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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战国策》是刘向以多种名目古书汇纂、整理而成的一部典籍。原为三十三篇，后改篇为卷。至宋《崇文总目》已缺十一卷，曾巩访求而补，始足其数，流传至今。它是史书还是子书？宋以来学界就持论不一。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后，论者对这部曾被《汉书·艺文志》列入“春秋”类著作多倾向于纵横家书。无论属哪一类，其对后世的史料价值不容忽视。从司马迁著《史记》到今人写战国史，《战国策》都是最重要的史料依据。这固然是由于秦始皇的一把火焚毁了《秦记》以外的各国史记，同时也因为《战国策》全书属于叙事，而形态类乎纪实。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计二十七章，内有八章又数段与《战国策》相同[1]，这在得以证明后者有关苏秦的较多章节显为虚拟的同时，也证明了其书确有相当多的战国时期的史事记录。 最早把《战国策》由史部改隶子部“纵横家类”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纪事不尽实录，难尽信”（卷第三上）。其后质疑其某章真实性者代不乏人，于今为盛。 “拟托”即虚拟之文，自非史作。学界或称之散文，或称之寓言，或称之小说与传奇小说。广义的散文系对韵文或骈文而言，以称非韵非骈的《战国策》文自然不错。但在文体区分日趋细致与完备的今天，则易混同于狭义的散文。狭义散文，就其整体而言，一般不为虚拟的叙事，策中某些纪实之作（如《触龙说赵太后》）才是货真价实的散文。寓言倒是虚拟叙事，但其普遍的夸诞特征一望可知，无须考辨。《战国策》虽有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等寓言成分，但那只是文中人物所讲之事，是作品的一个部分，各章整体均非寓言。非但不是寓言，还有事体外观的拟实性，所以才须仔细辨别方知真伪，否则常被以假乱真。如此看来，那些原本冒充实事并“骗”过历代学者的虚拟叙事应是早期拟实小说，有些还是篇幅较长，人物、情节与结构相当完整的小说，较之《晏子春秋》、《墨子》、《荀子》中的拟实之作已有明显的艺术发展。本文拟对其部分作品加以辨析。引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以姚宏注本为底本的《战国策》，参考鲍彪注本，择善而从。 一、虚拟纵横家游说之作 战国中后期，纵横家的游说活动盛极一时或倡合纵，或主连横，主要代表人物当是苏秦和张仪。据《战国纵横家书》显示的情况，苏秦活动的时代较晚，后于张仪。由于《史记》将两人的时代搞颠倒了，又由于苏秦合纵抗秦的主张顺应秦汉人之心，并留下《苏子》三十一篇，遂成了纵横家之首。《战国策》中苏秦游说六 令人刮目的是写苏秦游说的别种作品。《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写苏秦最早以连横游说秦惠王，劝其“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十次上书而秦王不从，于是“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弃秦而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慨叹之后，发愤读书，夜深“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后揣摩太公兵法而成，游说赵王，一举成名，“封为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全文约一千三百字，不只写了主人公的游说活动与言词，还写了他的挫折、受辱、攻苦与成功后的荣耀，尤其写了家人对其前倨与后恭的态度，颇有意味。但作品亦非纪实之文。据《战国纵横家书》，“苏秦的主要活动是在齐湣王统治齐国的时期”[4]，与游说其前多年的秦惠王不合。而连横的另一代表人物张仪主要活动于秦惠王时期，被用为秦相，惠王用其联合韩、魏攻楚的策谋，夺取了楚的汉中。如此重视连横、重用张仪的秦惠王，不会对当时主张连横的苏秦十次上书而不理。凡此都是小说家的造作，是用以磨炼、表现苏秦的小说笔法。至于让苏秦说秦“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则如史家所指出的，“胡、代在赵之北，并非秦地。秦取巫、黔中在昭王三十年，去惠王之死已三十四年”[5]，与当时地理形势龃龉难合，显然是后人照战国后期秦吞并了多国之后的地理状况杜撰而成。通篇用语多有夸饰，“以耸听闻”，“视为小说传奇可矣”[6]。这种小说的夸张笔法，把苏秦的荣辱与世情冷暖充分典型化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李白在《别内赴征》中写道：“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此后白居易、苏轼等多位诗人都在诗中用过本篇这一典故。