观之，船山主要以情之真伪与贞淫为情之是否“可关”之鸿沟，依此分辨诗歌之雅俗。 作为儒家诗学的维护者和集大成者，船山认同“修辞立其诚”的写作原则，在书写情怀时首先强调的是情之真。诗须“去古今而传己意”，抒写“情必己出”的“自得”之情，这是船山对儒家诗教之“情不可伪”的再次强调。而明代诗坛拟古之风盛行，诗人很少注入自己的真情，船山批评甚多，如刘琏《自武林至丁郭舟中杂兴》后评语为：“国初诗有直接魏晋者，有直接初唐者，后来苦为伪建安，伪高、岑、李、杜一种粗豪抹杀，故末流遂以伪元白、伪郊岛承之，而泛滥无已，不可方物矣。”[13]又如石宝《拟君子有所思行》后评语为：“竟不作关合，自然摄之。笔贵志高，乃与古人同调。拟古必如此，正令浅人从何处拟起。崆峒、沧溟，心非古人之心，但向文字中索去，固宜为轻薄子所嘲也。……诗之不可伪作也，有如此夫！[14]船山没有全盘否定拟古，只是强调诗人在拟古时需要有“古人之心”，所作才能有真情实感。 如何衡量一首诗歌所抒情感的真实性呢？船山提出“现量说”作为判断的标尺。“现量”本为佛学用语，船山借来概括诗歌审美心理与审美特征。船山在《相宗络索》第六章论“三量”时说：“‘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现量”的现在义、现成义和显现真实义这三层涵义均强调诗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耳之所及时所经历的时间与空间的当下真实。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之类的“心目相取”、“即景会心”之作就得到王夫之的特别赞赏，因为它们传达了诗人以心目相取的刹那间真切感受。船山以“现量”来考察诗人审美情感的真实性时要求非常严苛，即便是诗人在审美直觉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也不允许存在。著名“推敲”诗典遭遇船山责难即为显例。 情感真实尚为可关之情的基本要求，而真情亦有贞、淫之分。“贞亦情也，淫亦情也。”［15］船山认为贞、正情可以导向诗歌审美品格之高雅，而卑、淫之情则导向低俗，所以对诗歌之情提出的更高要求即为贞正之情。何为“贞情”与“淫情”？“贞、淫相背是显然的，但其间的界限却并非泾渭分明，王夫之似乎无意严格划定其间的界限。因为宇宙人生中没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者’。他对贞情未作明确的解释，根据他的有关言论的上下文，可以说，贞情合乎仁义礼智之性，富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与委琐、顽鄙、浮靡的淫情相反，是真挚、专注、纯正、有节度的情感。”[16]相对而言，船山对淫情的指斥似乎更具明确指向性。尽管不同语境涵义不同，“淫”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情感的尺度，淫则过度，超越了儒家所倡导的含蓄尺度；二、情感的品格，淫情多具俗糜之色。 王夫之与杜甫无论是生平经历还是诗歌内容均有相似之处，为何王船山对杜甫会扬抑尊贬、杂出互见呢？我们只要剥离出有关诗情的批评，或许就能明晰。例如，他也曾赞赏“情语能以转折为含蓄者，唯杜陵居胜。”［17］但也批评曰：“悲而不伤，雅人制悲故尔。古人胜人，定在此许，终不如杜子美愁贫怯死，双眉作层峦色像。”［18］指出杜诗在抒写悲怨之情时，超出了“悲而不伤，含而不露”的尺度。 另外，船山还毫不留情地批评杜诗有情感品格不高的倾向。如《诗广传》卷一的《论邶风》中云：“呜呼！甫之诞于言志也，将以为游乞之津也，则其诗曰‘窃比稷与契’；迨其欲之迫而哀以鸣也，则其诗曰‘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是唐、虞之廷有悲辛杯炙之稷、契，曾不如哮蹴之下有甘死不辱之乞人也。甫失其心，亦无足道耳。