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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例学是作为经学的春秋学的核心内容，在经学史上颇具创新意味的中唐春秋学，也对义例的总结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春秋集传纂例》（以下简称《纂例》）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宋元以后言义例者，多标举啖、赵等人之意见，其义例学上的成就，很值得分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唐春秋学包含着复杂的内涵，而这种复杂性，正是在围绕义例的讨论中，得到集中呈现，因此，不关注啖、赵等人的义例学思想，也难以对中唐春秋学的整体面貌，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本文即试图以《纂例》为中心，对中唐春秋学之义例思想，做出一些分析。 一、 义例与学派思想的会通：《春秋集传纂例》是中唐春秋学的集成之作 据史志记载，啖助、赵匡、陆淳有多种春秋学著作，但今天传世较为完整的，只有《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辩疑》（以下简称《辩疑》）、《春秋微旨》（以下简称《微旨》）三种。 [2]如果将三部著作的内容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辩疑》与《微旨》各有其侧重，前者突出了“考经推理”的疑辨学风，而后者则侧重“立忠为教，原情为本”、推重“尧舜之道”，这固然是中唐春秋学的核心要旨，但并不能赅备其完整内涵，只有《纂例》一书，在包容《辩疑》与《微旨》之思想内涵的同时，又加入对“常典”与“权变”的复杂思考，对“尊王室”、“正陵僭”的提倡，而成为中唐春秋学的集成性表达。 陆淳所纂《春秋微旨》是中唐春秋学研究最受关注的作品，在历史上，此书也被视为中唐春秋学的代表作。柳宗元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令其深受震动的新春秋学观点，大多可以在《微旨》一书中看到。而通观全书，会发现此书有很鲜明的倾向，就是推重尧舜至公之道，讲求“立忠为教、原情为本”、“变不失正”。 《微旨》十分鲜明地提倡“责君”、“正君”之义，儆惩人君之言，所在多有，例如桓公“十五年五月郑伯突出奔蔡”，“淳闻于师曰：‘祭 类似的“责君”之义，还表现为针对周天子的“正王”之旨，例如成公“十六年曹伯归自京师”，陆淳等认为“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晋侯讨而执之，其事当矣，王不能定其罪，失政刑也，书曰：‘归自京师’而不名‘曹伯’，以深讥王，而不罪负刍也。” [5]《微旨》所发明的“责君”之义，多是自我作古而为三传所无，例如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左传》：“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繻葛，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公羊传》：“其言从王伐郑何，从王，正也。”《榖梁》：“举从者之辞也，其举从者之辞，何也？曰，为之辞伐郑也，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于是不服，为天子病矣。”三传皆无“责王”之义，《公羊》甚至以“从王”为正。陆淳等人则又认为，圣心所贬，乃在“王之失政”，所谓“三国之军不行，而使微者从王，不待贬绝而罪见者也，陈佗杀太子而立，王不能讨，又许其以师从，王之失政，亦可知矣。” [6] “责君”、“正君”之辞，在《微旨》中大量出现，成为其讨论褒贬的核心主题，而强调“尊君”的意见，则远未有如此鲜明与显著。这样的褒贬倾向，与《微旨》所推重的“公天下”之义，显然有值得注意的联系。《微旨》认为，人君当以“公天下”为心，而不应以名位土地人民为私有，而行“家天下”之私。对“纪侯大去其国”褒贬之旨的分析，则于此有精彩的发明：“淳闻于师曰： 《微旨》于“公天下”之义中所体现的对至公之道的推重，体现在许多问题上，例如，《微旨》于庄公“二年夫人姜氏会齐侯于 ”论孝之大端，在正亲以大义，而非徇家人之私爱，所谓“姜氏齐侯之恶着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得制母乎？夫死从子，通乎其下，况 对徇私忘公之“孝”的否定，在《微旨》中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体现，就是对《公羊》学极为推重的“复仇”之义的完全回避。