明代苏复之还以此为题材写了传奇《金印记》。还应指出，先秦诸子中的拟实之作表现人情世态的极为罕见，本篇成为后世此种主题小说之滥觞。 《齐策三·楚王死》是将纵横家苏秦游说本领极端化的作品。楚王死，楚太子在齐为质。苏秦建议薛公不放太子回楚，以求楚献近齐之地——下东国。薛公以为“郢中立王”而“我抱空质”，妄“行不义于天下”。苏秦说可谓楚之新王“与我下东国，我为王杀太子。不然，我将与三国共立之。”如此就能稳取欲得之地。作者在此竟插入以下直白： 苏秦之事，可以请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东国；可以益割于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直去；可以恶苏秦于薛公；可以为苏秦请封于楚；可以使薛公以善苏子；可以使苏子自解于薛公。 随后苏秦向薛公请行，去楚说服了新王献出下东国；回头以此要挟太子对齐割地加倍以换取齐国“必奉太子”；这又引起新王的惶恐，“益割地而献之，尚恐事不成”。苏秦再对新王表示，他可赶走太子这个祸根；而后谓太子割地乃是空名，以齐楚“交成”吓走了太子。不仅如此，又使人说服楚新王封苏秦为武贞君，使景鲤请薛公“以善苏秦”。总之是将上段直白一步步变为现实。这里所谓“楚王死”，显然是指楚怀王，新王应为楚襄王（实际也就是在齐为质的楚太子横，在此被作者一分为二），薛公即齐相孟尝君田文。把纵横家的诡计多端渲染到如此地步，既与楚怀王被秦扣留期间齐归楚太子横立为襄王的史事大相径庭，又多悖于人情事理，其为“虚设之辞，不足深辩”[7]。实际是将作者代苏秦所能假设的种种情况一一作为实境写出，以显示苏秦极善策谋与辞令。其表现方法很像把种种推测加以实写的现代推理小说。即此就有其特别的价值，谓为推理小说之先河亦无不可。齐思和说“此章胜境层出，奇变无穷”[8]，也是就早期小说艺术而言。 与此相关的是《楚策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也写楚怀王死，在齐为质的楚太子答应向齐献东地五百里才得归国立为襄王。后齐遣使索地，子良以为“不可不与”，昭常以为“不可与”，景鲤主张“索救于秦”。而慎子让襄王并用三人之策：以子良为献地之使，遣昭常为大司马“令守东地”，派景鲤去秦求救。结果，齐王兴兵讨伐昭常，未临边界，秦军已到，谴责齐国不仁不义，齐即收兵。据《楚世家》，怀王被留于秦，齐归楚太子立为襄王，并无要楚献地之事。楚襄王三年，怀王死于秦，秦归其丧，“秦楚绝”。本章内容与此种史实处处抵牾，求救于所仇之秦更是荒唐。三策并用则近乎儿戏。作者想出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纵横之术，恐怕不只是为了给致力于纵横之学的人提供学习的样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兴趣，写着读着都颇有意味。这也正是虚拟作品能娱悦读者的审美功能。 策中张仪游说六国君主连横之文亦有六章，列于苏秦游说六国君主各章之后。史家辨明，它们也全是后人的“拟托”[9]。张仪好像在苏秦之后冒出的对手，逐一破坏苏秦的合纵。他比苏秦早死25年，在游说赵王和魏王时却两次谈到苏秦被车裂而死，岂不怪哉？张仪为秦游说各国，至少表面上应取平等“与国”联合的态度，而其说词却大言不惭要各国“事秦”，不“事秦”就要“下甲”来攻，轻则失地，重则危国。这不像连横说词，更像居高临下的威胁、恫吓或最后通牒。更可怪者，各国之王闻其说词，非但不怨不怒，反愿“敬以国从”，“割地以事秦”，甚至表示“请比郡县”或“请称东藩”，一片归顺之声，没有丝毫七国争雄的气息。这无疑是秦统一后或已形成统一大势情况下作者的虚拟。其中魏王回应之语为“请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效河外”；韩王回应之语为“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两者遣词用语同如版印。再看苏秦说魏王之语：“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臣窃为大王愧之。”原来魏、韩二王回应张仪之语竟然照录苏秦讽喻魏王之言。这不仅说明张仪上列游说之文乃是后人的滥造，那滥造之人还可能就是苏秦游说六国之文的作者。在这些作品中，合纵与连横在很大程度上被作者写成以往的纵横家随意左右国君的政治游戏，国君也都顺乎纵横家之意，随意作答。不仅没有历史的真实性，也缺乏拟实小说应有的严肃性。 表现张仪之作也有富于小说意味者，那是《楚策三·张仪之楚贫》。它写张仪在楚，贫至“衣冠”破敝，舍人“怒而欲归”。张仪曰：“子待我为子见楚王。” 张子见楚王，楚王不说（悦）。张子曰：“王无所用臣，臣请北见晋君。”楚王曰：“诺。”张子曰：“王无求于晋国乎？”王曰：“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张子曰：“王徒不好色乎？”王曰：“何也？”张子曰：“彼郑、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未尝见中国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独何不好色也？”