韩愈承之，孟郊师之，曹邺传之，而诗遂永亡于天下。……杜甫之滥百于香奁。”船山在此指责杜甫开“游乞之津”，诸多耿耿于个人得失穷通的啼饥号寒之作乃“淫情”泛滥。类似的如杨基《客中寒食有感》后评语：“蒙古之末，杨廉夫始以唐体杜学救宋诗之失。……孟载依风附之，偏窃杜之垢腻以为芳泽，数行之间，鹅鸭充斥，三首之内，柴米喧阗，冲口市谈，满眉村皱。”［19］诗人不应过分沉溺于个人生活情境中自怜自叹，而应该胸怀天下，这种批评对那些仿杜末流的警醒有一定积极意义，强调了诗情应该凝聚着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伦理道德和个体人格美。 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所否定的“淫诗”不能与“艳诗”划等号，且看此段：“艳诗有述欢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废。顾皆流览而达其定情，非沉迷不反，以身为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叶罗裙一色裁’，‘昨夜风开露井桃’，皆艳极而有所止。至如太白《乌栖曲》诸篇，则又寓意高远，尤为雅奏。其述怨情者，在汉人则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唐人则‘闺中少妇不知愁’，‘西宫静夜百花香’，婉娈中自矜风轨。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裯中丑态。杜牧之恶其蛊人心，败风俗，欲施以典型，非已甚也。近则汤义仍屡为洮笔，而故不失雅步。唯谭友夏浑作青楼淫咬，须眉尽丧；潘之恒辈又无论矣。”［20］与当时理学家不同，船山并不反对诗歌描写男女爱情的艳诗。这段话首先明确指出艳诗所抒无论喜怨均乃人性之情，《诗经》这部儒家经典尚且不废，遑论后世。不过，对于艳诗所传递的审美品格，船山没有笼统肯定或否定，而是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他认为优秀的艳诗是符合风雅格调的。如《古诗十九首》、李白的《乌栖曲》、王昌龄的《采莲曲》、《闺怨》等表达情爱大胆而又真切感人，不失雅调。船山在其诸种诗歌评选本中均选入了不少艳情诗。难怪有学者认为“他对所谓‘艳诗’持明确的肯定态度并加以提倡”［21］。不过，船山也批评了元稹、杜牧、谭元春、潘之恒之流的作品备述“青楼淫咬”、“衾裯中丑态”而坠入淫靡、妖冶的色情描写，只能起到“蛊人心，败风俗”的作用，使礼教遭到破坏，属恶俗淫诗，为船山所不齿。尤其是竟陵派，船山指出他们的诗歌“媟者如青楼哑谜，黠者如市井局话，蹇者如闽夷鸟语，恶者如酒肆拇声，涩陋秽恶，稍有须眉人见哕。而竟陵唱之，文士之无行者相与斅之，诬上行私，以成亡国之音，而国遂亡矣。竟陵灭裂风雅、登进淫靡之罪，诚为戎首。”［22］船山对竟陵派的“灭裂风雅、登进淫靡之罪”的控诉并非全然偏激、无中生有。马积高就曾指出竟陵派在《诗归》中所选的艳情诗之多超过了《玉台新咏》以外的其他任何选本，并在其评语中对所选诗歌的艳情加以抉发和渲染，使之更加露骨。有些评语流于轻佻，毫无温柔敦厚可言。在以儒学正宗传人自居的王船山看来，竟陵派这种诗学观及其倡导下的诗歌创作都归于“淫”，成为亡国之音。 主情观在古明代诗论中实则累见不鲜，但诸家论情均有痛病：七子重情而流于伪赝，公安重情而流于鄙俚，竟陵重情而流于淫靡。所以对性情的规范自然成为明清之际诗学的中心话题之一。王夫之吸取明代诗学教训，对他们的诗情观进行适当调整，建构了自己独特的主情尚雅论。 三、辞章的浑洁与纤佻为雅俗之别 船山认为诗歌的表现形式也有雅俗之别，存在于谋篇布局与词语运用两方面，又以前者为重。 船山注重诗歌的谋篇布局，以雄浑为重，反对句模字拟。如朱阳仲《长干曲》后评语：“构想广远，遂成大雅。足知谭友夏只解向针鼻孔中求巧也。”［23］杨慎《锦津舟中对酒别刘善充》后评语：“通篇浑成，方是作者。何大复但于句句觅浑，何得不入俗。”