公羊学之注重“复仇”，前人已多有论及， [10]例如前举“庄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即发明荣复仇之义：“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 [11]类似这样的“荣复仇”褒贬之旨，在《微旨》中已完全不复可见。 《微旨》认为《春秋》褒贬，能变化周典，而得“变之正”，例如桓公“六年，蔡人杀陈佗”，陆淳等认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官者，杀无赦。陈佗杀太子之贼也，蔡虽邻国，以义杀之，亦变之正也，故书曰蔡人。” [12]蔡杀陈佗，所以得到宽宥，是因为“以义杀之”，而《微旨》屡屡指出，变化周典而得“变之正”的“义”，是“安社稷”、“保天下”的至公之义。“四年十二月，卫人立晋”，啖助云：“言立，明非正也，称人，众词也。所以明石碏之贵忠，而善其义也。此言以常法言之，则石碏立晋，非正也，盖当时次，当立者不贤，石 不得已而立晋，以安社稷也。故书卫人立晋。……即原情之义，而得变之正也。” [13] 《微旨》所强调的“变之正”，与公羊学所说的“权”有所不同。《公羊传》有大量以“权”说经的内容，但《微旨》则更倾向使用“变之正”的说法，这一说法出自《榖梁传》。其间的区别，可通过何休《解诂》对执郑祭仲之传以为知权的解释来理解，桓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公羊传》：“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 《微旨》所谓“变之正”，则认为合乎“大义”、“公义”的行为，虽不合周典，但犹得其“正”，这是对“皇极”、“大中”之道的追求。陆淳认为《春秋》精义在于“酌乎皇极”，这里的“皇极”，语出《尚书·洪范》，孔颖达正义将“皇极”训为“大中”。通观《微旨》的思想倾向，可知“大中”是以“尧舜之道”变化周典的结果，并非宪章周典、权衡事功所得。例如宣公“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陆淳等认为：“楚子之讨征舒，正也，故书曰人，许其行义也；入人之国，又纳淫乱之臣，邪也，故明书其爵，以示非正。《春秋》之义，彰善瘅恶，纤介无遗，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谓也。”此处的“瑕瑜不掩”，与“功过相除”的原则即有所不同。 《微旨》论“变之正”，往往与其所标举的“原情为本”联系起来。“原情”是强调从动机出发，善善恶恶，例如“郑伯克段于鄢”，啖助：“不称段出奔，言郑伯志存乎杀也；此言若云郑段出奔，则郑伯但有逐弟之名，而无杀弟之志也。” [19]这与汉代公羊学“原心定罪”的主张非常接近，《公羊传》隐公元年论及春秋书法之“及”与“暨”之区别，“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何休解诂：“举及、暨者，明当随意善恶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恶深；不得已者，善轻恶浅，所以原心定罪。” [20]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21]公羊学从“原心”出发而特重“首恶”，而对“首恶”的强调，在《微旨》中是多次可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原情”在《微旨》的褒贬体系里，其意义与“原心定罪”之于公羊学并不相同。公羊学的“原心”，是与权衡功过之轻重的原则相联系，“原心”影响到对功过的轻重考虑。《微旨》之论“原情”则是推重“至公”，讲求“变之正”，而以“至公之道”变化周典而得“变之正”，此“变之正”所以受到褒扬，并非以功覆过，而是合于“公义”、“大义”而为正，此“变之正”，往往基于内心之志，因此“原情”是“以诚断礼”的体现。《微旨》将公羊“原心定罪”的事功权衡，转向了推重至公，以诚为本的原则。这是中唐儒学变化中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微旨》议论褒贬的原则倾向，和啖助的春秋学观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啖助论《春秋》宗旨：“《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春秋宗指议第一》） [22]其核心，即是以尧舜至公之道，行“变周”之义，而“变”的基础，在于“以诚断礼”、“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但是，啖助的观点，并不能赅备啖、赵这一学派的全部意见，赵匡虽然和啖助“深话经意，事多响合”，但彼此也值得注意的分歧，如果说啖助之论，突出“变周”之义，赵匡则坚持以“从周”为前提，他批评啖助之论；“经之大义，或未标题；传之取舍，或有过差”；而其不当之处，在于“依公羊家旧说云春秋变周之文，从夏之质。”