乃资之以珠玉。 当时受楚王宠幸的南后与郑袖“闻之大恐”，分别向张仪献黄金千斤与五百斤。张仪辞楚王，求王“赐之觞”，又请“招所便习而觞之”。王乃召南后、郑袖同饮。张仪再拜而请曰：“仪有死罪于大王。”王问：“何也？”张子曰：“仪行天下遍矣，未尝见人如此其美也。而仪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释之，吾固以为天下莫若是两人也。”张仪如此骗取楚王与南后、郑袖的财物，像个挖空心思的江湖骗子，而不像是纵横家。据《史记·张仪列传》，张仪未得志时，曾被楚相诬其盗璧而遭毒打，此后再至楚时，已贵为秦相，且“往相楚”何得曰贫？此章为后人杜撰显而易见。而作为早期小说，却是佳作。两个对话小场面写得跌宕起伏，风帆饱满，把张仪的骗术之高、足智多谋和楚王的好色、愚蠢、自以为是一并展示给读者。特别是最后一笔，在刻画楚王被张仪玩于股掌之上的同时，也充分显示出这位国君自作聪明、自鸣得意的心理和憨态。 二、虚实参半的拟史之作 《战国策》中的小说并不全是凭空虚造的纵横家的游说活动与辞令，也有将战国时期的真人事迹加以想象与生发，或将虚拟的人物事迹置于切实的历史背景，形成亦假亦真、虚实参半的拟史之作，亦即早期历史小说。 《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写在邯郸经商的吕不韦得遇在赵为质的秦王子异人，回家谓其父曰：“田耕之利几倍？”父曰：“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答曰：“百倍。”再问：“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答以“无数”。不韦曰：“愿往事之。”随后就去见异人，并入秦游说王后之弟阳泉君：“王年高矣，王后无子，子傒有承国之业，士仓又辅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仓用事，王后之门必生蓬蒿”，阳泉君也就“危如累卵”；倘能让王后立异人为太子，则“王后无子而有子”，阳泉君的富贵可保永久。阳泉君又去说服了王后“王后乃请赵而归之”。赵不肯放，吕又晓以利害，“赵乃遣之”。因王后是楚人，吕使异人“楚服而见”，改名子楚，终被秦王立为太子。后“子楚立，以不韦为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以“王后为华阳太后”。据《史记·吕不韦传》，在赵为质的子楚确是由于巨贾吕不韦的大力游说才得以返回秦国，作了太子，最后被立为秦庄襄王，封吕不韦和华阳太后。这一历史轮廓大体合于实际，但具体过程和情节、细节却远非如此，两书的差异既大且多。钱穆就曾指出三点：“《史》谓不韦入秦当昭王时，而秦策吕不韦为子楚游秦，已当孝文王世，一异也。《史》谓不韦先说华阳夫人姊，而秦策不韦所说乃秦王后弟阳泉君，二异也。《史》谓子楚于邯郸之围脱亡赴秦军，而秦策乃王后请赵，而赵自遣之，三异矣。[10]非但此也，游说之世不同，人物身份也就大异。列传中的吕不韦为子楚游说直至与之归秦，子楚之父都不是国王，而只是太子安国君；其“甚爱姬”为华阳夫人，而非王后。游说对象不同，说词也就大不一样，“王年高矣”云云尤其不着边际，因为孝文王只立一年就驾崩，何言“年高”？既非年高，建立在“王年高”基础上的下面言语就都是虚造。这充分说明秦策此章违背历史，掺入太多的想象与虚构，而别有所据的《史记》所记则较为近理。又者，开头写吕不韦与其父较论获利之大小，显非可以告人者，谁能知之？当是小说家的臆想之词。总之，诸多方面都清楚地表明，篇幅曼长的此章乃是虚实参半的拟史小说。 《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写楚之庄辛看到楚襄王宠幸佞臣，“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就警告他：“郢必危矣！”襄王非但不听，反谓其“老悖”、“楚国祅祥”。庄辛乃避之于赵。五个月后，“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揜于城阳”。襄王于是把庄辛接回，表示懊悔，问他：“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庄辛对以俗语：“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并说：“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随后以蜻蛉、黄雀、黄鹄只顾得意而飞终被人获反复为喻，说明只顾享乐必将失地或亡国之理，并举蔡圣侯被楚子发所灭与襄王失地迁都并论。襄王闻而“战栗”，遂“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新序》卷二也有类同的记载，末云：“乃封庄辛为成陵君而用计焉，与举淮北之地十二诸侯。”此章向被史家奉为信史，或谓“丧乱之后，补败扶倾之计皆出于庄辛”[11]，甚至将庄辛与楚之申包胥、屈原并列[12]。只有姚鼐认为“以弋说襄王”及庄辛篇“并是设辞”[13]，但未讲明缘由，似难骤断。