［24］在诗歌整体布局中，无论是序事、议论抑或写景，船山注重“语有全不及情而情自无限者”的含蓄蕴藉之美，认为诗人不可毫无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而应用审美理性来“节”和“忍”。这是诗之为雅的形式体现。如王稚登《送项仲融游金陵》后评语：“无限不显，三百年来有数之作。一‘看’字带出宾主，自然。但第四句，俗笔必不肯如此休，恰似放心不下，作家名彼为可怜愍。”［25］宋濂《和刘伯温秋怀》后评语：“局约言博，可以千年万里。如此襟次，一为昌黎、眉山所桎梏，便锁入格子里翻筋斗。甚矣，流俗之所谓古学者，损天下之已酷也！”［26］根据这个原则，他把《诗经》和《古诗十九首》置于李白、杜甫之上。 船山甚至把雅俗之格细化到关注诗歌用语方面。他认为雅诗用辞洁净醇雅，而俗诗则粗陋俗滥，不堪一读。评诗时经常以“洁”、“净”、“炼”、“丽”等作为“雅”的体现而加以肯定。如刘基《思美人》后评语：“亦峭、亦炼、亦丽，而统之以洁。凡为峭、为丽、为炼而不能为洁，一有笔性人轻薄样耳，乌足道哉！”［27］皇甫濂《咏梅花》后评语曰：“真净极之作，俗目必不谓净。用事处有光无影。”［28］相对地，险语、大语、清逼语、诞语、尖陋俚裂语则是船山所鄙弃的“俗”之体现。如高启《月夜游太湖》之所以高雅，是因为“不作险语、大语、清逼语、诞语，正当如此。”［29］而竟陵派诗歌的语言一向被评者认为俚俗，船山更是尖锐批评，如王稚登《古意》后评语：“乃至竟陵尖陋俚裂之言，亦欲上参陶、谢。”［30］ 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字词的使用，船山以是否合雅来评判诗歌的好坏，追求清雅、含蓄、淡远的形式美。有学者认为“对于含蓄的极力推崇，可以说是其雅俗观的归结点。”［31］ 四、识量的广狭致雅俗有别 船山认同“诗如其人”的创作理念，认为诗歌审美精神是一种胸襟、气度的传承，“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诗人的个性人格、情感状态，特别是诗人的主体心灵对文学、景物与情感三者关系间的敏锐感知与触发不同，诗美品格便有雅俗高下之别。王夫之认为高雅如君子者对应着雅乐、雅情、雅制，而庸俗如小人者对应着俗乐滥调。所以在评诗时常常知人论世，评诗兼评人。如贝琼《丁未除夕》后评语：“切尽丁未除夕事，以温雅故，令俗人不知耳。千年一日，吾魂魄犹应恋此。王逢、丁一鹤，狸奴耳。”［32］ 又如刘仔肩《赋蜘蛛落叶》后评语：“咏物小诗，消得如许高雅。高人自不能得卑调也。”［33］船山批评竟陵着眼于识见浮狭处多，如曹学佺《喜茂之至有述》后评语：“竟陵复以浮狭之识，因于鳞而尽废拟古，是惩王莽而禁人之学周公，不愈悖乎？而竟陵于《子夜》、《读曲》一切淫媟市巷之语，字规句矩，而独以一丸泥封正始之音，安在其舍拟议以将性情耶？”［34］又如石宝《拟君子有所思行》后评语：“谭友夏拟《子夜》、《读曲》，往往神肖，只为他浪子心情，一向惯熟。又如陈昂、宋登春，一开口便作悲田院语。渠八识田中，止有妄想他人银钱酒食种子；借令摆脱，翻不得似。”［35］船山认为正因为竟陵诗人识量不够深厚，所以尽管他们改革诗坛的初衷是想要反诗坛拟古之弊，发正始之音，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走向淫媟市巷之语泛滥，最终等而下之，令人遗憾。于此可见作者识量对诗歌审美风格影响之深。 船山对因识见浅薄而坠入恶俗的诗人进行了集中声讨：“门庭之外，更有数种恶诗：有似妇人者，有似衲子者，有似乡塾师者，有似游食客者。妇人、衲子，非无小慧；塾师、游客，亦侈高谈。但其识量不出针线蔬笋、数米量盐、抽丰告贷之中，古今上下哀乐，了不相关，即令揣度言之，亦粤人咏雪，但言白冷而已。……学诗者，一染此数家之习，白练受污，终不可复白，尚戒之哉！”［36］船山认为妇人、衲子、塾师、游客之作，皆因作者识量短小，津津乐道于市井之谈、迷惑丧心之语、污目聒耳之词而陷入俗陋浅薄。