（《赵氏损益义第五》）。 [23]赵匡认为：“《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着权制也。” [24]所谓“兴常典”即是“从周”之义，而“权变”则是服务于“从周”之旨。 [25] 从“从周”之义出发，赵匡认为，《春秋》救世之宗旨，在于“尊王室，正陵替，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 [26]其义在于充分标举周典所树立的纲常名分，由此出发，“尊王”、“尊君”显然是第一要义。《微旨》所不太着墨的“尊王”之义，在《纂例》中则得到更丰富的表达，例如天子是否亲迎的问题，《纂例》明确提出，天子不当亲迎，所谓“考之大体，固无自逆之道，王者之尊，海内莫敌。故嫁女即使诸侯主之，适诸侯，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万乘之尊而行亲迎之礼，即何莫敌之有乎？” [27]有关研究所关注的啖、赵学派的“尊王”之论，基本上是出于《纂例》。 [28] 与《微旨》重“变之正”不同的是，赵匡将“权”推为《春秋》之核心宗旨，认为《春秋》之大要在于“兴常典，着权制，搜狩昏取，皆违礼则讥之，是兴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故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以权，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然则圣人当机发断，以定厥中，辨惑质疑，为后王法。何必从夏乎？”这里所谓“权”，是对“非常之事”、周典“所不及”者，进行裁断，圣心之智慧，在于如何将周典之原则，贯彻于典制所未尝规定的复杂现实之中，而并非如啖助所论，是以至公之道，变化周礼，而得“变之正”。在公羊学传统中，“权”意味着对事功的权衡考虑，是“知”的体现，而非“诚”的运用，赵匡之所以以“权”而为其《春秋》之论的核心，就在于他所理解的《春秋》宗旨，是“知”而非“诚”，是圣人合理恰当地贯彻典制的智慧，是对褒贬分寸的恰当掌握。他所提出的“圣人当机发断，以定厥中”之“中”，并非啖助所谓圣心“酌乎皇极”之“皇极”。前者出于“知”，后者本乎“诚”。 《纂例》相对于《微旨》，更充分地体现了《春秋》所呈现的圣虑深微的一面。例如《纂例·丧礼总论》：“凡诸侯在丧，而有竟外之事，以丧行者称子；以吉行者称爵，志恶浅深也。” [29]又如赵匡论用兵之例，十分详密，体现了《春秋》着权制之义：“《春秋》纪兵曷无曲直之辞与？曰：兵者，残杀之道，灭亡之由也，故王者制之，王政既替，诸侯专恣，于是仇党构而战争兴矣。为利、为怨，王度灭矣。故《春秋》纪师无曲直之异，一其罪也，不一之，则祸乱之门辟矣。其差者、甚者，则存乎其文矣。又曰，兵出殊称，何也？正名位也，王命之大夫曰某，君命之大夫曰某人，不称帅师，避不成辞也。年远人多难详，下大夫称师，讥委重于卑也，内之师少，则但称伐，或称及，详内以异外也。大夫书帅师，纪其为将也，不书帅师，不成师也。外则一之，莫能详也，君不称师，重君也；戎狄举号，贱之也。” [30]《春秋》诸侯相征伐，是周典常制所不及，故赵匡以为圣人当机发断，以定褒贬，其论精密，义理深微。类似这样的意见，在《微旨》中呈现较少，而是《纂例》之主要内容。 当然，作为一个学派，啖、赵之间有明显的会通之处，因此，《纂例》中许多出自啖助的对于例法的讨论，也与赵匡颇为接近。同时《微旨》所看重的责 因此，在反映中唐春秋学之伦常观念方面，《纂例》一书是更为集成的体现，它融合了啖、赵之间不无分歧的意见。 至于《纂例》与《春秋集传辩疑》，后者则是对《纂例》所不及备载的疑辩三传的内容进行汇辑，陆淳于《辩疑凡例》云：“集传取舍三传之义，可入条例者，于《纂例》诸篇言之备矣，其有随文解释，非例可举者，恐有疑难，故纂啖、赵之说着《辩疑》。” [32]其下所列凡例，则概括了取舍三传的标准，这些标准也贯穿在《纂例》疑辨三传的内容之中。 综观《纂例》、《微旨》、《辩疑》三书，可以看出，《纂例》是对中唐春秋学内涵最全面的反映。陆淳述《纂例》之成书过程云“啖子所撰《统例》三卷，皆分别条流，通会其义；赵子损益，多所发挥，今故纂而合之，有辞义难解者，亦随加注释，兼备载经文于本条之内，使学者以类求义，昭然易知。其三传义例，可取可舍，啖、赵具已分析，亦随条编附，以怯疑滞，名《春秋集传纂例》，凡四十篇，分为十卷云。” [33]可见，《纂例》汇总了啖、赵、陆三人对义例的思考，是一部集中反映三人思想分歧与会通的作品，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唐春秋学，应当对其义例之作《纂例》给以充分的关注。 二、 中唐春秋义例学的基本宗旨与方法 中唐以后，言《春秋》义例者，多称道啖、赵等人言例之成就，在《春秋》义例学史上，啖、赵等人的贡献，值得深入的分析。 啖、赵等人之言例，最显而易见的特色，是要摆脱三传之义例传统的束缚。赵匡严厉批评三传“其宏意大旨，多未之知，褒贬差品，所中无几。