不过，我们虽不能确证全文之伪，却可辨析作为其主要部分的庄辛的说词。其最初以“亡羊补牢”等语回答襄王之问，切中肯綮，合情入理。其后以虫鸟、蔡圣侯为喻作比，洋洋四五百言，只为说明一点：“淫逸侈靡”就会亡国。而这，正是他最初进谏就说明了的，如今王已知悔，再度宣讲则无的放矢。“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等语与初谏完全重复，且对襄王答非所问。此处虫鸟之喻源于《庄子·山木》所写的蝉、螳螂与异鹊，其间一物降一物的生物链原是一种整体意象，很能发人作哲理思考，经过本章作者的衍化与生发，变成三种虫鸟与人的关系：三者同样被人捕获，构成三种相同的意象，浅显、絮烦而又重复。此等说词谁耐久听？又者，蔡无圣侯，或声侯之讹，而声侯并非亡国之君；楚灭蔡，蔡君为蔡侯齐，时当楚惠王四十二年（前447），下距楚宣王当政（前369）尚有七十八年，楚臣庄辛不会如此无视楚国的历史，对国王信口开河，应是对楚、蔡历史一知半解者的胡乱杜撰。可见庄辛的说词大半虚拟，全章倘非尽属“设辞”，至少也是虚实参半的拟史小说。由于秦遣白起取楚之鄢、郢、巫诸地不在同一年，而在襄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与此章谓庄辛避赵五月不合，前人乃疑“五月”为“五年”之误；而“此数年中，秦无取陈、蔡事”，则又疑“上蔡或即上庸之讹”[14]，其实，不合者尚不只此，襄王流揜之地不是城阳，而是陈城，“若城阳，乃齐也”（鲍彪注语）。倘能识破本章乃是容有虚构的小说，诸如此类的挂碍也就不复存在了。 《楚策四·楚考烈王无子》，写春 《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写赵孝成王九年（前257），秦兵围困赵都邯郸，魏使晋鄙救赵，畏秦而“不进”。魏王又使辛垣衍入邯郸，告 三、模拟别文的仿改之作 如果将《战国策》与先秦别种子书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某些作品的意象结构与前人著述既有种种差异，又有明显的相似与雷同，是对既有意象结构蓄意模拟与发展的仿改之作，其品格自然是虚拟的小说。 《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写齐臣邹忌颀长而美，“窥镜”问妻与妾：他与城北徐公谁美，妻与妾都说他美过徐公。他不自信，又问客，客也说他比徐公美。明日，徐公来，熟视而“自以为不如”。对镜自视，“又弗如远甚”。于是“寝而思之”，悟出道理，入朝见威王曰：“臣诚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是观之，王之蔽甚矣！”威王于是下令：能面斥其过者受上赏，上书谏者受中赏，“谤议于市朝”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而后“时时间进”，一年后则无言可进。“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亦传世名篇：《邹忌讽齐王纳谏》。再看《吕氏春秋·达郁》的如下记述： 列精子高听行乎齐湣王，善衣东布衣，白缟冠，颡推之履。特会朝雨，却步堂下，谓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娇且丽。”列精子高因步而窥于井，粲然恶丈夫之状也，喟然叹曰：“侍者为吾听行于齐王也，夫何阿哉！又况于所听行乎万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无所镜，其残亡无日矣。” 又，《艺文类聚》卷二十三引《新序》云： 齐王聘田巴先生而将问政焉。对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于群臣。王召臣，臣改制鬋饰问于妾：‘奚若？’妾爱臣，谀臣曰：‘佼。’臣临淄水而观，然后自知丑恶也。今齐之臣谀王者众，王能临淄水见己之恶过而自改，斯齐国治矣。” 马骕《绎史》卷一百十九引录《类聚》此文后，加按语云：“《国策》之邹衍（‘忌’之误）、《吕览》之列精子高、此之田巴，其辞一也。”这个见地是不错的。三者有着显见相似的意象结构。但三者谁模仿谁？所见参差。从内容与文字来看，《战国策》此章包含了《吕览》与《新序》两篇，并作了较多的生发、铺陈和演义。列精子高只问侍者，未问妻、妾，且限于自省世态，未谏齐君；田巴只问妾，未问他人，且只限于讽谏齐王的话语，非客观叙事[19]，亦无自省；邹忌问妻、问妾又问客，既有自省，又力谏齐王，且由齐王下令，广为纳谏，并收到强国的显著功效，从而成为三者之中结构完整、篇幅可观、意象繁复，因而也更富于艺术美感的名篇。它应是模拟另外两篇而加以变化和大力发展的仿改佳作。当然，《战国策》此章仿拟的《新序》之文，不是经过刘向编纂之文，而是其编纂所据之文。 《魏策四·秦人使人谓 《战国策》是由多种同类古书汇纂而成。据刘向《叙录》，原书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六种之多。彼此之间或不乏模拟、仿改之作，便是同一种原书也不排除甲仿效乙的虚拟之文，从而造成《战国策》内部意象结构部分相同或相似的篇章，而其作品的整体也有出色的发展与创造。 