这些诗坛“习气”往往会遮蔽诗人本真性情，甚至使人性沉沦，根本无法载道救世。船山深以为忧，临逝前写的《示子侄》仍不忘表达他对猥琐情感、孱弱人格的反感与对庸俗生活价值观的鄙视。我们翻检船山的诗词也会发现，虽历经沧桑，但他却从不在诗中为个人功名身世鸣不平，“字字楚骚心”倾诉的是对天下不尽的责任与忧虑。“他的唾弃‘帮闲’式的充当升平摆设，类同妇人头上的美饰，以及不屑于‘倚门’卖笑般的邀宠媚贵，应该是充分体现了野逸遗民的风骨，从而成‘狷者有所不为’的品格的更高境界的焕发。”［37］尽管船山诗学中有些儒家卫道的成分，但是他把维护一己个性和人格完善的理论渗透到诗学中，无疑是一大进步。 余 论 作为思想家的王夫之常以哲学的严密逻辑来审视诗学问题，其雅俗观也是如此。从诗歌内容上确定了诗歌的情之本质与情感内涵，从诗体形式方面确定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的规范、从作者的气节识量上追溯审美风格高下，立体式构建了独特的诗学雅俗观。同时，作为一个民族动荡与式微时期的民族精英，在对诗歌价值高低进行评判时倾注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与民族救亡意识，希望通过诗歌的影响来除陋俗，兴文化。“跻己怀于古志”是船山找到的特殊复雅方式：“欲除陋俗，必多读古人文字，以沐浴而膏润之。然读古人文字，以心入古文中，则得其精髓；若以古文填入心中，而亟求吐出，则所谓道听而途说者耳。”［38］船山力图从诗歌审美到诗人修养、从个体人格到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精神、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习改变，一起来承担社会动荡时期的脊梁责任，挽救古雅精神于衰微，这是一个改变民族灵魂的伟大工程。 参考文献： ［1］［2］［3］［9］［10］［11］［12］［13］［14］［18］［19］［23］［24］［25］［26］［27］［28］［29］［30］［32］［33］［34］［35］王夫之评选，李金善点校：《明诗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373、256、451、36、185、82、373、202、25、108、346、489、60、483、131、5、280、218、181、232、234、192、25 页。 ［4］杨松年：《王夫之诗论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版，第25 － 38 页。 ［5］［6］［7］［8］［17］［20］［36］［38］郭绍虞主编：《四溟诗话·薑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年版，第161、156、156、300 － 301、154、163、163、175 页。 ［15］王夫之：《诗广传》卷一，《船山全书》( 第3册) ，岳麓书社1996 年版，第327 页。 ［16］崔海峰：《王夫之诗学中的艳诗论》，《船山学刊》2009 年第1 期。 ［21］张思齐：《论王夫之关于〈诗经〉中的性爱描写的思想》，《中国文化研究》2004 年冬之卷，第102 页。 ［22］王夫之：《古诗评选》，《船山全书》( 第14 册) ，岳麓书社1996 年版，第617 页。 ［31］刘丽华：《王夫之与沈德潜的雅俗观比较——读王夫之的〈古诗评选〉与沈德潜〈古诗源〉札记》，《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9 期。 ［37］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328 页。 [作者简介] 聂欣晗，女，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