……至于分析名目，以示惩劝，乖经失指，多非少是。”如此悖谬错乱，遂使“圣典翳霾千数百年”， [34]所以要摆脱三传，直接发明圣经义例。当然，所谓摆脱三传，其实是依据自身的原则而对三传进行取舍，是融合三传义例而言例。自汉代以来，言义例者，多拘守一传，例如，刘歆《春秋左氏传条例》、杜预《春秋释例》即专据《左传》言例，何休《文谥例》专据《公羊传》，范宁《春秋榖梁传例》专据《榖梁传》。 [35]啖、赵等人则融合三传之例，对三传义例的取舍标准有两个主要内容：其一，在基本宗旨上，以“兴常典，着权制”的原则，反对公羊的改制之论，提倡宪章周典而“明常着变”；其二，在方法上，以“考经推理”的原则，驳斥三传言例之不合经、悖于理的地方。这使得啖、赵等人之言例，反对以史例说经、注重褒贬之义，同时也增强了强调义例内在贯通一致，立论有据的学术化色彩。 《纂例》一书的基本格局，是由赵匡“兴常典，着权制”这一宗旨所奠定的，因此，《纂例》对义例的分析，尤其关注“常典”与“权变”的关系。《公羊传》提出“常事不书”的原则，其立意之重点，乃在于发明孔子圣心独运之智慧，侧重乃在孔子“作”春秋之“作”意，而公羊所理解之“作”，乃包含了鲜明的改制创法之思想。赵匡虽然也强调孔子圣心制作，但认为其核心宗旨，乃在于宪章周典，补常法所不及，其立足点，仍在周典之常制，因此，他虽然接续了公羊家“常事不书”之说法，但其用意则侧重“常事”与“权变”之关系。他对于《春秋》缀述之体的概括，就鲜明地体现出着眼于“常”“变”之间的特点：“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所以体者，其大概有三，……，所谓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会，此常典所当载也，故悉书之，随其邪正而加褒贬，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赋税、军旅、搜狩、皆国之大事，亦所当载也，其合礼者，夫子修经之时，悉皆不取，故《公》、《谷》云，常事不书，是也。其非者，及合于变之正者，乃取书之，而增损其文，以寄褒贬之意，此其二也；庆瑞、灾异、及君被杀、被执及奔放逃叛、归入纳立，如此并非常之事，亦史册所当载，夫子因之加褒贬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 [36] 通观《纂例》一书，其中讨论“常典”即周典礼制的内容，十分丰富，如“王臣来聘”例，啖助云：“《周礼》云天子时聘以结诸侯之好，人君亦有聘士之礼。《榖梁》曰，聘诸侯，非正也，言天子不当聘诸侯，殊误矣。” [37]此处以《周礼》驳《榖梁》之非。又如对告月视朔例、郊庙雩社例等的讨论，更有许多考求周礼典制之语。又如“朝”例，论及诸侯相朝之义，则云“据《周礼》五等之制，以牧伯帅之，则必令相朝，但不知令几年一行耳，其正礼不可得而寻也。” [38]虽然“正礼不可得而寻”，但据“常典”以论《春秋》述作之义的用心，还是显然可见。 在关注“常典”这个问题上，啖、赵与杜预据《左传》而言例的特点，多有接近之处。杜预将义例区分为正例、变例、非例，正例是史书之旧章，反映了周公垂法；变例则是孔子新意。其《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 [39]杜预认为，《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国国史所修，鲁国旧史秉承周公遗制，孔子作《春秋》“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40]杜预非常关注对“正例”的探讨。《释例》中有不少内容是在综辑坟典，探究古礼，以明周公遗制，以此为基础分析《春秋》的褒贬之旨意。例如《释例》分析“即位例”，则云：“凡有国有家者，必审别嫡庶以明正统，君薨之日，嗣子之位已定也。《尚书·顾命》即是天子在殡之遗制也，推此亦足以准诸侯之礼矣。天子诸侯丧制与士不同，国史每备而录其得失，嗣子位定于初丧而改元必须逾年者，继父之业，成父之志，不忍有变于中年也，遭丧继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国史皆书即位，于策以表之。隐既继室之子，于第应立，而寻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让桓。天子既已定之，诸侯既已正之，国人既已君之，而隐终有让国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礼也。” [41]这里，《释例》先以大量篇幅分析“典策之正文”，根据《尚书》等文献记载加以推度考订所谓“即位”之礼制，再以此为基础，对比分析隐公何以不行即位之礼。 杜预对“经国之常制”的关注，与啖、赵等考求“常典”的追求，颇多近似。