《齐策四》有两章说服齐宣王重士之作。说者一为颜斶，一为王斗。两作均以说者不肯趋前而要宣王趋前开头，谓说者趋前为“好势”，而王趋前为“好士”，用语也大同小异。王斗当即就使宣王趋前而迎。颜斶则为此大费周折。王“忿然作色”地质问：“王者贵乎，士贵乎？”颜斶答以“士贵”，并举出“秦攻齐”时的命令为证：“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采樵者，死不赦。”“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结论是“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王左右仍不服气，颜斶乃以古时尧、舜、禹、汤、文、武无不重士说服了宣王。王欲为其弟子，颜斶不受而去。王斗虽然顺利使王“迎之于门”，而说自己“生于乱世，事乱君”却让宣王“忿然作色”。随后他说起九合诸侯的齐桓公被天子“立为大伯”，谓宣王亦“有四焉”，宣王以为夸他，而王斗曰：“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而后又驳斥宣王“当今之世无士”说和“寡人忧国爱民”说，使王承认“有罪国家”，当即“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后者又载于《说苑·尊贤》，王斗作淳于髡。上述两章不仅主旨相同，游说的对象同为齐宣王，要王趋前的意象更如一人之语，最后也皆以说服宣王重士而告终。故而其一当为另一章的仿改之作。但改动甚大，各有可观的独特意象，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但两章都非实录，而是虚拟。前章引用“秦攻齐”令，而据《史记》两《年表》及相关史料，不仅春秋时期没有秦攻齐事，直至齐湣王十六年（前285）秦遣蒙武“击齐”以前，始终没有秦攻齐的记载（秦与齐远隔三晋，岂得轻易而攻伐），宣王时的颜斶何以能言？其为后人的杜撰自不待言。后章王斗将九合诸侯的姜姓桓公误认作田姓宣王的“先君”，也是“昧于齐国史事者所为”[22]。又者，在列国诸王中，齐宣王不是轻士，而最重士。太史公说他“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23]。这样的宣王不会说“当今之世无士”之类的话。两者既都属于虚拟，哪章是仿拟之作就难于判断，但都是各有创意的小说作品则是显而易见的。 《赵策三·建信君贵于赵》，写公子魏牟过赵，赵王迎入，请教“为天下”之道。其时“前有尺帛，且令工以为冠”。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国若此尺帛，则王之国大治矣。”赵王不悦。魏牟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郎中为冠？”王曰：“郎中不知为冠。”魏牟曰：“为冠而败之，奚亏于王之国？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为虚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与幼艾……辇建信君以与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至《赵策四·客见赵王》，变魏牟为“客”，尺帛为冠化作买马： 客见赵王曰：“臣闻王之使人买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马之工也。”对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国事，又不知相马。”……对曰：“买马而善，何补于国？”王曰：“无补于国。”“买马而恶，何危于国？”王曰：“无危于国。”对曰：“然则买马善若恶，皆无危补于国。然而王之买马也，必将待工。今治天下，举错（措）非也，国家为虚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与建信君，何也？”赵王未之应也。 后者的意象结构显然是从前章翻出来的，某些文字也相似相同。而将尺帛为冠改作买马相马，并增加对话层次，给人以意象一新之感，明旨达意更见灵通与透彻，是一篇颇具意趣的仿改小说。而前章是否纪实，尚须考辨。策中有关建信君之文多达十章，可见实有其人。他是事赵王以色的幸臣，一度为相，与秦文信侯、楚春申君同时。本章魏牟有“王之先帝驾犀首而骖马服以与秦角逐”之语，“则在孝成王之时明矣”[24]。而魏牟，“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25]。汉志道家类载《公子牟》四篇，班固谓其“先庄子”。《庄子·秋水》写公孙龙语魏牟：“龙少学先生之道”，则魏牟又是公孙龙的师辈，班固之言或非妄度。宋王应麟亦据此篇“公子牟称庄子之言以折公孙龙”谓其“与庄子同时”[26]。庄子约生于纪元前369年，魏牟即便略小于庄子，至赵孝成王之时（前265—245），也早已老耄，岂能“过赵王”而说之。可见此章也是后人借魏牟之口讽喻赵王宠 策中还有些模拟、仿改之作，但很少创新，这里就不多谈了。 