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赵匡曾经明确批评杜预以“五十凡”为周公遗制的说法，所谓：“杜预云，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又云，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又云诸侯同盟，薨则赴以名，又是周 啖、赵等人言例，对公羊义例中一切改制的因素，都完全回避，或袭其貌而略其神，例如公羊言例特重内外，赵匡所论缀叙之体之一，也是“详内而略外”，但《公羊传》认为，详内的宗旨，在于自近者始，正人先正己。隐十年“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何休解诂：“于内大恶讳，于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因见臣子之义，当先为君父讳大恶也。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适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 [44] 啖、赵等人也强调内外之别，《纂例》所讨论的例法，多区分内外，如“内逆女”、“外逆女”“内大夫卒”、“外大夫卒”、“内伐”、“外伐”等。但对内外的理解，与《公羊传》多不同，《春秋》何以详内？原因在于记本国事，自然较他国为详细，“凡内灾皆书日，内事自详也。” [45]而至于恶行，无论内外，皆当书之：“《公羊》曰：外大恶书，小恶不书，内大恶不书，小恶书，殊非也。立教之体，事无巨细，皆论其可否，何得论其小大乎？且外事于例合书即书，小小侵伐等及大夫出奔已来，悉书之，何名小恶不书乎？内恶如弑君等俱隐避其文以示臣礼，然而不地不葬以见事实，至于诸恶，无不书者，何言大恶不书乎？” [46]啖、赵等人驳斥了公羊对内外书法的解释，此外，啖、赵等人对于《公羊》、《榖梁》的日月例，也指为“穿凿妄说”而一切不取，认为“凡用日月，史体当耳，非褒贬之意。” [47]就《公羊》而言，内外例与日月例，都与其改制说有一定联系。啖、赵的意见，虽从穿凿处立论，但与其反对改制之说的思想倾向不无关系。他们曾多次指出，三传言义，以《榖梁》最精，其原因就在于，《榖梁》既无《左传》以史说经之倾向，也不似《公羊》立意改制而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 啖、赵等人言例之又一显著特色，是以“考经推理”之方式，取舍三传，树立己意。所谓“考经”，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综考春秋经文，属辞比事以得其义。例如赵匡据春秋经文，考证四时之祭，皆用夏时，其文云：“周虽以建子为正，至于祭祀，则用夏时本月以行四时之祭，故桓公八年正月烝，则夏之仲冬也；闵二年，五月……此事理制都无定证，今考经推理，宜尔故也。” [48]又如对于赵匡所言用兵之例，人或疑之，质之陆淳：“今用赵氏之例，何知必然？”陆淳云：“据《春秋》书侵者，凡五十有七，无事迹者莫知，其可验者，亦可略举。” [49]其下据《春秋》书侵之经文左证赵氏之说。属辞比事以求义例，本是义例学的核心，而在春秋义例学史上，今天所知极为注重通贯全经以说明义例的，杜预《春秋释例》是较早的代表。啖、赵等人“考经”以言例，与杜预颇多近似。 “考经”的另一含义，是将《春秋》与其它儒家经典旁通综观，例如，对禘义之讨论，则考究《礼记》之文以立论。这主要是为了考订所谓“常典”。这些“考经”之论，强调经文之左证，经文内在事理的一致，这使啖、赵等人对义例的探求，有了很强的学术化色彩。在“考经”的这两层含义中，前者是主要的，《春秋》义例主要还是要据《春秋》经文本身属辞比事以定，《纂例》论《春秋》之省文，就指出“此等皆以示讥耳，此止施于《春秋》义例之内，不可遍求于五经也。” [50]这说明，啖、赵等人之考经还是服务于褒贬大义的经学追求，并未充分实证化。 啖、赵等人虽重经文之左证，但同时也讲求“推理”，即在考经的基础上，断之以“理”，这在驳斥三传时，时能揭示其错讹悖谬，但仍包含很多主观臆测的成分。前人批评啖、赵陷于穿凿，即是针对这种“推理”的弊端而言。中唐春秋学疑辨学风之局限与成就，也多由此体现出。对此，有关的研究多有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中唐春秋学之言例，是以“明常典，着权制”为基本框架，吸纳“立忠为教，原情为本”、以诚断礼之因素，在方法上，提倡“考经推理”，其精神宗旨与“考经推理”的方法之间，有相互增强的作用，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接续和深化了杜预义例学的学术化特点，宋元以下，言义例者不乏其人，观点言人人殊，但由于啖、赵之论，能立足考经推理之详密推求，因此，其观点仍然很受重视，从中唐思想史环境来看，啖、赵等人的义例学对“变周”、“从周”的复杂思考，以及透过具体义例的总结所表达的用心，及其现实关怀，亦是理解中唐儒学制度思考的重要切入点，此一研究需联系中唐思想史环境综合讨论，非本文所能容纳，还需俟诸新的讨论。