结语 史家谓战国为“纵横之世”，体现纵横家思想的《战国策》最具纵横之世的时代特征。便是虚拟的小说作品，也是以表现刘向所谓“高才秀士”的“奇策异智”为主要内容，充分展示出那个“逞干戈，尚游说”的时代风貌，塑造了以苏秦、张仪为首的新兴暴发的士大夫——纵横家们的鲜明形象和战国君臣的形形色色。从这方面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与时代的密切关系超过了以往任何早期小说。 《战国策》又不同于其他先秦子书。它不是出自个人或某一门派人物之手，而是多种同类型书的集合体。虽多纵横家策谋之文，却远不限于演义纵横之术，不乏彰显志士仁人高风亮节的小说佳作。《鲁仲连义不帝秦》、《唐且不辱君命》和《邹忌讽齐王纳谏》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战国策》中的小说，与其他先秦拟实小说一样，以人物对话为其主要表现手段而更加突出由于游说的需要，文辞纵横奔放，气势恢宏，甚或极尽发挥，痛快淋漓，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概，加之小说家的想象与虚饰，形成醒目的夸张以至夸诞的艺术特色，各类主人公的形象轮廓因而显得格外明晰，从而在我国早期拟实小说的发展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价值。 注释： [1]参见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载《战国纵横家书》，文155页。 [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战国策》计497章，缪著计考495章。 [3]参见缪文远《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3—94、138—139、176—177、213—214、259、293诸页。 [4]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载《战国纵横家书》第165页。 [5]缪文远：《战国策考辨》，版本同前，第30页。 [6]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7]马骕：《绎史》卷一百三十一注，四库全书本。 [8]齐思和：《战国策著作时代考》，载《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8页。 [9]参见缪文远《战国策考辨》，版本同前，第94、139、178—179、213—214、260、296—297诸页。 [1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2页。《史》为《史记》之简。 [11]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五，同治十二年（1873）永康胡氏退补斋刊本。 [12]参见黄震《古今纪要》卷一，四库全书本。 [13]姚鼐：《古文辞类纂》卷六十三《庄辛说襄王》按语，清同治八年（1869）苏州书局刊本。 [14]参见金正炜《战国策补释》卷三，民国十三年（1924）贵阳金氏十梅馆刊本。 [15]参见黄式三《周季编略》卷九；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493页；缪文远《战国策考辨》第162页。 [16]黄式三：《周季编略》卷九，清同治十二年（1873）浙江书局刊本。 [17]缪文远：《战国策考辨》，版本同前，第191页。 [18]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19]《太平御览》两引此文，异于《类聚》。其卷六十三所引还只多出“问从者，从者畏我，曰‘美’”之语；卷三百八十二所引却将田巴话语所述之事变成作者客观叙述：“ [20]《史记》卷二十六《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35页。 [21]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卷七，四部丛刊本。 [22]缪文远：《战国策考辨》，版本同前，第117页。 [23]《史记》卷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版本同前，第1895页。 [24]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卷六，版本同前。 [25]郭象：《庄子·让王》注引司马彪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 [26]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六，清刊本。 [作者简介]：马振方，辽宁凌海市人，1933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