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唐古文与儒学转型研” ( 10BZW038)、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中唐儒学与古文运动研究” (教外司留 2010- 609)阶段成果之一。 [2]关于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著作，张稳苹、户崎哲彦有细致的钩稽考辨，参见张稳苹《啖、赵、陆三家之〈春秋〉学研究》（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民国89年）页78-88；户崎哲彦《关于中唐的新〈春秋〉学派》，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民国91年）页462-482。 [3]陆淳纂《春秋集传微旨》，《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卷上，页10。 [4]同前注，卷中，页28。 [5]同前注，卷下，页58。 [6]同前注，卷上，页8。 [7]同前注，卷上，页15。 [8]同前注，页1。 [9]同前注，卷上，页14。 [10]关于《公羊传》荣复仇之义，段熙仲有深入的分析，参见所著《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552-558。 [11]（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卷6，页122。 [12]陆淳纂《春秋集传微旨意》卷上，页8。 [13]同前注，卷上，页4。 [14]《春秋公羊传注疏》，卷5，页97-98。 [15]同前注，卷5，页97。 [16]《春秋公羊学讲疏》页559。 [17]《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1，页236-237。 [18]关于公羊学“以功覆过”原则，高恒有细致的讨论，参见所著《公羊春秋学与中国传统法制》，柳立言主编《传统中国法律的理念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页21-22。 [19]《春秋集传微旨》卷上，页3。 [20]《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页14。 [21]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页92。 [22]陆淳纂《春秋集传纂例》，《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1，页2。 [23]同前注，卷1，页6。 [24]同前注，卷1，页6。 [25]关于啖、赵思想的分歧，参见（日）吉原文昭《关于唐代〈春秋〉三子的异同》，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页339-397；拙作《啖、赵〈春秋〉学的分歧与会通——“变周”、“从周”与中唐思想变化》，《中国经学》第4辑（2009）页177-190。 [26]《春秋集传纂例》卷1，页6。 [27]同前注，卷2，页34。 [28]张稳苹对中唐春秋学尊王思想有细致的分析，其中举出的例证，多出自《纂例》，参见所著《啖、赵、陆三家之〈春秋〉学研究》，页128-133。 [29]《春秋集传纂例》卷3，页63。 [30]同前注，卷5，页95。 [31]同前注，卷7，页156。 [32]陆淳纂《春秋集传辩疑•凡例》，《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3]同前注，目录，页1。 [34]同前注，卷1，页7。 [35]关于汉代《春秋》义例学撰作情况，王葆玹做了详细的梳理，参见所著《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14-119，页184-191。 [36]同前注，卷1，页7。 [37]同前注，卷4，页68。 [38]同前注，卷4，页66。 [39]（晋）杜预注 （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4-17。 [40]同前注，页11。 [41]（晋）杜预撰《春秋释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卷1，页6。 [42]《春秋集传纂例》卷1，页8-9。 [43]同前注，卷2，页20。 [44]《春秋公羊传注疏》卷3，页63。 [45]《春秋集传纂例》卷9，页195。 [46]同前注，卷9，页190。 [47]同前注，卷9，页197。 [48]同前注，卷2，页26。 [49]同前注，卷5，页96-97。 [50]《春秋集传纂例》卷8，页18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